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近代，大量西方舶来品或直接、或经日本传至中国。知识的爆炸，正合国人急欲改造的需要；新旧体系之间的过渡，也给新知提供了发挥空间。于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接纳乃至创造新知，这个过程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可探讨的具体话题。

在时代危机的刺激下，“幸运”的舶来品能得到官方支持而迅速推广，诸如教育、西医、农学等。相比之下，有些舶来品就没这么“幸运”，比如催眠术。催眠术传播到中国，与其他新知的传入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但是处于国家关注的边缘，甚至遭受抵制和打压。《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和反映了这种新知在传播中面临的尴尬。作者张邦彦先生敏锐地寻得角度，既然催眠术遭到上层忽视，那么正好给考察“大众”如何“自下而上”地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机会。作者关怀“大众科学”，问题意识强烈，精心铺陈史实、加以相关理论，构建“大众”如何形塑“科学”的历史叙事，不仅再现了近代催眠术的历史沉浮，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有在历史视野中揭开催眠术神秘面纱的作用，令阅读过程充满收获感。

张邦彦著，《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笔者阅读学习这本书的感想是，催眠术的尴尬在于“学”不如“术”。这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的，相比之下，笔者对当年那批催眠术倡导者的实际言行更感兴趣。判断一种新知是否成“学”，应该有一些标准，比如是否有成熟的知识系统、学术共同体组织、专门的从业者，以及能否纯粹地（至少以此为追求）在知识体系内追求积累和更新。照此来看，清末民初的催眠术确实先天不足，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指出的，西方催眠术的发展经历了超一个世纪的知识演化，而东亚的催眠术则是在19世纪后半期压缩地涌入。那些积极投身催眠术的先驱者并非学院派人士，大多数只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甚至求学经历已不可考；他们赖以传播的理念，多是来自日本转介的二手知识；他们的活动缺乏官方、大学等支持，只能自行组织，直到1937年个别团体才得到官方立案。

他们“为赋新诗”，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自发成立学会、著书立作，以示与“江湖术士”有别，积极地规范催眠实验、个案报告的形式与程序，以此强化自己的“科学”面貌。作者尤其在第四章追溯了催眠术、灵学与心理学的交互影响、共同演化，上升到了学科交叉影响的高度，试图证明，催眠术倡导者尝试建立统合催眠术和灵学的解释架构，他们的主张与灵学既交融又划界，反过来影响了“学院科学”，在“科学”与“精神”的两极分化中，他们甚至“隐隐道出了第三种声音”。

但是从实际表现来看，催眠行为更偏向成“术”，也就是催眠的应用性、工具性压过了学理性。一方面是催眠术本身用于治疗的属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这些倡导者的主动构建和不得已，他们可能做不到埋头研学，而是要考虑吸引受众、自我包装、迎合商业需要等现实因素，比如他们借用“博士”等专业头衔，反映出他们需要向专业身份靠拢；他们也会与官方合作，将催眠为国家工具服务，比如第70页提到的，鲍芳洲曾接受上海军事当局委托，利用催眠术获取供词。而在其他人眼里，催眠往往与政治手段、犯罪手段、表演、灵异等相关，这些都在受众层面强化了催眠的“术”属性。“术”之高下，有时候全赖用术之人的品行动机，也难怪催眠一度受到压制和排斥。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催眠术在科玄论战中“持续在场”，却“缺席辩论”，正如作者指出，催眠术倡导者“经常不精确地使用科学概念，且许多猜测与实验都站不住脚”，催眠术后来的没落，与他们自身知识体系的硬伤恐怕是离不开的。

第110-111页的三张插图十分有趣，或可反映这一问题。三张图来自三份催眠学文献的页面，即日本古屋铁石的《高等催眠学讲义录》、鲍芳洲的《催眠学函授讲义》、唐心雨的《最新实验催眠学讲义》。可以看出这三页十分雷同。《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就此指出，国内的催眠术倡导者“擅长于将日文资源有系统地转化为学会的自制讲义，并仿照日本惯用的教材体例……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两个学会的讲义内容有高度重叠”。

不过作者似乎并没有进一步对比文本，仅提了一句“很可能皆参考”。其实鲍芳洲甚至其他人不仅是“参考”，很大概率是在照搬。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数字收藏网站可以看到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二卷的全文，以及第六卷的目录。对比目录和部分页面，可以推断，鲍芳洲是在日本期间，将古屋的多卷本讲义汇集成了一本书，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古屋铁石的讲义录出版于1912年，鲍书出版于1915年，发行地址在日本神户，时间地点逻辑亦符合。

在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第六卷目录里还可以看到，原书附有“会员实验报告集”，即日本各地亲身参与者的实验报告。这种做法恐怕也是《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第135—143页所提及“实验报告”的滥觞。该书“参考文献”仅列出了古屋铁石《高等催眠学讲义录》的第二卷，没有第六卷。

上述情况反映了国内催眠术倡导者早期“为赋新诗”的情形。鲍芳洲这本只是参考日本文献的诸多中方著作之一，如果能对这些文献做进一步文本对比，或可启发另一些问题：国内这批催眠术倡导者在转介日本的二手知识时，是否有改造或创新，是否有本土化、在地化的努力？上述高度重合的情况是初期才有，还是贯穿始终，他们初期和后期的知识结构是否有明显变化？甚至还可以思考，西方催眠术学说经日本传至中国，或者直接传至中国的过程中，国内这些倡导者有没有做出扬与弃？这些细节如果充实的话，对于丰富和完善“下层”努力的叙事应该是有帮助的。作者在第四章第158—159页已经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催眠学会与日本依旧保持联系，但是对日本的理论依赖越来越少，一些机构开始与欧美灵学机构积极接触，他们从日本、欧美汲取的理论养分并不相同，不过这方面并未展开。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能够将“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的史料拼凑起来，克服史料本身缺陷，描绘出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图景，实属不易。有些史料本身存疑，作者自己也提了出来，比如“中国精神研究会”自称有近十万会员，这个数据就颇为可疑，作者在第105—106页对此有分析。这或许反映了一个问题，催眠术倡导者留下的材料，难免有自我标榜的意图，若无足够其他史料来旁证，由这些“自述”拼凑出的“下层”努力，与“真实”之间多少要打点折扣。此外，这些催眠术倡导者绝大多数身世已不可考，关于他们的生平所知无多，这留下了一些遗憾。像近代提倡乡村教育者甚多，但是其中参与者的知识结构、行为动机差异颇大，导致活动水平参差不齐。依此类推，倡导催眠术乃至演绎“大众科学”的不同个体，难免有类似情况。比如鲍芳洲、余萍客等几位要角都来自广东中山县，这背后地域因素是否发生了作用，此外他们的具体动机如何，彼此之间是否有理念分歧，这些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全书对年代的表述似未统一，如第28页的“1880年代”应为“19世纪80年代”，其他第68、101、138、139、153、220、221页等也有类似情况。

参考文献分史料、论文、专书三部分。其中“史料”部分数量最多也较为笼统，或可根据文献性质再做更细的分类并排序。还有就是，引用自《心灵》《心灵文化》等民国期刊上的文章都专门列出来了，但是引用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申报》《大公报》《教育世界》《家庭良友》等报刊的文章没有列出来，仅列了报刊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