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的“软硬伤”及其成因
唐诗选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表现选者个性鲜明的诗学主张的选本，可称为“特殊选本”，如王士禛编《唐贤三昧集》就是为了宣扬其“神韵说”；另一类是教科书式引导人们诗词入门、应该较全面公允地反映唐诗面貌的选本，可称为“一般选本”，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朱自清说：“有特殊选本，有一般的选本。按着特殊的作派选的是前者，按着一般的品味选的是后者。中学生不用说该读后者。《唐诗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选本。”[1]作为“一般选本”的《唐诗三百首》，编成刊行于“乾隆癸未春日”[2]，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编者未署实名，仅署“蘅塘退士”。经朱自清、金性尧等学者考证[3]，可知其真名孙洙，号蘅塘退士，无锡（今属江苏）人。乾隆十六年进士，历任卢龙、大城、邹平知县和江宁府教授。乾隆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两次主持乡试。少工制义，诗宗杜甫。著有《蘅塘漫稿》等。清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有传[4]。乾隆二十八年《唐诗三百首》编成刊行时，孙洙正在邹平知县任上[5]。邹平县在今山东省济南附近，属孔孟之乡，儒家圣地。他在此地编此书，显然与诗教有关，正如自序所说：“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原来，他是要选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课本”，按体编排，以便于学生揣摩各体的写法，从而推行他的诗教。由选篇和书中评语来看，他推行的正是儒家诗教，如评郑畋《马嵬坡》曰：“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以儒家“温柔敦厚”观念为标准编选、评论唐诗，藉以推动启蒙和教化，是他编选这部“教科书”的主要宗旨。
因《唐诗三百首》既是唐诗启蒙课本，又是唐诗精选本（自序所谓“白首亦莫能废”，又批评《千家诗》“工拙莫辨”），故能风靡二百五十多年，成为清代中期以来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俨然成为文化经典，参与了国人文化素质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校和社会诗词教育的加强，此书的普及性进一步扩大，几欲再现清光绪年间“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6]的盛况。
正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不同于绝大多数仅在历史上发生影响的选本，而仍然在当代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强大影响，故有必要基于“一般选本”的立场、现代学术的视角，对其编选情况作一考察、分析，看其在当今是否仍能担起唐诗普及的重任。如此审视，笔者发现，该书存在许多“软伤”和“硬伤”。所谓“软伤”，是指非知识性缺陷，主要指选者的一些偏见和偏好，有隐蔽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而“硬伤”则是指知识性错误或者选者随意篡改造成的不良后果，有显著性和局部性的特点。长期以来，普通民众乃至一般研究者，慑于《唐诗三百首》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声名，对其盲目崇拜。对该书“软硬伤”的梳理、分析，有助于合理评估其在当代的“经典性”，推动唐诗普及与研究工作的健康开展。
一、《唐诗三百首》的“软伤”
《唐诗三百首》的“软伤”，金性尧曾指出四点：所选反映社会矛盾的诗较少，未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诗，宫怨诗的比重偏大，不该选韩愈《石鼓歌》[7]。张忠纲指出，蘅塘退士不选李贺、杨炯、卢照邻、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属于“重大遗漏”[8]。王运熙指出，不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也是缺憾，选了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这首艺术水平不算高的诗，则体现了他对帝王的尊重[9]。笔者以为，《唐诗三百首》最主要的“软伤”应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选入大量宫怨诗。
蘅塘退士对宫怨诗和闺怨诗特别热衷，共选入17首宫怨诗和14首闺怨诗，加在一起超过30首。从诗歌教化的角度，闺怨诗还算说得过去，但宫怨诗如王昌龄的《春宫曲》《长信怨》，李白《玉阶怨》，刘方平《春怨》，顾况（作者实为马逢）《宫词》，刘禹锡《春词》，白居易《后宫词》，元稹《行宫》，张祜《何满子》《赠内人》《集灵台二首》，朱庆余《宫中词》，温庭筠《瑶瑟怨》，薛逢《宫词》，韩偓《已凉》，杜荀鹤《春宫怨》等，大多写的是皇宫中嫔妃、宫女因失宠而寂寞、无聊，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皆不适合孩子们的启蒙教育。
（二）不选张若虚、李绅、李贺、赵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郑谷等名家、大家的诗。
蘅塘退士总共选录全唐77位诗人的诗篇310首。但就诗人成就和影响而言，像漏选的李贺、罗隐二人，无论如何也能进入唐诗名家前20名之列。就唐诗名篇而言，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李攀龙《唐诗选》（卷二）[10]等明代中、后期到清前期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卷五）[11]等唐诗选本中都有入选，蘅塘退士偏偏不选。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李绅的《悯农二首》，罗隐的《蜂》《牡丹花》，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等都是唐诗中的一流名篇，历代好评如潮，却也未入蘅塘退士的法眼。
