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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华是我国杰出的革命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是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被誉为“一代宗师”。他是“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翻译的《铁流》《城与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保卫察里津》等作品，影响了一代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红军长征时战士们人人争看《铁流》。曹靖华也因此被称为“为起义的奴隶盗取火种的人”。他是将白话文和中国现代文学代入俄苏的第一人，为苏联培养了一大批汉学家和外交官；他几十年主持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精通俄语和俄国文化的领导干部和学术人才，如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研究者和中俄之间的外交官，大都是曹靖华的学生后辈。

今年是曹靖华先生诞辰125周年，也是先生逝世35周年，近日，笔者前往曹靖华先生的家乡卢氏县采访，以表缅怀。

曹靖华

曹靖华故居

父子两代教育传奇

世纪之交，清末民初，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在这里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当地乡里乡亲感念。但曹植甫老先生的教泽事迹真正传播出去，还是因为鲁迅先生。1934年，曹植甫在山区执教整整45年时，卢氏县的学子们想要为他竖碑感恩教泽，希望曹植甫老先生的儿子曹靖华来撰写碑文，曹靖华觉得儿子为父亲写碑难以落笔，便把父亲的种种事迹讲给鲁迅先生，鲁迅听后大受感动，心生敬意，欣然落笔。虽然当时鲁迅身体抱病，但仍在八天之内便写就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并将此文收录到了他的杂文代表作《且介亭杂文集》中。据考证，这是鲁迅先生众多文章中唯一的一篇教泽碑文，也是唯一一篇被他收录在作品中的碑文。鲁迅在文中写道，曹植甫“躬居山曲，设校教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如今“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最后感慨：“卓哉先生，开拓新流，诲人不倦……”

这次去卢氏，笔者也亲眼见到了五里川镇卢氏县第二中学校园所立的教泽碑和尊师亭，碑上所刻的正是鲁迅先生当年所作的碑文笔迹；手稿原稿由曹靖华随收藏的鲁迅全部信件交由许广平转赠鲁迅博物馆收藏。由此，许多读者知道了这位深山里的教书老先生。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曹靖华会面，得知曹靖华是河南卢氏人后便问：“卢氏有位曹植甫先生，一生献身山区教育事业，那位曹老先生你可知道？”曹靖华忙回答：“那是家父。主席从未到过豫西，怎么认得？”主席笑着说：“我是从鲁迅著作中看到的。今后有机会到豫西，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主席又称赞鲁迅这篇文章是“以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

曹植甫老先生在当地影响力还不只教育。1935年，红二十五军北上进入卢氏，蒋介石调集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师在卢氏设卡堵截，扬言要消灭这支红军部队。曹植甫老先生听说后，找机会送给六十师师长陈沛一副对联：“舞台即是世界，世界便是舞台；演员在演大家，大家都是演员”，引得陈沛登门拜访。曹植甫不卑不亢地劝告陈沛：贵军在上海参加过“一·二八”战役，举国拥护，如今却来到后方，同室操戈。日寇侵华，全国同胞应举国团结，勿兄弟阋于墙。他质问陈沛：将军不在国防线上抗日，来到深山，不知作何感想？陈沛听了连连点头。经过曹老劝导，六十师没有真正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正面交锋，而是佯装堵截，使红军免受大的损失。1946年，李先念部队进入伏牛山区，粮草非常困难，又是曹植甫老先生出面，为部队筹集了300余万斤粮食和大批寒衣。

从伏牛山到莫斯科

曹靖华1897年出生在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镇河南村。这次纪念活动时，笔者也踏上了这片鄂豫皖交界的纵横连绵的深山丛林中。这里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交汇处，“五里川”这个名字就可见其河流丰富，植被茂盛。卢氏虽是千年古县，却是河南人口最少的县，今天的卢氏也只有38万人口，百姓自古在饥贫困苦中挣扎。

曹靖华在19岁时走出伏牛山区，将自己的小名“彩娃”改为“靖华”，并以此署名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意为“保卫中华，振兴中华”。在“五四”运动中，他又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是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青年。

