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

引言：“社会主义风景”的开启

讨论《创业史》中的“风景政治”及其意义，柳青1955年12月12日为苏联《文学报》所作之文章《中国热火朝天》的开篇文字，是极具象征意味的“出发点”：

十二月的阳光，好像母亲的手一样，温暖地抚摩着渭河平原上一片翠绿的麦田。秦岭的山峰已经是白雪皑皑了，山脚下的镐河边上，最耐寒的榆树叶也将要落尽了。往年，这是大地已经开始冬眠的时候，但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使得每一个村庄和每一条小巷都活跃了起来——男人们往麦田里施追肥，成队的和成组的妇女在田间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小麦冬锄。人们从老的和新参加合作社的男女社员们劳动的劲头、走路的步伐、说话的声调和笑貌中，处处都可以看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和鼓舞。

这不像冬天，好像春天打乱了季节的顺序，抢先到了中国大陆。[1]

“冬季”如“春”，且似乎脱离了四时流转的“季节的顺序”（自然秩序），这是1955年秦岭脚下渭河平原的真实景况。经过数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旧的观念秩序渐次瓦解，新的思想、情感、心理和行为开始确立。此为“新世界”超克依托“自然”的旧观念而获得自主的重要景象，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开启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彻底改变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那些信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从简单的自然秩序的旧人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的震动，他们所持守的曾经延续千年的伦理观念和生活“秩序”开始面临难以缓解的难题。新的观念和新的人物在崛起，他们所创造的新的世界以极大的优越性证明旧观念被逐渐废弃的历史合理性。[2]

此后数十年间，因极为复杂的原因，农业合作化所设想之时代“风景”并未全然落实。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叙述（不独自然风物的描绘，而是更为深入地关涉“人事”与“自然”的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想象的复杂内容）渐次“重返”《创业史》之前的叙述模式之中。“自然”以其无从规避和逃遁的伟力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事”（既包括普通人运命之变化，亦扩而大之为历史之兴废起伏）的发展。“人事”与“自然”之关系再度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议题，属切近当代文学观念之变的进路之一。此种“风景叙述”居多以“重启”中国古典思想基于现实观察之“循环观念”，表现人事之起落、成败、荣辱、兴废一如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四时交替之简单“更替”，虽有“重返”为1950年代新的自然观念努力克服的旧思想之嫌，其所呈示之中国古典自然观念及其所依托之复杂的思想传统，仍内含着可作用于现实的精神力量。故此，新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自然观念，便是于“古”“今”“中”“西”思想的交互影响与融通之中，抉发奠基于当下中国和世界语境，融汇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后的中国古典自然观念的新的“天”（自然）与“人”（人事）关系。

更具历史和现实意味的事实是，与《创业史》“未竟”的“风景”创造相隔近七十年后，在柳青的家乡陕北，距离长安县皇甫村三百余公里的延安索洛湾，一位名叫柯小海的村支书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事迹，再度说明1950年代“新人”梁生宝的“未竟之业”在新时代得以完成。柯小海所领导的村级产业在数十年间的不断探索、不断转型，也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和谐发展观念的历史重要性。是为1950年代迄今“人事”与“自然”关系之历史性变化的重要一维，虽未有叙事虚构作品的宏阔展示，其所蕴含之复杂意涵，仍可在《创业史》以降之当代文学“风景叙述”的历史脉络中加以阐释。而由《创业史》“题叙”及正文中反复申论之顺应天命（靠天吃饭），到梁生宝等人的生产努力所依托之近乎“人定胜天”观，再到“天人和合”的生态发展观，社会主义创造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以马克思所设想之“人事”与“自然”关系为基础，充分融通中国古典自然观之核心要义，进而超克目下盛行之西方现代以降之自然观念之限度，朝向“人”与“自然”和合发展的全新境界，属古今中西融通之后所开显之具有新时代思想内涵的重要观念。在此一观念与时推移的自然调适的整体视野中，《创业史》细致书写“靠天吃饭”和“人定胜天”观念及其所涉及之“旧”“新”思想的博弈，便包含着不限于文学中的风景描画的，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思想和文化史新旧之变的重要内容。

一“靠天吃饭”和“人定胜天”：两种观念的“风景”意涵

经由对“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的细致书写，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一1950年代的重要时代问题，为《创业史》写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在其所描述的合作化运动初期，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应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阵地、千方百计显示集体劳动生产的优越性，采用思想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法，吸引广大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孤立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和站在他们背后的富农……”[3]故此，“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4]计划中的后两部虽未完成，但柳青对其中核心内容的详细叙述足以说明该作观念的整体考量：通过对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具有特定时代社会象征意义的叙述，书写1950年代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复杂、幽微的精神和心理难题及其解决过程。由“题叙”至“正文”，于“新”与“旧”，“古”与“今”的观念的复杂境况中，“新世界”和“新人”双向创造、互相成就的过程跃然纸上。就中正在展开的现实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关涉“传统”思想之历史“残余”与新崛起的观念之间的复杂博弈。蛤蟆滩梁生宝们的“创业”，因此不仅关涉1950年代“国家大业”的历史性创造，亦属于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之“新人”的自我创造。二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年的交互成就及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的解决过程，便构成了这一部作品更为核心的“内容”。也因此，《创业史》中的“风景政治”，乃是历史和现实、观念和实践融通汇聚、交往互动所开之更为复杂之“世界创造”。

