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前些天举行的《持微火者》修订版首发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李红强评价张莉的文字像“看着荷塘里活蹦乱跳的鱼在跳跃”。

张莉很喜欢这个比喻。不是因为夸奖，而是这个比喻很形象，因为写作这部书的过程的确是全情投入的状态。不论读50后、60后还是70后作家，她都非常专注地阅读、写作。

今年8月，张莉的《小说风景》获得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这是鲁迅文学奖在时隔12年后再次授予一位女性批评家，上一次获鲁奖理论评论奖的女性是赵园。

张莉脑海中浮现出鲁迅先生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导师王富仁先生是鲁迅文学研究的专家，可惜他离开了我们。张莉想，如果他在世，一定也会感到高兴。

中华读书报：《小说风景》源自在《小说评论》开设 “重读现代中国故事”专栏，起意是什么？

张莉：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重读中国一百年来的经典小说，并在其中找到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阅读经典的方法。我觉得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在当下的土壤中，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而经典就是要常读常新。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作家、这部作品依然感兴趣，其中一定有某种密码需要我们去解开。所以，写作《小说风景》的过程，就是在寻找、破译时代密码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重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你也在思考当下文学创作的经验和问题，是带着问题意识。阅读你的作品，能感受到你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张莉：因为我也在给北师大“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的研究生上课，所以我的问题意识是不仅仅要找到我们时代的读法，还要去思考“它是如何写的”“为什么这部作品在当时会引起广泛注意”以及“为什么它成为经典”等问题。因此在理解作品时，自然会携带着我们的生命经验。比如说，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萧红何以在那个时候写出《呼兰河传》？鲁迅何以在那个时候写出《祝福》？思考这些问题，要投入自己对生命经验、情感经验和人的理解。

您说的很对，可能我是一个动情动意的写作者。在面对一个触动我的写作对象时，会格外动情。因为动了情，所以我在写评论时，也特别希望把自己被打动的那一瞬传递给别人。但我现在觉得，这样的写作特别耗神，对写作者的消耗也很大。

在这里要提一下《持微火者》，它是我最动情的一部作品，今年人文社也刚刚出了修订版。“持微火者”这个名字其来有自，是我受启发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伍尔夫曾在她的作品里写到过那些女性创作者，她们在写作时犹如持着一束火把，而火把组成的微火则照亮了那些在历史中被尘埃掩埋的面孔。这一意象使我十分着迷，对于写作者而言，手中的笔就像是火把，要有意识地去发掘那些幽微人性的内部。对于批评家而言，它则要去照亮书本里的幽暗处、书本里被忽略的山山水水。在内心深处，我渴望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持微火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持微火者》（修订版）| 张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08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你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这是你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开端？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张莉：这要从二十年前说起。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女学生为例，讨论新教育、新媒体与现代爱情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女学生命运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变革有很大关系，也认识到女性解放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开始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女性解放，就没有我今天的生活。也就是说，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女性命运与我个人生命的连接。所以，后来的博士选题也是“自然的”选择，我想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去探索100年前的女作家们是如何成为女作家的，我希望从文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出发，讨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女作家如何写作，她们的作品如何生成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如此说来，从事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的契机应该追溯到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它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女性生活、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的关系，也看到了“无数的她”。

中华读书报：强调女性文学和女性视角，对你的学术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莉：我觉得我不是在强调女性视角和女性文学，而是说以前我们的研究领域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女性视角，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基于女性读者的阅读能和基于男性读者的阅读站在共同的层面。我想说的是，女性视角不是在“被强调”，而是本就应该有一个女性视角存在，这对于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都非常重要。

以往，在做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没有特别强调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但是，最近几年来，我深刻认识到我的女性身份对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开始认取我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我也注意到，21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其实进入了某种程度的低潮，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女性文学批评，都不再是热点问题。我希望能做些工作，打破偏见和圈层，让女性文学研究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能够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进行对话。就像我们意识到的，整个社会的性别意识正在发生改变，那么女性文学研究应该与我们的时代发生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既然我看到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那么，我就尝试做吧。

