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郝建国：江滨兄好！咱们又见面了。去年你我二人的对谈《散文的源流与写作》，在《当代人》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中国作家网、中国散文网、《河北作家》等多处予以转载，说明这种对谈的形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我想，原因大概是深入浅出，将理论问题通俗化，更加关注实践层面。既然大家喜欢这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再谈一个新的话题：作家的门槛。

我从事编辑工作二十五年了，既做编辑，也管理编辑，工作中常有一些不吐不快的烦恼。比如，编辑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原本应该由作者完成的工作上；编辑和作者原本应是互相依存、共同成就的关系，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存在很多不和谐、不顺畅、不愉快。其实，作家是有门槛的，只有跨过了这道门槛，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写作者。规范写作者的行为，不仅十分必要，对写作者水平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您也曾是编辑和编辑管理者，现在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不知是否有同感。

刘江滨：我觉得写作门槛问题的确是编辑工作中的一大烦恼，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开个微博、弄个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发表”作品。从好的方面说，作者的队伍变大了，“发表”的容易调动了大家的写作积极性，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作者的要求降低了，作者自己给自己当编辑。而正规的报刊、出版社对每一篇（部）作品的发表需要过好几道关，你的稿子如果水平不够，是不可能获得发表或出版的。这就是说，发表是有一定难度的。这种“易”和“难”构成了一对矛盾。这个难度就是门槛。

有不少作者的稿子在自媒体发了之后，引发好多点赞，这令作者产生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幻，将稿子投给报刊如果没有得到发表，会对编辑产生“不识货”的抱怨。所以，现在报刊都告知作者所投稿件不能在网上搜索得到，当然包括自媒体。作家的门槛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基本功，包括语言能力、文学常识和审美素养。所以，我们谈的其实是写作的一个底线问题，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一般作者，同样也适用于一些作家甚至是知名作家，以我的编辑经历来说，有的作家基本功不扎实，用词错误，标点滥用，语法混乱，“的地得”不分，比比皆是，这不禁让我生出对经典作品的担忧。因此，我们两个“老编”谈谈门槛的话题，希望不是毫无意义。

郝建国：不客气地说，我们收到书稿有很多是不合格品。这个话题其实更多的是形而下的，就是在操作层面上。要探讨纯理论的更高层面的要求的话，那可能得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这次就归纳一些常见的问题吧，主要是起到提醒的作用。

体裁与题材

郝建国：想做一个合格写作者，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方向。方向关涉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清醒认识，找到适合写作的体裁；二是研究时代，找到适合写作的题材。

一个作家，由于生活阅历、专业背景、兴趣爱好、语言能力等不同，并非适合所有的体裁，换句话说，往往更适合一两个体裁。比如，诗歌更需要发现和抽绎生活的本质，需要较强的形象思维和精练的语言，需要点燃内心的激情，营造意境；短篇小说，需要在较短的篇幅内讲好精彩的故事，对语言的感染力和人物塑造能力要求较高；长篇小说，需要具备较强的结构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储备，能够掌控对众多人物的塑造，一般反映宏大的主题；报告文学，需要具备很好的选题发掘能力和对时代的敏锐感知能力；散文，似乎在所有体裁中门槛最低，人人可为，但易写难工，从众多的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学识，还需要描写、刻画、抒情等多种能力。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体裁，并坚持不懈，就容易走向成功。当然，有一些作家，在擅长某一个体裁的基础上，又兼涉其他体裁，但一般会主攻一项，对初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刘江滨：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面面俱到，很难达成所想。专于一体，可能更容易接近成功。每个作者，都有自身的长处和优势，还得结合起来。铁凝曾讲，作家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找准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以为就是作者擅长的“兵器”，还有开掘的领域。即便像鲁迅这样祖师爷级的大师，也不是样样精通，平生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极少写诗，他给《集外集》作序时说：“……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选择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很重要。我们给某某贴上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等标签，其实这些作家也兼写别的，但成就他的恰是适合他的。比如，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历史文化散文的新样本。我看了以后也由衷地佩服。这部作品之所以好，和陈福民个人的优势是密切相关的，他是学者，研究文学、研究历史是他的专长，他着眼于古代中国北纬四十度左右的地理区位，对历史上各朝代的民族矛盾与融合问题进行辨析、挖掘、重新阐释，并赋予时代感、现实意义，大获成功。这种成功，别人只有眼馋、钦佩的份儿，因为一般作者不具备陈福民的学问功夫和研究能力。同样，陈福民如果选择其他体裁写作，也可能被众多作家作品淹没，因为具有同等才华的作家不在少数。

