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人生的长途上，如果想要成长和发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经历了83个春秋寒暑，我的体会有两个：一是靠自身素质，二是靠环境机遇。我湖南老家有两句俗话：一是“稀（方言读音为xià）泥巴扶不上墙”，二是“麻绳提不起豆腐”，十分形象地形容了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但环境和机遇也不可或缺，特别是在存在种种差别的情况下，能力相差无几的人命运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凸显了贵人和机遇的必不可少。清代朱用纯编辑的《增广贤文·朱子家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对于生命中出现的贵人未能做到涌泉相报，时感愧疚，但铭记于心还是的确做到了的。

编辑家张小鼎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大约是1975年，我还是北京西城鲁迅中学的一位普通中学教师。学校所在地即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所以校领导安排我做题为《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讲座，以落实“建议在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的“最高指示”。要充实这个讲座的内容，光读一篇《记念刘和珍君》是不够的。鲁迅博物馆特藏了一种《女师大周刊》，是鲁迅遗物，属文物性质，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查阅的，这时我想起一位师兄，他在鲁迅博物馆工作，名叫张小鼎，但是此前并无交往。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鲁博去找他。他笑容可掬，一见如故，立即把我介绍给负责文物资料的叶淑穗同志，陈列组组长孙瑛同志，副馆长杨宇同志，得到了他们共同的支持。我不仅查阅了文物资料，而且经鲁博提名，于1976年4月正式调进了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成立的鲁迅研究室，从此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2年，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我跟张小鼎此前虽无交往，但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读时却有不少共同的经历。他1956年入学，我1957年入学，当时是五年制，我们有机会四年在一起听学术讲座，一起参加了那些年开展的政治运动，一起三下海河修堤筑坝。特别刻骨铭心的是，我们还一起被抽调参加河北省邯郸市农村的“整风整社”。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整风整社”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不得不费一点笔墨来解释。那是在1960年，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查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当年9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草拟了一份《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我们大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期间，人均口粮不等，但平均每月有32斤，而农村人口每人每天粮食定量只有4两。然而那时人民公社实行大食堂制，有少数生产队的干部搞特权，多吃多占，剥夺了农民的最低口粮，这种生产队叫“三类队”。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简称“十二条”，坚决纠正“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防止农村出现人员外流及非正常死亡现象。我们南开大学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组，执行贯彻“十二条”的政治任务。由于缺乏农村基层工作经验，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去“三类队”抓食堂，保证农民在大灾之年每天每人真能吃到四两口粮。我跟小鼎兄去的是邯郸内丘县（今属邢台专区）的临城公社，尽管不是分配到同一生产队，但经历和感受都是共同的。

我记得到达邯郸农村是在当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昂首挺胸行进在乡间坎坷的土路上，迎面是刺骨的寒风，头上是皎洁的月光。为了激励斗志，大家引吭高歌。那歌词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是继承“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为国家分忧患，跟人民共命运。在当时，跟农民群众共命运绝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在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具体行动上。因为不以“三同”为前提，就不能真正做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不过农民虽说一天只吃四两粮食，但有少量自留地，还能喝上一碗清水白菜汤，而我们只能吃四两干粮，那实际上就比农民还要艰苦。这四个月的农村生活，使小鼎兄严重浮肿，先染上了无黄疸肝炎，又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我也得了浮肿，但只染上过一次急性黄疸性肝炎。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精神状态实在是好。小鼎兄说，这是他大学时期最受教育、永难忘怀的一段时光，我也跟他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个“秤杆子”，其实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毛主席1938年在延安军政大学讲演时说过：“民以食为天，就是吃饭第一，务必解决好‘肚先生’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又在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重申“吃饭是一件大事”。在重大历史关头，我们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办点实事，的确是深感骄傲和自豪！

1961年大学毕业之后，小鼎兄就分配到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这在当年应该也是一个挺好的文博机构。但不知什么原因，小鼎兄的才华在鲁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初到博物馆时，小鼎兄担任讲解员，后来调到资料部门，专门分管照片。直到1980年11月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他先后参加《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茅盾全集》等名著的编辑修订工作，学术水平才得到了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认可和赞赏。

