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年中宣部之所以高扬‘主题出版重点作品’项目，是为创作者和出版社设立国家水平的创作标准与出版标准，它正引领和改变着中国原创作品和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值得为之努力……”

2022年9月9日中午，何建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他的作品《万鸟归巢》刚刚入选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加上前三年入选的《诗在远方》《革命者》和《大桥》，何建明由此成为首位连续四年蝉联全国主题出版重点作品的作家。《万鸟归巢》记述了在中国海归人员最多、高精尖产业最集中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苏州工业园区，一批来自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纳米科技、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及文化艺术领域的优秀“海归”人才的故事。

苏州亦是何建明的家乡，他一直关注家乡这块土地的发展。为了撰写此书，何建明花了两年多时间，多次从现居地北京回到苏州，最终形成了这本报告文学。正如他在书中写道，“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唯一的，也是世界唯一的”，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采访时，他同样深情地表示：“对自己家乡的那份感情，让我想要书写我的家乡。”

此前，何建明编著的理论专集《何建明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部以何建明近十年的创作经验谈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理论集，共四十余万字，是一部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理论专著。

《何建明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

何建明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从事创作四十余年来，其作品影响了无数读者，也代表了当代报告文学的最高水平。他所创立的新时代创作风格，尤其是国家叙事的艺术创造，一直影响着年轻一代报告文学写作者。近年来，何建明又在生态文学、城市书写、革命历史题材及主题出版方面，做出了宝贵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

本书以作者的创作谈为主，聚焦其对报告文学的理论阐述与思考，兼收其他文学理论家的评论文章，分为《理论谈》《创作谈》《作品赏析》《专家评论》四个部分，共百余篇，是全面分析和研究何建明文学创作的必读之作，也是了解当前中国报告文学现状与发展方向的重要史料。

作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何建明无疑是位高产的作家。40余年来，他创作并出版过50余部文学作品，仅2011年至2020年十年间，他就创作出版了18部报告文学作品，包括今年央视热播电视剧《高山清渠》原著《山神》，荣获2021年度俄罗斯出版界最高奖“最佳图书”奖的《革命者》等。他曾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5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上世纪90年代的《共和国告急》，再到新世纪的 《国家行动》、新时代的《大桥》《浦东史诗》《革命者》等……何建明用他的笔真实生动还原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发展历程，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感人的中国故事。纵观这些年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时代变迁，何建明从未缺席过，他用敏锐的发现力和准确独到的判断力，不放过任何一次时代的脉动和任何一个闪光动人的人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只要生命不止，报告文学创作就一直会是我最重要的生命内容。”

写了这么多年报告文学，获奖无数的同时，何建明愈发感到报告文学在中国没有系统权威的理论支持。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实践者，他深刻感受到形成中国报告文学理论体系迫在眉睫。“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报告文学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最直接的一种文体。建立报告文学的理论体系，是时代的需要。”

于是何建明结合自己的创作，编著了学术理论集《何建明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一方面他希望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对中国现有的报告文学做一个理论的梳理，总结一些经验出来；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和领军报告文学的长期实践所总结的诸多理论，对青年一代报告文学做出指导，使青年作家在如何深入现场采访、把握作品视野与格局、选材和处理素材、准确处理客观真实与主观意图之间的把握分寸等方面有所收获。

此次结集出版的《何建明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一书，聚焦何建明近十年间对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阐述与一些重要思考，同时兼收其他文学理论家对其创作的评论文章。全书分为《理论谈》《创作谈》《作品赏析》《专家评论》四个部分。其中《理论谈》部分，收录何建明多年来创作的理论文章，饱含作者对当代报告文学的思考与探究。而《创作谈》部分尤为动人——

在《创作谈》部分，何建明试图还原自己那些极具重量的作品的创作历程，那些艰难的实地采访历历在目，就像此前媒体报道中写道的：“比如今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高山清渠》原著《山神》，为了采访主人公黄大发，何建明三上‘绝命悬崖’，弓着身子行走在千米高的悬崖边上；为了采访一次百万三峡大移民事件，他一天中要换乘五六种交通工具，奔波20多个小时，早上还在繁花似锦的京城，深夜竟然到了狗吠狼嚎的深山；为了弄清矿难事件，他被矿主用土枪顶着腰眼以命换素材；为了调查贫困生现象，他一年走几十所大学，采访当事人 400余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亲身经历，亲眼见过那些故事中的人，何建明才能写出那些感动你我的故事和人物。

