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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近代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有关曾氏“嗜棋”的探讨，已有较多文章述及（如吴强《晚清湘军系统围棋活动探析》、眭达明《曾国藩的棋艺及其他》等）。这些研究多据《曾国藩日记》展开，惜乎未做全面梳理，故相关论述多为印象式论断。根据笔者统计，《曾国藩日记》明确记载下围棋的日期共计3468天，确切记载的围棋局数多达8361局。仅从文字记载来说，曾国藩堪称中国古代记录下围棋次数最多者。

曾国藩的围棋事业，大致可分三阶段：一是早年的“围棋焦虑”时期，时在道光中期至咸丰九年（1859）。此期，围棋对曾国藩而言是一种娱乐，与修身等活动产生激烈冲突；二是军中围棋时期，为咸丰九年（1859）至同治三年（1864）。这一阶段，围棋成为曾国藩戎马倥偬之际消遣及安顿紧张情绪的方式。此期曾氏弈友多为幕友；三是同治四年（1865）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此时曾国藩为督抚大员，围棋成为中兴事业奋斗中安顿心灵的消遣手段。

兹分阶段论述《曾国藩日记》所见曾国藩的围棋经历，并略述围棋何以成为曾氏日记中未曾明言的“日课”。

一、早年的“围棋焦虑”

曾国藩很早就与围棋结缘，这并不奇怪，围棋本是传统文人的基本技能，至迟在1839年，曾国藩日记已清晰显示曾氏对围棋的浓厚兴趣。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曾国藩日记明确记载下围棋事宜。此期，曾国藩下围棋的时段较为随意，与之对弈的人也没有特殊身份。只要有机会，曾国藩即与人对弈。其日记所载也较为简略，多是“与某某对弈”等。

曾国藩下棋多在较为闲暇时期：有时是赴人家宴会期间，如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唐家重开宴。下半天着棋，夜打牌。”有时是在书院祠堂歇息时，如道光十九年八月初八日，“阴凉。至书院祠。下棋。”有时是出门闲游时，如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卅日“饭后出门闲游……走少鹤处围棋，未正始归”。一旦有闲，曾国藩即与人对弈，可见其于棋事兴趣之浓。

在翰林院任编修时，由于业余时间更为充裕，曾国藩的围棋活动更为频繁。

却也正是在翰林院后期，曾国藩加入了京师的理学团体。在以河南的理学群体倭仁、李棠阶等人的指导下，曾国藩开始了严格的道德自我审视和修身省察。由于这一群体的日记需要互相传观、互相批阅，因而对日常生活的省察就更为激烈，而日记也不能不对此作出道德省思（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在严格的自律要求下，围棋对曾国藩而言，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休闲方式，而成为“眼中刺、肉中骨”，成为一个必须直面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湘潭王凤喈在《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影印本序》中指出曾国藩日记纪事三大类之一为“修德性”，其中消遣类即是围棋散步，即点明曾国藩围棋与修德性之密切关系。

下围棋需花费大量时间，这些时间如用于读书或处理其他事务，在传统理学家看来，显然更有意义。由此，曾国藩不能不将围棋作为省身素材，进行深刻反省。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日记云，“见人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账，遂茫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从中可见，对曾国藩而言，此时的围棋与名利、好色、见猎心喜等成为同等且必须克服的欲念。宋代理学家所号召的“存天理、灭人欲”施之于围棋活动上，成为曾国藩鞭策自己的准绳。跃跃欲试的下棋念头，妨碍了进德修业，于是成为灵魂深处必要的革命对象。由此，曾国藩的内心产生了裂痕。从本性上而言，他想下围棋，围棋能给他带来快乐。可神圣的道德自律与师友的日记监督让他不能下围棋。这二者的纠缠斗争则让曾国藩痛苦不已。