（三）在唐诗大家推举上，扬杜抑李、重李商隐轻白居易的倾向明显。
蘅塘退士大致将入选的77位诗人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四家依次是杜甫（36首）、李白（29首）、王维（29首）、李商隐（24首），第二梯队四家依次为孟浩然（15首）、韦应物（12首）、刘长卿（11首）、杜牧（10首），其余所选皆10首以下，属于第三梯队。自唐代至明代，“李杜”一直齐名，代表唐诗高峰，蘅塘退士选杜甫诗数量遥遥领先于李白，把李白降到和王维同等数量的级别。白居易也一直被视为唐诗大家，其地位仅在明代不及王维，总体上看，与王维相当，但不应在李商隐之下。蘅塘退士仅选白居易诗6首，只相当于李商隐入选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不及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杜牧、王昌龄（8首）、李颀（7首）。虽说他所选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两首篇幅较长，但所选李商隐《韩碑》篇幅也很长，综合来看，重李轻白的倾向明显。
二、《唐诗三百首》的“硬伤”
《唐诗三百首》里还有许多“硬伤”，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作者张冠李戴。
张忠纲《唐诗三百首评注》较早指出该书中所选诗的作者存在张冠李戴问题，他主要指出了四首：所选王之涣《登鹳雀楼》的作者应为“朱斌”，贾岛《寻隐者不遇》的作者应为“孙革”，李频《渡汉江》的作者应为“宋之问”，王维《秋夜曲》的作者应为“王涯”[12]。莫砺锋亦曾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指出《唐诗三百首》所选《桃花溪》的作者署张旭不对，实际上是北宋蔡襄所作[13]。这里在诸人所论基础上再做些考证。
1. 该书“七言绝句”下选有《宫词》：“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帘卷近秋河。”作者题顾况，误，应为马逢。马逢无别集传世，顾况《华阳集》无宋元版本，最早的是明万历刻本，卷中收有此诗[14]。《万首唐人绝句》卷二九顾况名下和卷三六马逢名下[15]、《全唐诗》卷二六七顾况名下和卷七七二马逢名下同时收了这首诗[16]，《唐诗品汇》卷五七[17]、《唐人万首绝句选》卷四七把它判给顾况[18]，蘅塘退士从之，是个错误。宋刘克庄《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卷一六作马逢[19]，特别是中唐令狐楚编《御览诗》收为马逢诗[20]。令狐楚（766—837）与马逢是同僚友人，《御览诗》编于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间，当时令狐楚任翰林学士，马逢任殿中侍御史[21]。马逢（768？—？），关中（今属陕西）人，德宗贞元五年（789）与裴度同登进士第，宪宗元和九年以殿中侍御史入荆南节度使幕，长于乐府歌词，元稹称赞他“旋吟新乐府，便续古离骚”[22]。《宫词》在唐代被认为属于“乐府歌词”。《御览诗》收马逢诗五首，皆为“乐府歌词”，同时收顾况诗十首。令狐楚编纂《御览诗》时顾况仍在世，故此诗作者应依其断为马逢。
2. 该书“七言绝句”所附“乐府”下选有《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作者题王维，实际上应是王涯。蘅塘退士自注：“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宋蜀本《王摩诘文集》卷一收录，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收入“外编”[2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六作王维诗[24]，但《万首唐人绝句》卷一八、《唐诗品汇》卷五一、《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五、《全唐诗》卷三四六作王涯诗，《唐诗纪事》卷四二、《全唐诗话》卷三俱作张仲素诗[25]。张忠纲注本怀疑应是王涯诗，但未提供证据[26]。近年发现的中唐张仲素编《元和三舍人集》（不分卷）明钞本，收此诗，作者署王涯[27]。《元和三舍人集》编成于元和十二年，收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位翰林院“同事”的唱和诗凡169首。其中《秋夜曲》共两首，王涯先唱一首（即本篇），张仲素和一首。可见，本篇为王涯作确凿无疑[28]。后世有署王维者，应是因“涯”和“维”行草难分而致误。
（二）诗人时代归属错误。
该书分体编排，每体下诗人均按“初盛中晚”的时代先后排序。虽然宋元明清每个时代对“初盛中晚”的认知有差异，但是诗人生年或生活时代的先后为客观次序，不能颠倒。这里举三个此书将诗人时代归属弄错的例子。
1. 该书“五言绝句”下选有贾岛《寻隐者不遇》，排在晚唐诗人李商隐之后。贾岛（779—843）是中唐诗人，属于韩孟诗派的重要成员，与韩愈交往颇多，年长李商隐（813—858）34岁，不应排在晚唐李商隐之后。
2. 该书“五言绝句”下选有金昌绪《春怨》，排在晚唐诗人李频之后。金昌绪是盛唐时人，主要活动在盛唐玄宗开元年间，其所作《春怨》诗在盛唐曾被谱曲，名《伊州歌》，西凉节度使盖嘉运向朝廷进献过此曲。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盖嘉运任西凉节度使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29]。明陆时雍《唐诗镜》卷二八“盛唐”部分选有金昌绪《春怨》，并有考证曰：“《春怨》一作盖嘉运《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诗为嘉运所进，编入乐府后，乃误为嘉运作耳。”[30]
3. 该书“七言绝句”下选有刘方平《月夜》《春怨》二诗，排在中唐大历诗人韩翃之后。刘方平是盛唐诗人，主要活动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与李颀（690—754）为诗友，李颀有《送刘方平》诗，又与元德秀（696—754）最善，《新唐书·艺文志》：“《刘方平诗》一卷，河南人，与元鲁山善。”[31]
（三）诗体分类不当。