郝建国：体裁之外，是题材。一个作品，题材的选定，对其成功与否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认可“题材决定论”，但选什么，对作者而言，也是个吃功夫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研究时代，融入时代的洪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反映时代发展的脉动，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对作家而言，写什么重要，不写什么可能更重要。我们收到的来稿中，有很多不关注时代的反面例子，比如，自说自话，写个人琐事或家族历史；写自我内心，自我陶醉于所谓的成功；闷头故纸堆，戏说历史；写色情、暴力等禁忌话题，制造文字垃圾。其实，国家对作品的题材有明确的禁忌规定，这些红线，任何写作者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能触碰。您在写作中，肯定也会涉及题材的选择，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刘江滨：鲁迅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我对这点体会挺深的。尽管不认可“题材决定论”，但一个好的题材却是成功的一半。写作归根结底就是两个方面，写什么和怎么写。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可以纳入笔端的实在太多了，这时候，严格选材就变得十分重要，不能逮住啥写啥。这就要选择你熟悉的领域、有深刻生命感知的人和事，还有尽可能新鲜、能引起社会关注和共情共鸣的以及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不见得作家的艺术才华就高于别人，但是选材好，与时代紧密合拍，故引起强烈反响，在文学史上留下开创性的一笔。铁凝的很多作品，像成名作《村路带我回家》，还有《哦，香雪》《麦秸垛》，包括后来的《笨花》，都跟她在河北博野的那一段知青经历有关。她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的事熟悉，写起来就显得特别游刃有余。如果她一直在城市生活，可能就只能写《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这样城市题材的作品了。我个人觉得，怎么写，体现了一个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倒不是最难的，而写什么，倒是最让人大费脑筋，譬如锦衣夜行，因为选错了时间而毫无意义。

语言与表达

郝建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成为合格的写作者，迈入“作家的门槛”，必须先过语言关。语言关的意思是，使用规范汉字，正确使用数字、标点符号等规定。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即使已经成名的作家，也很难幸免。比如，数字用法，我们编辑把大量的工夫花在这个上面。一个是统一问题，咱们现在讲究国际化，就是尽可能采用阿拉伯数字，特别是学术书和理工科的书，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但是文学作品可以除外。除外不是可以随便混用，而是必须选择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比如，在这里“三个人”用的是汉字，那其他所有的地方，五个人、七个人、八个人都得用汉字，而不能用5个人、7个人、8个人。反之亦然。

编辑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统一，不统一就会出现编校质量问题。再比如，引用语末尾的句号是放在后引号外还是在内的问题。引用一句完整的话，句号在里面；引用不完整的一句话，句号放外面。还有儿化音的问题。比如，一会儿、一点儿、小孩儿，好多作者不理这茬儿，大量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似乎也都不在乎。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有专门词条，这就是规范，必须加，不加就是错的。还有三组数字问题：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零，这是三套体系，不能混着用。比如说，2022年，二〇二二年，写成“二零二二年”就错了。