1950年代初，蛤蟆滩上下的土地改革工作结束之后，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如高增福般因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无法实现个人富裕，从而彻底超克传统社会阶段性之“贫”“富”之“循环”，便成为基层社会需要面临的核心难题。对此问题及其不容忽视之重要现实意义，该书第九章有着自不同人物、不同境遇极为充分之说明。[5]历经时代的鼎革之变，且对自身的生活境遇有明确之反思能力，加之参与党的教育活动所习得的一系列观念，使得能够在历史的关键点迅速把握“解放”复杂之政治意涵的梁生宝决意摒弃“自发思想”，去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的历史合理性即在此处。他也充分意识到如其父梁三老汉的观念转变，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只有带头把互助组的生产做好，让周围人“看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自然会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观念问题。故此，互助组以互助生产的巨大的优越性来吸引单干户，从而最终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创业史》的核心逻辑之一。也因此，作为第一部的“核心矛盾”，富裕中农郭世富和“隐”于其后的富农姚士杰与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之间的“博弈”，便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内容。不仅为两种代表不同历史方向的“势力”之间的冲突，亦属两种基本观念（“旧”的生产生活观和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新”生产生活观）的冲突。而后者，还极为深入地触及“旧观念”所依托的思想传统和“新观念”“新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此为1950年代具有时代总体性之“症候”意义的重要命题，并非蛤蟆滩所独有。[6]

发展生产，以生产的成果显示互助合作和单干之间的根本差异，为第一部极为显明的逻辑。此逻辑也符合庄稼人一贯的生产和生活观念——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语言的描绘对他们更具吸引力，梁生宝无疑对此洞若观火。在简单地延续往年依靠向富农、富裕中农“活跃借贷”以帮助困难群众度春荒的努力“失败”之后，梁生宝力图通过组织大家进终南山割毛竹的“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只身前往百里之外的郭县购买新稻种，通过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的新技术促进生产。上述举措，皆有值得深入分析的重要意涵，乃是新的生产观念与旧生产观念的“尖锐斗争”[7]。虽说郭世富知晓新稻种的好处之后，也购得一批，但新稻种的“新”，仍然不能改变其大半生务弄庄稼所获得之自以为丰富的“经验”，何况这些经验还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传统。不能接受新的生产技术（观念），新稻种也难以发挥其所蕴含之增产增收的“潜力”。柳青对此叙述甚详。且看郭世富与农技员韩培生围绕新式秧田的对话：

预备和生宝互助组比赛的郭世富，不满足地问：

“那么，同志，你说说这新式秧田，有些啥好处呢？”

“好处很多！老人家。”韩同志在泥水里，用热心宣传的口调，对这位长者恭敬地说，“第一，排水干净，秧床上不生青苔；第二，秧床中间通风，秧苗不生瘟热症；第三，这是最重要，我们要培育壮苗，就要施追肥，要拔除杂草，要治虫。但是，”他指着生禄的秧子地说，“像那个‘满天星’秧田，简直没有人插脚的地方嘛，哪里能做这些事情呢？只好撒了种以后，让它听天由命长去。”[8]

“听天由命”与农技员韩培生新式秧田多方位的人为“干预”（技术创造）对照鲜明，亦从侧面说明科学技术的引入之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仅是生产技术的革新，更是生产观念的转变。而韩培生的新式秧田也并非全无实际经验凌空蹈虚一味求“新”，而是包含着对旧式秧田弊端的充分认识。

但人们私下的议论，却包含着远较秧田的做法更为复杂、幽微，也更耐人寻味的意涵。先是说“不好也没他说得那么凶险吧”？再是更为直白的心理表达：“他把咱老三辈子的庄稼活，说得不值一个麻钱！”[9]韩培生扁蒲秧的培育方法与“老三辈”的庄稼活经验的差别，给了郭世富、姚士杰们莫大的信心。姚士杰将扁蒲秧污为“政策秧”，明确表达了对新式秧田的抵触情绪。务弄庄稼活经验不输姚士杰的郭世富虽未明言，但显然认同姚士杰的上述判断。为了进一步削弱互助组的优势，他也购买郭县的新稻种，还把稻种“无差别”地分给蛤蟆滩的庄稼人。甚至还生出了极大的战胜互助组的“自信”：

“我不信比不倒你梁生宝小子！你买得一石稻种，光给互助组长分，不给单干户！你好！俺不好！俺是自发势力，顽固堡垒！我不分彼此，都给分，看你小子又怎样说？是蛤蟆滩的庄稼人，不分雇农和中农，我一样待承……”

郭世富感到一种报复中的快乐。他希望他的这个行动，在不贫困的庄稼人里头，引起好感、尊敬和感激，建立起威望。他想把自己变成所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一派庄稼人的中心。或者干脆地说：他要做他们的头领。唉唉！他原不是好大喜功、喜欢为公共事务活动的人呀！他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时势逼使他做这号人。他害怕梁生宝搞的互助合作大发展……他必须站在蛤蟆滩一切新老中农的前头！他当然不能像党员和团员们宣传互助合作的道理那样进行反宣传。他只要用自己的行动，给一切新老中农和争取升中农的庄稼人，做出榜样，就行了。[10]

郭世富的心理，恰属如梁三老汉一般大半生梦想成为“三合头瓦房的长者”，且在分得土地之后怀揣“争取升中农”的“希望愿景”而无意于互助合作的普通庄稼人的“自发”念想的真实写照。《创业史》正文开篇不久，便详述郭世富新修房屋时梁三老汉的艳羡之情，用意即在此处。不难想见，如梁三老汉一般虽然生活在了新社会，思想观念仍留在旧时代的蛤蟆滩上下原本贫苦但有较强的劳动能力的普通庄稼人，以郭世富为效法对象，开始自己的发家梦想的人应不在少数。饶有意味的是，要和梁生宝的互助组比赛的郭世富的“底气”，还源于他对“自然”与“人事”关系的如下理解：

