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是谁？
北塔近期发表了多篇研究鲁迅的文章，我从这些文章中受到不少教益，但是北塔在《谁最早提议出版〈鲁迅全集〉》（刊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1日）一文中提出的许寿裳最早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观点，我却有点不太认同，因此通过微信和他讨论了几次，言不尽意，写成文章。
如何解读许寿裳1936年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书信
北塔在文章中说：
比中共中央早一天，鲁迅逝世仅仅两天之后，即1936年10月 21日，在北京的许寿裳就致函蔡元培，提出印行全集一事，并请蔡“大力斡旋”，即“向政府疏通”。10月28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复述此函的大概内容：“关于印行全集一事，业于二十一 日寄蔡先生一函，略谓……”
但是，北塔没有注意到这封信开头部分的如下内容：“自闻豫才兄噩耗，曾寄唁电，知蒙察及。裳日来悲痛，有逾寻常，心辄怳不定，其身后诸事，时萦寤寐。”很显然，许寿裳说“曾寄唁电，知蒙察及”，就是指许广平已经发电报或书信给许寿裳告知收到了他发来的唁电了。
关于许寿裳给许广平发去唁电的情况，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回忆：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电传噩报，知道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竟尔去世了。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报，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骨，勉承先志……”（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出版，转引 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汇编》第4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第546页。按：以下简称这套书为《汇编》）。
从许寿裳上述回忆内容来看，“得了电传噩报”应当是收到了告知鲁迅去世的电报，不是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新闻，也就是说许寿裳在10月19日上午就收到了鲁迅去世的电报，但是他没有说明这封电报是谁发来的。另外，《鲁迅先生纪念集》一书收录了许广平在10月20日收到的唁电，其中有许寿裳发来的这封唁电和曹靖华、台静农、李霁野、郁达夫、丁玲等人分别发来的唁电，以及李秉中的来函（按：曹靖华是在10月19日晚上接待学生和记者来访时才知道鲁迅去世的消息，所以在20日发去唁电。但是，他作为鲁迅的密友却没有像许寿裳那样收到上海发来告知鲁迅去世的电报）。目前许寿裳、曹靖华等人发来的唁电的原电报纸仍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很显然，许寿裳的这封唁电是在10月20日到达上海的，也就是说，许广平是在20日收到许寿裳发来的这封唁电的。那么，许广平收到许寿裳的唁电之后，是在什么时间发电或发信给许寿裳的呢？ 目前，尚没有发现许广平的这封电报或书信，也没有发现相关的史料，因此无法知道许广平在这封电报或书信中所谈的具体内容。
许寿裳作为鲁迅终生的好友，为何在10月21日就写信给蔡元培请蔡元培帮助解除国民党政府关于鲁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鲁迅全集》？ 他是自发的，还是受许广平等鲁迅亲属的委托之后才写信给蔡元培的？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史料可以佐证。鉴于许寿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过鲁迅和他谈起准备出版自编文集（也就是“三十年集”）的事，而许钦文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提到了鲁迅准备出版“三十年集”的事，所以尚无法判断许寿裳是否知道鲁迅生前有出版“三十年集”的计划。另外，考虑到许广平作为鲁迅著作权继承人的监护人（按：按照民国法律，朱安和周海婴是鲁迅著作权的继承人，许广平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继承鲁迅著作权的资格，但她作为周海婴的监护人，可以取得周海婴应当继承的那一部分鲁迅著作权的监护资格），后来多次请许寿裳出面请蔡元培等人帮助解决出版《鲁迅全集》的各种事务，笔者倾向于认为许寿裳在10月21日写信给蔡元培也是受许广平之托才写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自发地首先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
此外，许寿裳在10月20日发给许广平的唁电中没有提到建议出版《鲁迅全集》的事，那么他为何在10月21日写信给蔡元培请蔡元培帮忙解除国民党政府关于鲁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鲁迅全集》呢？ 如果是许寿裳是首先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人，那么他应当向具有鲁迅著作权的鲁迅的家属许广平提出这个建议才合乎情理，而且只有在征得许广平等鲁迅的亲属同意出版《鲁迅全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工作，请蔡元培帮忙解除国民党政府对鲁迅著作出版的禁令。同样的道理，如果许寿裳在没有取得鲁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就自发地首先请蔡元培帮助解除国民党政府对鲁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鲁迅全集》，然后再给许广平说可以出版《鲁迅全集》，就有点不合情理了。很显然，出版《鲁迅全集》不是许寿裳可以决定的，必须是作为鲁迅著作权继承人的鲁迅家属才能决定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宜。