道光年间，尽管部分敏锐的士大夫已意识到国家深重的危机，但京师的士大夫们多数并未有这等觉醒，他们不断地参与各种宴会活动，饮酒、雅集、作诗成为他们延续所谓“乾嘉风流”的基本表率。这一时期，京师士大夫宴饮活动甚多，客观上也为围棋活动的热烈开展做了铺垫。赵慎畛(1762-1826)《榆巢杂识》载嘉道时期京师团拜宴会之盛云：“近京师纷闹团拜，大奏征歌聚饮，夸盛斗靡，究之对面而人不相识，接席而心各多猜，转至长奢靡之习，甚可慨叹。然不能特立独行而不与此约。”一时士大夫较为清闲，聚会活动多，故往来频密，而消遣之戏如围棋等时有发生。自然，士大夫的这些行为促进了京师围棋事业的发展，不过一批相对保守的理学的士大夫也开始道德互勉互助。山东黄县人贾樾（字树堂）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早上，就劝诫曾国藩把围棋给戒了。曾国藩这天的日记写道：“今早，树堂教我戒下棋，谨当即从。”看起来，益友的规劝似乎起作用了，然而没过几天，曾国藩又故态复萌。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云，“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此时曾国藩十分懊恼，不仅因为破了“围棋戒”，还由于这次围棋破戒之举动是由自己动议的，无怪乎他自责“全无心肝”。

围棋的癖好令曾国藩陷入自责的道德紧张境地，但内心求得舒适，想要下围棋的念头又往往占据上风，对曾国藩而言，解决的办法只有忘却二者的冲突，内心的焦虑方能得到缓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云，“辰正，岱云来早饭，与同至刑部署内看黄兰坡。前日与树堂谈及此事，谓君子怀刑，不应轻蹈险地。本日，乃邀岱云同去，盖狃于世俗酬应之恒也。在彼处围棋数局。”这一天，曾国藩狠心下了好几局围棋，体验了一把放纵的滋味，而他的日记则没有对此作任何的反思。

不过，这种放纵自我的行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于身处一种道德自省的紧张氛围中，曾国藩下围棋偶或仍引起内心的波动与不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日记云，“阅《山谷集》，涉猎无得，可恨！好光阴长是悠忽过了。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日日说改过，日日悔前此虚度，毕竟从十月朔起，改得一分毫否？”在这一天日记中，曾国藩以对话体的形式来了一场心灵深处的对话。他以客体身份对自己当日又下一局围棋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再度对这种虚度光阴的行为表达严厉的自责。这种反省不断给自我施加压力，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日记云，“晚饭后……又围棋一局，何以为人？归已三更，倦极。本日扰扰，几不知有所谓自新者。”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围棋的怨恨在不断增加。可以说，这一时期曾国藩内心经历极为强烈的道德自励时期，经过诸多师友的协助，内心产生各种极端的道德自洁运动。

曾国藩对下围棋行为的强烈反省，并非是单独的行为，而是置于整个进德修业的道德自励系统中。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云：“晏起，直不成人。日高三丈，客已来矣。翰城来，留吃早饭。讹言是日某武臣部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缪至此，尚得为人乎？读海秋《浮邱子》一篇，读史十叶。蕙西来久谈。料理公事二三端，已晚矣。又断送一日。夜，走雨三处，求写寿屏，渠不得闲。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从十二月十六日曾国藩日记的反省来看，其主要的焦虑与反省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对于浪费时间的深刻警惕。在曾国藩看来，浪费时间的举动包括譬如观看处决刑犯等。二是对于琐碎日常的不满，不知不觉之间，一天时间有过去，所谓“断送一日”。第三，是对于内心的好色等念头的警惕，以为是“禽兽”所为。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省。第四，对于夜间活动的不满。第五，是对于围棋活动本身的不满。这主要在于围棋阻断了他的日课。总体而言，曾国藩当天的反省内容大体可分三部分，一是对时间的高度重视，禁止嬉戏游玩浪荡等；二是对修身的执著，凡是不符合道德的所思所想，均予以警惕；三是对于日课的坚持，凡是中断日课，打乱日常行为规则，内心就颇有不满。

然而，在整个道光年间，曾国藩尽管进行了严格的道德自律运动，但从未根绝下围棋的嗜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一次深刻反省之后的五天后，曾国藩晚上再次围棋一局。这时，他的内心已经没有那么多纠葛。这表明，在长期地克制下围棋的心理对决中，他暂时决定放下那种让自己焦虑和紧张的自律，而妥善顺遂内心的基本需求。

由于道光年间曾国藩日记有不少缺失，我们无从推测曾国藩何时恢复自己的围棋兴趣。不过可以确知的是，咸丰二年，曾国藩的日记再度出现围棋活动。至此以后，曾氏日记再无激烈的“戒下棋”的赌誓。可见，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围棋焦虑”最终随着他严格道德修身运动的松懈而告一段落，曾国藩也终于与围棋和解。生活本来就建立在平淡无奇的日常上，这日常也包括了看来没什么用的围棋，体悟到这一点，为曾国藩咸丰年间东征时期的围棋活动奠定了基础。