二“风景由是观之，郭世富、姚士杰，以及蛤蟆滩上下中农和希望成为中农的庄稼人与梁生宝互助组此时成为几乎显而易见的两种“势力”。究竟是互助合作可以促进生产还是延续千百年的单干更具历史合理性，1953年秋收，将是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梁生宝对此心知肚明，他努力带领大家进终南山以搞副业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始终关切互助组培育的新秧苗的情况，细致筹划劳动力的分配，甚至于在此期间对他内心早已颇有好感的青年团员徐改霞的情感关系持一种审慎的、延宕的态度……全因此番互助组的收获，不仅关涉到高增福等人的生活问题，也关联着下堡乡蛤蟆滩两种势力之间的“消长”问题，再大而言之，还牵连着党的政策的执行问题。兹事体大，梁生宝几乎殚精竭虑不遑他顾，因为他们的行为及其结果，最终影响的是“党的威信”。

更具意味的是，郭世富的“底气”中还包含着对“自然”与“人事”关系的传统理解——遵循自然规律播种、灌溉，其他则交由“老天”判定。风调雨顺，可获丰收；若遇灾年，歉收也属自然之事。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丰年灾年交替循环，富裕的照旧富裕，贫穷的依然贫穷。梁生宝父子于“题叙”所述之二十年间之发家史，即属此种状况之典范。贫穷的庄稼人于此种观念和现实逻辑中，万难依靠辛苦劳作改变命运。唯有如郭世富、梁大般以“非常”之举“脱嵌”于此种超稳定之结构，方有经济状况根本性变化的可能。因之经济竞争的表象背后，乃是两种观念之间的深层博弈。因是之故，1950年代初的几年间，梁生宝互助组需要面对如郭世富般的庄稼人持守千百年的“靠天吃饭”的观念，克服此种观念以促进生产，亦属灯塔社需要面对的重要的“内部矛盾”。在第二部的后半部分，梁生宝作为互助合作代表，前往县城参加互助合作的重要会议。灯塔社的领导工作，便暂时委托给了副主任高增福。除前国民党兵痞白占魁粗暴使用合作社大黑马引发黑马原主，向来排斥合作社的梁大老汉的极度不满，成为灯塔社建社以后的重大“危机”外，关于“地”的高下，以及劳动与回报之间的“不平衡”，也成为灯塔社的重要问题之一。社员们不愿锄福蛋两口子租种的一块地，原因即在于此。如不能妥善解决福蛋这一块地所引发的观念分歧，灯塔社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矛盾。权衡利弊之后，临时主事的高增福劝大家按照社里安排正常锄地，原因有三：一是这一块地已列入社里的生产计划，是“旱地改稻地”的一部分。“夏季的麦苗是不好，秋季的稻子就能丰收。”强调的仍是“人事”创造的意义；二是从经济效益看，以旱地交租，收获的却是水地的粮食，当然划算；三是社里劳动力多，地不够种，“有劳力没地方用”。这最终说服大家的三条意见，核心仍是实际的经济利益的考量。与大伙同样豁然开朗的杨大海这才转述梁生宝的观点：“福蛋两口子种这租地，是靠天吃饭哩；到咱农业社手里，人多力强，大伙出几身汗，这地就能变成好稻地。”事情虽妥善解决了，却启发高增福生出如下思虑，其间也不乏感慨：“身边的这些社员还是庄稼人的眼光。”“要把庄稼人的思想都教育好，要做多少事情啊！”[12]教育庄稼人，当然是1950年代的重大问题。因庄稼人“成分”多少还有些差别，故而并不能简单地一并“处理”。细致描绘不同庄稼人在大历史氛围中所面临之有差别的观念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乃是《创业史》“创业”二字要义之一，为核心题旨。其中最为重要也格外突出的问题，是郭世富所持有和依托之观念和梁生宝秉有之新观念之冲突。此种矛盾冲突意义非常，乃是新的正在展开的世界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先进意义的要义所在。无此则无根本性超克“贫”“富”简单循环的可能性现实，也无从发挥新的政治观念之于底层劳动者的巨大的“解放”意义。互助组对福蛋租种的两亩地的改造计划，还内含着原本分散的劳动者“组织起来”之后所释放的巨大的劳动力量。这力量是他们敢于改天换地之底气所在。唯有“组织起来”，方能从根本上克服萧公权所阐发之中国乡村变革的困难。柳青颇费心思地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以具体的人物心理的变化做整体的章法布局，用心全在此处。而不同观念及其所持存开显之别样“风景”，也自然包含着精神“新”“旧”之变的迫切也复杂的现实难题。

二 “风景的政治”及其现实意涵

“靠天吃饭”和“人定胜天”，乃是两种不同的理解“人事”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方式，其间包含着“古”“今”，“传统”“现代”的观念之辨的重要寓意。《创业史》以不同人物之生活遭际反复提及“命运”“天命”这样的带有极为鲜明的“旧观念”印记的说法，意在表明蛤蟆滩生活冲突背后所关涉的观念（伦理）难题。关于两种风景观念的讨论，也必然进一步引申出郭世富、姚士杰们与新人梁生宝之间根本的观念冲突，此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要义所在。在改造“自然”（包括生活世界）的同时完成“新人”的自我成就，乃是1950年代之核心命题。郭世富、姚士杰们，甚至包括梁大老汉、王二直杠，那个为王二直杠所持有的顽固思想戕害的素芳等人物的根本观念，仍在已逝的旧社会的思想残留之中或暂时游刃有余，或苦苦挣扎，尚不能从根本意义上分享“解放”的重要思想成果。对这两类人物及其在新社会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不同表现，《创业史》皆有细致且深入的叙述，为全书着墨甚多，也颇具意义的重要部分。而补叙郭世富等人的发家史及其所依托之观念，乃有更为鲜明的新旧对照的意味。

