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历史的产物，如同人类演化路径上遭遇的众多问题那般，文明的微光恰在于反思并克服这些历史问题。人类不仅拥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还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出色的智慧和思想力，人所具备的理解力和反思性，构成了人与自然间必不可少的调节器。

我曾将田野经验视为生态写作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因为田野经验涉及到作家的审美呈现层面。田野经历会帮助作家找到那个观念与感性形式最佳的结合点，这个点位既有着声情并茂的内容，又具备观念敞开的功能，如同海德格尔所分析的梵高笔下的农鞋。农鞋何其多矣，而梵高的农鞋却是“独特的这一个”，它接通了历史、现实以及生活的本质，进而让观者被一种浩大和深刻所覆盖，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生发和美感触动。

田野经验与经验写作的区别在于，田野经验是一种有意识的寻找。阿来的重返阿坝，迟子建的重返森林，李青松的实地勘察，皆是这样的例证。而写出《大湖消息》的沈念，他的湖区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唤醒自我的某种童年经验，而是有意识深入到滩涂、水道、湖区村庄之中，意欲在更宽的视界里理解洞庭湖，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坐标中把握一顷大湖的脉动。时针回溯到2015年底，身为作家的沈念参与一个小分队，从事越冬水鸟实地调查工作。在此之后，长沙-岳阳-湖区的循环往复，使得他积累了诸多第一手的资料，这些资料经过消化和重新打磨，就有了《大湖消息》这本生态主题的散文集。

如同盖娅假说一样，写作《大湖消息》时候的沈念已非当年的那个水边少年，洞庭湖在其眼中，在其笔下，已然是一个具备自主性的生命系统，它的自我生长和萎缩，它的自我修复和调节，恰好照应了“生生不息谓之易”这一古训。这一自主性的生命系统拥有向内和向外两副面孔，向内是内部生物种群的自我调节，向外则与人的生活形成互渗关系。《大湖消息》在结构上分上下篇，刚好照应了洞庭湖在历史时空中的两副面孔。

《大湖消息》的上篇由四篇长散文构成，作家选取了大湖生命系统的四大生物加以观照，它们分别是越冬的水鸟、洞庭湖麋鹿、江豚以及湖区典型的入侵植物——黑杨。四篇作品中，作家通过闪回、叙述主体切换的手法，将隐含的时间线剥离出来，而时间线中的特定对象，它们的起伏曲线和生命情状则与之应和。其中，越冬的水鸟和江豚篇，时间线上延到公社化时期，比如这个时期基层政府组织的打鸟队，利用冬季湖区水鸟众多的优势，产出带有地方特色的副产品。比如渔民对“江猪子”的熟悉和敬畏，进而附着了特有的民间信仰仪式。以上皆是历史的产物，也随着时间的后延，整体状况发生逆转。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源于大规模的盗猎、毒杀，长江中下游两大湖区的越冬水鸟皆遭遇了严峻的生存危机，而危机的深化方催发了民间和官方的环保意识和行动。麋鹿篇中多次提及1998年的洪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尽管作家没有正面加以叙述，但对于这场洪水的产生原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湖区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则构成了人为的因素。人与湖争地，湿地丧失，湖区动植物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皆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说起来，无论是公社化时期还是生态体系遭受整体破坏的时期，作家皆不在场，怎么解决这个时间线的问题？沈念采取了口述加多视角叙述的方式，一方面，以个体的真实经历为叙述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多视角叙述加以验证和外扩。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大湖消息》与《湖上宽》中老鹿的故事形成了互文关系，不过是两篇作品中对故事的剪裁和处理不尽相同罢了。

最坚定的民间环保力量，往往来自那些专业性水平最高的猎手。这一二律背反其实隐含着人间正道。王族笔下新疆动物系列中的猎手，冯杰《北中原环保手记》一篇中最早的地方环保人士，傅菲笔下鄱阳湖的护鸟人，无不如此。《大湖消息》这一章中的老鹿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这种二律背反的后面，隐含着人与动物在某种生命绝境下产生的共振现象，一旦进入这种共振的频道，生命的顿悟和生态关怀都会被打开，而且这也是一个一旦打开便永远打开的故事。

让经历者去讲述，让在场者去呈现，这是《大湖消息》上篇的处理方式。而在具体审美方向上，四篇作品各有不同，越冬的水鸟篇宽阔而驳杂，里面有着世间万象。麋鹿篇则柔美而细腻，江豚篇有着时间的纵深感，黑杨篇则是现实感突出。这个散文集的下篇，同样由四篇作品构成。下篇的这些作品，从整体上观照的话，讲述的是一顷湖水对人们的渗透和影响，这些人间生活与上篇中的动植物主体形成一种映射和互补的关系。在渗透层面上，有劳作习惯的坚硬存留，有溺亡对家庭的转折性影响，有大湖对远方他者的接纳，等等。处理方式上，下篇中的四个散文叙事性明显加重，每一作品皆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由内而外地去呈现他们的悲欢离合，而大湖则如同黑夜里的山系，隐藏在暗处，却制衡着人们的生活。上下篇对照着阅读的话，就能够明白，人们的欲望改变着大湖的面貌，而大湖自身的自主性，同样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人与湖间的关系如何安放，通过各种绵密的故事，作家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即动态平衡中的尊重、爱惜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