关于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下围棋，需要注意的还有他的棋友。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这一时期他的棋友有：道光十九年：尹光六、刘蓉；道光二十年：欧小岑；道光二十一年：郭嵩焘、王拯、寄云；道光二十二年：汤鹏、何绍基、何绍祺、黄兰坡、岱云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曾国藩的棋友多是他的湖南同乡。由此可以初步推测，围棋是相对亲密的娱乐活动，在京师为官的湖南同乡，是曾国藩此时交友的主体，他们一道下围棋的事实印证了这种同乡关系的重要性。

二、军中棋事与幕僚围棋圈

咸丰年间，曾国藩统兵征战东南，围棋在他的日常世界中一度无影无踪。但咸丰八年四月廿三日日记“戒棋立誓”的记录，表明此期曾国藩应当仍与围棋为友，而此时忽然想要戒围棋，只不过因为战事失利而欲自振罢了。但曾国藩的这种誓言，如同此前的其他誓言一样，最终都宣告无效。咸丰九年以后，曾国藩的日记中整年都没有戒掉围棋的记录，此期，他彻底的拥抱围棋、享受围棋。可以说，围棋解决了曾国藩的“心灵危机”。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军中肆意下围棋，这一时期《曾国藩日记》所载棋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曾国藩主要的下棋对象军中幕僚。咸丰九年，主要与江西南丰人吴嘉宾（字子序）下棋。二、曾国藩特别注意下围棋的次数，日记对此有明确记载。如咸丰九年二月初五日，“夜，与子序围棋一局。”对下围棋次数的关注，与曾国藩的日课有关。从笔者的统计来看，这一时期，曾国藩每天下围棋百分之八十为一局，百分之十五是两局，只有百分之五左右在三局以上。可见曾国藩对围棋次数或时间当自我设限了。三、曾国藩下围棋多在早饭后，中饭后及晚上三个时间段，其中中饭后和晚上是最常见的两个时段；四、曾国藩将围棋与读书、会友等活动无缝对接。可见，围棋与读书等行为一样，是曾国藩休闲的重要方式。

根据吴强统计，曾国藩幕僚中围棋人物多达60余人。总体看来，这一时期“陪曾国藩下棋”的棋友按照活跃时期划分，大体为：咸丰九年，吴嘉宾；咸丰十年，陈作梅，程尚斋家族（程尚斋，其父程颖芝，其弟等）、王春帆、黄开元、李榕、鲁秋航；咸丰十一年，隋龙渊、程尚斋、欧阳晓岑、黎寿民、周腾虎、甘子大、柯小泉；同治元年，柯小泉、甘子大、吴嘉宾、程石洲、程朴生、刘开生、屠晋卿、李善兰；同治二年，李善兰、方元征、柯小泉、陈纬文、屠晋卿、薛炳炜、杜文澜、鲁秋航、黄南坡等。这些棋友与曾国藩交手的次数与他们在曾国藩幕府中工作的时间大体吻合。一般而言，棋友待的时间长，则其人与曾氏下棋次数多，而一旦离开，则《曾国藩日记》随即不见其踪迹。需要注意的是，除吴嘉宾、陈作梅、程尚斋、柯小泉等主要棋友之外。其他幕僚如周腾虎、李善兰等人，偶然从外地办事后回营，曾国藩也必邀其下围棋。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善兰来，与同围棋一局。”在下围棋过程中，他们也一并把各种差事商议妥当。

自咸丰十一年始，《曾国藩日记》还记载幕府中人的围棋活动，由此可以推断，曾国藩幕府中或因曾国藩的嗜好，形成一个活跃的围棋群体。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巳正始毕。清理文件，写告示一张。旋观申夫与鲁秋航下棋，余亦与尚斋围棋一局。……傍夕，又观申夫与人下棋。”从这则日记可见，曾国藩幕府中的围棋活动氛围十分活跃。同治元年正月，曾国藩幕府中柯小泉、程颖芝等人经常下围棋，曾国藩有时加入其中，有时候选择在旁观战。此类围棋活动的场所，或在曾国藩营中，或在李眉生等人的营中。由此可推测，曾国藩幕府围棋群体以曾国藩为中心，幕府中柯小泉、程尚斋、吴嘉宾等人为核心，形成同心圆结构。曾幕中的许多人员，彼此间也多对弈，并将围棋兴趣保持终身。如薛福成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坐飞霞阁，与李壬叔围棋二局”。此时薛福成在金陵书局，仍保持对弈的习惯。