郭世富兄弟三人，原也是贫苦庄稼人出身，那时候，他们穿着如高增福甫一出场且直到互助组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前一直“穿的那种开花烂棉袄”，从郭家河搬到蛤蟆滩，像任老四一样给人家“卖日工”。郭世富几乎“破命地干活”，连“剃头的工夫”也无，头发囚长、虎口出血，女人仍冬无棉衣，孩子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冻得小腿杆像红萝卜一样”。几乎是1929—1949年这二十年间梁三、梁生宝父子破命劳动希图“发家”却仍陷入赤贫的另一典型。历史性的“转机”出现在某一年的冬天，北原上马家堡的地主把渠岸边四十八亩稻地一张契约卖给了国民党骑兵第二师师长韩占奎。韩无意也不善经营庄稼，便选中郭世富兄弟独家承租。此后，不几年，“郭世富就买下马，拴起车，成了大庄稼院了”[13]。也就无须再如当年贫穷状态时一般，与同样贫穷的乡亲们持有相同的生活观念。他要学习新的，与富裕的庄稼人相应的生活观念。他从杨加喜处“学了许多朱柏庐治家格言”。此为数百年来“大庄稼院过富裕光景的经典”。若无趁下雨天和上集走路的工夫向杨加喜学习的这些“治家格言”的精神影响，郭世富“一个粗笨庄稼人”，哪能“使一个落荒到蛤蟆滩的穷家，发达成现在的样子呢”？[14]郭世富直接的老师是杨加喜，杨加喜的老师是下堡村卢秀才，卢秀才的观念来源，便是其时政教制度所依托的儒家思想的政道、治道及学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此种思想观念也曾焕发重要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效力，然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叶，其进步意义渐次消退而与现代性观念之内在抵牾越发明显。晚清以至于“五四”观念的现代性之变所要面对的最为重要的精神和思想难题，便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完成观念的新／旧之变。此种后来被思想史家命名为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问题虽在1980年代后渐有分歧，至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全新语境下更有观念的鼎革之变，但在特定之历史时间内，其重要性甚或不可或缺之历史合理性仍不容忽视。

然而在1950年代初，郭世富所遵循之“治家观念”及其所依托之更为复杂的思想传统已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生活现实。新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意义的观念已然形成并渐次推进，由之形塑的文化人格遂相继取代旧时代的人物而成为历史潮流所系。以《朱子治家格言》为中介，郭世富所接受的乃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此规范之次第在《孟子·滕文公上》有极为具体的说明：“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5]此种类乎同心圆波纹状层层扩展之人际范型，即费孝通所谓之“差序格局”，构成了郭世富曾在的旧世界的基本结构。其所承续之观念，亦在持存和显发其维系此种秩序正常运行之功能。此功能早在儒家观念的早期，即奠定基本“宇宙意识”。此即“以社会为中心的架构，‘顺天应人’的社会，是一个讲求人际关系及其规范的伦理社会”[16]。《朱子治家格言》即属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于家庭关系（包含“修身”“齐家”二义，亦可上达至“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之显发，其积极意义无须多言。然在1950年代新的世界渐次敞开的整体语境中，此种观念所维系之生活表层秩序面临重组的新可能。是为“人事”与“自然”所开显之全新空间。时隔多年之后，思想界和生产一线联合申论之“自然观”，及其旗帜鲜明地批判“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赖以持存其观念并维持其权力、地位的思想传统，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观念局限的浓重印记，但仍有值得思考的“洞见”：“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从“殷周奴隶主阶级那里继承了宗教迷信的天命论的自然观”，鼓吹“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万物都是由天老爷创造和安排的”。由此延伸出的“自然”与“人事”关系之理解，便带有强烈的“天命论”色彩（即郭世富、王二直杠等人所谓之由天而定之“命运”），“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秘莫测、不可知的，人们只能俯首帖耳地‘畏天命’和（听天由命）”，也只能做“自然界的奴隶，做反动统治者的奴隶”。而那些依托此种天命观以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政治势力”，自然企图“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论证反动统治的天经地义、万世长存”。[17]十九世纪盛行于乡间，且有“思想控制”意味的祭祀活动，便包含着隐在的意识形态目的。“通过对认为同人类幸福或不幸息息相关的神灵表达尊敬，统治者希望臣民相信朝廷是非常关心他们的利益的；同时又以极为模糊的方式向他们暗示，无论有什么灾难落到他们身上，都是人类无力阻止的，因而必须承受下来。”为达成此一目的，“统治者反复灌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对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会起一种抚慰作用。毫无疑问，清朝皇帝非常乐意地强调广为流传的说法，人们是‘靠天吃饭’的”。[18]此种观念及其所依托之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逐渐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代又一代乡绅和普通庄稼人的生活和生产观念。他们持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观，长期劳作过程中也从老一辈那些习得了“农时农事”的基本规则，依照“不违农时”的自然规律，他们在下堡乡蛤蟆滩或依赖盘剥他人获取生活资料而过得风生水起，如已死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仍在的姚士杰、郭世富；或起早贪黑破命劳作仍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却仍然不能改变命运，梁三老汉和梁生宝解放前二十年间的难与他人道及的满是血泪的失败的“发家史”即属典型。其他如任老四、高增福等皆是如此。如不能从根本意义上“打破”此种“贫”“富”如魔障般的交替循环，则日月循环、四时交替，身处底层之贫苦人便难有出头之日。而破除此种循环状态，外在的实践自然紧要，内在观念的转换亦属重中之重。“新人”与“新世界”交互创造之历史性价值，要义即在此处。