“什么叫报告文学？什么叫真实性？什么叫文学性？什么叫时代性？什么叫人民性？这些都是需要我回答的。”何建明对《北京青年》周刊记者说道。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伟大而精彩的时代，在我们身边，几乎每天都发生着令人感动和振奋的人与事，“用文学作品表现和反映历史和时代的进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何建明如是说。

Q-北京青年周刊

A-何建明

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

最好的、最直接的

一种文体

Q 您的作品《何建明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最近刚刚出版。您出版这部作品的契机和动力是什么？您认为这部学术理论集对“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哪些意义？

A 报告文学最开始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有我们党对文艺路线的引领，决定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地位。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应该说是到了中国才发展壮大的，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没有哪个国家把报告文学发展到其在中国这样的规模。

你看中宣部、各个省市的文学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上面好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是报告文学。可是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在中国没有权威或者说是没有系统的理论，它不像小说、诗歌有那么深厚的理论支持，而一些所谓报告文学的理论家，都不是写报告文学的。

报告文学不像其他文体，比如小说、诗歌那样进入一种独立的作家个人的思维和创作世界，报告文学大量的工作是作者在采访以及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去审查、核实，比如和主人公是要见面的。报告文学是真人真事，既要经过文学的考验，也要经过当事人、主人公或者单位、时代的审核，一部好的报告文学背后的故事不亚于它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我写过很多报告文学，我之前也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经常要讲课，要去思考问题，比如什么叫报告文学，什么叫真实性，什么叫文学性，什么叫时代性，什么叫人民性，这些都是需要我回答的。在这些思考中，我强烈感受到我们需要形成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体系，而我就是一个实践者。无论是从创作的角度还是职位的角度，我都有很多经验和思考，对我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我接受过各种题材的挑战，在创作过程中体会非常深刻。

进入新的时代，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报告文学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最直接的一种文体。建立报告文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时代的需要。所以我就结合自己的创作，编著了这部理论著作，一方面希望对我们中国现有的报告文学做一个理论的梳理，总结一些经验出来，同时还希望给未来要进行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年轻人一些理论指导。

Q 能否再谈谈您的作品《万鸟归巢》，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刚刚入选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作品写的是您的家乡苏州，你对家乡情感是怎样的？以及家乡的人和事对您的创作的影响？

A 关于《万鸟归巢》这本书，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万鸟归巢》讲的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其发展硬核就是吸引海外人才，而这些海外人才当中，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出去的高端人才，他们在国外经历了很多，学业、事业有成。但是我采访了很多人，发现他们在国外可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绝对当不了大老板，或者说他们的科研成果非常了不起，但是总是挂在别人的后面，第二名或者第三名的署名。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天地，但是西方国家他们很难实现这样的理想，所以他们有一种不服气，于是回到自己的国家是最好的出路。

而实践也证明，今天中国的发展要远远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你看我在苏州工业园区采访了那么多人，他们带着研究成果回来，没两三年就做成了上市公司，有了自己事业的天地，同时又成了大老板，可谓双丰收，在他们原来所在的国家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从他们个人的角度，他们回来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也恰恰需要这些人才回来。这些“海归派”带回来的成果，恰恰是我们当今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时候最需要的。

另一方面，我对自己家乡的认识也是这样。我的老家是苏州，苏州一直是天堂，它既是自然环境的天堂，也是人文环境的天堂。苏州工业园区既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比如小桥流水，又有一种美好的创业氛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窗口。我走过很多国家，最后我发现我们的苏州工业园区不比任何国家的一些地方差，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还是发展潜力来讲都是这样。我对苏州工业园计划也特别有感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写的是“海归”，但其实呢，作为我这样的年纪，在北京也呆了40多年，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看待自己家乡的事，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内归”了。总而言之就是我对自己家乡的那份感情，让我想要书写我的家乡。

报告文学创作

一直会是我最重要的

生命内容

Q 报告文学所描写的内容，似乎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会有所差异，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平衡文学描写与真实记录之间的关系的？