不过幕友和曾国藩对弈，未必感到开心。薛福成《庸盦笔记》卷四“曾文正公始生”条载：“公终身患癣，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对弈过程中，曾国藩不断挠痒痒，棋案上皮屑满桌，如此景象，给薛福成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薛福成等曾国藩的幕友，对此未必感到愉快，然寄居幕府，只好硬着头皮日日对弈。

军中频繁的围棋活动损耗了曾国藩的身体，他的眼睛变得十分模糊。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日记云，“中饭后又围棋一局。选放翁七绝至夜，选第七册毕。申刻清理文书百余件。眼蒙特甚，殆因近日下棋太多之故。”同治二年二月廿三日日记云，“日内下棋太多，志荒而神困矣。”由此，曾国藩对下棋一事又有所反思，但与此前从道德层面的反省不同，此时他主要从身体及精神的损耗角度思考下围棋太多的弊端，如同治二年五月五日日记云，“日来疲困，不克自振，荒于围棋。”同治二年六月廿一日日记云，“刘开生来，与之围棋一局，又观刘与程颖芝一局，为时颇久，散时已午初矣。甚矣，棋之废日力、荒正务也！”虽叹息于围棋浪费时间，但语气不再如早年那般激烈。

至于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等问题，从长时段看，受战局变化影响。同治元年鏖战之时，下围棋次数极多，而同治二年战事转为顺利，围棋的频次下降，大多数时候，降为每天下围棋一次。

当然，曾国藩下围棋的多寡也与天气有关。虽然春夏秋冬四季，曾国藩下围棋的频次没有显著变化，但具体到每一天，其下围棋的频次随天气糟糕程度而上升。一般而言，天气越糟糕，如阴雨天气，曾国藩下围棋的频次往往更高。如咸丰十一月四月下旬，接连天气阴森，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初一日，曾国藩每天都有两个时段下围棋，分别为早饭后和午饭后。愁闷的天气增添了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原因可能是阴雨天气往往做事不便，曾氏呆在寓所无聊，只好下棋遣兴。又如咸丰十一年五月廿七日日记云，“中饭后，疮痒不克作事。天雨不止，深为愁闷，围棋一局。”雨天外加皮肤病发作，让曾国藩烦闷不已，他迫切希望通过围棋来舒忧解闷。至于同治二年夏天，天气奇热。六月，曾国藩平均每天都下围棋两到三次。如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早饭后……围棋一局。午刻核科房批稿。中饭后围棋一局……夜又围棋一局。”由此可见，天气越恶劣，曾国藩下围棋就越多。这也表明曾国藩的围棋活动恐非享受型，而近乎受虐型。

此外，身心越糟糕，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也直线上升。牙疼、皮肤病发作等身体不适时，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也大为增加。如：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黎寿民围棋二局。……傍夕再围棋一局。疮痒，愁闷殊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牙痛殊甚，不能治事，再围棋一局。”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中饭后闻贼窜太平，愁闷之坐[至]。牙疼弥甚，行坐不安，与刘开生围棋一局。”身体越痛苦，曾国藩需要解脱，而他所患诸病多为疑难杂症，于是只能通过其他活动分散注意力，让身体不那么难受，而围棋恰是其中重要一门。

至于在军中，曾国藩围棋的摆放与陈列，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曾国藩日记》来看，围棋之于曾国藩是近身物品，常摆放在十分容易获得的地方。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知九袱洲北渡之贼日多，深为焦虑。牙疼殊甚，寸心如煎，因入内室摆列棋势以自娱。”入内室摆棋盘，透露曾国藩一般下围棋在外室，只有自己遣闷，才至内室摆列，由此看来，大概内室外室，曾国藩均摆放棋具。又，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日记云，“早饭后围棋一局。……中饭后围棋一局，写鲍春霆信一，习字一张。天气阴雨，水大倍于常年。李雨苍来，言多礼堂收队之法甚详，因令以棋子摆列作阵式。”这里可见曾国藩与围棋的密切关系。同时还可见，围棋被曾国藩用作围棋以外的用途，即军事的排兵布阵，有些类似于沙盘推演。此处曾国藩提及让部将李雨苍演练多礼堂收队的阵法，即以围棋排列而出。

