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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鸢》《朱雀》后，作家葛亮推出新作《燕食记》。

《燕食记》沿着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为线索，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画卷。

葛亮谈道，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的事情了。在前作《北鸢》里面，文笙的母亲昭如在一个饥馑的寒夜，对叶师娘说，“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葛亮说：“她想说的是中国人在饮食上善待‘意外’的态度。便从安徽毛豆腐、益阳松花蛋，一直说到肴肉。如此，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便在这部新的长篇小说里，将这‘常与变’植根于岭南，放在了一对师徒身上。”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以“时间的味蕾”为主题的新书发布活动。

新书发布活动现场

葛亮介绍，小说题为“燕食记”，意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周朝确立“三餐制”，意味着礼制的开始，由此确认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日常俗理。《燕食记》从粤港吃茶点的习俗生发开来，并选取粤港美食作为故事和人物的落脚点，将广东、广西、香港、福建、上海联结起来，以饮食的传承、流变、革新勾连近代百年岭南历史。

《燕食记》

具体的写作中，葛亮从同钦楼的兴衰讲起，一路由香港的茶楼电影追溯到广州的食肆酒家，然后在广东的饮食书籍、旧年报纸中钩沉起民国时期寺庙庵堂的素筵、晚清举人的家宴渊源。前后大小人物数百，几乎每一个人的生前身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痕迹。最终又由同钦楼的现在落地香港，以山伯五举“叛逃”师门改做上海本帮菜为引，牵出香港百年来同广东、福建、上海的同气连声。

香港是《燕食记》中的重要地标，葛亮说：“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是巨变。巨变如浪，将一行一人生的常与变挟裹。这挟裹不是摧枯拉朽，而提供了许多的机遇，顺应时势，可百川汇海。所以一时间便是龙虎之势，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的，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而饮食，在这时代的磨砺中，成为了一枚切片。”

《燕食记》的小说虽以饮食为切口，但作者更关心的是那些不断迁徙的人群，这正是香港地区兴盛历史中重要的一环。也正是因此，香港也集中展现了岭南文化中不同于中原文化或北方文化的特质，它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正如《燕食记》所写饮食一样，香港的饮食追问源头，也许在闽粤等地，但也融合了南洋风味，又因与上海同为海港城市，而沾染了上海的诸多文化因子。

杨庆祥对此评述道：“《燕食记》的叙述是把香港放在整个中国的现代转型里，它一直是内在于我们历史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所有历史变迁、文化转型，都跟我们传统的文化，跟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历史、文化转型密切相关。所以这里建构起非常有效的关于香港地区历史的叙事，而这个历史叙事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文化建构的功能。”

杨庆祥也谈及，《燕食记》仍旧延续着世情小说“以饮食来写世情”的传统：“从《金瓶梅》、冯梦龙等开始，‘以饮食写世情’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它在五四以来是隐而不现的，在这些年，它像幽灵一样被我们召唤回来，所以有了既像世情小说，又是文化小说，又是历史小说的作品。”

食物在《燕食记》中是非常重要的。故事中，同钦楼最负盛名的“大按”师傅荣贻生因打得一手好莲蓉而声名远扬，每做一锅莲蓉，这第一口他一定亲尝。但做了一辈子，他最想念的还是小时候在太史第中第一次吃到的莲蓉枣泥月饼。“软糯的莲蓉与枣泥，并不十分甜，但却和舌头交缠在一起，渗入味蕾深处。”时隔多年之后，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得月楼”的名厨叶凤池的手艺。当他终于能够复刻这份味道，成为其他人心中的念念不忘时，广府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不可追忆的前尘往事。世事渺茫，但味道永存。诚如向太史跌宕一生，垂垂老矣时，面对中秋之月，心中触怀的，仍是多年之前，与兄长之间的一壶酒、一顿饭。

白岩松谈及：“中国人是把饮食与人生连在一起的，饭菜的滋味就是人生的滋味”。在这片地大物博的土地上，支撑着人们去追求美好生活的那种永远孜孜向上、永远生气蓬勃的精神力量，每一种都自有根源，每一种都脱胎于芸芸众生、鲜活于万千群众。一日三餐、碗中百味——我们出生于不同的时代、奔波于不同的生活内容，但摆上餐桌的，却是同一种味道、同一份温暖。”

《燕食记》中也出现了各类厨师，他们或得名师真传，或因家学积累，其中却也不乏天赋异禀者，出身草莽却能自悟于闾巷乡野，因一手好味道而声名远播。以厨艺谋生的人，无论“大按”“小按”还是“红案”“白案”，他们所坚守的技艺和味道，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情世故、练达文章。天南地北的食客，聚集一堂，有些吃个新鲜，更多的，却是在寻找人生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