唐人自己的诗体分类与明清人不同，蘅塘退士以明清人的诗体观念来给唐诗分类，难免会有所错位。不过，笔者这里并不想以这种时代错位指摘蘅塘退士，而是要指出他在诗体分类时所犯的历代共通“公认”的错误以及自相矛盾之处。王运熙《关于〈唐诗三百首〉》曾指出李白《静夜思》“属乐府中的‘新乐府辞’，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本书把它列入一般五绝而不入五绝乐府，属体例之误”[32]。这里再举出三例。
1. 该书“七言古诗”下收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实际上此诗属于“骚体”，如果单独一篇“骚体”不便开列一类的话，放在“五言古诗”或者“乐府”下勉强说得过去，但蘅塘退士将其放在“七言古诗”下且不做任何说明，这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因为全诗没有一句是七言句。
2. 王维《洛阳女儿行》，杜甫《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明明都是唐人典型的“七言歌行”体，但蘅塘退士将王维《洛阳女儿行》，杜甫《兵车行》《丽人行》放在“七言乐府”下，而将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放在“七言古诗”下，分类标准并不统一。事实上，在唐代，“七言歌行”“七言乐府”“七言古诗”三者是不同的。唐人实际把诗体大致分为五类：古体诗、律诗、歌行、乐府、杂体诗（含齐梁体、六言诗、回文诗、四声诗、双声叠韵诗、离合体、古人名诗、问答诗等）[33]。明清人常对于唐人古诗、歌行、乐府三体认识不清，以致分类混乱。
3. 王翰和王之涣各有七绝名篇《凉州词》，但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被蘅塘退士放在“七言绝句”下（改题《凉州曲》），而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却被放在“乐府”下（改题《出塞》）。其实这两首诗都是为《凉州》曲调所作的歌词，故称《凉州词》，性质完全一样，要么都放在“七言绝句”下，要么都放在“乐府”下。蘅塘退士这种各置一处的处理方式，会对读者造成误导。
（四）随意缩减原诗题目。
今人编选唐诗，一般会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不会删改原作。而蘅塘退士和许多明清人一样，出于诗教和简化的考虑，往往会缩减或改动诗题，《唐诗三百首》中这种情况近二十处。如“五言绝句”下裴迪的“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被缩减为“送崔九”，“七言绝句”下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被缩减为“送孟浩然之广陵”，“七言绝句”下刘禹锡的“和乐天春词”被缩减为“春词”，等等。这虽然是受古代编选习惯影响造成的，但已不适合今天的唐诗普及需求。而且，其中有些诗作，随意缩减题目后，会严重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这可以看作该书的“硬伤”。兹举五例。
1. 该书“五言律诗”下常建《破山寺后禅院》，题目应作“题破山寺后禅院”。宋本《常建诗集》卷上及《河岳英灵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二三四、《唐文粹》卷一七、《唐百家诗选》卷四、《全唐诗》卷一四四均作“题破山寺后禅院”[34]。《唐诗品汇》卷六三漏掉了一个“题”字，蘅塘退士从之。而少了一个“题”字，就无从知道这是一首题壁诗，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单纯歌咏寺院的作品。
2. 该书“五言律诗”下白居易《草》，题目应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历代诸本《白居易集》及从《文苑英华》（卷二八五）到《全唐诗》（卷四三六）的诸多总集绝大多数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唯有《唐诗品汇》卷六七题作“草”，蘅塘退士从之。题目原本七个字，漏掉六个字，就无从知道这是一首送别诗，也无从知道这是一首练笔的“赋得体”。
3. 该书“五言绝句”下李白《夜思》，题目应作“静夜思”。历代诸本《李太白集》及自《乐府诗集》（卷九○）至《全唐诗》（卷一六五）的诸多总集均作“静夜思”，唯有《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一题作“夜思”，蘅塘退士从之。少一个“静”字，会使诗歌的韵味大减。
4. 该书“五言绝句”下刘长卿《弹琴》，题目应作“听弹琴”。历代诸本《刘随州集》及《万首唐人绝句》卷六、《唐音》卷六[35]、《唐诗品汇》卷一三、《全唐诗》卷一四七等均题作“听弹琴”，唯有《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一漏了一个“听”字，题作“弹琴”，蘅塘退士从之。“弹琴”与“听弹琴”含义完全不同。
5. 该书“七言绝句”所附“乐府”下李白《清平调》，题目应作“清平调词三首”。历代诸本《李太白集》及《万首唐人绝句》（卷五九）、《唐诗品汇》（卷四七）、《全唐诗》（卷一六四）等总集均题作“清平调词三首”。《乐府诗集》卷八○从音乐角度考虑，题作“清平调”，蘅塘退士从之。《清平调》指的是音乐旋律名，郭茂倩认为是唐玄宗所作[36]，唐玄宗请李白为《清平调》作词。若作为乐府曲名，可称“清平调”，但作为诗歌，自然要称“清平调词”。
（五）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
明清人出于诗教和为创作标举范本的理念，在编选唐诗时，往往会修改诗歌正文中他认为不妥当的字。无论这种臆改对于诗意而言是否恰当，在现代学术规范成为共识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我们今天编选唐诗，应该尽量恢复作者所创作的文本之原貌，只有极少数经明清人修改后广为流传的经典版本，可作为例外保留。《唐诗三百首》中臆改情况多达近百处，其中有三十多处属于明显的“硬伤”，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蘅塘退士自己臆改不当，如“五言律诗”下骆宾王《在狱咏蝉》颔联“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中“那”字臆改为“不”，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的“外”字臆改为“下”。另一种是蘅塘退士照抄前人错误版本（前人臆改不当或流传错误），如“五言律诗”下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胄》，题目照抄《唐诗品汇》（卷六四），将“李胄”误作“李曹”；孟浩然《早寒有怀》首句“木落雁南度”，照抄《唐诗品汇》（卷六五），将“度”字误作“渡”。兹再举典型案例如下。
