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乍一看马伯庸，惊觉他比之前瘦多了，穿着一身运动装，黑色T恤上写着几个大字——“工具人”。看到我的反应，他一脸欣慰的样子：“最近有跑步，锻炼锻炼。”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不久前微博上的一个乌龙——有人把剧组路透里的马伯骞认成了他，还说：“导演有点厉害，连马伯庸看着都好看很多……”

怕不够健康，马伯庸现在每天监督自己跑步。这趟来桐乡领取“茅盾新人奖”，他一到酒店就出去转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适合跑步的地方，结果没收到跑道的讯息，倒是意外发现了一家网吧。从酒店到网吧，往返正好三公里，“四舍五入”一下也算完成锻炼了。在心里盘算一番后，他果断窝进网吧，酣畅淋漓地玩了两个小时的吃鸡……

“最近手上不写东西，在做新的调研。刚写完80万字嘛，得好好歇歇，不能持续发电是吧。”不动笔的时候，马伯庸喜欢做史料调研。这对有的人来说或许是件苦差事，对他而言却是个“寻宝”的过程。每每看到好玩的东西，即便不写成小说，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八卦讲给别人听，他都觉得别有兴致。

他说的“80万字”是指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大医》，分《破晓篇》《日出篇》上下两部，讲述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这是他少有的近代题材，篇幅也是前所未有的长，结果《破晓篇》上市才一周就破了1000万元的销售额，对此他自己都觉得是意外之喜。

领奖前一晚，在酒店大堂，他与我聊起《大医》这部小说的创作。每当周围人声嘈杂时，他会把身子稍微往前倾一倾。讲起写《大医》前后发现的史料故事，他近乎滔滔不绝，从一张照片讲到一个人，从一个人讲到一件事，再从一件事讲到另一件。如果不是时间所限，我深信他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

马伯庸

自嗨的网络“纯”文学年代

马伯庸是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的十位获奖者之一，同届尚有蝴蝶蓝、紫金陈、蔡骏等十人获得“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茅盾新人奖”被称为“小茅奖”，好玩的是，这次来颁奖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在闲聊时提及年轻一代读者对马伯庸的接受度很高，并开玩笑说，他儿子就觉得马伯庸写得比他更好。

在颁奖典礼开始之前，主办方特别举办了评委与获奖作家座谈会，于是就有了本届传统文学获奖者与网络文学获奖者的对面而坐。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已不像以前那么泾渭分明，很多作家其实身兼传统与网络的影响。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说，获奖者中很多人也可以坐到对面去，比如马伯庸坐到网络文学那一排，蔡骏坐到传统文学这一排，都是可以的。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马伯庸是“网络文学作家”，但其实他从未在大型商业文学网站上日更连载，一直专注于纸质书出版。他倒是会在网上写东西，那最早要追溯到1999年——小众文学论坛根本还没有“付费阅读”的概念，它们野蛮生长，杂草丛生却又生机勃勃。

那时马伯庸还叫马力，19岁，来上海念大学，不时混迹在一个名叫“黄金狮子旗”的文学论坛。当时上网一个小时12块，他不吃早餐，省出的钱正好可以每周上网一个小时。时间特别宝贵，他每次都拿着一个软盘先把论坛上的文章拷下来，等回到宿舍再慢慢看。结果有一次，这个软盘坏了，里面一半文件全是乱码，他顿时感到无比沮丧：欲知后事，怎么也得等到下周了。

但也就是在那一天，他在捣腾中不小心碰到了键盘，眼看着屏幕上打出两三个字，忽然想到自己好像也可以写，“于是我就试着往下写了几句，发现还挺通顺的，就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也是从那时起，他的生活从每周下载变成了每周上传，再等下一周去论坛上看网友评论。那会小说《银河英雄传说》很火，“论坛英雄”们纷纷写起同人文，他看得多了，也不免见猎心喜，以一篇对《银河英雄传说》的评论成为论坛新人。

那一时期马伯庸还写出了可以称为他早期成名作的雄文《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他脑洞清奇，将日本动画片《机器猫》视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他“一本正经地瞎说”的恶搞天赋在此初露端倪，网友一时惊为天人。

