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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中文版《鲁迅全集》于1938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由蔡元培精心作序，由周作人、茅盾等任编委，由许广平总协调，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唐弢等积极参与，被誉为“文化界伟大成就新文学最大宝库 出版界空前巨业”，曾被毛泽东一生藏读，被周恩来选为国礼，为士林所珍视。这些年，好几个出版社都纷纷重印此版全集。

80多年来，有关第一个中文版《鲁迅全集》的介绍文字很多，研究性的文章也不少；但我发现，有关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比如，“是谁最早提议出版的”这个基本问题之前都没有搞清过。

1936年10月23日，鲁迅逝世仅仅四天之后，吴慕鲁就给许广平写信明确提到全集计划，他说：“昨天礼毕，听源兄说叫大家回殡仪馆有事商量……他们商量事情，我想不外两点，一是丧葬费用，二是周先生译著……我赞成把全集向商务印书馆交涉给他们出……全集编辑方面，我要求你亲自来主编。”（见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译著”应为“遗著”之误。不知道是原作的问题还是录入的问题？

可见，10月23日的前一天，即22日，鲁迅逝世仅仅三天之后、鲁迅出殡的当天，在上海的参与丧事的黄源等人已经在小范围内讨论有关全集的事了。

阎晶明在《纸张寿于金石——〈鲁迅全集〉出版史述略》一文中说，鲁迅逝世仅仅一天之后，即20日，中共中央就提议出版全集。他是这样说的：“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得到鲁迅逝世的电讯后，于10月20日即鲁迅逝世的次日，给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和许广平发去了唁电，并同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文中还列举了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八项具体要求，其中第五项是：“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雨花》杂志，2022年第2期）

《纸张寿于金石——〈鲁迅全集〉出版史述略》一文中，上述说法没有标明出处。如果阎说有史料依据，那么最早提议出版全集的是中共中央。

吕春在《追忆鲁迅丧仪二三事》一文中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于10月23日致电中共北方局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中共关于追悼鲁迅的三个文件今日起广播，请接收’。”然后他解释说，“‘三个文件’，即张闻天起草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载《档案天地》2008年第3期）吕春注释说他的信息来源是李涛编著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可信度相当高。从这段文字来看，23日张闻天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向各大区首脑发送那三个文件，并要求从当天起就广播，即这是发表那三个文件的日子。那么，那三个文件尤其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起草于哪天？ 作为电报又是哪天发出来的呢？

刘运峰所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收入了这三个文件，并有署名和日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二日”。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复刊了因长征而中断的《斗争》周刊。11月21日发行了复刊的第一期（第74期）。史称“《斗争》西北版”，主要刊发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重要决议、指示、政策条例和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张闻天是这个时期为《斗争》写稿最多的人之一。《斗争》第一一六期（1936年11月10日印行）也发表了这三个文件，所标日期也是“十月廿二日”。

综上所述，笔者推断中共中央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时间是1936年10月22日，而不是20日，其方式是发电报。笔者进一步推测，这份电报应该是几乎同时发给在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在上海的鲁迅治丧委员会（里面有中共中央代表冯雪峰），因此，黄源他们可能是在丧礼现场接到电报后临时起意，把当天参加送葬仪式的一部分人召回殡仪馆，商讨有关全集编辑出版事宜。

那么，最早提议出版全集的是中共中央吗？

比中共中央早一天，鲁迅逝世仅仅两天之后，即1936年10月21日，在北京的许寿裳就致函蔡元培，提出印行全集一事，并请蔡“大力斡旋”，即“向政府疏通”。10月28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复述此函的大概内容：“关于印行全集一事，业于二十一日寄蔡先生一函，略谓豫兄为民族解放始终奋斗，三十年如一日，生平不事积蓄，上有老母在平，……如能刊印全集，则版税一项，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然此事有政治关系，必仗先生大力斡旋，始能有济，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然后始能着手集资，克期付印，否则纵使印成，版权既无保障，到处擅自翻印，流行如故，徒利奸商，于政府何益云云。”（见许寿裳：《致许广平（1936年10月28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因此，最早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不是中共中央，而是许寿裳（尽管只早一天），其方式是给蔡元培写信道及。