不独郭世富、姚士杰，贫苦的王二直杠的命运充分显示出上述观念在形塑“顺民”之时的强大的理论和现实效力，王二直杠的“成长史”在上部第十八章有极为详细之叙述。其时如火如荼的互助工作已然展开，时代也已翻开了全新一页，甚至连庄稼似乎也感染了时代的气息，而茁壮成长了。但自然界的欣欣向荣之境，却无法改变梁生宝的邻居王瞎子（“瞎子”的描述，或也有深意暗含其中。王二直杠虽已进入新社会，但却因强大的旧观念的影响而不能知晓新社会的好处，可不是“瞎”字足以概况说明的）。他的眼瞎是因八年前的一场伤寒症，心“瞎”（饶有意味的是，“瞎”在关中方言中读作“ha”，本身就有“坏”的意思，可谓一语双关）则因光绪二十六年一次叫他一生刻骨铭心的重要事件。那时，尚为年轻人的王二直杠因偷了财东的庄稼而被送到华阴知县衙门里去。“差人们在大堂前，当着多少长袍短褂的体面人，在大白天褪下他的庄稼人老粗布裤子，仪式隆重地数着数，用板子打他赤裸难看的屁股。宣布要打一百二十大板的，由于他号哭着央告‘大人恩宽’，打到八十大板停住了，问他以后还敢不敢冒犯王法，拿财东家的东西。泪流满面的长工王二直杠，用哽咽的声音保证：只要他在世上活着，他一辈子也不会白拿财东家的一根柴禾了。”此后，肉体上的痛苦渐次消退，精神上却“结成一块硬疤”，发愿要到关中道“落脚做庄稼，重新做人，当皇帝的忠实愚民”。他在蛤蟆滩安家落户，成为《创业史》故事发生时期，蛤蟆滩唯一一个“称得起古时的人”，他的头上，还“保存着细辫子哩”！在辫子包裹着的头脑里，王二直杠源自古时的信念始终顽固地左右着他的行为。他要做皇帝的顺民，他自己从不吝惜体力，也从未拖欠过官粮租税，尤其重要的是，他再“没有窃取过财东家的一个庄稼穗子”。民国初年，当他可怜的妹夫的两个孤儿任老三任老四投奔到他这里，借他之手租种了吕二财东的地，他逼迫他们“拿最好的稻谷交租”［这和第二部详细描述郭世富卖粮时的精明（奸猾）形成极为鲜明且极具讽刺性的对照］。当他因瞎眼之后有时间检查他的一生时，尤其“感谢皇上的代表——知县老爷那八十大板。他自认一生是‘问心无愧’的，对得起一切皇上，统治者和财东”。

1950年冬天发生在下堡乡蛤蟆滩的土地改革运动，给予王二直杠“一生修炼的人生哲学”以“严重的考验”。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所致的全新的生活现实，已然涨破了他人生哲学所划定的范围，他成了现实的“局外人”，但他仍无意于接受全新的生活观念，而是将新的现实纳入到他所遵循的观念系统中做价值的阐发：他毫无顾忌地“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土改是一种乱世之道”，他列举出种种不依靠个人辛苦劳作便“成了富户”却很快家财散尽甚至于沿门乞讨的例证，以说明“产业要自己受苦挣下的，才靠实，才知道爱惜。外财不扶人”！但实际利益的考虑，却使他“脸上无光地领了分给自己的一份土地”，但仍将之解释作“天官赐福”的自然结果，而非人事之力。较之作为第一部矛盾冲突之重要一维的梁三老汉单纯的“自发思想”，王二直杠的观念更为复杂，也更具深度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的顽固的观念不仅一度影响蛤蟆滩其他信奉辛苦劳作发家致富的庄稼人，也更为直接地影响了他的儿媳素芳的命运。素芳的生活、心理、情感的变化，包含着颇为复杂的思想问题，而其父辈的家道中落，即是旧社会不良的“贫富竞争”典型之一种，乃是大有深意的重要一笔，从另一侧面说明王二直杠所谓的依靠辛苦劳作发家观念的迂阔。毋庸置疑，与王二直杠一般，素芳也是生活在共同的旧观念强大的，几乎笼罩一切的影响力之下，她的解放，只能依靠“新”“旧”观念的根本性转换方能发生。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被王二直杠奉为圭臬，为“天命”之所系的观念世界中，穷苦庄稼人如何可能改变生活境遇，成为有尊严的富人呢？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发家的“血泪史”姑且不论，下堡乡蛤蟆滩的任老三、高增福、栓栓，哪一个不是有着较强的劳动能力且心甘情愿在土地上下死力的庄稼人？缘何历经多年的辛苦努力，仍不能发家致富？对此，柳青显然有极为深入的洞见，他花费极大心力调查王曲一代的“历史”，便是为写作对全书分外紧要之“题叙”做充分的准备。而书中不惮“重复”而详细叙述郭世富、姚富成（姚士杰的父亲）、梁大等人的发家史及其与王二直杠等人所持有之“发家”逻辑的根本性抵牾，皆有发人深省之反讽意味。破除王二直杠之发家梦想及其观念之合理性之复杂寓意，尽在其中矣！如果稍稍放宽视野，将书中详细所述之数个人物的“发家史”对照理解，则柳青对旧社会的“发家”中所蕴含之“罪恶”的处理，便包含着更具观念和历史意味的重要命题。“姚士杰一家从他爹起，就是恶人。姚家的创业史比郭世富的创业史还见不得人。”[19]——此处点明旧社会之“创业史”之基本方式，恰有和新社会之“创业史”鲜明对照之意，乃是理解全书之大关节，不可轻易放过——他爹叫姚富成，皆因为驻扎在渭原县的国民党一连哗变的官兵引路而发了大财。但他并不将发财之实情向蛤蟆滩上下的贫苦劳动者道出，而是精心“策划”了虔诚向“土地神”祈祷而获得灵验的“神话”——此一笔亦可谓意味深长：“……土神爷是庄稼人的神，因此村村都有土神庙。家家过年敬土神。财神爷是买卖人和富户的神，因此商家和财东家都常年敬财神。他们各保佑各的民，你们看洋不洋？……”姚富成接下来还详细讲述了财神爷下凡的灵验故事，其中“庄稼人有苦命，没财命。给他，他也不要。他光爱劳动”之说更具极大的迷惑性。那些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听富成老大反反复复讲这个故事，“每一遍都能感动”，“对白胡子土神爷爷”也“更虔诚了”。富成老大也以他的虔诚所获之巨大的“灵应”，教汤河流域“自耕户庄稼人敬财神”，“成了风气”。[20]书写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笔，柳青或有暗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的隐微义。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论：“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21]而“天命”观念之变，也足以印证上述姚家发家故事的逻辑理由，“天子受命于天，是一古老的信仰，但在周初，天子所以受命于天，是以德为其必要条件，故有德、命符应之说。自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作为真命天子出世的根据后，使天子受命于天，已不必以道德为其条件，而成为命定之说”[22]。相较于姚富成所编撰之财命之论，天子受命之天命选择，似乎更具精神影响力。安常处顺，仰赖天命，也便成为极具现实意味的自然选择。此选择可以费孝通所论之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总括：“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于此生活和观念世界之中，“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23]如其所论，旧社会身在超稳定结构中的种田的农夫，只与和自家切身相关之“四季的转换”有交往关系。其生活依赖既有秩序代代相替，而与“时代的变更”无涉。此即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底层人及其身处之底层结构一仍其旧，并不能分享朝代变更的成果。1949年中国社会所敞开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核心义，即在使普通劳动者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此为深度理解《创业史》核心逻辑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维。

