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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巴金写给臧仲伦的书信21封，是臧仲伦家属无私捐赠的。这些信件写于1978年至1982年间，其中1978年所写书信与巴金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有关。

一、因《往事与随想》结缘

《往事与随想》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赫尔岑的代表作,是一部心灵史巨著，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臧仲伦，著名文学翻译家，他同巴老结缘于1978年，从巴老的信可知二人因《往事与随想》的翻译结缘。

仲伦同志：

本月十九日我回到上海，才读到您月初的来信。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我回来后患感冒在家里休息，精神不好，一时也不能一一查对，我翻看了两三处，如“战斗”一共继续了四天四夜，“哥哥们”的血，都是照英译本译的。但有一处“创伤既然相同，伤口便长合得快”一看就明白是我弄错了。不能怪英译者……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我接受您的意见，将来重译《家庭戏剧》时，一定参考您的意见修改译文。因此我希望您把您的全部意见寄给我看看。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您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时间，替我校一遍《往事与深思》的新译文……倘使您愿意校阅它，我就把底稿寄上。我翻译这部书，也感到吃力，是边译边学习……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正在读这部书，从我的文笔上也看得赫尔岑的影响。我还是要慢慢地译下去，译完它，也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巴金廿五日

（巴金致臧仲伦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这封信是用蓝墨钢笔写在“浙江文艺”专用信笺上，信末所署日期为“廿五日”，并未写明年月，巴老说“本月十九日我回到上海，才读到您月初的来信……我回来后患感冒在家里休息……”，所以直到25日，他才给臧仲伦写信。信的右上角有红色圆珠笔写下的“78年3月27日收”字样，由此推断，此信为78年3月25日所写。

1973年7月，“四人帮”及其党羽忽然宣布，决定把巴老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但仍剥夺了他的写作权，他只能偷偷地搞点翻译。于是他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1977年4月，他译完了第一、二两卷。“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这工作又只能偷偷地完成，因为‘四人帮’要使我‘自行消亡’……”，他在《往事与随想》后记中写道。

“文革”结束后,巴老作为《往事与随想》的译者复出,通过对它的译介，对“文革”进行反思。随着社会境况的逐渐好转，臧仲伦也想找些事情做，然而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门槛和偏见还很多，老习惯、老规矩依旧存在。正在彷徨无措之时，他得知巴老正在翻译《往事与随想》，便去图书馆借来了20世纪40年代巴老翻译的《家庭的戏剧》（《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中俄对照，字斟句酌地认真品读，他要学习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他从中领悟到了巴老翻译的精妙之处，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翻译不准确、不恰当的地方。他便给巴老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没想到不久便收到了回信：“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我接受您的意见，将来重译《家庭戏剧》时，一定参考您的意见修改译文。”

在这次回信中，巴老非常恳切地提出了请求：“您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时间，替我校一遍《往事与深思》（《往事与随想》最初的译名）。”从巴老27日的信可知臧仲伦接受了他的请求。

仲伦同志：……您肯花时间校读我的译稿，我很感谢。我准备过一两天就把《往事与深思》第一卷的底稿寄上，请您不客气地提意见……巴金廿七日

（巴金致臧仲伦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巴老的译文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三十卷本《赫尔岑全集》第八卷（1956年）和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C.Garnett）的英译本翻译的，主要是依靠英译本，因此难免出现误译情况。70年代末，巴老和臧仲伦共同就中译本的部分问题——诸如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思想的解读和阐释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并最终确定了这部回忆录的中译题名——《往事与随想》。

仲伦同志：……书名决定改为“往事与随想”……我一直不满意“思考”“沉思”“深思”一类的译法……用随想二字适当得多，明明是随时的感想……巴金九月二日

（巴金致臧仲伦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对于臧仲伦的意见，巴老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的采纳。他说：“有时候我没有接受您的意见，我保留着我原来的译文，可能我还想保留我写文章的‘风格’”。

二、《往事与随想》是我的老师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巴老说：“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正在读这部书，从我的文笔上也看得（出）赫尔岑的影响。”他初次读《往事与随想》是在1928年。当时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完。

1927年，巴老到法国求学。在巴黎，尽管有几位中国学生和他很要好，但他仍然感到异乡的寂寞。为了排遣郁悒的心情，1927年，他动笔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当时国际和国内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他造成很深的影响，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一件是发生在国内的“四一二”大屠杀；另一件是1927年8月23日两个与他曾经有过书信往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樊塞蒂被美国政府处以死刑。面临严酷的现实，巴老坚定了写作《灭亡》的决心。

巴老与赫尔岑非常憎恨泯灭人性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渴望自由民主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把自己所亲历的充满血和泪的道路同民族危亡、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巴老说：“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翻译《往事与随想》堪称巴老晚年的一件大事。“我翻译这部书，也感到吃力，是边译边学习，翻译也是为了学习”。“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这样的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三、异曲同工之妙

“文革”十年炼狱式的生活，剥夺了巴老的写作权利，却剥夺不了他对人生、对艺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令他痛惜的是他已经浪费了整整十年乃至更多时光，他要找回自我，要唤回自己的创造力，要让自己的生命开花。

1976年，“文革”尘埃落定，巴老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年逾古稀的他决心立志写《随想录》。与此同时着手的，还有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二册的翻译。巴老在《随想录》后记中写道：“《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

巴老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8月，在将近8年的时间中，完成了五本共一百五十篇《随想录》的写作，被公认为这是一部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文献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巨著。他是怀着一种修建纪念碑的悲壮心情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从翻译这部书中找到寄托，找到安慰，诉说愤怒和心灵的呼声。他写《随想录》主要是出于对“四人帮”的愤怒与控诉和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但受《往事与随想》的影响和启发也是重要原因。在创作《随想录》之前，巴老已经在凭借《往事与随想》对人生进行思考，其书名即源自这部书。

但此时，巴老的生命已步入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枝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身体每况愈下，巴老不得不改变写作计划。他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与随想》，集中精力写《随想录》。但他写《随想录》和翻译《往事与随想》的初衷是相同的。虽然时代、环境、作者不同，它们殊途同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往事与随想》是上篇的话，那么此时巴老所创作的《随想录》就是下篇了。”他用颤抖的手镌刻，用滚烫的心熔铸，他要告诫经过“灭亡”后得到“新生”的人们，铭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段可悲的历史，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之火，这熊熊之火便是巴老捧给读者的一颗滚烫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