有意思的是：许寿裳当时在北京，中共中央当时在延安，相距千里、没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几乎同时想到要出版《鲁迅全集》，并且都付诸文字。许寿裳的动机因私的成分多一些，作为鲁迅最好最老的朋友，他一下就想到鲁迅遗留的老娘、寡妻和幼儿的生计问题，想到鲁迅的版税可为家族生活及遗孤教育之资。中共中央考虑的当然是因公的成分多一些，用当时襄助整个葬礼的胡愈之的话来说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鲁迅全集》或许也有类似的政治考量。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有人说，鲁迅自己生前就有出全集的计划，也就是说，最早有意出全集的是鲁迅本人。其证据是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最后一部分“最后的晤谈”中说，1936年7月14日，许钦文去鲁迅家造访。“鲁迅先生叫我挨近他坐下，轻声说：‘钦文，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约略算起来，创作的已有三百万字的样子，翻译的也有三百万字的样子了，一共六百万字的样子，出起全集来，有点像样了！’他又告诉了我编排的方式。”在文章的最后，许钦文明确补充道：“一九三八年出版二十卷的《鲁迅全集》，编排的格式，符合‘最后的晤谈’时鲁迅先生对我说的办法。因为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我就把那些话照样地转告了景宋。”在这两段话之间，他还说了这样一句：“我想鲁迅先生是在交代后事。这种事情，如果就同景宋明讲，要使她伤心，耐不住流泪，姑且先同我一说，以使日后转告她。”（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许钦文总的意思是：鲁迅生前有出版全集的愿望和编法，悄悄地告知了许钦文，相当于是遗嘱。鲁迅逝世以后，他把这遗嘱转告给了许广平。许广平竭尽全力基本上实现了鲁迅的遗愿。

假如鲁迅真的说过打算要出版自己的全集，而且就是许广平主持编辑的那样一套；那么，我们可以说鲁迅生前就有出全集的计划。但笔者以为还不能这样说。理由有三。

1970年代末，其时许钦文已经八十岁了，追忆可能不一定可靠。他自己在此书的《小引》中一再坦承道：“重新回忆，年月隔得远了，恐有错误。”“我以前的日记簿都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五六十年前的事情，有的已记忆不清楚，无从查对。”（《〈鲁迅日记〉中的我》）

许钦文记忆不清楚的或者有错误的恐怕包括鲁迅的原话。笔者怀疑他把“三十年集”误记为“全集”了。一个作家生前自己计划出版选集的例子很多，但计划出版全集的至今没有。鲁迅晚年确实有出版选集的打算。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记得先生大病前，曾经说到过：他自从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中止学医而在东京从事文艺起，迄今刚刚三十年。只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余万言，拟将截至最近的辑成十大本，作一记念，名曰《三十年集》。”鲁迅在1935年尚未病入膏肓之时，产生出版《三十年集》的打算，亲自先后拟定了两份略有差异的目录。许广平在鲁迅遗稿中发现了这两份目录，且抄录在了她写的这个“后记”之中。她在“名曰《三十年集》”之后紧接着说：“当时出版界闻讯，不胜欣忭，纷请发行。使先生不病且死，必能亲自整理，力臻美善。无奈愿与事违，先生竟病且死，死后行将二年，始将全集印行，捧诵遗著，弥念往昔，不胜痛悼。”正如许钦文所说，许广平他们确实是在鲁迅亲笔拟定的《三十年集》目录的基础上编辑全集的。笔者揣摩，由于《三十年集》在鲁迅生前迟迟得不到出版，他念兹在兹，跟许钦文谈的应该是《三十年集》。许钦文说鲁迅这是在向他“交代后事”，恐也不确。1936年9月5日，在鲁迅去世一个半月前，他亲笔写下了七条遗嘱，其中没有一条是关于遗著出版事宜的。从1930年开始，鲁迅进入了当局的黑名单，发表的空间急剧变小；对此他是非常愤恨和清楚的。连《三十年集》都难以出版，更何况是全集？ 恐怕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让家属和友生在他殁后帮他出版全集的奢望。

最重要的是：《三十年集》与全集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前者分为10集，后者分为20卷。其间差异甚大。最大的差异是《三十年集》不收翻译作品。1938年全集出版3年之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也是在许广平主持下，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鲁迅三十年集》。虽然“《鲁迅三十年集》书目顺序并未按鲁迅手订之二的顺序展开，而是大体以鲁迅著述年代先后为序，编印成29种30册。”（彭林祥、程璐：《〈鲁迅三十年集〉的出版历程及意义》，载《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3期）但毕竟还是在“鲁迅手订之二”的基础上略加改变而编排的。“鲁迅手订之二”指鲁迅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比较完备”的《三十年集》书目（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也即，就“编排的方式”而言，许钦文所说的“全集”实际上指的是《三十年集》，而不是许广平他们所致力的真正的《鲁迅全集》。

综上所述，最早提议出版《鲁迅全集》的不是鲁迅本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许寿裳，其方式是给蔡元培写信道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