“那时爱写一些自嗨的东西。”遥想当年，马伯庸的口气里也有了些许感叹：“那个时代吧，大家都还是比较单纯的人，专心写写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世纪之交的论坛写作成为了马伯庸的一个起点。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高寒凝有过这样一个分析：“如果说标准的‘网络作家’的定义是在商业文学网站上进行VIP付费连载，并基本上保持日更的作者，那么马伯庸从来都不是网络作家。但倘若把这个定义拓展到受互联网文化影响的作者，那么马伯庸又是典型的网络作家，他的创作从来没有远离过互联网文化。他其实是在一个网络趣缘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接受、讨论这些作品和著作并从中吸取养分的。”

慢慢看见了“更多的人”

马伯庸的写作，一大特点是“杂”。

一开始他以悬疑小说《她死在QQ》在论坛爆火，正版未出，盗版横行；正当人们以为他要写第二部悬疑小说时，以三国为背景的《风起陇西》横空出世；你想着他要接着写历史小说了，他发在《科幻世界》上的《寂静之城》获得了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的“读者提名奖”；科幻文学界还期待着他的下一篇作品呢，他转而写起极具奇幻色彩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没想到再过几年，他聚焦古董鉴别与收藏的小说《古董局中局》迅速蹿红，销量一下突破50万册，成为2012年出版界的一匹黑马。

难得的是，在市场认可之外，马伯庸的文字也能得到主流文学圈的肯定。除了前面说到的“银河奖”，2010年，他的《风雨<洛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一起获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的《宛城惊变》《破案孔雀东南飞 》等又获得朱自清散文奖。最近的是在去年，他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发于《收获》，首次以小长篇亮相传统文学期刊。

对各种文体和风格都能驾轻就熟，是一个作家内心丰富而广大的体现，仿佛对什么都能产生强烈的兴趣。当然，尽管小说、散文、评论、历史普及、幽默小品什么都写，历史、科幻、奇幻、灵异、推理、动漫无所不包，马伯庸最为人所知和称道的还是他的历史小说，包括《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等。

溯源而上，这几部小说都与《风起陇西》一脉相承，属于他“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的创作脉络。他也极善于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加入悬疑、推理各种元素，书写史书背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其实在学生时代，他最喜欢看的倒是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他们驰骋沙场，纵横天下，极尽英雄气概。但慢慢地，他看见了“更多的人”。

有一次，他去看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被其中两封秦简深深吸引。那是一对兄弟写给他们大哥的信，信上说我们要去当兵打仗了，问大哥安好。不成想等大哥收到这信，这对兄弟早已葬身于秦灭楚之战。大哥非常伤心，让人在自己死后把两封信放入棺中，这信才跟着秦墓的发现而重见天日。“我们现在说起秦一统天下，想到的都是无比恢宏和大气的景象，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一统天下带来了什么呢？”

不久前他还看了一个三国志特展，文物颇丰，但他对里面两块砖头格外留神。其中一块上的文字大约写于黄巾起义的前14年，是一个砌墙修墓工人写的，大意是“你们这些王八蛋快把我逼死了，我现在就等着‘仓天乃死’的那一天和你们算总账”；还有一块砖造于晋灭吴的那一年，上面写着“晋平吴天下太平”，算起来应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写的。反过来说，这个老人从出生开始，等了八十多年才等来一次和平。而这样的老人，并不只有一个。

“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两块砖应该一块放在进口，一块放在出口，它们分别代表了三国乱世的起因和三国乱世的终结。”马伯庸告诉我，“它们本身说的都是很小的事，代表着老百姓的心愿，但你可以从他们的心愿里看出历史的大趋势在哪里。包括在《大医》里，我也特别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普通个体的力量可能是很卑微的，但千千万万这样的个体集合起来，当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方向，他们就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院史馆里有一座富矿

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要写《大医》。

2017年，他去上海华山医院做一个职工文化讲座。那天早到了一个小时，一个医生就说，要不去参观下院史馆吧。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他一开始不以为意，却被门诊楼旁的那座西式二层小楼吸引住了。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后来他知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慈禧太后批建的，建成于1910年。华山医院原来也不叫华山医院，而叫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它是中国红十字会兴建的第一家医院，也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家现代医院。

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座富矿，里面的每一份老照片、旧文献都能勾连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和大人物。有一张照片是这样的，两个戴着红十字会袖标的人在划船，船上满满的都是伤员。这张照片摄于辛亥革命期间的武汉，当时北洋军和革命军紧张对峙，红十字会奔赴那里，救死扶伤。

