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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1日出版《大时代》周刊第四号中朱自清讲演词——“大时代”。

近日，因为撰写抗战教育相关资料，注意到1938年汉口出版的《大时代》周刊第四号。封面目录显示其中有朱自清（1898-1948）的《“大时代”》、老舍（1899-1966）的《不泄气真诠 》、刘白羽（1916-2005）的《夜间空袭》等诸多文章。

据查《大时代》周刊1937年12月21日创刊于汉口，每星期二出版，由汉口大时代社发行，孟十还主编，社址位于汉口四民街楚善里12号。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支持。其文章内容包括：（1）短论；（2）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理论；（3）抗战时期的国民训练；（4）抗战时期的各种问题的研讨；（5）国际情形报道及分析；（6）抗战文艺（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戏曲、报告、杂感、印象记等）；（7）战地速写及通讯；（8）具有抗战意义之图画及木刻。老舍、朱自清、冯玉祥等著名作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均曾在此发表文章。1938年6月出至第18期后终刊。该刊不仅比较全面第反映抗战的诸多维度，而且还呈现了战时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和状况。

在《大时代》第三号上朱自清以“朱佩弦”之名发表过《出北平记》一文，“详细追述了自己离开北平那一天（1937年9月22日）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是抗战期间北平沦陷的珍贵历史文献材料。但该刊第四号中朱自清的《“大时代”》一文则少有研究者提及，查阅《朱自清全集》等集子亦未收录。倒是老舍《不泄气真诠》已收入《老舍全集》，而后张桂兴编《〈老舍全集〉补正》时对其部分字词进行了修订。朱自清的《“大时代”》对于研究朱自清生平及其时代观，均有重要价值。为此，笔者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大时代”

朱自清

“大时代”这名词谁都熟悉，我用在现在有三点意思。一，我们这时代事情特别多。从卢沟桥事件到今天才半年多；偶然想来，却像很久的事，时间过了很长。这可见现代中国，变化极多。二，在这变得极快、极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旁观坐视。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在现在有新的意义。全国不论老幼，如何在这期间，使民族复兴，使国家现代化，这责任也比任何时代重大。三、现在世界也在大变动中，政治上的力量，正在争斗。而国际间任何变化，对中国都有或隐或显的影响。

在大时代中，青年的责任，可就两层讲。

第一，是历史的负担。传统下来的封建思想，知家族而不知国家民族；官僚政治，敷衍公事，注重形式，没有新的计划和发展，贫弱经济，不能使人民生活，不能有强大武方（原文如此，疑为“强大武力”——整理者注），这些在消极方面必须加以改革，才能使人民知道国家和民族，共同努力抗战。

民八的五四运动，是由屈辱外交引起的救国运动，但对封建势力，摧毁了不少。以前个人附属于家族，青年是父亲的儿子，祖父的孙子，但不是他自己。五四以后，个人开始抬头，自己可有主张和担当。民国十六年的国民革命，很多青年参加，摧毁了依附旧军阀的败腐官僚政治。不容讳言，但北伐所摧毁的官僚政治只是一部分。另外十四年的五卅运动，是答复外侮的，同时也看到民众力量之伟大，五四虽也是民众运动，但只证明青年读书人是有力量的，五卅运动，也表现了经济的缺点，民众对生活要求的迫切强烈。

在当前大时代中，青年都有责任，来对封建思想、腐旧势力，加以和摧毁补救，继续五四以来未竟的事业。所以现在的抗战，正如蒋委员长所说，是革命性的。不单是对外御侮，而且是改革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不单是抗战，而且建立了新的中国。

谈到中国外患，远在前清时的鸦片战争，就被列强侵略。最邻近且最顽强的敌人则是日本，尤其是九·一八、一·二八以来，直到最近的全面抗战，日本成了我们的死敌。不过所谓“最后关头”，只是说明情绪，并非真的此后别无关头，抗战胜利之后，别的关头还很多，而且复兴的关头，也很重大。但是假如不能过此关头，则国家不能生存，一切都谈不到。

