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文津出版社），这个书名，一不留神就看岔了。直到被编辑提醒，才发现原来是“风雪花月”，不是常说的词组“风花雪月”。一字之差，骤然从浪漫跃入凛然，裹挟着时代历史、个人命运的纵深与错综，也顿悟是如何贴合着张玲先生这本书的内容与旨意。张玲是著名英语译者，与丈夫张扬合译了《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英语名著，这本“布衣老爸”却是第一部流自心底、“最偏爱”的创作，写的正是她的父亲——翻译家张谷若的人生故事。

当代译者袁筱一曾提到，老一代译者有“认准一家翻译”的传统，而张谷若先生认准的，则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中国，《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等哈代名作，背后都绕不开张谷若的名字。然而，比起民国时其他一些出身名门、逸闻迭出的名流翻译家、文人，知道和了解张谷若的人显然少得多。他构建了异邦文学与汉语读者的对话，却将自己隐于交通的过程之中，是完全站在作品背后的那一类译者。而今重寻身影，历史的空白模糊之处难免令人讶异，但回神静思，如谷若先生这类“布衣”学者，他们的求生、立志、在大时代中度过（甚至说“挨过”）日常的方式，才应当是历史中的多数和常数。

作为翻译家的张谷若，以字行（原字榖若，后随汉字改革简化为谷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另有一位混迹于上海滩的知名小资文人张若谷，此须辨明）。他原名恩裕，这是他作为教师用的名字，一个典型的被寄予了中国式厚望的本名，和他的出身甚为融洽。

1903年，张谷若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罘（fú）岛，芝罘岛实为半岛，如其所名，如一朵灵芝，根连胶东半岛，冠斜飞入渤海。和张玲交谈中，她总会提到父亲和自己的“山东人”本色，书中开篇也用了很大篇幅来详述故里的风土人情。环海背山，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张谷若独特的性情及容貌——他是典型的山东汉子，身高一米八余，方宽面庞，孔武有力，终生钻研外语却喜着中式长袍，生活上不拘小节，疏于料理自己和家务，亦不善言谈，口音里余留着胶东腔。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文编辑任吉生曾担任过张谷若的编辑，对她第一次见到张谷若的情景也记忆深刻。那是“文革”刚过去不久，面对“书荒”，人文社计划重启外国文学出版计划，张谷若的译作再版也包含在内。缘于这样的契机，任吉生在孙绳武、蒋路两位前辈专家编辑的引领下拜访张谷若，三位老先生谈得起兴，当时还是年轻姑娘的任吉生却感到一阵“奇怪”：学校里外语系的教师个个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面前的谷若先生，却穿着一件长长的中式袍子，眼镜也是老式的，头发也没怎么梳，“怎么这样呢，是搞外国文学的吗？”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则是书中行文至末时附的一张晚年照片，题为“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张谷若平头短衣，留着山羊胡子，开怀大笑，朴素中带有从人间沧桑中突围出的天真，像极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位普通长辈。他勾画了我们对“民国学者”想象之外的另一张学术面孔。

张玲称父亲为“布衣老爸”，既是家庭出身，也是学术门庭。出身僻壤乡间经商家庭，张谷若却是颗读书的种子，自小好学，成绩优胜，从县里先后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后退学）、天津南开中学两所名校，再后来以平均分近九十分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其实他各科均衡且优异，之所以选英文系，理由相当“致用”，竟是因为家乡被殖民帝国侵略，“身为一名读了书的中国人，就有一种迫切愿望，要仔细弄清楚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要弄清楚它们的事，就得先学它们的语言文字”。

家里不支持张谷若继续求学，责斥忤逆，“在了鬼子教”，他选择半工半读以自给。加上时局动荡，四年大学算下来读了两年半，但他依然以总分第一名取得了毕业文凭。出了校门，自此，投身正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

年轻的“哈代专家”

比起其他那些随着大时代辗转不定的学人，张谷若的人生显得平顺许多。北大毕业后，他接来老家的妻子，就此作别山海，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先在师大女附中教书，抗战爆发后继续留在沦陷的北平，受聘在辅仁大学教书，携家度过艰难岁月。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西语系并入北大西语系，他随之回到母校教书。居所从西单口袋胡同、东斜街，到李阁老胡同（后改为力学胡同），再到双榆树，他在北京度过了大半个世纪，两个女儿也是先后在北京出生的。不像其他许多学人尤其外语学者纷纷选择远赴重洋深造，张谷若一生未得踏足他所研究的语言国度，反倒更接近一个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人。

