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我来说，孟文博的《掘开历史的地表》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它打破了我对于版本学的固有印象。我对于现代版本研究前景曾比较悲观。当下古典版本研究已成显学，资料充足，自有一套方法体系。现代版本研究囿于资料匮乏和世俗偏见，尚处于发展培育期。起步既晚，又逢世风喧嚣，人心浮躁，急于求成，其前景堪忧。

相对于古典典籍研究，现代典籍研究尚未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当然，有些学者也在现代版本校勘方面做出了一定成就，但是整体成果乏善可陈。据《掘开历史的地表》成书时统计，就整个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总共才只有7部出版，相对于车载斗量的古籍版本研究来说，委实让人叹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对版本有意无意的忽视，会导致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而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真正洞悉作者和作品要表达的真实内涵。

历史沧桑，找到真正接近历史真相的版本谈何容易，何况这种剥茧抽丝、去伪存真的校勘是一个极度艰苦考验耐力的过程，非有大毅力而不可成。打开《掘开历史的地表》，最让人惊讶的是作者对于郭沫若前期各文艺论著版本校勘那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他将文本原貌和变迁过程几乎纤毫不差地呈现出来，真正做到了返本求真。

《掘开历史的地表》不仅对各版本中郭沫若文艺观实质性差异的地方作了勘正，如从“人性提高”到“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更细致到连“一动不动”和“一动也不动”、“不十分赞成”和“不十分赞成的”这样的细微区别也标识出来，作者的谨严与缜密可见一斑。有人或许对此不以为然，然而这样的治学态度在学术研究急于求成的今天尤为可贵，也使本书在史料价值上几乎无可挑剔。

如果说校勘工作的细致严谨反映了一个学术研究者的治学初心，《掘开历史的地表》以原始史料为基础，从社会语境和郭沫若的特定身份入手，分析其作品修改、观念变迁和人际纠葛，新见迭出，让人信服，这显示了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敏锐的学术嗅觉和高超的史料甄别、驾驭与分析能力。

就反映现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而言，郭沫若确实是一个绝好的范本。不仅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很多领域内，郭沫若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而遍观中国现代史，也鲜有像他这样在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却又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郭沫若研究早就超出了其个人本身，承载着更为厚重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意义。郭沫若著作版本研究，既是我们解析郭沫若人格思想的依据，也是打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心脉的一把钥匙。以魏建教授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在此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而孟文博的《掘开历史的地表》敏锐地把握并顺应了这样的学术潮流，凭借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学界尤其在郭沫若文艺著作版本研究方面为自己争取了一席之地。

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致力于作品文本思想与艺术价值的挖掘，或者倾心于作家生平思想的探索，对于文本版本相关的史料关注远远不够，即使是史料研究，也大多是从某种现实需要出发，以先入为主的思想或者观点来筛选史料、提炼史料和阐释史料。而《掘开历史的地表》表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正在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从意识形态的固囿中跳脱出来，以更加客观的眼光去审视历史、考察历史，以期能够得出更为真实公正的结论。

本书研究都忠实于原始史料，以版本校勘为基础，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进行历史化分析。无论是梳理郭沫若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观念的历史流变，解析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形成与动因，抑或探析郭沫若与一些人的历史恩怨，得出的结论都令人非常信服。如王本朝教授所言，郭沫若在不同社会环境或身份转变过程中的话语表达，有的与其特定心理有关，有的则与时代语境存有密切联系，怎样才能从郭沫若表面“相违”与“摇摆”的思想言行下找到其行为逻辑的本根，这是郭沫若乃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掘开历史的地表》关于郭沫若“变”与“不变”的辩证分析，探源溯流，钩深索隐，抓住了郭沫若性格的本质核心，可谓一针见血。

对我来说，《掘开历史的地表》的特别并不仅仅是打破了我对于现代版本学的固有偏见，还有其他更多的意义。它为中国现代作家史料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与研究视角，对我今后的学术研究也有着明显的启发和裨益。

（作者系潍坊学院文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