在许多郁闷的时候，曾国藩都会自己排列围棋阵势。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日记云，“中饭后习字一纸。旋摆列棋势片刻。”此时，自弈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日记云，“早饭后见客三次，与程石洲围棋一局。……中饭后至幕府久谈。又与柯小泉围棋一局，又自作棋势。”这种自摆棋势，有时候是围棋瘾大作所致，有时则是心绪无聊，藉以排遣。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四日日记云，“傍夕，风雨凄其，意绪无聊至内室摆棋势以自遣。”自弈在此就是排遣心情的方式。又如，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写沅弟信一件、季高信一件。围棋一局。……夜，念沅弟处危险万状，忧心如焚，至内室摆列棋势，绕屋旁皇。”自弈成为曾国藩一个人安慰自己的重要方式。如同治元年九月廿八日日记云，“本日未接沅弟信，忧系无已，摆列棋势，以自排遣。”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江西咨文中有不惬于余心者，阅之愤郁不平，至内室摆列棋势以自遣。”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巳刻围棋一局。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接鲍春霆初十日二信，一专差来，一发骊递，极言粮路将断，军情紧急，为之忧灼无已。又以江西掣肘之一事萦绕心中，展转愤郁，至内室摆列棋势。”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傍夕至内室摆列棋势以自遣。”日记中诸多自打棋谱或自我对弈的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曾国藩的信念之物，成为排遣忧闷的首要方式。从抛开棋友而至于自己排列围棋阵势，可见曾国藩在围棋上愈发达到自我圆融的境地。心理的焦虑和身体的疼痛，均促使曾国藩转向个体内在的围棋演练，围棋不再是为了胜负和娱乐，而是为了体会围棋排列阵势中的气韵，借以抒发时间及陪伴自己进入深层次的思考。

三、百战归来再下棋

同治三年以后，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局势已基本明朗，而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则迅速下降，一般每日仅一次，且一次只下一局。他的心情不再如从前那般高度紧张，也就不太需要过多地借助围棋来放松身心。曾国藩也有闲暇与弟弟下围棋，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廿六日日记云，“与沅弟围棋二局”。他也有闲心观看曾国荃与人下围棋，如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廿八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数次，观九弟与杏南围棋数局，余与鲁秋杭围棋一局，与沅弟说家常事甚多。”七月初四日，“观沅弟与人围棋多局。”这些记载充分显示曾国藩兄弟百战归来以后难得的平静时光。即便是中断棋局，也不再接着下，而有充裕的时间再开一局。如同治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记云，“早饭后见客二次，勒少仲及两司坐均颇久。清理文件。下棋未半局，而王子怀来久谈。另围一局。”

不过，两江开府时期的曾国藩，仍然事务繁忙，下围棋有时仍须见缝插针。如同治四年闰五月十六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屠晋卿围棋一局，与吴仲仙围棋一局。”“旋”字暴露了曾国藩下围棋时的仓促样子。而同治四年六月廿二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谈颇久。请武进刘怿、长沙△△围棋，余二局，又观客二局。”则显示曾国藩对围棋始终不改的痴情本色。又如同治四年三月廿八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开船赴焦山，舟次围棋一局。巳初至焦山。”去焦山游玩，他仍不忘舟中下棋。

至于他的棋友，则同治三年有弓筱乡、周军门、冯志沂、窦兰泉、鲁秋航、靳少仲、程颖芝、刘开生、曾国荃、彭玉麟、刘咏萸、薛炳炜等。同治四年有汪致轩、刘开生、刘申孙等人。同治五年有刘申孙、屠晋卿等人，同治七年有谢立夫、李善兰等人。这一时期，曾国藩还与方元徵、冯志沂下围棋较多。然日记记载棋友姓名日趋减少，这并非因为曾国藩不再下围棋，而是由于幕府中人才风流雨散，故同治四年以后日记虽记下围棋事，却很少提及棋友姓名了。