1. 该书“五言古诗”下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题目中的“兰山”有误，应为“万山”。金性尧、赵昌平注本认为应是“万山”[37]。这里再做补考：宋刻本《孟浩然诗集》卷一[38]及《文苑英华》（卷二五○）、《唐百家诗选》（卷一）等总集俱作“万山”。“万山”在襄阳城西，现今仍名万山。而“兰山”在全国只有两处，一在山东，一在四川，这两处孟浩然一辈子都没去过。“万”和“兰”两字的繁体字行草极为相似，难以分辨，盖因此误认。
2. 该书“五言古诗”下王昌龄《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末联“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共”字误，应为“其”。历代诸本《王昌龄集》及《唐诗品汇》（卷一○）、《全唐诗》（卷一四○）等总集均作“其”，没有作“共”的，应是形近而讹。“其如何”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39]
3. 该书“七言古诗”下李颀《送陈章甫》开头两句为：“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桐叶”误，应为“桐阴”。如果说“柳叶长”，大家不会有疑问，说“桐叶长”就很难讲通了，因为梧桐叶是鸡心形的，可以说“大”，怎么能说“长”呢？经检索，古代没有其他诗人写过“桐叶长”。又历代诸本《李颀集》以及自《河岳英灵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三四一）以下诸总集均作“桐阴长”。“桐阴长”的意思是夏天的梧桐树生长得很茂盛，连成一片，形成了长长的树荫。
4. 该书“七言古诗”下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题目误，《河岳英灵集》卷上题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是。较早指出此诗题目有误的是施蛰存《唐诗百话》[40]，赵昌平注本据施蛰存意见改正[41]。这里略作补考。“董大”名董庭兰，唐代音乐家。“《胡笳》”即琴曲《胡笳十八拍》，旧传为蔡文姬所创，董庭兰又有新创，在古琴中融入吹管乐器胡笳音色而成十八乐章。唐刘商《胡笳曲序》云：“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敕大将军赎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42]董生即董庭兰。“声兼语弄”即董庭兰用琴弹奏《胡笳十八拍》，将“语”（人及动物之声）和“弄”（乐曲声）相结合。“弄”指乐曲声，有《韩非子·难三》可证：“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43]又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44]《文选·洞箫赋》李善注：“弄，小曲也。”[45]“房给事”即房琯，天宝五载（746）任给事中，董庭兰是其门客。
5. 该书“七言古诗”下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迥崖沓嶂凌苍苍”中“迥”字误，应为“回”。“回崖”意为曲折的山崖。如李绅《山出云》：“回崖时掩鹤，幽涧或随人。”（《全唐诗》卷四八三）“迥崖”不辞。历代诸本《李太白集》及历代诸总集（除《唐诗三百首》外）均作“回”，没有作“迥”的。“迥”应是“迴”（“回”的繁体）之形讹。
6. 该书“七言古诗”下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末句“军师西门伫献捷”的“军”字误，应为“车”。金性尧、赵昌平等注本均认为当作“车”[46]。兹作补证。历代诸本《岑嘉州集》以及《唐诗纪事》（卷二三）、《唐百家诗选》（卷四）、《唐音》（卷三）、《全唐诗》（卷一九九）等绝大多数唐诗总集均作“车”，唯有《唐诗品汇》误作“军”，蘅塘退士从之。“车师”为地名，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7. 该书“五言律诗”下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平生自有分，况是霍家亲”。“霍家亲”误，应为“蔡家亲”。赵昌平注本据司空曙本集径改为“蔡家亲”，未作论证 [47]。兹论证如下。《司空曙集》卷下 [48]、《极玄集》[49]、《文苑英华》卷二一七、《唐诗纪事》卷三○、《众妙集》[50]、《全唐诗》卷二九三均作“蔡家亲”，《唐音》卷四、《唐诗品汇》卷六五作“霍家亲”，蘅塘退士从之。“蔡家亲”指表亲，典出晋羊祜（蔡邕外孙）让爵给表弟蔡袭（蔡邕之孙），后以“蔡家亲”称姑舅表亲[51]。而“霍家亲”指外戚，典出《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昭帝姊——引者注）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52]西汉霍光为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又是汉宣帝霍皇后的父亲，官居大司马大将军，其子弟遍任朝廷文武要职。后因用“霍家亲”指称外戚。
8. 该书“五言律诗”下杜牧《旅宿》末联“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沧江”误，应为“湘江”。张忠纲注本曾提出怀疑[53]，兹详论如下。《樊川别集》[54]及《石仓历代诗选》（卷七五）[55]、《全唐诗》（卷五二五）等历代诸总集均作“湘江”，没有作“沧江”者。盖因杜牧家乡不在湖南，终生也没去过湖南，故蘅塘退士臆改“湘”为“沧”。其实这首《旅宿》不是杜牧诗，乃后人误入杜牧诗集者。检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编《樊川集》20卷中并无此诗，是宋人田概辑《樊川别集》时辑入的[56]，田概所辑《樊川别集》误辑他人诗甚多，缪钺早已指出[57]。《御选唐诗》卷三○韩偓《野塘》诗陈廷敬注引杜甫诗“远梦归侵晓”，即认为这首《旅宿》是杜甫诗[58]，可备一说。