“红十字会两边都救，很多医生牺牲了，是生生累死的。其中一个来自爱尔兰的柯师医生还干了一件事，几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马伯庸说，这位柯师医生帮着革命军提督黎元洪转交北洋军将领萨镇冰一封信，萨镇冰收信后一离舰队，舰队其余诸人立即倒戈，变成革命军的一员，以至于长江水面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到了民国时期，还是这位柯师医生，他被一个中国商人找到，说请他尝尝中国人原产自制的一款葡萄酒。柯师医生一尝，觉得味道不错，真出了一张化验单，说酒味道很好，还很滋补。中国商人赶紧把化验单拿去发在了《申报》上，这就是张裕葡萄酒历史上打出的第一份广告。

说起这些充满传奇性的故事，马伯庸兴致盎然，其实这些故事最后也没被写进小说里，但它们都是促成他写下小说的原因。他一度感到难度巨大，将这些史料暂且搁置，但它们却时不时浮现在他的心头，撩拨得他心痒难耐。直到有一天，他一个抬头，恍然发现自己与近代医学相关的书籍已经不知不觉地堆满了一个大书架。

“我就发现，写作跟别的事不一样，你一定要诚实。”马伯庸笑了笑说，“别的事你可以骗自己，比如我再不喜欢搬砖，我咬咬牙一天也能搬两百块。写作不一样。你写的东西一定是你喜欢的。你就算挤牙膏似的写出一个违心的东西，读者一眼就看得出来。文字是骗不了人的。”

近代医疗史的“半个专家”

2018年，马伯庸确定自己要写红十字会的故事。他开始养成每天看《申报》的习惯。当时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发广告，怎么写社论，有什么流行语，哪几个明星最火，哪几个话题最受人关注……连看《申报》一个月后，他感到自己进入了那个语境。

除了看《申报》，他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也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看到各种近代中国医疗冷知识就记上一笔：1904年还没有“血型”概念；1910年已经有了点滴，但还没有调速管；盘尼西林（青霉素）直到1945年才有了工业化量产，在这之前普通人几乎是拿不到的……

他甚至冒出了一番感慨，就是如果要穿越，千万别穿越回民国。“当时即使在上海，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也不乐观。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一群穷人没事坐在外面晒太阳，有的在衣服里翻出一只跳蚤，直接放进嘴里啪的一下咬碎。可如果嘴里正好有伤口，就很容易造成感染，传出去就到处是病。”

再比如做麻醉。他说，如今做麻醉之前会先检测，体重、心率和麻醉剂量之间自有一套公式，可那时候不知道这些，就纯靠蒙，把人迷倒后看着没啥反应了就开始手术，所以做到一半活活把人疼死的也有。

“男性还好，后来医生们知道了提睾反射，把两腿分开，用竹签在男性大腿内侧上方刮一刮，看是否引起同侧提睾肌的收缩来做麻醉程度的判断。女性就不行了。而且那时女性生产，接生婆为了能切掉产道里的相连部分都会留长长的指甲，那些指甲里都是污渍，极易感染。有一年上海红十字会搞了个接生婆培训，就干一件事儿，说接生前把手洗干净了，就这一件事让接生死亡率降低了70%，你可想而知在这之前女性的生育环境有多可怕。”

说起这些，马伯庸已完全不需要任何提示，不假思索，如数家珍。“现在我可以稍微自豪一点地说，对于中国近代红十字会史和近代医疗史，我算是半个专家吧，或者说是可以和这些领域的专家们聊一聊的。”

2019年的12月30日，他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他甚至没等到元旦，就在第二天（31日）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三个字——“第一章”。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大医》的“第一章”，名曰“一九零四年七月”。

在1904年7月的短短两天里，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上海少女，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就因为一份大清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产生了命运的交集。

“故事的开头很重要，它决定了这个小说的气息和质感。”马伯庸说，这个故事按常规可以写医院建起来了，招募新人了，然后几个少年少女在此相遇，但他总对这样的开头很不满意。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清末民初电报已经可以从伦敦直接通往上海，小说的开头一下就出来了。“近代和古代不一样。整个世界在近代已经联系在一起了。于是我让这三个人一开始分别出现在三个地方——关东、伦敦、上海。而且我还查到一个事，就是1904年中国先成立了红十字会，但清政府还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还没有正式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我就把这两个点放在一块，在签约前后，用一封电报把他们三人的命运串起来。”