1921年春，曹靖华在上海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的一个晚上，他与30多位团员被集中在渔阳里6号的一间教室里并被告知，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业务考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选派第一批骨干团员秘密前往苏联学习深造，以便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骨干。这或许是改变曹靖华一生的一晚。与曹靖华同被选中的同学中，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等，学员名单是李大钊、陈独秀亲自确定的。

想到此行生死未卜，曹靖华留下一张照片和一封信，托人寄给远在家乡的父亲曹植甫。他的好友郑振铎和沈雁冰（茅盾）还特意去买了阳澄湖螃蟹为他送行。第一批赴苏联的八人，每人领到一张俄文字条，这是去苏联的通行证，既不能丢失，也不能被发现，如果被白匪搜去，大家都会有生命危险。曹靖华将字条小心地用香烟盒的锡纸包好，钉在皮鞋后跟的夹层里。他们本可乘火车从满洲里沿铁路穿过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但当时张作霖正抓捕布尔什维克党人，关闭了中苏通道，众人只好从上海出发经水路通过海参崴附近“真空地带”曲线进入苏联。

旅途一路危机四伏，几次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风险，一路惊心动魄下，曹靖华等人终于遇到了苏联红军，将字条交给他们，并被护送到莫斯科。之后，曹靖华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这几批在建党前去苏联的革命先行者，此后大多数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战线方面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受瞿秋白鼓励开始翻译

曹靖华专精俄语，希望将俄语文学翻译到国内，鼓舞大众。而当时不少同学认为，翻译文学这件事与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军事指挥相比，实在是太不重要了，只有做政治家或军事家，才是革命积极的选择，而关注苏俄文学是消极的、逃避的表现。这令曹靖华非常沮丧。

就在此时，瞿秋白坚定地鼓励曹靖华：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思想的影响要比军事和经济上还要重要。瞿秋白用高尔基的《母亲》举例告诉曹靖华，书中“工人阶级绝不放下武器！”的号召鼓舞了多少人，要怎么估量这部小说的价值呢？

瞿秋白回到北平后，他将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的《蠢货》在《新青年》上发表，并鼓励说：中国文艺土壤太贫瘠了，你来做个引水浇田的农夫吧！

在瞿秋白的鼓励下，曹靖华除了教书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从事翻译工作，又翻译了契诃夫的《三姐妹》、高尔基的《一月九日》、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费定的《城与年》、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等三十多部作品，约300万字。

据曹靖华的女儿曹苏玲生前回忆，每年到6月18日瞿秋白先生的忌日，父亲都会让她播放《国际歌》的磁带，父亲常说，是瞿秋白先生引导他走向革命文学道路的。后来笔者看一些文章知道，原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时，住在北京东城家中，曹靖华当时常去看他，他翻译“英特纳雄耐尔”的时候，还开心地与曹靖华分享用“音译”译出了“国际”这个词的气势。彼时情景，青春奋斗岁月，想必常在曹老眼前回放。

曹靖华在《罗汉岭前吊秋白》一文中深情写道：“秋白，那是1922年吧，我们在莫斯科，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医生说你的一叶肺已经烂了，但你总不能休息。讲课时，你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你还是诲人不倦地讲着……”读来感人至深。其实瞿秋白对于曹靖华，不仅是志同道合的师友，瞿秋白更是在曹靖华年轻迷茫时为他坚定了选择。

其中影响读者最广的应算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而《铁流》从翻译到出版，都与曹靖华、瞿秋白的另一位好友——鲁迅的帮助分不开。

在鲁迅支持下译《铁流》

曹靖华在苏联学成回国后，去北京大学听课，他因为旁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认识了鲁迅。曹靖华想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俄文，推广到苏联，为了解决翻译中的问题，他多次写信给鲁迅，开始了两人长期的书信交往。据《鲁迅日记》记载，两人开始通信到鲁迅病故的11年间，二人书信多达292封，其中84封鲁迅去信被收录在《鲁迅全集》中，曹靖华是鲁迅通信仅次于许广平的人。