9. 该书“五言绝句”下王维《鹿柴》，第三句作“返影入深林”，其中“影”字误，应为“景”。赵昌平注本径改为“景”，但又认为“景”与“影”通[59]，不妥。因为历代诸本王维别集以及各种唐诗总集均作“景”，没有作“影”的。“景”与“影”相通的时候皆读yǐng，但在此诗中两字不相通。“景”读jǐng，意思是阳光，而“影”的意思是影子。末句“复照青苔上”，若作“影”或者与“影”通的“景（yǐng）”，则“照”字无着落。
10. 该书“七言绝句”下张祜《赠内人》：“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鹭窠。”“鹭”字误，应为“燕”。宋刻本《张承吉文集》卷四作“鷰”[60]，是“燕”的异体字，《万首唐人绝句》卷四三、《全唐诗》卷五一简写作“燕”。“鷺”应为“鷰”之形讹，意思也不通。此诗写宫女深夜寂寞，她“媚眼”所能看到的自然是宿在宫中屋梁上的双燕，以此反衬自己的孤独自守。而白鹭的巢一般筑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岛屿，从不在人烟稠密的地方筑巢，且白鹭也没有成双成对的文学意涵，故“鹭”字必误。
当然，也有个别唐诗文本经明清人臆改后通过《唐诗三百首》等总集的广泛传播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了约定俗成的版本。兹列举两例。
一是李白《静夜思》。唐宋所有总集、别集所载李白原文均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今天流行版本的两个“明”字，通行说法是明代李攀龙所改[61]，其实这是冤枉了李攀龙。元范梈《木天禁语》首次出现今四句[62]，因其是流传不广的诗话，故蘅塘退士应该没有注意到。就总集而言，高棅《唐诗品汇》卷三九所录第三句已为“举头望明月”，李攀龙《唐诗删》中的《静夜思》与宋本同[63]，而坊间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卷六则变成两个“明”字[64]。蘅塘退士照抄《唐诗选》或《千家诗》卷三[65]，遂成今天流行的四句。
二是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中的“曲径”，《河岳英灵集》卷上、《文苑英华》卷二三四及宋本《常建诗集》卷上[66]均作“竹径”。欧阳修《题青州山斋》亦云：“吾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67]可见，常建原作就是“竹径”，但南宋诗话中开始有人引作“曲径”[68]，《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卷五[69]、《唐诗品汇》卷六三作“曲径”，蘅塘退士从之，遂使此本广为流传，并产生出“曲径通幽”的成语。
对于这些经后人修改后脍炙人口的经典版本，我们在进行唐诗普及时，可作为例外保留，但亦应说明作者原文。
三、《唐诗三百首》“软硬伤”之成因
（一）“软伤”的成因
蘅塘退士为何选入大量宫怨诗呢？首先可能与屈原以来“香草美人”的传统有关。在古代，文人们常常以男女关系隐喻君臣关系，把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借受委屈的怨妇身份加以发泄。蘅塘退士既是选家，也是诗人，对此应心领神会。其次可能与历代文人皆有“巫山神女情结”有关[70]。唐代诗人尤其热衷于宫怨诗创作，佳作频出，选出较多此类题材的名作不是难事。再次，蘅塘退士之前的大多数唐诗选本如《才调集》《唐诗别裁集》等，亦皆选入不少宫怨诗，蘅塘退士可谓有例可循。
蘅塘退士不选唐诗名家张若虚、李绅、李贺、赵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郑谷等人，应与他秉持的“温柔敦厚”诗教观有关。李贺鬼怪，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给后人的印象是讽刺激烈、有乖诗教，故遭唾弃。至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通常被视为无寄托的“宫体诗”，而蘅塘退士大量入选的宫怨诗、闺怨诗则被视为有政治寄托、适合教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蘅塘退士所推崇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选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和李绅、李贺、赵嘏、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
在唐诗大家的推举上，蘅塘退士扬杜抑李，首先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清代前期早于蘅塘退士的唐诗选本绝大多数都是选杜甫诗第一，如徐增《而庵说唐诗》、王夫之《唐诗评选》、黄周星《唐诗快》、黄生《唐诗摘钞》、李沂《唐诗援》、顾安《唐律消夏录》、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毛奇龄《唐七律选》、钱良择《唐音审体》、胡以梅《唐诗贯珠》、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等皆然。尤其是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推杜甫、李白、王维为唐诗前三甲，这被蘅塘退士所接受。清前期选李白诗第一的唐诗选本只有康熙《御选唐诗》，该书选杜甫诗也列第二。其次是蘅塘退士个人儒家正统观念较为浓厚，他曾在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七年主持乡试，其个人为诗也“宗少陵”[71]。
至于蘅塘退士重李商隐轻白居易，原因也与他扬杜抑李类似。清代乾隆以前影响较大的大多数唐诗选本，选李商隐诗数量皆超过白居易。如清初顾有孝《唐诗英华》选李商隐诗第一、杜甫诗第二。清初文坛泰斗钱谦益专门为《唐诗英华》作序，反对严羽重盛唐轻晚唐，强调晚唐诗的价值。查克弘《晚唐诗钞》、薛雪《唐人小律花雨集》（专选七绝）选李商隐诗第一，金人瑞《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黄周星《唐诗快》选李商隐诗第二，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选李商隐诗第三。只有杜诏《中晚唐诗叩弹集》选白居易诗第一、李商隐诗第二。当时还形成了李商隐别集笺注热潮，朱鹤龄、吴乔、徐德泓、陆鸣皋、徐树谷、陆昆曾、屈复、姚培谦、冯浩等各有李商隐别集笺注本，这些笺注本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持“寄托说”。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加上蘅塘退士崇杜，而李商隐七律被认为是学杜最成功者，故其所选李商隐诗以七律一体为最多，共10首，数量与杜甫相同。