刘江滨：这确实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在我们接触的稿件中，繁简混用、异形词随意使用、成语误用的情况经常出现，分不清“的地得”的大有人在，的确给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小困扰。我再补充一些例子，比如，“一位囚犯”混淆了量词的感情色彩，“位”是含有敬意的；“我的拙著”属于画蛇添足，“拙”是谦辞，即“我的”之意。在我读到的一些名作家的作品中，居然也出现低级的语言错误，比如，把“阑珊”当辉煌用，把“难以望其项背”写作“只能望其项背”，意思都弄拧了。还有敬辞和谦辞搞不清，主谓宾不搭等语法错误，等等。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其实说明语言基础不牢，如品美食，一粒沙子难免败坏人的胃口。我在《文学自由谈》曾发表过《且让小僧伸伸脚》和《校雠一本传记文学》两文，专挑一些作品语言文字类毛病。长期的编辑生涯形成了一种习惯，眼睛里不能揉沙子。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鲁迅就是一个语言大师，比如他的小说《祝福》中用“间或一轮”描画祥林嫂的眼睛，非常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语堂、钱钟书、叶圣陶等人的语言都非常好，能入选课本当范文用。

如果一个年轻作家语言好的话，就具备了成长的广阔空间，说到底，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有的写作者确实有语言天分，但徐则臣说得好，再大的天才也需要经过训练。况且有不少写作者，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基本的语言训练，必须得补补课，找本教材看一看、学一学，语言先规范了、顺畅了、生动了，才能谈得上未来。

郝建国：我觉得要学语言的话，《论语》其实是最好的教材，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诗一样的语言，既简明，又有意象，这是最好的文学语言，不一定非要特别热烈。在语言方面，还存在一个“质”与“文”的问题。很多初学写作者，比较喜欢堆砌华丽词藻，认为这是有文采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江滨：论述“文”与“质”关系的提法，源自《论语·雍也》。原话是：“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质朴胜过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了质朴，就会显得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适当，才可能成为君子。原本是谈如何成为君子的问题，但借用来谈文风问题也是适用的。过分强调华丽的辞藻，会流于华而不实；而过分的强调质朴，则会限于干瘪无味。好的语言是既很好地传达了本意，又具有蕴藉和生动之美。其实，《论语》就做出了典范，比如你刚才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还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等，有节奏，有韵味，值得深刻体味。

郝建国：有的初学写作者，以为辞藻华丽就是美，其实没有力量。我特别喜欢刘建东的语言，既简洁又生动，特色太鲜明了，作家里面他是独到的风景，三个字能表达的，坚决不用第四个字。最早读他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爱》，就觉得语言太棒了，就像歌唱家唱歌一样，没有杂音。这是高要求，但一个作家的语言至少是通畅的，是没有阅读障碍的，读完是愉悦的，是享受的。

刘江滨：对语言的要求，第一是准确，第二是生动，第三是传神。现在很多作者连准确都做不到，也不肯下“推敲”的功夫。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汉语具有特别的典雅优美，色香味俱全，语言本身就是审美对象，读李白杜甫，读苏轼张岱，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真是口齿生香，回味无穷。而现在大量的作品或许受欧化的影响，丧失了汉语传统的风雅韵致，只是把语言当成一个载体和工具。在现当代作家中，柯灵、余光中、董桥对语言都非常考究，张爱玲研究《红楼梦》受其影响，文字有古典的衣香鬓影，还善于运用修辞，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红玫瑰、白玫瑰等，金句频出，令人难忘。

细节与结构

郝建国：现在的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个挺大的问题——不感人，作者说半天，读者看后没感觉。我这一年看的作品不少，也不管它获的是什么奖，真正让人心有所动的不多。不只是初写者，作家其实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缺乏细节。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影响力，或者说层级，除了语言之外，还跟细节有很大关系。就是看你能不能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捕捉到具有代表性的感人细节，并把它描绘出来。这不是一般的细节，而是要跟时代发展的韵律、跟你的主人公的那种境界能合上拍。有些东西，没说到点上，是无用功。