鲁迅有个“三闲书屋”，这“三闲”就是取自鲁迅、瞿秋白、曹靖华三个“有闲阶级”，三人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

1929年11月，鲁迅写信约曹靖华翻译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名著《铁流》。可以想象，为了翻译《铁流》，曹靖华寄居在波罗的海沿岸小镇，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在没有柴火加热的房屋里，戴着皮帽穿着皮衣，还得把翻译好的《铁流》复写成六份，以便躲过国民党文化封锁的筛检，寄到鲁迅先生手中。

鲁迅收到后亲自校订并做后记，瞿秋白补译了长序。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文禁”，没有书店敢承印和出版这本书，鲁迅自掏一千大洋，通过外国友人的书店，将《铁流》在书店柜台下面一本一本地渗透到读者手中。

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深受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城与年》《第四十一》等作品影响，这些文学作品成为他们投奔革命的精神食粮。林伯渠曾说，延安有个很大的印刷厂，《铁流》不知道印了多少版、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没有没看过《铁流》的，这本书是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

在参观曹靖华故居时，角落中有张不起眼的照片，照片中年近九旬的曹靖华坐在鲁迅故居的书房中，物是人非，身边一起奋斗过的挚友纷纷离去，残酷的时间洪流席卷了以往发生的所有往事，不知道坐在鲁迅书桌前的这几个小时安静的时光中，曹老心中在想些什么。

不要做官要做教师

曹靖华有一儿一女，女儿曹苏玲继承了父亲的俄语文学翻译之路，也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作品。儿子曹彭龄今年85岁，为了纪念父亲125周年，他特地写了一封致辞，其中写道：“转眼之间，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然而家父深爱的故乡三门峡卢氏，竟把拥有千余平方米展厅的曹靖华纪念馆建在了他的家乡，这在他生前是难以想象的。”

曹彭龄出生在1937年的北平，刚出生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曹靖华去西北联大任教，全家搬到西安。1938年，国民党当局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名”，将曹靖华于西北联合大学解聘。后来曹靖华来到重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派人传递紧急信息给曹靖华，希望他保护好自己，暂时先躲避起来，还给了曹靖华一笔生活费用。曹靖华觉得不能拿革命的经费，便没有收，带一家藏在了重庆沙坪坝附近。

1948年9月，曹靖华回到北平，接受了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聘约，出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讲授俄语及“苏联文学选读”课。新中国成立前夕，曹靖华调任北京大学。当时，周总理曾问他要不要到文化部工作，他回答，自己不想做官，想做一名教师。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中俄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宗琥看来，这种精神来自于曹家的家风传承——他的父亲曹植甫当年中了秀才不去做官，而是回乡兴办教育，启蒙家乡人民。从学习俄语，到翻译俄语，再到教授俄语，曹靖华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自1951年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建立至1983年85岁高龄，曹靖华一直担任北大俄语系系主任，为筹建和发展北大俄语系做了大量工作。30多年来，曹靖华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精通俄语和俄国文化的领导干部和学界人才，同时为苏联培养了大批外交家和外交官。85岁高龄的曹靖华不做教师后，担任了《俄苏文学史》主编，这本书是我国自行编写的第一部统编教材，这一年是曹靖华从事教育工作60周年。晚年曹靖华回到家乡时说过，他一直希望家乡能有一个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学生，他愿意负担全部费用。

曹靖华晚年，儿子曹彭龄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后参军。1981年，组织准备将曹彭龄派往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任职，临行前，他与父亲曹靖华曾数次彻夜长谈。他告诉父亲，黎巴嫩情况复杂，怕自己做不好工作。当时病榻上的曹靖华给曹彭龄写了一首鲁迅的诗，其中有两句“万里长风送客船，文章得失不由天”。他告诉儿子，不仅是文章，任何事情都一样，“得失不由天”，因为事在人为，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结果千差万别。他又跟曹彭龄交待，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管自己病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要急忙赶回国，“你的岗位在火线上”。