张玲常说，她和“苔丝”是同胞姐妹。这不仅仅是修辞，她们的确是几乎同时“落地”的——1936年，她和由父亲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译本前后脚降临，张家双喜临门。不过，《苔丝》在哈代作品中虽然名声最盛，却不是张谷若最先选择翻译的，他第一部译的是哈代更早期的代表作《还乡》，张玲说，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部。《还乡》的翻译从1929年就开始了，张谷若当时还在北大读书，而哈代于前一年刚刚去世。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诗人，哈代的作品当时在中国也受到追捧，被选入许多大学英文系的教材，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对他的译介也在陆陆续续进行，在张谷若之前，徐志摩、傅东华、顾仲彝等人都译介过哈代的一些诗歌和小说。

虽趁着“哈代热”，但张谷若也并非是纯然跟风。他喜欢哈代，尤其喜欢哈代所擅长的细腻优美的风景描写。张玲暗自揣测父亲的想法，或许是因为那些英国乡间的淳朴风光、人情旧习，那些主人公在故乡和远方之间的挣扎，无论是《还乡》中的爱敦荒原，还是《苔丝》中的马勒村，屡屡让父亲想起了他自己的经历，想起环抱着山海的童年故土。

译完《还乡》，张谷若把译稿卖给北新书局，却两三年没有消息。后来，有朋友告知，庚子赔款名下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设有一个编译委员会，正在着手翻译一流世界名著，正找人译哈代的小说。张谷若便从北新赎回《还乡》译稿，另投此处，幸运地被选纳了。主持编译委员会的是胡适，审毕译稿，向张谷若发出邀约，请他继续翻译另一部《德伯家的苔丝》。

令张谷若有点意外的是，胡适见到他第一面，开口便问：“你是南开学校作文比赛考第一的那位同学吧？”不等回答，胡适自己又接着说：“我就是当时评判文章的人。”——没想到早有交集。除了英语，张谷若的国学底子也深厚，他从小入塾，古代典籍背得熟，文章作得好，甚至能写精彩的骈文。胡适所说，指的是他在南开读高二时，曾以一篇反对白话的文言文在全校“中西文化比较”作文比赛中拔得头筹，哪里知道当时评卷的人竟是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胡适晚年谈及中国早期翻译家，说起张谷若译《苔丝》，回忆道，“文笔极佳，我是用重金买下的。”

不得不说，胡适眼光确实精准独到。《还乡》和《苔丝》于1935年、1936年接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反响甚为热烈，张谷若以刚刚而立之年，跻身最年轻的“哈代专家”。他虽非翻译哈代第一人，但他的译本却成为了后来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通行版本。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历史尘烟落定后，张译“哈代”先后迎来两度再版，更是让其拥有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更多读者，在大陆彼端，为苔丝、游苔莎们的命运共同地、长久地叹息。

未出国门的“活图书馆”

1980年，年将80岁的张谷若发表了一篇文章《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阐述了他对于“信”这一翻译要素的主张和见解：原文和译文不仅要在内容、思想方面对等，还要在形式结构、词性、用语习惯上也对等，如俚语对俚语、典雅词对典雅词等。这看起来为译者设立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然而对照张谷若自己的译文，可以看出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翻译实践的总结。

《苔丝》的译本中，最彰显“地道”、也最被乐道的一点，便是用山东方言翻译书中的韦塞克斯方言对话，如苔丝父亲自称“俺”等。这是张谷若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译者自序”中有说明，原书中的方言和标准英语产生冲突的效果，因此他也选用家乡方言来突显出这种“土”和“怯”之感，使原文的风神愈加鲜明。虽然这种译法在当时惹起过一些争议，但张谷若作为译者追求语言传神、风格对等的匠心可见一斑。此外，他不愧是胡适称赞的“文笔极佳”，哈代极为出色的风景描写，通过他的译笔，在汉语中再造重生，有诗意，有格韵，对等地转化为一篇凝练优美的白话散文，诵读起来也十分上口。

由于各种原因，张谷若终生未能像其他外语学者一样留洋深造，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他自己当然也深知这一不足，因此愈加用功，以勤补拙。多年下来，他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成为了学生们眼中的“活字典”“活图书馆”。这从他做注释的功夫中最能显现——张谷若继承了传统治学中训诂、注疏的方法，把翻译作为研究，将大量心血倾注在译著的注释中，每一处有可能对中国读者造成理解障碍的地方，包括异国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都做了详尽的解释，多年后再版时还予以修订。负责再版的编辑任吉生说，单是那些注释，就够出一本书。比如哈代书中写到的许多英国乡间植物，张谷若会参照词典和植物图谱条条比对，再请教相关专家，才最终定名。一位北大西语系的青年教师曾告诉张玲，有次师生一起义务劳动给校园除草，教授们比赛用英文或拉丁文辨认植物的名字，最后大家公认“张先生知道得最多”。