还有一件重要的，现在想从抗战中复兴国家，与以新生命，必须使中国现代化。首先，我们须使国家统一，现在虽已统一，但仍须加强巩固。五四时代是以个人价值救国，但个人各自工作既不经济，又多冲突抵消，无组织则不能强有力，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加倍努力进行组织工作。中国从前最缺乏组织，训练也极不够。武力方面，有人称汉武帝以后，为“无兵的文化”。兵士为了钱才应募，没有教育，许多都是罪犯坏人。平时组织不坚强，战时一打就散，腐败无用。中国兵数虽说世界第一，但在国民革命前，组织指挥均不统一，只花费老百姓血汗金钱，不能负保国卫民责任。九一八后，军队逐渐进步。这次八一三上海抗战，是中国第一次的现代战争。与一世界强国作战，能支持三月，这是组织的成效。以后要求胜利，我们应着重组织。至于中国的民众组织，比军队更差。兵士因为吃粮拿饷，如果有好将领，还可领导起来。民众则正如外人所说，像一盘散沙。九一八后，民众组织渐渐着手（以上若干间隔号不统一处，均依原文——整理者注）。一两年前，政府举办民训，从南到北，从都市到乡村，都已开始；但时间还短，效力不大。这次抗战，后方情形很多使人失望，就因为民众缺乏组织。民国以前曾国藩在湘乡办团练组织，姑不论其目的正当与否，其手段与眼光，不为不高明远大。但这是以绅士来组织民众，我们希望的是民众自动组织，目前以民众组织民众，还近于理想，青年应该尽力帮助民众。总之，五四尊重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而牺牲了。

关于组织民众。不外宣传、训练等工作，当前抗战，最缺乏的并非军械，听说南方和西北都还能运来，国内存的也不少；最缺乏的主要是人力。上海抗战，不知阵亡几十万兵士，这一切必须补充。抗战需要人，且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可是即以湖南而论，肯服兵役的人极少。湘潭抽壮丁当兵，被征的怕死不敢去，花钱雇流氓地痞去应差，他们中途逃回，再去顶替赚钱。这固然由于政府征兵手续不严密，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民对抗战不能了解。我们必须宣传民众，服从政府，援助抗战，肯当去兵（原文如此，疑为“肯去当兵”——整理者注），效死前方。

宣传易做，但难于使民众相信。必须从眼前生活讲起，必须熟悉当地民情风俗。宣传方式中，文字效力最小，因民众多不识字，一纸标语，识字人也必定有相当程度，经充分说明，才能了解，演讲须用本地话，但须注意，民众往往不懂抽象概念及新名词。此外最好能用图画辅助演讲。宣传图画意义不应深晦，表现亦不应太重比喻。武昌街头有一幅《收复失土》的漫画，画一个巨人掮一袋土，一日本小鬼被打倒在旁。可是看的人以为大人是日本，小鬼是中国。所以漫画须注意清楚明白，最好能上颜色。唱歌不但可以体会意义，可以互相传咏，而且可以发挥集团精神，帮助组织进行。演剧极具体，虽然筹备比较难些，但该多提倡。

历史在自然的演变中，本来像瀑布一样冲击着人们。而现在人一方面被历史推动，一方面也创造历史。在大时代中，应并重理智与情感。青年不缺乏感情，但只此并不能持久，组织也不专靠情感，更需要理智。现在青年往往徬徨，应该读书呢，还是服务？ 这两条路都是对的。政府爱惜知识青年，不征中等以上学生当兵，是因国内领袖人才不够，希望培养深造。青年因感情和兴趣所使，要到军队或民间工作，是很好的。但并非在大时代里，青年要全体下乡服务，或是上前线打仗，愿读书愿服务都可以对这时代尽一份力量，所以这决定可以根据各人的能力、环境、感情、兴趣，自由选择的。（朱自清先生讲词，魏东明笔记）

事实上，朱自清在抗战期间，发表过不少演讲，力图传递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应如何在抗战“大时代”下，做出应有的贡献。上述近2000字的文本内容，应为朱自清某次讲演内容，记录者为魏东明。

查相关材料可知，魏东明（1915-1982）原名杨戊生，生于天津，原籍浙江绍兴。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清华左翼作家联盟，主编《泡沫》《浪花》等文学刊物，其最著名作品为《丰台的马》，此文其时“立即震动全国”。“七七”事变后，魏东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担任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宣传部长，后辗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延安等地。魏东明在《大时代》周刊上还刊发过《用血肉换来的教训》（1938年第五号）、《七里坪之行》（1938年第九号）等文章，后著有《纪念与回忆》（东北书店1949年版）等。