不宁唯是，“好古”的经验性的观念传承，更可以得到具体的生活世界诸般自然转换之义理的强大支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照四时交替的逻辑完成着个人的家庭责任，也在另一意义上，重复着生、死，新、旧的自然节律。而作为此种观念之革命性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践，便从根本上蕴含着超克此种思想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精神意义。柳青特别叙述蛤蟆滩的数个“能人”的发家史，其意或正在抉发旧观念之根本鄙陋处。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郭世富从杨加喜那里学习了数百年来作为富户守业之精神指南的《朱子治家格言》所申论之生活义理。然而对此种义理稍加考辨，即可知《创业史》的巨大的反讽意味——郭世富等人的发家史和生活史，皆背离朱子所教之基本原则，足见其所谓之价值坚守，不过是大言欺世、掩耳盗铃哄人而已。是为《创业史》所述之两种“风景”之政治意涵的核心分野。唯有沿此思路，方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农业合作化在1950年代初所包含之更为复杂的现实义和伦理义。此种意义并不隐微，却也非一望可知。“对柳青而言，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必须从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它既是一场经济革命，但同时更是一场触及‘意识’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伦理革命。”[24]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伦理革命虽有重心的差别，却是互通且互相成就的过程。“成就”前两者固可以依靠强硬的权力意志，后者的达成却只能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精神“脱胎换骨”的过程。但即便艰难痛苦，此一转变却实在不可或缺。因为，就最为根本的意义上而言，“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政治根基”，是一种“新的人民”。而身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新人”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并以自身现实中的活动为中介，把这些‘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25]是故，“新人”与“旧人”的经济冲突仅属其表，更为内在的乃是思想观念的长时间“交锋”，非有更为普遍之观念的转变而不能稍歇。作为具有典范和引领作用的“新人”，梁生宝既有新的与195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要求相应之思想觉悟，亦秉有赓续自传统的勤劳、朴实等精神品质，乃是融通“新”与“旧”的典型[26]。此间本就蕴含着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命题，亦说明观念的延续性及其变容之规律如曼海姆所谓之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辩证之否定状态。梁生宝观念之“新”并非全无来由，也毋庸讳言，随着历史阶段性主题的辩证转化，其一时一地之“新”观念仍需遵循否定之否定之规则而日“新”不已。1950年代初迄今七十余年间“新人”之内涵的变化，根本义理即在此处。时在1950年代初，以新人梁生宝为标准，则蛤蟆滩上下各色人等之思想和情感“改造”和“转变”可谓困难重重、道阻且长。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创业史》“创业”（思想转变）的艰难、困境和纠缠不清的矛盾，亦莫此为甚。

三“风景”的“古”“今”之辨及其观念史意义

前引《中国热火朝天》所述之“社会风景”，既属《创业史》中农村社会主义实践极具历史意味的描述，亦属同时期力图处理同样问题的典范作品的“题旨”所在。被认作是极具“诗情画意”，“饱含着热情”描画“迷人的南方景色”，展现独特的“社会主义风景”的《山乡巨变》[27]，便包含着与《创业史》重心略有不同但内理相通的对时代“人事”与“风景”的艺术处理。此为切近1950年代中国社会核心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风景”叙述及其意涵，亦包含着前文所述之“古”“今”之辨的独特意味。蛤蟆滩的原型，柳青回陕后定居的皇甫村北距西安城不过数十里，南距终南山数个重要峪口也不过十余里，而其左近数里处，更有宗教史上著名之兴教寺、香积寺等古刹，其他汉唐历史遗存亦不在少数。然而在柳青书写1950年代初皇甫村全新的历史进程之际，除“终南山”反复出现，且作为多少有些“异己”也“神秘”的存在外，其他名胜古迹种种，皆不曾述及。此正说明1949—1966年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叙述，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潜隐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28]的历史意味，包含新人与新中国交互创造的重要内容。柳青尝试“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糅在一起”。“内心独白未加引号”，作为“情节进展的行动部分”，力图给读者“动的感觉”[29]，以充分且深入地描述人物心理与外部世界具体情境之交错互动。如是探索，目的在于充分叙述（展现）因外部世界之生活变化所引发之精神、心理、情感之变。心之不同，则目之色异。身处不同心理状态中，所见自然风物之意义也并不一贯。心与物游，情因境显。“蛤蟆滩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封建势力是已经搞垮了；但庄稼人精神上的封建思想，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冲洗净哩。”[30]故此，“风景政治”之重要意涵之一，乃是“内面风景”之“再造”，为《创业史》以单一人物之内在视角（心理描写）展开各章节并总体推动故事进展之要义所托。