大体而言，这一时期，曾国藩仍通过围棋来放松心情，以达成消遣目的。同治四年八月二十日日记云，“巳正归。围棋二局，……又围棋二局。因心绪不安，借棋消遣，而神为之昏，志为之荒，以后当戒之。”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阅《文选》数首。一人摆棋为戏。”自己摆棋谱为戏仍然免不了。此外，曾国藩对围棋活动仍有反思，且反思路径类似青年时期。如同治四年十月廿七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坐见者二次，围棋二局。写扁、对数事，习字一纸。中饭后，刘松山来一谈，至幕府一谈。又围棋二局，阅本日文件。莫子偲来一谈，渠明日将回金陵也。夜核批札各稿，至二更四点末毕。睡至三更成寐，五更初醒。日内荒淫于棋，有似恶醉而强酒者，殊为愧悔。”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云，“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对于自己沉迷于围棋活动中，似有幡然悔悟之意。

不过，偶尔的反省，完全没有阻挡曾国藩继续高频度的围棋活动。例如同治五年，曾国藩几乎天天都下围棋，在最高峰的四月份，他自我感觉围棋活动过量。四月初六日日记云，“因是日办事太多，围棋太多，睡不安神，梦魇殊甚。”同治六年以后，曾国藩每日围棋多在两局，只是这已是曾氏的桑榆晚景了。同治七年四月初九日，曾国藩又感叹：“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四次。围棋二局。……近来每日围棋二局，耗损心力，日中动念之时，夜间初醒之时，皆萦绕于楸枰白黑之上，心血因而愈亏，目光因而愈蒙。欲病体之渐痊，非戒棋不为功。”四月初十日日记云，“本日始戒棋。”曾国藩预感围棋有损身体，决定戒棋，可是在三天以后的十三、十四日曾国藩仍然继续下围棋，并没有因此悔改。对晚年的曾国藩而言，戒棋的赌誓更没有效力了，而围棋却可能真的损耗了曾国藩的身体。临终前一个月的，曾国藩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九次，立见者一次。疲乏殊甚，不能治事。因围棋二局，以资消遣。”曾国藩已经步入暮年，精神大不如前。一个月后的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在金陵病逝。去世前三天，他仍然保持每天上午“围棋二局”的日常习惯。可以说，围棋与曾国藩青年以后的生命轨迹相始终。

以曾国藩为典型，清季咸同以来的围棋活动，也超越日常而在诗歌上留下印记，最终成为描绘那段历史的特殊方式。多年以后，安徽人蒯德模（1816-1877）忆及咸同军事作《秋兴六首》，开篇即是：“仓皇风鹤万人家，木落天高望眼赊。铸出铁城无管钥，拚将金斗化泥沙。将军一去全师墨，帅府重开众士哗。满局残棋收不得，早知下手著全差。此咏八年七月庐城复陷也。”咸丰八年（1858）庐州府为太平军攻陷事，在蒯德模看来，正如棋局将残，原初下着便差。不至于军事局面，围棋也用来比拟更大层面的天下大势，如陈宝琛《感春四首》第一首所云“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以枯棋喻《马关条约》以来天下大势，绝妙无比。观曾国藩的围棋生涯及晚清以来军政大事，则围棋确乎是时局的缩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四、作为日常、日课与日记成分的围棋

对《曾国藩日记》这样过熟的日记而言，“深描”或许是一种再造意义的重要方式。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梳理不同时期曾国藩与围棋的关系，我试图重新认识围棋之于个体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在曾国藩的青年时期，围棋是作为一种业余活动而兴起的。在他刻苦修炼理学之时，围棋不幸成为检验他进德修业水准的一个焦点。在其军事生涯的关键阶段，围棋又扮演了一种消遣和宣泄的功能。在曾国藩人生的不同阶段，围棋本身的规则和胜负等等，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曾国藩的棋艺，我们推测也无多大进展。这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以曾国藩为例，可见在时代和个体随着时间推移处于不同境地时，围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传达了不一般的意义。因此在历史语境中追问个体对于围棋一“艺”而言，意味着什么，也就发生了意义。围棋在此不再是一种游戏和纯粹的休闲技能，而成为“泛人文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曾国藩日记》很少记载围棋胜负关系及具体围棋招数一样，本文也无意于论述围棋的内部，而更为关注围棋的外部世界，关注围棋与人的关系。在曾国藩与围棋的纠缠、互动乃至因围棋而获得片刻放松及解脱的时候，围棋之于曾国藩是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身外之物。而曾国藩幕僚一道加入围棋活动中，部分地彰显了幕主和僚属的关系，却也表明在围棋对于身心有辅助作用上，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建立了一些共识。至少在心态上而言，曾国藩及其幕府的围棋活动可能反映了他们的群体心态。围棋是他们社交心态的产物，是他们集体选择的结果。