从文本内容看，《“大时代”》一文没有标示具体讲演时间，无法直接获知此次讲演的确切时间。那么，能否据讲演内容细节与现有文献结合来对讲演时间加以推测呢？ 这应当是可行的。

讲演中提到“从卢沟桥事件到今天才半年多”“这次八一三上海抗战……能支持三月，这是组织的成效”云云，卢沟桥事件的发生时间为1937年7月7日，“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于1937年8月13日，故从“半年多”及“支持三月”等可以判定该演讲的大体时间应为1937年底或1938年初。查朱自清此期间日记，可以找到两条关于讲演的记录：

（1937年12月）20日 星期一

雨

上午到岳云中学讲演，颇感麻烦。路途风景优美。

（1937年12月）31日 星期五

阴

今晚学生们举行茶会，邀我发言，因系即席讲话，故颇松懈。沈先生的讲话很好。一名刚从前方归来的学生说了几句，深为感动。

我查到1937年12月29日魏东明撰写的《南岳脚下》一文，文中提到岳云中学的抗战事迹，但未提到的朱自清12月20日讲演一事；另外，从朱自清的讲演内容上看更像是12月31日的“即席讲话”，且讲演对象是青年大学生而非中学生。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大时代”》很可能是朱自清在1937年12月31日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新年茶会上的即席讲话。而魏东明作为“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一员“从前方归来”参加茶会期间，为朱自清做了讲演记录。

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序里自称：“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1930年5月5日，朱自清给清华毕业生赠言：这一个特别的时代，也许特别好，也许特别不好，但“特别”是无疑的。这个时代像正喷涌的火山，像正奔腾的海潮；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诸君也许将来有人能证明，我现在还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变化多，样式多的时代，在这里也许可以找着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上前也罢，落后也罢，甚至没落也罢，在这时代里活一遭，我想总是值得的。在诸君将离开清华园，开始跨别一步时，我愿意说出这区区的意见；至于对诸君，我当然希望个个都上前去的。我相信诸君，将来会带了你们的成功，来装饰清华园这个好地方。1931年他又在《论无话可说》一文中自嘲：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但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朱自清多年来迷恋的“国学”之梦，他开始意识到只有起而抵抗别无他途，感到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所以朱自清匆忙“出北平”，暂留长沙，元旦茶会之际，给文学院的同学们即席讲话，谈了他的抗战时代观。

朱自清在讲演之初提到“大时代”包含三层含义，即抗战时代乃多事之秋、青年需起而抗战、世界动荡影响中国。而后期望青年在“大时代”里应担负起历史与现实的责任。他目光如炬，认为“五四尊重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而牺牲”，应“从抗战中复兴国家，与以新生命，必须使中国现代化”。朱自清在《动乱时代》认为，历史像瀑布一样冲击着人们，人被历史推动的同时也创造了历史。“在大时代中，应并重理智与情感。”该篇讲演文字，虽为朱自清“松懈”之“即席讲话”，但舒缓有力，无激昂呐喊，亦无辞藻堆砌，但仍给人以朱氏散文一以贯之的平实中见灼见的温润之感。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史资料（总78号）》以及《武汉抗战史料》曾提起或辑录过《“大时代”》，似未曾引起研究者留意和研究。

另外，魏东明在抗战期间发表了大量的通讯作品，正如韦君宜在《忆魏东明》文中所言：（魏东明）那时候写的东西实在多，几乎是侪辈中最多的。虽算不上“传世”作品，却已成为史料，正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已经过去，都已成为活着的史料一样。可惜的是，翻阅魏东明其他作品，极少见到他记录朱自清此次讲演的事情。而且1949年后，魏东明为文“只谈工作和学习，很少谈自己”。关于朱自清的《“大时代”》目前仅见以上文献材料，要想查找朱自清此次演讲原始文本，只能假以时日，坐待机缘了。

（附注：本文写作参考了学者陈建军《朱自清佚文小辑附识》，魏东明《纪念与回忆》、韦君宜《故国情》等作品中相关史料的考证，因报刊体例所限，未一一注明，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