我在学术上对小鼎兄的印象，是他知识广博，严谨求实。可能是由于性格气质以及个人经历的关系，小鼎兄虽然关心很多人，很多事，但从不愿招惹事、掺和事。这也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他给自己的写作“约法三章”：一，不写理论学术或评论文字；二，不写艺术分析或鉴赏文章；三，不参加或介入文艺界的学术论争。所以他写的史料性文章较多。在编辑《瞿秋白文集》过程中，他坚决反对根据一时政治需要任意删削或筛选瞿秋白遗作的情况，力争恢复这些革命文献的历史原貌。在编辑《茅盾全集》的过程中，作为责编和编辑室负责人的小鼎兄面临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和问题。除开原来编辑思想不够明确，收文标准不够严谨，依据版本比较混乱等基础工作问题以外，还要调节人际关系问题。在如何呈现茅盾生平及其与创作的关系上，小鼎兄不顾个人得失，冲破了“不介入学术论争”的自我约束，对叶子铭、沈卫威等专家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这些细节，都保存在他的长文《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深切缅怀著名学者叶子铭》当中，关心此事的读者可以自行参阅。这件事同样表现出小鼎兄存真求实的学风。

小鼎兄有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题为《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披露了在“文革”时期，某些报刊恣意在历史照片上滥施刀斧的情况。比如在1927年10月4日鲁迅跟亲友的照片中删掉了孙伏熙与林语堂，在1933年2月17日鲁迅、宋庆龄等跟萧伯纳的合影中删去了伊罗生与林语堂，在1927年1月鲁迅与厦门大学“泱泱社”青年合影中删掉了林语堂。小鼎兄向那些曾经被蒙蔽的读者普及了有关文史知识，而且也是告诫国人不应重蹈这种历史的覆辙。

小鼎兄知识的广博不仅表现在版本学知识丰富——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鲁迅全集》《毁天》（中译本）、《围城》版本的介绍文章当中；而且反映在他对《鲁迅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49）》等大部头工具书的审读意见当中。比如他指出瞿秋白在1921年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不是1923年才参加这个著名的文学社团，指出作家彭家煌和彭芳草并非一人，指出不能把女作家濮舜卿误为濮顺卿等，都从细微处表现出一丝不苟的学者品格，令我折服。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对国际友人的研究方面，小鼎兄不仅成果突出，而且可以将他视为领军人物，至少是领军人物之一。小鼎兄研究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以及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的文章，都是这方面的扛鼎力作。研究“红色特工”汉堡嘉夫人的文章，更是让我眼界大开，对研究鲁迅与版画艺术的关系极有帮助。2006年9月1日，中国对外友协举行“美国斯诺基金会为黄华颁奖仪式”。黄华是著名外交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他指定小鼎兄在这个隆重的场合作重点发言，题为《斯诺著作在中国》。即此一例，足以说明小鼎兄在这一研究领域突出的学术地位。

对于小鼎兄的辞世，我既感到正常，又感到突然。小鼎兄1937年生人，今年八十有五。据查，当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3.8岁，北京人的平均寿命为82.3岁。所以，他驾鹤西行，虽然不能称之为喜丧，但也在正常年龄范畴。感到意外的是，疫情期间，我跟小鼎兄虽然难见一面，但通电话毕竟不会交叉感染。小鼎兄很健谈，他也确有很多话想跟亲友倾诉。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多次谈到，他入住的“燕达养老中心”离市区比较远，但条件不错，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时常插播这个养老中心的广告。他也希望我有机会关注一下。二是他尽管患有癌症，但医生让他服用了一种尚在实验阶段的新药，各项指标控制得不错，又是免费试服，不至于为医疗费昂贵而闹心。所以，我虽知“人固有一死”，但绝没想到他会走得如此匆匆。直到小鼎兄撒手人寰之后，我才从他的亲友处获悉。早在2019年春，小鼎兄就被诊断为前列腺癌晚期，且已发生大面积骨转移。全凭他的乐观精神和超人毅力，才能奇迹般地活到今天。我看到他弥留之际的照片，头发脱落，且已全白，双颊凹陷，脸已脱形，只有两眼还炯炯有神，嘴边仍露出一如既往的微笑，不禁悲从中来。但我不能掉泪，更不能嚎啕，因为我抑郁多年，必须关紧情感的闸门，因为一旦动情，血压立即就会飙升到200以上，必须住院调控，而我老伴已五年生活不能自理，跟我相依为命。遥想当年，我跟小鼎兄都看过一部前南斯拉夫影片《桥》，片中有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呵，朋友再见》，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小鼎兄，如何处理你的后事我不知道；我如今走不了一站地，也无法给阴阳相隔的你献上一束鲜花。因此，仅以此文作为冥纸，遥祭在你的灵前，并告诉你：一路走好，在忘川河的奈何桥畔等等我，希望在六道轮回时还能相互搀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