嘉道以后，士大夫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并开始思索这种闲暇时间如何度过。在这个层面上，理学的冥想与围棋的思虑相通，这使得曾国藩这样的理学门徒没有耽于诗酒风流之中。当然，由于严肃的汉学家对待学问的方式，使得他们对围棋的认识和利用也不一样。理学家们倾向于利用围棋进入思考的空间，而在技术层面，理学家其实排斥围棋，这在曾国藩道光年间在京师的反省中所经历的道德紧张感中可清晰见出。

从时代和文人心智氛围中考察中国近代日记中的围棋是重要的进路。由于时代的风气仍是压抑的，由于文人不敢在日记中过多地流露对于时局及上峰的看法，因此，一些娱乐和聚会方式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围棋在这里又类似文人的雅集，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在对弈过程中，双方既冥想自身，又交谈对于时局的看法。《曾国藩日记》中曾国藩与幕僚的围棋对弈大部分发生在公事之间，可以推测在对弈中，对弈者及围观者发生许多对话，而这些对话显然不只是消遣和闲聊那么简单，他们可能是一些军事信息的传递，也可能是日常经验的分享。总之，类似的围棋活动，经由言谈和闲聊，使围绕围棋的人群产生了更为紧密的关系。毕竟，正如曾国藩所反思的那样，围棋不仅是娱乐，它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而消耗大量时间待在一起的人，显然更容易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其中，师友关系可能是最为值得注意的一种。曾国藩及其友朋、僚属的亲密关系，正可从他的围棋关系网中窥见一二消息。随着曾国藩围棋叙事的不断扩大，他的僚友们也被不断卷入曾国藩的围棋世界，最终在《曾国藩日记》中创造了一个虽不那么受人重视，但实际存在的以围棋为中心的社交圈。

当曾国藩把围棋作为日课之后，其日记有关围棋的记载就显得特别突出。对于传统文人而言，日课是习以为常的，可是把围棋纳入日课，成为《曾国藩日记》未曾明言的事实，超越了读书日程、省身日课等等，仍令人感到惊讶。这样一来，围棋如何进入曾国藩的日课，显得特别有意味。从目前记载看，我倾向于认为曾国藩是挣扎着将围棋纳入日课。从对围棋消遣等功能的否定到正面接纳，曾国藩耗尽了一辈子的时间。这可见，歧视围棋等游艺活动的传统观念限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认知，使得智者如曾国藩也如盘中之丸，纠葛半生。而曾国藩没有回避这些，而是不断在日记中重复记载。曾氏日记的这类记载包括对弈人员、对弈时间、对弈局数等等，这些构成一个完备的“曾氏”围棋言说系统。这些对围棋活动的不断重复记录，最终构成曾国藩独特的围棋叙事。围棋也成为曾国藩的话语乃至故事体系中的一部分。

通过对曾国藩和围棋运动的梳理，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他在道德自修时期和围棋相爱相杀的纠葛。那些一闪而过的要戒掉围棋的念头令曾国藩感到无比紧张和焦虑。透过这些冲突和纠葛，我们隐约看见清代中晚期理学家“无意识的观念系统”，这些观念塑造了他们认识周遭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许多事物在当时的位置，而围棋正是观测曾国藩内心“天理”与“人欲”交织的孔道。譬如，曾国藩那些实在的下围棋行动，本质上可看作他对围棋活动无言的辩护。由此看来，曾国藩如何言说围棋，如何处理围棋和内心的欲望，给看待那个时候的理学家，提供了难得的例子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曾国藩和围棋的独特性，毕竟中国有着漫长的围棋传统。曾国藩对待围棋的态度，无论喜欢它的消遣能力还是厌恶它对时间和精力的耗费，在历史上都有久远的源头。换言之，曾国藩依然得生活在日常和传统里。以围棋为视角看待曾氏日记，不过是再度将他从“古今完人”圣坛请回人世间的一次小小尝试。

本文系2022年度智力运动文化研究课题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日记中围棋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首发，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