《还乡》和《苔丝》初版二十余年后，张谷若继续翻译了《无名的裘德》，由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哈代三部曲”。接着，他转入狄更斯、菲尔丁等作家的翻译，惜因“文革”中断。“文革”结束后，此时张谷若已八十高龄，鳏居十年，珍惜辰光重新埋头工作，对旧译进行补译修订，晚年的两部重要译作《大卫·考坡菲》及《弃儿汤姆·琼斯史》先后于1980年、1993年出版，和《苔丝》一起被列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策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也就是如今被广泛搜集的经典“网格本”。摸到上海译文社寄来的“汤姆·琼斯”样书数月后，张谷若在双榆树的寓所去世，安然行尽了91年的人生旅程。

在历史和生活中沉潜

1997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的著名藏书家、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王强在书肆购得《弃儿汤姆·琼斯史》，写下一则藏书笔记，称赞张谷若“译文典雅，趣味横生，无愧于菲尔丁”。因张玲在书中引了这段笔记，出版后，策划编辑蒙木将书送到王强手里，并问他，那时的西语系学生知道张谷若就是北大老教授张恩裕吗？王强坦承，不知道。蒙木感叹，张谷若或者张恩裕把自己藏得多好，藏得让学生们都不知道。

从这件小事里，颇可想见张谷若的为人之风。张玲书中有个章节名是“名流边缘”，是她对父亲深中肯綮的观照。在张玲眼中，父亲为人简朴内敛，寡言不擅交际，虽身在文艺圈中，与许多后世闻知的名家有交集甚至通家之好，却从不是立在中心笑谈之人，亦未沾得此中浪漫风流习气，只算得个“圈内边缘人”。以致许多年的朝夕相处里，过眼皆是平凡琐事，张玲并未觉得父亲有什么特别和了不起。直到许多年后，她自己也从事翻译事业，渐渐才理解父亲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意义：“他虽然不算什么高门大儒泰斗权威，不过是一介布衣，不太重视虚浮的名气和个人的闻达，比较单纯地出于对专业对学问的一种痴情和执着，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轻悄悄地在那完成着自己的使命，采撷着果实，最终达到自己个人的饱足。”

从张玲写下的“父亲故事”里，我们蓦然倏地领悟，除了那些站在前台的数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图景里，更多的或许是像张谷若这样的“普通学者”，时代风云激荡，难以把握，他们选择自我沉潜，守定与己有关的一隅，在芸芸过往中留下一鳞一痕。看似不经意，也不多么伟大，却同样呈现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和精神生活方式之一种，代表着时代中恒久不变的、关乎人生与生活本质的那份常性。

与其他民国学者一样，张谷若在人生中段经历了旷日绵延的战争，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问。然而不像被书写和传颂更多的、当代人也更熟悉的众多内迁学人，他选择留在沦陷的北平，在辅仁大学继续教书。因教会性质，辅仁大学幸未被日军掌握，仍挂中国旗，是覆巢之下仅余的完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他和妻女免于颠沛流离之苦，也未让学术事业有中断，但处在异族统治之下，言说和行动自由受限，精神心理上的压抑可想而知。张玲回忆，一日家中半夜遭歹徒，体格健壮的父亲与之勇斗，后来才知是走投无路的伪军逃兵。之所以选张家下手，是因为那时日本人为加强统治，命令家家户户门上挂户口卡，写明家中成员的各种详尽信息，歹徒看到这家只有户主一个男丁，又是文人，才铤而走险。在这样的长期不安中，张谷若要做、能做只有努力庇护家庭和朋友。在张玲的童年记忆中，父母带领在北海划船，与北平留守亲友间的互道安慰，皆为灰暗岁月注入一丝人性的光亮。

北平解放前夕，亲友学生们有的去台湾，有的去美国，人心纷纷不宁。如此前一般，张谷若依然留在原地，一边期待新政权，一边也有隐隐的担心，首先便是疑惑，到新社会英语教学这个行当未来是否还存在，会不会面临失业。他未雨绸缪地做起了筹划，“灵机一动”想到可以带领全家做豆腐，甚至兴致勃勃专程买了一辆自行车来学骑，以备日后挨家挨户送售。只是车没学会，北平和平解放，“夙愿”未能成真。类似这样的情节，桩桩件件，拼凑出的张谷若是一个普通而典型的父亲形象，好似没有过高的冀望，但拼力负担起了一份为国之民、为家之主的责任，保全全家挨过艰难时世。这丝缕对于旧北平日常生活的侧写，也是对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一种补充。

故人与故事

与长袖善舞者相比，张谷若是个纯粹的学人，与政治热潮始终有一定疏离。书里两度提及，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一，虽也随学长们去天安门游行静坐，但久坐后心性不耐，便脱离大部队自行返校。蜻蜓点水地掠过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而未予置身其中有更深的交集与刻痕，如同一个预示，招引他后来的许多个选择，最终，都是回到自己的本位上。他性情内谨，非弄潮之人，但这多少也保护了他。张玲在书中多次提及，祖母说父亲“八字好”，的确，无论是战争还是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张谷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生涯相较平顺，想必也与此禀性有关。