1950年代初思想观念的鼎革之变，使郭世富及老一辈庄稼人所持守之稼穑习惯及其所依托之观念，面临被“破除”和“重组”的新的可能。但郭世富所持有之观念，也并非毫无来由。中国古典传统中，即有处理“人事”与“自然”关系之基本模式。“自然风物”所呈示之古典“宏观的宇宙框架及价值观”，数千年间并不一贯，然以四时交替之自然节律所示之“天道”与“人道”之“循环往复”状态说明之，属其中极有代表性的重要一种，可以陶渊明诗文所显发之观念为例说明。如论者所言，“哀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所论乃是“天道”；“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所述乃是“人道”。有此“天道”“人道”之观照后，方生“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的“超脱”之境。而构成此情此境之核心的，乃是“强烈的四季意识”，亦即陶渊明诗文中“开头展示宇宙天道的视野，揭开时代危机的序幕：‘哀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哀荣’是兴盛与衰败，‘无定在’给人不确定的无常感，‘彼此’指哀荣，‘更’（平声）、‘共’都有循环义。”进而言之，“‘哀荣’来自循环（五行）背后相互冲突的力量（阴阳），错乱纠缠难以预测”。因此，《饮酒》呈现“四季结构”，“哀荣无定在”，“可以看作这种世界观的后设表述，文本与世界呈现同构的关系”。[31]论个人运命之起落、荣辱、成败，则上述“无定在”之循环足可说明，然陶诗所蕴含之义理，远较此为多。即《饮酒》二十首中，便包含若干隐微义。其间最为紧要者，乃是“从四季循环转向人事变迁：‘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陶集‘代谢’四见，如《读史述·箕子》：‘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则既指“季节循环”，也暗喻“改朝换代”。[32]

如此以四时交替之天地节律明人事历史之变，并洞悉其间“天意难问”之处，为司马迁历史观要义之一。伯夷、叔齐之运命，足以说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之局限处。然后之来者，于天人之际思索人之运命甚或历史之变，仍难脱发端于易理之世界观察。或如司马迁所深刻意会到的，若“人事”退去，惟以“天道”说明历史之变，便暗含着人事之虚妄无力而天道之微茫难识。[33]若将一切委于“天命”，则为治道之经营者无所作为甚至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无论“正道”“邪途”，皆仰赖天命之成就，非关“人力”。故此即便有天道难测之叹，司马迁仍申明“人事”中所蕴含之德性伦理之重要创造义。然而“人事”无力挣脱“天道”之感，仍在后世诸多作品中得以延续，为文学文本中历史观念之重要一种。如《三国演义》开篇所引杨慎一阙《临江仙》所示，“人事”背后之决定性内容乃“天道循环”。其他如《金瓶梅》等奇书，核心结构皆不出“天道之运，周环无穷”之循环观之基本范围。[34]细致考辨此种观念之缘起、流变并非本文要点，然不溯源于此，便难解二十世纪迄今文学自然观念之变及其意义。《创业史》中风景政治之更为复杂的精神意涵，亦难于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与阐发。

类如陶氏所述之“天道”“人道”互参之境，至沈从文书写1930—1940年代的湘西世界时，仍具极强的解释学效力。《历史是一条河》中对于“人事”与“自然”的思虑，近乎“顺应天命”之四时节律；《边城》中那座圮坍而又被重修的白塔的“落”“起”之喻[35]；《萧萧》中萧萧自身之命运与她的儿媳的“结构性循环”，莫不说明底层命运之循环往复一如四时交替、阴阳转换。其间难见社会实践所引发之超克“天道”的“人事”自律的力量。但几乎在沈从文写作未竟之作《长河》的同时和此后的数年间，身在延安，且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重塑”的丁玲、赵树理们，笔下却逐渐敞开全新的乡村世界“风景”。再后数年，以成功书写“社会主义风景”名世的周立波，也在尝试新的，更具历史和现实意涵的“风景叙述”。[36]《山乡巨变》中心思单纯的盛淑君庶几近乎那个同样教人爱怜的夭夭，却无须再面对日渐逼迫的所谓的“新生活”所致之“无边的恐怖”。盛淑君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她的情感、心理也因感应时代之变而欢喜于中且不时形于言。此种观念鼎革之变后所开显之全新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亦属《创业史》着力用心之处。虽仍有具体的生活的烦忧，徐改霞、梁秀兰内心之欢喜却于字里行间清晰可感。她们在新的社会中各自谋划着自己的包括生活、情感等重要问题的“未来”，此种关于未来生活的希望愿景亦深度扎根于具体时代的历史氛围之中，因触及更为普遍的精神和人生选择的难题而秉有更为复杂也更具代表性之现实意义。优美山乡的巨变不仅意味着新观念的崛起与旧观念之衰落，亦呈现为“人事”与“自然风物”全新的关系。其间普通人超克自然法则及其所影响之生产生活观念的叙述表明困扰沈从文笔下人物之“自然运命”不复存在。是为优美山乡之巨变最为重要也最具意义的部分，故而“风格”即“政治”之判断自有其不容忽视之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意义。[37]然同样深具历史意味的是，此种“风景”在1980年代前后再有一变。其变如汪晖所论，仿佛发生于20世纪初中叶之巨大变革未曾发生。以复返“传统”之一维及现代之价值偏好之一种为基础[38]，1990年代初迄今“人事”与“自然”之关系呈现为斑驳陆离的复杂状态。