尽管曹靖华自嘲“我这来自十九世纪的废物”，自谦“人到中年，生命就像瓦上霜，深望在自己的瓦上霜未消失之前，有点极微小的工作做，在工作之余，能自学点知识”，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仍旧笔耕不辍，工作不停。

还有一件令人动容的事——曹靖华的许多作品扉页题字“靖华”落款下有一款“曹靖华印”，据曹苏玲回忆，这款印章是曹老挚友闻一多的绝笔作品，印章的边款是行书小字“一多 昆明”。当年曹靖华在收到闻一多这枚印章时，闻一多已遇难了。曹老带着这枚象牙印章在身边，从不离手，睹物思人。1987年9月8日，曹靖华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悄然离世，身上仍带着印章。

翻译的天花板是母语

曹靖华的经典译本至今仍在出版，影响着几代读者，我们不禁要问，百年前的文本到底拥有何种穿透时间的力量？

曹老经常对同做俄语翻译的女儿苏玲讲，翻译不能光靠字典，有时查字典也没有合适的词语，这时就要反复读、上下连贯、全篇连贯，由此找到准确的词语。曹靖华看来，翻译是件学无止境的工作，因为文学作品中包罗万象，所以译者要掌握各个方面的知识，对文本不但要精读细读，还要玩味消化，找到如何用中文表达的方法。曹靖华曾说：“想要把作品译好，是一件创作，不是简单的事。”曹靖华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对作品进行了精妙的创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汪剑钊告诉笔者，曹先生翻译这些俄国文学作品，还不是出于仅仅一般的文学兴趣，而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翻译放低了要求，恰恰相反，曹靖华在翻译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又是一位创作型的学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汪剑钊说，自己见过很多精通外语的人，却做不好文学翻译的工作，原因就是对自己的母语、对汉语不够敏感，一个人只有在中文和外文都有很高造诣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好文学翻译的工作。“当我们在读《铁流》《城与年》的时候，表面上是在读绥拉菲莫维奇，是在读费定，其实是在读曹靖华——他用汉语把这些优秀的作品传给了国内读者。”汪剑钊看来，曹靖华的译作为何如此经典，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自己也在写作散文和诗歌，在翻译家的生命之外，曹靖华从事着真正的付出心血的文学创作：“创作与翻译在他身上融合得非常好，而且互相提升，他不仅将外来的语言引进丰富我们的母语，还因为汉语的写作水平让翻译更精准。”王宗琥也认为，翻译的天花板其实是母语的水平，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对翻译至关重要。

很多人熟知曹靖华是因为他翻译的俄文作品，但其实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曹靖华就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这些文章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出版了《花》《春城飞花》《飞花集》《曹靖华散文选》等散文集。他的散文也曾被选入语文课本，《小米的回忆》一文常被中学老师列为经典散文范例进行阅读分析。

作家陈建功和曹靖华先生有数面之缘。初见曹先生时，他35岁，曹先生已经87岁高龄了。陈建功认为，曹先生以情感充沛、蕴藉深厚的散文作品，跻身于我国当代优秀散文家之列，并不输于当时所认定的散文三大家。陈建功谈起自己少年时代背诵过收入教科书的那篇《三五年有多久》，感受到里面激情的跌宕。他还说，读到《罗汉岭前吊秋白》等散文时，感受到曹先生都是由衷而发，言之有物，在娓娓道来中显出筋骨与神气。

“一个人什么都不要怕，世界上一切不朽的极伟大的光荣都是那些战胜艰苦的人独享的。你什么都不要怕，志气放坚决些，勇往直前地往前干。”这是曹先生的名言。许多后辈回忆曹老的文章中，都提到过这一点，他鼓励每个有理想的人“勇往直前”。

曹靖华一生经历了晚清、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所翻译的作品固然与当时的时代发展、革命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后辈译者接力传承，永远可以从前辈的作品中获得力量——如《铁流》那样，虽“时而潜流，时而断流”，但仍源源不断地流，一往无前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