他想写出的，是一种近代的空间感，或者说近代的世界观。

这样的开头，本身充满惊险，扣人心弦。说起来，马伯庸近几年的创作似乎都有一种“时间的魔法”：《长安的荔枝》是写在唐代的11天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两京十五日》要在明朝的15天里从南京赶到北京，《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则在天宝三年元宵节的12个时辰内上演。这样的“时间魔法”，将宏大壮阔的历史事件浓缩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构精炼，也产生非常动人的戏剧性效果。

到了《大医》，“时间的魔法”不仅存在于文本之内，还在文本之外。他完全没想到，写了两个月之后，全球就进入了疫情时代。他为此差点放弃了这个故事，生怕被人误解是“蹭热度”。

他也意识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着深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万民于水火。”他分享了一些搜集来的“战疫”老故事给周围的人听，所有人听完之后都感叹一句：“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就冲着这句话，马伯庸决心还是要把故事写下去。“我看到的资料都是真实的，我的感动也是实打实的，我想把这些感动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慈善医生，他们是中国医疗的先行者。”

2021年12月30日，他正式打下“全文完”三个字。这三个字，距离“第一章”正好是两年。他感到辛苦，也非常欣慰。他告诉我：“事实上，只要你足够真诚，你的故事就能打动人，而你的故事又能够在历史中找到锚点，那么读者根本就不会去想你是不是在蹭热度。”

有趣的写作与其“附带产物”

“我觉得想象一定是以坚实的阅历为基础。”

写完《大医》，马伯庸对此感触极深。一开始他对近代医学很不了解，根本不敢去虚构那些情节，只有当他对当时种种细节了然于心，他才能以此为出发点展开想象。

说这样的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马伯庸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它同时是一种挑战，一种乐趣。至少我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命题，随便写，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你给我一个命题，给我镣铐的同时也是给我方向，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

“包括历史写作也是一样，那些史实就是最重的镣铐，你无法改变，但你能在历史的夹缝中找到很多缝隙，再绞尽脑汁地让这个缝隙里的故事逻辑严密，足够流畅，同时又能把缝隙填满，跟历史的发展严丝合缝。每每做到这里，我会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成就感，就相当于做完了一道特别难的题，你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把这个题做出来了，特别开心。”

尽管早已是成名作家，但马伯庸始终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小众的，他写作是为了有趣，是为了和更多志趣相投的人分享。至于写作的其他效应，那“仅仅是附带产物”。

所谓其他效应，很大程度上包括了影视改编。2018年，38岁的马伯庸刚刚登上中国作家财富榜，迎来了他的“影视元年”——有《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六部小说进行了影视改编。尤其是2019年暑期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登顶年度剧集口碑榜，不仅在一个月里让《长安十二时辰》的电子书阅读人数和纸质书销量分别上涨818%和862%，也带动西安旅游热度上涨22%，以及全国32个城市水盆羊肉外卖订单明显增长。

马伯庸从不掩饰自己对内容变现的支持，尽管这在“文人要甘于清贫”的传统语境里显得格格不入。“‘君子固穷’固然值得尊敬，但并不代表‘君子该穷’。”当2017年被媒体问及有关IP改编的看法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才是应有的态度。好的原创内容，就应该有好的回报，这既符合市场规律，也对文化发展有正面作用。”

不过，马伯庸至今坚持不做自己小说的具体编剧工作。他把小说版权交出去，会和影视团队分享自己的想法，但绝不干涉。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本已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是非线性的表达，它容许模糊、暧昧以及跳跃，传递出去的首先是一种氛围和意境。而影视剧必须要有明晰可见的画面和动作，那是一种视觉化的语言。从原著小说到影视改编，中间必然牺牲一些东西，这是无可避免的。

今年上半年，改编自《风起陇西》的同名网剧引发热议。他和所有普通观众一样追剧，不时还在微博分享。9月15日，由《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同名剧发出第一支预告，同样让读者粉丝非常期待。

“现在最大的老板叫‘健康’”

仔细算起来，从马伯庸2015年辞去外企工作，他全职写作也有“七年”了。当年面对媒体采访，他很坦然地表示同样的时间成本，他用来写作能比用来上班赚得多，而且，他很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

我就问他，自己给自己打工，节奏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自己给自己打工依然是社畜，只要工作时间不变，就是社畜。”他仔细描绘了他的一天：早上6:20起床，做早饭，7:20送儿子去上学，接着去工作室，8:00正式开始写东西。工作室特意选在一个学校附近，每当下课铃响了，他就站起来活动10分钟，接着再写45分钟，一直到下午5:00工作结束，几乎和学生的校园生活完全同步。