（二）“硬伤”的成因
要弄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硬伤”的成因，须先查明此书编纂主要参考的蓝本。赵昌平认为，蘅塘退士在选目上主要参考“渔洋三选”（王士禛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与“渔洋三选”的重合率达80%，其次参考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相合率达70%[72]。然经笔者复核发现，赵昌平所言不尽允当[73]。笔者发现，在选目和诗体分类上，蘅塘退士主要参考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初编本，两部选本编选体例和选诗宗旨相近，重合率高，共重合228首，相合率超过70%[74]；在文字版本上，从上文对其“软硬伤”的梳理已可看出，蘅塘退士主要参考三部书：“乐府”部分参照《乐府诗集》（自注中屡屡提及依据此书），“绝句”部分依据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其余则依照高棅《唐诗品汇》。依据《唐诗品汇》的篇目最多，可以认为此书是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的主要来源。但在“乐府”和“绝句”部分，当《唐诗品汇》与《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的署名或文字版本不一致时，蘅塘退士则一律以《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为准。此外，他还适当参考了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唐汝询的《唐诗解》（自注中提及）和《千家诗》（自序中提及）。
上文所举将作者张冠李戴的两个例子，均属于“乐府”或“绝句”。按蘅塘退士的编选原则，凡“乐府”均依郭茂倩《乐府诗集》，凡“绝句”则依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如果既是“乐府”又是“绝句”，则依《乐府诗集》。他自己未加深考，遂沿袭了诸多张冠李戴的错误。
诗体分类不当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遵照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初编本。但沈德潜没出问题，蘅塘退士却出了问题。如他把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放在“七言古诗”之下，就是照搬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但沈德潜在《凡例》中明确交代：“陈正字《幽州台歌》，韩吏部《琴操》，或属四言，或属六言。王右丞《送友人还山》，李翰林《鸣皋歌》，韩吏部《罗池庙迎神词》，皆属骚体。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蘅塘退士却没有任何说明，故显得驳杂无章。
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贻害不浅。其原因在于蘅塘退士在文字版本上除了“乐府”依照《乐府诗集》、“绝句”依照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外，主要照录高棅《唐诗品汇》，偶尔还自己臆改。如果这三书有误，则他随之而误，这从上文的梳理、分析即可看出。再如无名氏《杂诗》末两句“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其中的“等是”，《才调集》卷一○作“早是”[75]，意思是本是、已是，为唐诗惯用语。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八已标明此诗录自《才调集》，却误作“一是”，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七可能觉得“一是”费解，就改作“等是”，蘅塘退士照搬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等是”与“早是”意思不同，用“早是”意味着诗人自己有家不能归，听到杜鹃叫更加难受，用“等是”则意味着杜鹃也有家不能归，这不大说得通。
至于缩减原诗题目，也是因为蘅塘退士不加甄别地照搬《唐诗品汇》《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三书而致。
综上，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软硬伤”的产生，“弥纶群言”[76]是主因，个人偏见和失误是次因。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清代前、中期唐诗学的缩影，其“软硬伤”反映了古今编选理念和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在当今通行的各种《唐诗三百首》注评本中，本文所论“软硬伤”绝大部分依然存在。“软伤”虽说是可以容忍的，但终究是个缺憾。“硬伤”则必须予以纠正，这是今日学者应承担的文化普及责任。今天看来，此书没有全面反映唐诗成就，难以担当今日唐诗普及之大任，对其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典性”，应予以正确的认识与评估。
注释：
[1] 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2] 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题辞》。《唐诗三百首》今存最早版本为清乾隆二十八年旌德李光明刻本，不分卷，分体编排，共选310首，时有注释和评语，本文所论即据此本。另外，为避繁琐，本文所论诸书，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版本，后面仅随文注明卷次。