中华读书报：能否结合你的《小说风景》能否谈谈具体的批评方法？

张莉：在研究过程中我确认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也使用了女性视角。所谓女性视角，并非将女性简单地作为受害者去理解，也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批判作品，在我看来，文本里每一个女性都不是完全的受害者，也并非天生就是束手就擒的人。她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扭转自己的不幸。

比如《小说风景》提到，在《萧萧》里，萧萧是有反抗的，她最大的反抗就是不认同他人的讲述。“女学生”在老祖父的讲述里被扭曲、变形，作为听众的萧萧却没有被迷惑。小说中，她一直幻想自己有一天会像女学生一样生活。所以你看，即使懵懂无知，小说中的萧萧也试图从那个怪谈中挣脱出来，从那个百孔千疮的故事里获得启悟和滋养。尤其在被诱惑怀孕后，萧萧想到的是要逃跑，去做女学生，过另一种生活。没能离开是她的命运，而想离开却是她主体性的表达。在鲁迅的《祝福》里，祥林嫂其实也在努力，但因为外在力量太强大，她无路可去。在《小说风景》里，我想将那些喑哑的、看起来生命没有光泽的女性还原为有主体性的女性，她有她的力量，她做了她在那个时候能做的事情，她的悲剧在于那个社会没有给她更多的出路，是出路的狭窄影响了她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她不是蒙昧的“他者”。

《小说风景》| 张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你曾经谈到，“在我心目中，优秀批评家首先是‘普通读者’，他（她）有情怀，面对社会的人间情怀，面对作品的文学情怀。他（她）的批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它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 发现。优秀的批评家是文学的知音，是作品的知音，是作家的知音。”这一批评观是如何形成的？

张莉：这个批评观的形成与伍尔夫有关，我注意到她的普通读者的说法时，心有戚戚。当然还有就是我的学术导师们的影响。王老师的文字很少有高头文章，他的文字里也没有各种注解，但是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诚挚。我最近在读他的《中国现代作家印象记》，关于每个现代作家的评论不过两三千字，却是非常好的文学普及文章。在我眼里，文学批评家其实就是摆渡人，是在文本和作家之间建立桥梁的写作者。——我把自己的评论文章作为与读者的一种分享，我想和他们一起分享我从中所学、所感。我觉得这种分享的意识对普通读者身份的体认很重要。

中华读书报：你的评论文章，不乏真知灼见的锐气，同时也有体贴和关怀。你觉得自己的评论风格的形成，和性格有关系吗？

张莉：批评风格的确与性格有关。坦率说，我是喜欢理解他人、喜欢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这看起来是优点，但生活中也有不少困扰。比如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接面对别人，不敢说不好听的话等等。如果说现在我的文章里还有一些锐气，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在有意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也正因如此，我一直要求自己的文字要有锋芒、有态度，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努力向“不合众嚣，独具我见”的境界靠得更近。

二十年前，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导师就跟我说过，文章一定要有见识，不要让自己成为生产“学术垃圾”的人。那这是愿景，我可能永远达不到，但我希望自己向这个目标努力。

中华读书报：一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展开批评的？是否所有的作品都能驾驭？

张莉：如果我很喜欢某部作品，我会十二分地投入去阅读，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这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到底是有限的，再加上我自己对作品其实也很挑剔，所以我最近写作家论写的不多。每个批评家都是有个人趣味的人，有些作品我喜欢，有些作品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不喜欢的作品不等于说不是好作品，我只是有个人的趣味。有的作家写得好，但不在我审美体系里，我也只能遥遥称赞，并不会写评论。我想说的是，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给一部分作品写评论。

中华读书报：在你的批评生涯中，有无“看走眼”或把握不准的，遇到这种情况是回避还是迎难而上？

张莉：我写的都是我当时喜欢的作品，把握不住的作品或者作家我不会动笔。很多人会说“深悔少作”，我自己倒觉得一路走来所写下的那些文章，也算是生命历程的见证。人生脚印嘛，有深有浅很正常，要学着接纳自己所有的作品。孙犁先生说过一句话，“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对“天听民听”这句话感触很深，常常对自己说，写文学批评要对着自己的文学之心来写，要对得起读者对自己的审美信任。这个世界上，读者的审美信任太珍贵了，批评家要谨慎，不妄言。我的意思是，如果当初写评论是真情流露、不违我心，那么未来便可以内心平静对待自己当年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