刘江滨：这个涉及到一个文学概念，就是叙述和描写的问题。我最近每次讲座之后，都有一些写作者加我微信，请求指点。看了许多稿子，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全是叙述，缺乏描写。描写就是刻画细节，将环境、事物、人物表情和动作等具体化描述。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涉及描写的问题。没有描写，就不生动，也就不感人。所谓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如身临其境都是通过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来实现的。光有叙述而没有描写，那就是笼统的、模糊的。比如鲁迅《药》中的一段描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如果光是叙述那就成了“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装入衣袋”，并不影响情节，但那种细微生动的人物心理也就没有了。我们说哪篇作品文学性不够，就是描写的手段不足。

现在大量的报告文学，特别是主题出版物，有报告，无文学，罗列事实，演绎主题，缺乏生动的细节，不堪卒读。一个作品要有灵魂，所谓的画眼睛。那个眼睛你没画出来，哪都弄得好好的，就是眼睛不传神，也算不上一个好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细节决定成败。

郝建国：一个成熟的作品，除了要讲究细节，还要讲究结构。结构，就是一个作品的叙述层次或顺序。大家常见的，比如说，时间顺序、空间顺序，这是最简单的，如果一个作品只是这种结构方式，就太惯常而没有吸引力了。一个写作者，需要在结构上下功夫。而结构即反映的是一个写作者的思维逻辑，如果头脑思维混乱，结构上就会有问题，表现在作品中，就会出现重复、反复、啰嗦等现象，造成阅读障碍，更难言阅读快感。

刘江滨：是这样。如果说细节体现了细部的质地，那么结构就体现了大局观，整体观，体现了作者的组织能力和驾驭能力。所谓布局谋篇即指结构。譬如一些精美的丝线必须自出机杼，才能织成一匹灿烂的锦绣。小到一篇文章，大到一部长篇巨制，都需要结构的设计营造。一部作品好的结构，是作家深思熟虑的结果，更是千锤百炼的产物。除了加强文学理论的学习，还需要大量阅读，在对经典的阅读中寻找和品味结构艺术，变成自身的营养，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出现。特别是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繁复，结构尤其重要，结构就是构筑大厦的四梁八柱，要稳得住，不然就倾斜了，甚至坍塌了。

态度与使命

郝建国：作家的写作态度，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态度关涉两个方面：一是写作态度，二是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我们经常跟各种各样的作者打交道，有的态度极其认真，采访深入、写作虔诚、谦逊、沟通顺畅，对自己的作品视若孩子，百般爱惜，对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虚心接受；有的则采访敷衍、写作应付、态度蛮横、沟通困难，对自己的作品盲目袒护，不允许提意见，对编辑缺乏应有的尊重。其实，一个作品的好与坏，一个写作者的高与低，态度是个分水岭。前述的细节不突出、主题不恰当、语言不精美的问题，都跟态度有着直接关系。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

刘江滨：现在很多作家沉不下心来。每年的作品汗牛充栋，为什么大家还觉得没书可读？前些年，还有一些大家口口相传、互相推荐的书，现在很少了。这个可能还是跟写作者的态度有关系。人家十年磨一剑，你一年磨十剑，剑的质量肯定不一样。我听到的消息都是，某本书觉得还不错，但是按照经典传世的标准要求，真的到不了。好多作品的创作是冲着获奖去的，功利性很强，为了取悦评委，你喜欢什么我就弄什么。这种态度，很难出真正的传世精品。不是否定参与评奖和获奖，关键是写作指向是什么，即为什么而写作。

郝建国：您谈到的这个，是写作的终极问题，即写作的使命问题。归纳一下，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其实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写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写；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写。

刘江滨：我们谈“作家的门槛”，好像是在谈论一些常识问题，其实有些貌似入门的“槛内人”也时常做着有悖于甚至是冒犯常识的事情，需要重新审视。学无止境，艺无止境，循序渐进，前行不止，入门，升堂，入室，究其阃奥。文学只有下限而无上限，写作者永远在路上。

对谈者简介：

郝建国，文学硕士，编审。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发表论著逾百万字。责编图书《多瑙河的春天》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刘江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书窗书影》《当梨子挂满山崖》等，参撰《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张中行名作欣赏》等著作。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作品被选入多部文集，其中《桃之夭夭》被收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