因此，如果根据许寿裳在10月21日致蔡元培书信中为出版《鲁迅全集》请蔡元培帮助解除国民党政府对鲁迅著作出版禁令的内容，判定许寿裳是最早提出出版《鲁迅全集》的人，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很显然，只有许广平等具有鲁迅著作权的鲁迅的家属先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才会有请蔡元培帮忙解除国民党政府对鲁迅著作出版禁令的事。
再结合许寿裳在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书信中如下的内容：“关于印行《全集》一事，业于二十一日寄蔡先生一函……俟得复再行奉闻。”从上下文来看，许寿裳在10月20日向许广平发去唁电之后，在10月28日写这封信之前，应当没有发电报或书信给许广平，而许寿裳也只收到过许广平在10月20日或10月21日发来的一封电报或书信。由此可以推知，许寿裳在10月20日发唁电到10月28日写这封信之间都没有直接向许广平提到过印行《鲁迅全集》的事，因此许寿裳在这封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书信里提到“关于印行《鲁迅全集》一事”，不是无缘无故的，应当是答复许广平在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来电或来信（按：从传送时间的角度来说，考虑到上海和北京之间的距离，笔者认为只能是电报）中提出的准备印行《鲁迅全集》的事。总而言之，许寿裳应当是收到了许广平发来的带有请蔡元培帮忙解除国民党政府对鲁迅著作出版的禁令以便出版《鲁迅全集》等内容的电报或书信之后，才迅速地在10月21日写信给蔡元培的。也就是说，许寿裳并不是最早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人，他应当是受许广平之托才在10月21日写信给蔡元培的。
另外，据《周作人谈往事》一文：“记者首访周作人于苦雨斋，经述来意后，周即戚然谓：诚然先兄逝世消息，余于今晨八时许已接三弟建人电告矣。电中并嘱老母年事已高，最好不使之闻悉，余接电后，因往商同乡宋琳君（宋现任北平图书馆会计），以凶信终难隐瞒，遂托宋持电往告，老母闻此噩耗，私衷之悲痛可知也。”（原载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报》，北平）。
由此可知是周建人发电报（具体发报的时间是10月19日，还是10月20日上午，尚无法确定）给周作人告知了鲁迅去世的消息，而周作人在10月20日上午8时左右收到电报后又委派宋琳将鲁迅去世的消息告诉鲁迅的母亲鲁瑞和鲁迅的夫人朱安。考虑到许广平忙于处理鲁迅丧事，没有时间去电报局发电报，所以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周建人办理了以许广平的名义发电报给许寿裳告知收到唁电并请许寿裳出面请蔡元培帮助解除国民党政府对出版鲁迅著作的禁令的事务。但是，许寿裳在10月19日上午收到的鲁迅去世的电报是否是周建人发出的，尚无法确定，不过可以确认的是，这封电报是一位与鲁迅和许寿裳都很熟悉的人从上海发出的，电报的内容很可能不仅仅是告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很可能还有一些与鲁迅有关的重要事情需要许寿裳帮忙处理的信息，否则也不会这么紧急地在10月19日上午就发出这封电报。
应当重视许钦文在1936年1 1月发表的回忆鲁迅的文章
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一书的“最后的晤谈”这一节中写到鲁迅生前有准备出版全集的计划，北塔在文章中认为：“1970年代末，其时许钦文已经八十岁了，追忆可能不一定可靠。”“许钦文记忆不清楚的或者有错误的恐怕包括鲁迅的原话。笔者怀疑他把‘三十年集’误记为‘全集’了。一个作家生前自己计划出版选集的例子很多，但计划出版全集的至今没有。”
其实许钦文在1936年11月就先后发表了《在对鲁迅先生的哀悼中》和《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这两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都提到鲁迅生前准备编印三十年文集的事。许钦文在发表于1936年11月5日的《在对鲁迅先生的哀悼中》一文中还对出版《鲁迅全集》提出了一些建议：
照最后晤谈，七月十五日晚上鲁迅先生对我所说，从搜集在《坟》里的稿子起，他已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已有三百万字；可以出十大册，也已有点厚。”
这些话，他说得很郑重，显然是有意计划到后事的，现在可以当作关于著作的遗嘱看待了。
鲁迅先生的作品，虽然本国的文盲和思想盲的诸同胞还是很少受到影响，但早有许多外国的译文，无疑的，已为全世界的志士学者所珍重。这是伟大战士的血汗的结晶体，这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搜集起来，整理一下，赶快出全集是后死者的责任了。
搜集须注意信札。还有随时给人写的序言和介绍文等等，也应该广为征求。
照着鲁迅先生的素性，对于全集，我以为要顾到下列三点：
一，校对要仔细；他的文字，气势充分，强有力，由于每个字都经过认真的推敲，如果排错，是对他不起的。生前在可能范围内，印书出杂志，他总是亲自校对的。
二，装订要大方；鲁迅先生，在可以喝杯茶抽支烟的余暇，是非常爱美的；连包几本书，贴些邮票，他总也要做出个样子来。