张家是学校师生、北京文化人及山东在京老乡多方交会的一处据点，他虽不擅长交游，却继承了山东人的好客，与各党各派、不同阶层人物都能够往来，只是会维持在一个分寸上，和善、兼听而不逾越。其中有一位姓单的地下党，是山东老乡，甚至把张家当做一个秘密落脚点，用来暂存和转运物资。张谷若本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也是在与这些进步学生、朋友的交往中产生的。然而他的交往依然是纯粹人与人之间的，而非建立在某种共同团体或利益上，这在天地玄黄人心不宁的年代，殊为可贵。

这与张谷若有过交集的一个一个人，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常常会鲜活地在张玲眼前浮动。因此她写父亲，又不仅仅是父亲一个。父亲如一条线索，串起了许多往事，尤其是北大-辅仁西语系这一脉故人故事。除了胡适、钱锺书、冯至、李霁野、牟润孙等鼎鼎有名的人物，还有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如《马丁·瞿述伟》译者叶维之、《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译者张万里等，他们都以一部译作传世，是张谷若的多年之交。张玲将这些“父执”从记忆中打捞出来，带着她儿时所见的音容，历时性地穿插在张家的日常叙事中，如同一部生动的私家群像列传，复原着那样一群与父亲相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面目。

叶维之的故事最令人难忘和动容。他是张谷若的北大同学、终生好友，专业精深，有名士气，一辈子孑然一身，不修边幅，常常住在张家，张谷若对他是既欣赏又“嫌弃”。动乱年代中，两人分隔京沪两地，多年未见，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叶维之回京，张玲受父亲之托，从东单的一个大杂院里把他“淘”了出来。叶维之须发已白，见到暌违多年的老友，第一句却劈头问“你说bird fancie怎么翻好？”这是他正在翻译的狄更斯《马丁·瞿述伟》中的一个词组。张谷若想了想说：“鸟迷。”叶维之拊掌道：“对，就是！”在这寥寥数语中，两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讲尽了长若一个世纪的故事。

张玲和父亲张谷若是“校友”，上世纪90年代在北大南门。

校友父女成同行

张谷若十八九岁时，由家里做主，娶了乡里近邻女子，自此搀扶一生。两人都是恪守中国传统的人，在婚后却有意识地长期“丁克”，在彼时着实十分前卫。不愿意要子嗣，除了家庭内部因素，也和时代环境有关。当时国内外危机重重，用张谷若的话说：“中国人的孩子生下来就像猪狗一样给外国人宰割，我要孩子做什么？”

直到33岁，经历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长女张玲终于降临，后来又有了次女。尽管不在年轻父亲的计划内，但孩子真的出生后，他还是尽量提供最好的资源，想尽办法让她们健全成长。他亲自辅导孩子的学习，不仅文科，物理数学也不在话下。张玲记得，一部《史记》，父亲能从头背到尾，给她一边背一边讲。唯独本行英语，却行不通。张谷若常常遗憾自己学英语太晚，因此督促女儿早早学，然而却用教大学生的方法来教，长长的从句、单词让六七岁的张玲落荒而逃，为此常常会吃父亲的老拳。

张家无子，张玲生就一副男孩性格，直爽利落。她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成为父亲的校友。毕业前夕，她被分配到遥远的宁夏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偶然转行英语教学工作，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回到了鳏居的老父身边。阴差阳错或是命运使然，再之后，她继承了父亲的翻译事业，与父亲成了同行。直到步入新的门槛，她才得以认清父亲这一类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位置，也理解了父亲当年对她的责之深爱之切，督促她多用功，只是为了让她长大后少吃些苦头。

张玲自己也86岁了，这些年，父亲和往昔熟悉的面孔越来越频繁地在她眼前跃动，她不愿他们被遗忘，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她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采用了大量插叙、倒叙，往事与记忆在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线上往复跳跃，构成多声部的回音，这赋予其一种历史性的维度，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经年累月里，在那些相似的历史关口，像谷若先生这样一批“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何种相似的困惑，穿越了哪些相似的风雪，最终又捧得了哪些相似的花月。

补记

本文完稿之际，出版社传来消息，张玲老师于11月1日凌晨去世。闻知非常惊讶，因为9月30日，新书发布会前夕，我才刚刚和她进行了一番长谈。那日她除了听力欠佳，精神十分健旺，还告诉我几个父亲的小秘密，并透露说计划接下来再写写自己的故事。她原本很期待见到成稿，不想未赶及，竟成莫大遗憾。好在有这本书。她曾说，写的时候，“心里头抱着一种好像是不把它写完，死不瞑目的决心。”天鹅之歌便是如此了——却也让我们能作如此安慰想：在最后时刻实现人生最大的愿望，何不是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