A 以《革命者》中的邓中夏为例，他从一个倜傥风流的纨绔子弟到一个热血青年，为了建党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什么也没得到，怀着崇高的信念被国民党枪毙了。这样的人才是活生生的人，才是对我们党员最大的教育。我对邓中夏的塑造既来源于客观现实，同时又带有我的主观艺术处理，这样才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今年我们进行党史教育，目的是让人思想上、心灵上、灵魂上受到触动，如果我们就跟念教材似的，仅仅灌输邓中夏什么时候生人，什么时候去世，他有什么信念，这些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而概念化的东西往往达不到震撼人心的教育目的。

黄炎培跟他儿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单独写黄炎培儿子的事例很简单，就是好人与坏人的关系，但我为什么要写忠诚与背叛？罗广斌上世纪60年代初写《红岩》的时候，他在当时那个历史年代所需要完成的使命，就是要讲好人和坏人如何斗争。可是今年我要讲党史，讲《红岩》故事，我要讲的是精神、是信念，是党性和人性之间的复杂性，所以我看到的《红岩》和罗广斌的《红岩》是不一样的。这是时代的原因，如果今年我再写好人和坏人，就没味道了。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遇到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们党为什么要进行忠诚教育？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允许一会儿忠诚，一会儿不忠诚，要忠诚就要绝对忠诚。这里我又要拿甫志高的例子来说明，我们都知道甫志高是个大叛徒，但他真的是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他确实当了叛徒，但最后又觉醒了，但是已经晚了。所以我讲的这些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

另外一点就是，客观真实，有的是不一定完全真实。作为作家来说，我们要有判断力，而且要敏感，我写的很多人物包括黄大发在当时都是没有出名的，我是以作家独特的判断，在别人发现之前把这个金子提炼出来，这是我作为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我宁可写这样的人，也不想去写被表扬过的人，被表扬过的人有太多的光环了。

我们作家的价值观就在于取舍。我写《革命者》的时候，我便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必须用这样的精神才能写好，否则我写不好。

Q 您说过“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我必须去写，非写不可，（好故事）非我莫属”。在您的意识中，什么样的标准才构成一个“好故事”？

A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剧《高山清渠》，是根据我的作品《山神》改编的。2017年，在写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那山，那水》之后，我在手机上看到了一个信息，说贵州省委书记去见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个支部书记，就是黄大发。为了老百姓吃上大白米饭，他自己带队发动群众，用32年时间在自己的老家修了一条高山清渠。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非常感动，我说我一定要去采访，还要把它写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尽管他是个普通的老百姓。黄大发现在已经是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还是七一勋章获得者。

我最近到新疆去了，看到几个故事特别精彩，比如在一个边境上，我听说有一个老战士，他已经退伍了，他的部队也已经解散了，但是他的部队里有七名革命烈士，为了革命工作牺牲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坟墓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修缮。这个老战士退伍之后回到陕西，他刚刚结完婚还在蜜月当中，就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又回到自己老部队所在的地方，整整用40多年时间，一直守护在他的战友坟墓。我很感动，正因为这样的坚守，这样的战士，这样的战友情谊，才使得我们边疆稳定、安定。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最近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影响非常大，《读者》杂志也转载了，题目叫《永远的坚守》。

我碰到好多这样的故事，再比如当初的港珠澳大桥，那段时间我很忙，后来有一个中央领导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写一写港珠澳大桥。我去的时候大桥还没有开通，当我走进水下40米深的海底隧道，我特别激动，我感到我们国家真是了不起，所以我一定要发誓把它写好，写出我们中国人那种精神来。所以《大桥》的书也就出来了。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是不断这样的。为什么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写？就是因为停不下来。中国有这么多好故事，这么多优秀杰出的人才，时代的发展又这么好，无论是这个时代国家好的方面、精彩的方面、感人的方面，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这些都是报告文学作家要去承担的，是其他文学形式很难完成的使命。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还有我们的读者都太需要这方面的内容了。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像我这样走在最前面的报告文学作家，更是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职责和使命。所以我必须去写，只要生命不止，报告文学创作就一直会是我最重要的生命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