[3] 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有一种刻本‘题’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孙洙’两字……孙洙的事迹，因为眼前书少，还不能考出。”（《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第359页）金性尧引用《梁溪诗钞》《名儒言行录》，大致考出了孙洙的生平（金性尧：《前言》，蘅塘退士编，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71] 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清同治二年（1863）活字本。
[5]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八《国朝宦迹六·邹平知县》：“孙洙，江南人，进士，乾隆二十八年知邹平县，性慈惠，博学能文，尤工书法，后因公左迁，调补江宁府学教授，曰：‘读书最乐，此获我素心矣。’欢然而去。”［王赠芳等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八，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6] 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序》，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88页。
[7] 《唐诗三百首新注》，第8—9页。
[8] 张忠纲：《前言》，蘅塘退士编，张忠纲评注：《唐诗三百首评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页。
[9][32] 王运熙：《关于〈唐诗三百首〉》，《望海楼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33页，第233页。
[10] 李攀龙编，蒋一葵笺释：《唐诗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
[11] 沈德潜、陈培脉编：《唐诗别裁集》，清康熙五十六年碧梧书屋刻本。
[12] 《唐诗三百首评注》，第390、405、406、476页。四首中的前两首，笔者有不同意见，有另文论证。
[13] 莫砺锋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认为该书所选张旭《桃花溪》应是北宋蔡襄诗。其后陆续有李定广《〈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学术界》2007年第5期）、朱光立《〈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学术界》2014年第6期）、李定广《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学术界》2014年第7期）等商榷文章发表。
[14] 顾况：《华阳集》，明万历四十一年顾名端刻本。
[15] 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明嘉靖十九年（1540）陈敬学德星堂覆刻宋汪纲本。
[16]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本。
[17] 高棅编：《唐诗品汇》，明嘉靖十六年刻本。
[18] 王士禛编：《唐人万首绝句选》，清康熙间刻本。
[19] 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成篑堂文库藏元刻本。
[20] 令狐楚编：《御览诗》，明万历间赵钧钞本。
[21] 参见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3页；《唐诗总集纂要》，第44页。
[22] 元稹：《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回十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
[23] 王维：《王摩诘文集》，国家图书馆藏宋蜀刻本；王维著，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24]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1341）刻本。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乐府诗集》（第1072页）仅据《全唐诗》改为“王涯”。
[25] 计有功：《唐诗纪事》，《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间刻本；尤袤：《全唐诗话》，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26][53] 《唐诗三百首评注》，第476页，第269页。
[27] 张仲素编：《元和三舍人集》，复旦大学藏明钞本。
[28] 参见《唐人选唐诗新编》，第657页；《唐诗总集纂要》，第50—51页。
[29]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1页。
[30] 陆时雍编：《诗镜》，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3页。
[31]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10页。
[33] 参见王运熙：《唐人的诗体分类》，《中国文化》总第12期，1995年12月；李定广：《唐诗的体裁系统及其艺术优越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
[34] 《常建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人选唐诗新编》本，底本为宋刻本；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宋本；姚铉：《唐文粹》，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九年（1139）刻本；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华再造善本》影南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5] 杨士弘编：《唐音》，国家图书馆藏明初刻本。