爱美固然是向上的，做什么象［像］什么，原也是他认真的一种表现；在全集上，应该尊重他这种态度。
三，凡是他亲手创作的，都得照原样刊上去，他下笔谨严，写一句有一句的用意；平时他最恨随便删改别人的文章，既然“鲁迅先生不死”，应该同他活着一样的重视这一点。
为着第一点，还得预防有人随便翻印，因为翻版总是错误百出 的；宁可另出普及本，把定价特别减低，籍广流传。
整理的手续。调查清楚篇名 以后，当先统计一下，照着本人的意思，平分为十册。以小说，论文，随笔，书信和什么等等分类；再同一类中再编年。
虽然已有遗嘱上写过，鲁迅先生不愿意随便要人的钱，（且不论这怕只是因为看透了人情而故意说说的话）但他还有高年的母亲，夫人和幼子，他所应得的版税，总得好好保持。所以印行全集的书店，当以版税有保障为先决条件！（原载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上海，第一卷第五期）。
此外，许钦文在发表于11月20日的《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一文中描写了他在1936年7月 15日晚上与鲁迅“最后晤谈”的情景：
他又提到《呐喊》有了捷克译文的事情。这是已经同我说过的。
“捷克人来翻译我的东西，”他照前次同样的说，“我倒高兴，已经答应做序。”
一点点地发现了病象以后，我觉得病势很严重，再也说不出什么空口的安慰的话。静寂了一会儿。
“从搜集在《坟》里的稿子起，”他郑重地说，“我已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有三百万字，出十大册，也已有点厚了罢。”
我听了暗自吃惊，以为这明明是关于后事的计划，觉得更严重。
（原载1936年11月20日《逸经》半月刊，上海，第十八期）。
许钦文上述回忆鲁迅的文章，距离他在1936年7月15日与鲁迅最后一次会面的日期较近，其真实性无疑超过他在1979年出版的《〈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的相关内容。鉴于许钦文在1936年11月发表的文章中对《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因此不能轻易否定鲁迅生前和许钦文谈话时所提到的准备出版“三十年集”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三十年集”是鲁迅生前为总结和纪念自己从1906年到1936年从事文学创作30年而准备由自己编辑的，拟分为10卷，收录鲁迅的文学创作和主要的辑录书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鲁迅个人认为自己30年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辑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全集”；而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许广平等人为纪念鲁迅而集体编辑的，分为20卷，收录了鲁迅创作、辑录和翻译的著作，但因种种因素的限制，没有收入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以及一些暂时搜集不到的创作和翻译作品，严格来说，这套书虽然名为《鲁迅全集》，但实际上并不是鲁迅的“全集”，只是在收录文章的种类和数量方面超过了“三十年集”。此外，1938年版《鲁迅全集》也是在鲁迅编好的“三十年集”目录的基础上编辑的，主要是增加了鲁迅翻译的作品，并增加了一些新搜集到的鲁迅辑录的书稿。因此，也可以说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扩大版的“三十年集”。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1936年还向李霁野、孔另境谈过出版个人文集的事。孔另境在1936年10月29日夜撰写的《我的记忆》一文中回忆：
今年四月底，霁野从英国回来。此时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常常有小病，我们去找他，他很高兴，谈了整个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半钟，我们才辞别出来，这是霁野看见先生的最末的一次。
这次的谈话，先生的精神兴奋极了，大部分是牢骚话，但他说的都很有风趣，使我们笑到合不拢嘴来。
……
那次先生还谈到自己的文学工作，他觉得自 己的身体确一天衰弱一天，他打算在生存的时候把 自 己的全集编起，大约以二百五十万字为标准，要是可能，今年就希望编成的。不意这工作尚未着手，先生竟撒手而去了（选自《秋窗集》，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 出版，转引 自《汇编》第2卷，第772－773页）。
孔另境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全集”，显然就是鲁迅生前计划编辑的“三十年集”，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在民国时期的语境下，一位作家的“全集”可能和现代汉语中“全集”的概念不一样，不一定是收录这位作家全部作品的，正如日本改造社所出版的《大鲁迅全集》，虽然分为7卷，收录了鲁迅的创作，以及书信、日记等，但并没有收录当时已知的全部鲁迅作品，而是选择性地收录了一部分，因此这套“全集”实际上也是鲁迅作品的选集。
潘汉年的工作
10月19日晨，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接到周建人报告鲁迅病危的电话，在六时左右到达鲁迅家中，此时鲁迅已经在大约半个小时前逝世。冯雪峰就打电话将鲁迅逝世的消息告诉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据《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记载：“10月19日，得悉鲁迅病逝消息后，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组织葬礼活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57页）。
