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口吃”
在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历史长河里，汉代辞赋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涌现出了以“扬马”为代表的众多优秀辞赋作家。“扬马”即指扬雄和司马相如，两人不只文学成就在伯仲之间，还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四川成都人，扬雄自幼就推崇、模仿司马相如“弘丽温雅”的赋作风格；又都因辞赋优异而被举荐待诏汉廷，开启了为官兼文学创作的长安生涯图景，最终一起被载入文学史册。巧合的是，两位作家还都患有“口吃”，《汉书》称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称扬雄则是“口吃不能剧谈”。但口吃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反倒更显他们的可爱与可佩。
众所周知，口吃是说话时字音重复或词句中断，是一种习惯性的语言缺陷，即俗称的“结巴”。口吃，或属于先天性的语言障碍，或由于幼时疾病引起。根据古代医学典籍《外台秘要》的记载，中风（急性脑血管疾病）轻则引起口吃，还有四肢麻痹、精神恍惚和恚怒无常等症状；重则手足不能控制，也就是癫痫（俗称“羊角风”）。司马相如的“口吃”，是否由中风一类的疾病引起，史无明文。不过，后人更多记住的是司马相如所患的“消渴病”，也就是糖尿病，《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司马相如常“称疾闲居”，潜心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不关心公卿官爵之事，乃至于后来因病免而徙居茂陵，看来都是此病所致，“口吃”的毛病反倒常被人遗忘。扬雄的“口吃”，从“不能剧谈”的记载判断，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结巴，极有可能是幼时患中风疾病所致。扬雄所撰的《剧秦美新》，留下了窥探他“口吃”病因的端倪。
《剧秦美新》大致创作于王莽篡权登基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开篇就写司马相如曾作《封禅文》，彰显汉廷之德，扬雄意在效仿他写一篇赞颂新朝的文章。扬雄以诚恳而迫切的口吻说，他“常有颠眴病”，恐怕一旦病殁而失去了谀美机会。这里的“颠眴病”是何病呢？无独有偶，在他编撰的语言学著作《方言》里居然还有“颠眴”这个词条，似乎印证扬雄很留意“颠眴”一词。《方言》云：“汉漫、[~符号~]眩，懑也。朝鲜、洌水之间，烦懑谓之汉漫，颠眴谓之[~符号~]眩。”意思是说，颠眴属于一种情绪烦懑而无处遣发的病症，似乎近于今天的郁闷或抑郁。但问题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倘是情绪郁闷一类的病症，扬雄本来就清静无为，清心寡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已经将人生名利得失看得很通透了。即便是中年遭受丧子之痛，也仍以顽强的毅力精心结撰他的名山事业，能有什么样的情绪郁结呢？又怎么能到他所说的因此病而“一旦先犬马填沟壑”的境地呢？显然颠眴病是要比情绪愤懑严重一些的病。
读到《剧秦美新》提及扬雄患有“颠眴病”，立刻想到这可能与他所患的口吃有一定的关联。遂查检中医类典籍，未见有“颠眴病”之目，可能是扬雄当时的说法，后世不再使用。又查到唐人李善引旧注解释颠眴病，称：“眩，惑也，眴与眩古字通”，则“颠眴”似是一种精神错乱、意识迷惑之类的疾病。张铣的注释更为翔实，说：“颠眴谓风疾也。”颠眴病大概又是与中风相关的病症。今人解释《方言》里的“颠眴”，认为“颠眴”又名“癫痫”，俗称羊痫风、羊角风，“以病发作时，意识迷乱，甚至丧失，颠眴盖正因此名也”（参见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颠眴病应该指的是中风引起的各类病症，只是程度有轻重之别。至于扬雄所患的颠眴病，是否属于癫痫，很难断言，但他患有中风之类的疾病当合乎其实。中风的症状之一，便是不能言语，而扬雄恰有“口吃”的语言障碍，印证他幼时因中风而失去了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到扬雄写作《剧秦美新》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中风的痼疾可能有所加重，出现比如头昏脑涨、四肢偏痹等症状，故有“一旦先犬马填沟壑”的感伤之言，恐怕也是他常年罹患颠眴病折磨的无奈写照。
不管是中风的轻症表现口吃，还是病情加重的颠眴病，都影响到了扬雄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追求，甚至塑造出了一个“新”的扬雄，不然文学史（或学术史）面对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面貌的扬雄。《汉书》本传称扬雄的为人，用“简易佚荡”四字予以概括，就是做人做事从容宽缓的意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顺其自然、与世无争，扬雄因为口吃而不是“好强”的人。他的毕生追求，都放在了“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班固传》）。本传又称他“默而好深湛之思”，口吃还锤炼了扬雄好深思玄想的特点。两者的结合，使他安分守己，与世俯仰，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道德操守。扬雄的人生经历也充分证实了此点。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扬雄四十二岁，已过不惑之年，在同乡人杨庄的举荐下离开成都到长安。起初只是待诏，直到次年的年底，因奏进《羽猎赋》始获得官阶低微的郎官身份。没想到郎官一直做到王莽新朝时，持续了二十年左右，而且还是因为扬雄“耆老久次”才拜中散大夫。郎官的俸禄很低，恐怕也就勉强维持生活，可扬雄还主动奏请免除三年的俸禄，以使他心无旁骛，纵览内府藏书（《答刘歆书》）。因为牵扯到狱案，捕者到时，扬雄恐不能自免，从阁楼上跳下，几乎摔死。为何这么做？扬雄自知口吃不能辩驳，这也是他对“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儒家精神的遵循。扬雄的人格太“完美”了，以至于时人称誉他是“西道孔子”，桓谭则又称兼“东道孔子”（《新论》），意即天下人的孔子，并将他的人格风范概括为“绝伦”。
扬雄的口吃，在他的作品和著述里也有所反映。因为口吃不能“剧谈”，所以扬雄特别强调“默”字，又因为“默”而容易使人深思，不免追求玄想，所以又很看重“玄”字。“默”和“玄”多次出现在他的创作里，甚至还作为生平著述的名称，足以看出这两个字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如果不从扬雄的“口吃病”入手，可能不太容易理解“默”“玄”两字的深刻内涵，此可谓知人论世。比如《长杨赋》以劝谏的语气，写道：“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玄默”两字并举。又《解嘲》写道：“默默者存”“自守者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惟寂惟寞，守德之宅”，这何尝不是扬雄的为人之守与做事之道呢？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恐怕即化用自此处，终铸就学术巨擘，文化昆仑。“默”也是为学之道，就是潜心学问，淡泊名利。扬雄的“玄”，体现在他的著述《太玄经》，模仿《周易》而作，是很艰深晦涩的著述，刘歆曾认为这部书恐怕要用来覆酱瓿。扬雄笑而不答，他的心思是既然口吃不能授徒传学，只能通过文字把自己的哲学思想传之后世。赋作《太玄赋》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异于此，执太玄兮”，扬雄不学屈原，不做伯夷、叔齐，而是安贫乐道，胸怀潜心为学的理想，将学问写在璀璨的历史星空。
扬雄的“口吃病”，造就了他不追求显达、专心读书著述的精神追求，反过来讲，他和司马相如一样，都没有因为身体的缺陷而意志消沉，而是用手中的笔绘就出“光焰万丈长”的文学图卷，给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满满的精神激励和人生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扬雄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独特精神标识，具有永恒的范式意义。
（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