“我也试过闹钟提醒，没用的，好像只有下课铃响了，我身体里的休息基因才能被唤醒一样。”他还定下一个规矩，要把工作和家庭分开，回家后笔记本一关就绝不再打开，灵感再好也不。

至于回家后的放松，有点悲催的是大部分娱乐对他而言已经不算娱乐了。“我现在看所有的剧，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包括一些非虚构，我都会不自觉地用一种研究的眼光去分析它们。因为我自己生产的就是消遣品，那么消费消遣品对我来说也就变成了一个工作。”

不去工作室的时候，他也会到处走走，到处看看。除了各种调研，他也参演过商业和艺术电影、电视剧、网剧，当过综艺节目嘉宾、评委，客串过音乐剧。他把每次参与都当作体验的机会，包括台前幕后、制作流程，那些“从未有过”的况味与细节。

这个状态有点像他买书的状态——去“尝试”，去“遇见”。他特别讨厌在网上买书，因为一旦买过就会有推荐算法，“对于一般人来说无所谓，但我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你一定要杂，一定要什么行业都能拎得起来，至少在5分钟内别让人听出来你是外行。”他喜欢去书店，几个大书架，各种书籍一目了然，他能在不经意间“碰”上一本完全想象不到的书。

“我眼下最大的烦恼在于睡眠，入睡难，也容易早醒。”他有点调皮地说，他还跑去问过华山医院的医生，结果开口就是——“我睡这么少，怎么还不怎么掉头发”，那位医生倒也不负所望，先给了他一个“白眼”。

但从医院回来后，他调整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睡前让室内温度低一点，喝点冰牛奶，最关键的是，睡前半小时坚决不看手机。

“我现在最大的老板叫‘健康’。这个老板他平时不太管你，你偷个懒儿或者哪里不注意，他也不管你。但他也很小心眼，一笔一笔都记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和你算总账。所以像我这样看似不受束缚的工作，也需要自己给自己下KPI，没有任何规律的话很快就垮掉了。尤其写小说这个东西，它需要体力，不只需要智力。”

被问及今后会写什么，他说不想给自己设限。“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类型作家。在我看来，作家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状态。当你有东西想和别人倾诉和分享，你就是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是作家。”

【后记】

采访结束后，见我对那些史料背后的小故事特别感兴趣，马伯庸也邀请我去听后两天在浙江传媒学院的分享讲座。讲座取名“医术之外”，他专门做了个PPT，讲的全是小说《大医》里没提过的事儿，包括中国近代医疗史上的各种八卦。

这其实也是马伯庸多年来的一个签售习惯。他觉得读者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别搞成“签字会”或“握手会”了，“我也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学到点东西，所以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准备一个讲座。

如果关注马伯庸的微博，你会发现那里也“有点东西”，布满了许多好玩又神奇的发现。比如他去逛一座寺庙，回来就告诉大家祈福墙上祈愿“中考顺利”的已经远远超过“高考顺利”，“社会变化，可略窥一斑”。他去逛军博，特意拍下二楼一个导弹技术小展厅里研究者们的学习笔记和实验报告，说“军博里的其他展品都是最终态。只有这里，展现出的是中国军工最真实的中间态”。

写《大医》期间，他的微博上也出现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小掌故、小八卦。有一次他看到了一则民国时期的《申报》新闻，说中国哲学家阳明发明了人造蔬菜，拿两个管扎在一块，蔬菜就能在三个小时里长大一倍。他兴冲冲地拍了张照片发出来，不料根本没几个读者关心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这则新闻之下的另一则新闻吸引过去了，那则新闻是说一个老太有三个女儿，二女婿始乱终弃，跑去和三女儿好上了，一家人闹上了法庭。马伯庸哭笑不得：“所有人都留言问这事有没有后续，法庭怎么判的，二女婿和三女儿在一起了吗……我就说啊，骗子的事没人关心，这么多年人类对狗血家庭剧的兴趣倒一直没变过。”

发现了吗？粉丝觉得他们在关注他，但他也一直在观察着他们。

我会觉得马伯庸真有特别旺盛的好奇心，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的写作者，他喜欢玩，喜欢各种各样的体验，喜欢对未知刨根问底。当他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也会迫不及待地想说给别人听，连他自己都说：“分享是我的本能。”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心爱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