[3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清平调》解题云：“‘玄宗尝自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醉卧于酒肆，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是也。”（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33页）
[37] 《唐诗三百首新注》，第23页；蘅塘退士编，赵昌平注解：《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8] 《孟浩然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3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9页。
[40] 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41][47][59] 《唐诗三百首全解》，第49页，第184页，第265页。
[42] 《乐府诗集》，第860页。
[43]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9页。
[44]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7页。
[4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6页。
[46] 《唐诗三百首新注》，第73页；《唐诗三百首全解》，第61页。
[48] 《司空曙集》，国家图书馆藏明铜活字本。
[49] 姚合编：《极玄集》，上海图书馆藏影宋抄本。
[50] 赵师秀编：《众妙集》，明天启五年（1625）汲古阁刻本。
[51] 《晋书·羊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页。
[52] 《汉书·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34页。
[54] 杜牧著，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40页。
[55] 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明崇祯四年（1631）刻本。
[56] 田概：《樊川别集序》，《樊川诗集注》，第326页。
[57] 缪钺：《前言》，《樊川诗集注》，第11页。
[58] 爱新觉罗·玄烨、陈廷敬等编：《御选唐诗》，清康熙五十二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60] 张祜：《张承吉文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61] 如陈尚君主编：《行走大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
[62] 范梈《木天禁语》未见元刻本，常见者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6册影明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故难以断定李白诗中两个“明”字是否经明人改动。
[63] 李攀龙编：《古今诗删·唐诗删》，明万历初汪时元刻本。
[64] 李攀龙在世时尚无《唐诗选》行世。他去世后，坊间书商对其《唐诗删》进行再删改后取名《唐诗选》，仍署李攀龙之名刊行（参见《唐诗总集纂要》，第369—370页）。
[65] 谢枋得、王相编：《千家诗》，清末石印本。
[66] 《常建诗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67] 欧阳修：《题青州山斋》，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2页。
[68] 如魏庆之《诗人玉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4页）等。
[69] 周弼编，圆至注：《笺注唐贤三体诗法》，明火钱刻本。
[70] “巫山神女情结”源于宋玉对“巫山神女”自荐枕席的抒写，反映了中国男性文人潜意识中对受礼教压抑的本色人性的深深眷恋，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性显现，历代绵延不绝（参见李定广、徐可超：《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
[72] 参见马茂元、赵昌平选注：《唐诗三百首新编·前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4页；《唐诗三百首全解》，第5页。
[73] 蘅塘退士对王士禛《古诗选》《唐贤三昧集》二集未见多少借鉴痕迹，如《古诗选》于唐代五言古诗，仅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5家，而蘅塘退士所选五古达13家，重点选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韦应物5家。选篇也不同，以李白为例，《古诗选》只选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他一概不选，而蘅塘退士共选李白五古三首，均不在《古风五十九首》之内。
[74] 参见王宏林：《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初编本10卷，刊行于康熙五十六年。通行的《唐诗别裁集》是重订本20卷，刊行于乾隆二十八年秋七月。而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刊行于乾隆二十八年春，故其借鉴的《唐诗别裁集》应是初编本。
[75] 《才调集》，《中华再造善本》影南宋临安陈氏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76] 刘勰著，黄叔琳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