另外，潘汉年在1936年11月12日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中也简短汇报了纪念鲁迅活动的情况：“……（十四）上海救国会工作这次来不及报告，下次当要李（按：冯雪峰的化名李允生）做一个详细报告。（十五）鲁迅死后，追悼工作甚好，全国影响甚大……”（《潘汉年在上海》，第225页）。中共中央为悼念鲁迅在10月22日发出的两份电文中提到的在国统区举办的多种纪念鲁迅的活动，包括出版《鲁迅全集》等，可能来源于潘汉年的建议。也就是说，潘汉年在10月19日致中共中央的密电中所提出的建议中很可能就包含了出版《鲁迅全集》的相关内容。
孔海珠在《鲁迅——最后的告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8－29页）一书中引用了当时一份小报刊登的独家新闻：“因为许先生哀毁过度，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又很忙碌，凡是有关丧事的规划，另外由一个人全面负责。这个人独居斗室，从不露面，只在幕后指挥，但从布置灵堂，瞻仰遗容，一直到出殡路由和下葬仪式，都经他亲自研究，然后作出决定，付诸实施。这个从不抛头露面的是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很明显，这位人物就是冯雪峰。冯雪峰当时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的副主任，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因此，冯雪峰的背后还有潘汉年，而冯雪峰也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负责在幕后组织救国会等社会团体承办鲁迅的丧礼。因为潘汉年在1955年4月入狱，加上还有一些未解密的信息需要保守，所以冯雪峰在回忆鲁迅逝世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过潘汉年在鲁迅丧礼期间的活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乙种纪念本出版之后，许广平将编号为1的乙种纪念本自己珍藏起来留念（按：许广平逝世后，家属将这部编号为1的乙种纪念本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将编号为2的乙种纪念本赠送给潘汉年留念。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许广平认为潘汉年为鲁迅丧礼的举办和《鲁迅全集》的出版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很遗憾，限于史料，潘汉年在组织举办鲁迅丧礼，以及为出版《鲁迅全集》所做的各项工作，至今还无法详细地知道。
结语
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一文中回忆鲁迅在30年代初到曹聚仁家里做客时的谈话内容：
鲁迅先生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就凭这一句话，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原来，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钦文的妹妹）和许广平（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394页）。
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其中许广平、许寿裳都参与到《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之中，而许钦文在1936年11月发表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对出版《鲁迅全集》也提出了三条建议。因此，我们既不能夸大许寿裳在出版《鲁迅全集》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轻易否定许钦文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所提到出版《鲁迅全集》一事的真实性。究竟是谁首先提议出版《鲁迅全集》，是许广平，还是冯雪峰，抑或是潘汉年，还得等有关档案解密之后才能确定。考虑到许广平处于哀痛之中，恐怕没有心思在丧礼期间就迅速地筹划出版《鲁迅全集》这样的大事，如果是许广平首先决定出版《鲁迅全集》的话，那么她也应该是忙完鲁迅葬礼之后再筹划这件事。而冯雪峰受潘汉年指派在幕后指挥救国会承办鲁迅的丧礼，笔者倾向于是身处上海并且是在幕后主持鲁迅丧礼工作的潘汉年与冯雪峰两人先商量一致后，再取得许广平的同意，然后告知中共中央以及许寿裳等人，决定出版《鲁迅全集》的。总之，首先决定出版《鲁迅全集》的是很可能是中共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和冯雪峰，他们把出版《鲁迅全集》纳入纪念鲁迅的纪念活动之中，把纪念鲁迅的活动与发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转引 自《汇编》第1卷，第1502页）。从而将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本文是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鲁迅博物馆藏稀见及未刊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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