作为陈忠实“剥离”柳青影响的代表作品，《白鹿原》中虽较少风景（自然风物）描绘，但其所敞开之“人事”景观之意义，却可在柳青传统的视域中进行阐发。姑且不论该书所蕴含之深度“改写”“革命历史叙述”之特征[39]，单是朱先生所述之“鏊子说”[40]，便已暗含着历史兴废的“循环”意味。以王大华《兴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为借径，陈忠实获得了理解“近代关中的演变”的“心理上的自信”。[41]“兴起”与“衰落”于关中千年历史流变中的“总括”意义，或教陈忠实更可意会1980年代“新历史叙述”“翻转”[42]之意。进入新世纪后，贾平凹书写发生于“秦岭南北”之历史故事，文本世界再度呈现出别样之“风景”。其间“人事”虽奋力欲超脱“自然”（天道）之“束缚”，最终却仍落入后者所呈示之基本法则中。就中历史之反复，在在教人叹惋，为贾平凹及晚近三十年处理此一问题之重要范式，内涵“返本”“开新”之义，亦有重新将此一论题“再问题化”之观念意味。发生于古炉村如火如荼的历史事件充塞于天地之间，起落、成败、得失、荣辱甚或生死皆可纳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四时”节律所敞开之基本框架之中。此为人之根本性的限度所在，其间仍有如《废都》所呈示之诸般际遇交替循环，古之人与今之人皆无从逃遁此一被自然派定的“命运”的意味。此属《金瓶梅》《红楼梦》中开显持存之人世之“大哀”，“世界的朽坏与人的命运之朽坏互为表里，笼罩于人物之上的是盛极而衰的天地节律”[43]。此乃中国古典自然及历史观念境界之再生。[44]发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复杂之历史内容可纳入“四时结构”中做别样读解。作为该书中详细叙述之灵魂式人物，善人说病并非琐屑劝善观念之汇聚，而是内蕴着更为深刻之历史和世界观念。“四时”在其观念世界中不独可以读解人之命运之起落成败，更可延伸出宏阔之历史兴废。此后《老生》之“世纪叙述”亦可作如是解。其间明确指涉不同历史时期之四个故事皆包含兴废、起落循环之意，乃《古炉》观念在放宽拉长之宏阔视域中之“印证”。此种极具风格和观念意涵之“风景”叙述，以《山本》最为典型。

《山本》所涉之历史时段，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除细致描绘大历史中普通人事之变外，书中亦详述自然物色之变，历史人事于此无边的自然风物之中，不仅构成交互映衬之关系，亦有“物事”与“人事”暗含之神秘“感应”。身在自然万象之中，不惟个人之命运起落与外部世界足相照应，普通人事累积而成之历史，亦最终不脱自然法则根本性的规训力量。那一个在涡镇外镇日旋转的“涡潭”如太极双鱼图，乃“乾”“坤”之象，由其可延伸出天地万物运行之理，天地万物亦可总括收束于“涡潭”。无论井宗秀、周一山等人如何勉力营构独立之涡镇世界。此小世界（涡镇）之运行亦不脱大历史（秦岭之外的历史）运行之基本法则。故而一切之生发源自涡潭所呈示之象，一切之收束亦返归涡潭之中。如此，则人事无论大小，皆无从逃遁，莫之能御宏阔之自然法则所彰显之基本规律。究其根本，此种历史观念近乎《三国演义》，而其间详述之普通人身在之“天”“地”“人”共在之日常生活世界之运作逻辑，庶几可谓《金瓶梅》《红楼梦》所持存开显之“四时”观念境界之再生。

颇值玩味的是，《白鹿原》《老生》《山本》诸作故事发生之具体现实空间，亦在秦岭（终南山段）南北，所涉之历史阶段，与《创业史》或全然相同或为其故事之“前史”和“后续”。然多少有1980年代中后期盛行之新历史主义观念余绪的历史叙述，却秉有与《创业史》并不相同的特征。此间世事沧桑巨变，人物命运亦随之或起或落或成或败或生或灭，然二者皆不出《周易》思维所划定之基本范围。于此循环往复之世界结构之中，举凡人物之命运，时代之转换，历史之兴废皆有迹可循，且不出中国古典天人宇宙观念之基本思维，却也开显既感应时代亦融通传统的新的人与自然交往无碍的“和合”之境，包含着类乎“天人合一”的境界，足可补西方现代自然观念之弊。[45]于此境界中人并非自外于天地万物而独立具有其圆满自足的意义，而是作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内在于天人宇宙。“人事”并不简单为自然天道所规训，却也并不单向度地希图超克自然法则。马克思对此洞见极深：“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6]正因洞见于此，“革命只是一种‘接生员’，只能在那个旧的肌体上使劲，而没有另外的对象。革命本身需要尽可能地减轻‘自然历史’转型过程中的诸种痛苦，乃至革命也必然是从这一肌体上长出来的”[47]。此间虽有除“旧”布“新”之意，但“新”与“旧”的辩证，必然发生于同一“肌体”的内部。也因此，“新”并非自外而内的赋予，而是“旧”因应现实而生发之更具时代意义的可能。是为“新”“旧”融通而非割裂之要义所在。本乎此，《创业史》虽申明如郭世富等“靠天吃饭”以及与之相应之天命观念之局限处，却并不简单否定天时的作用。这重要一笔，极为充分地表现在县委副书记（即书中代表正确观念的基层领导）杨国华于一场大雪后的心理和行为上。

虽不赞同老旧的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观念，但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且充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不仅包括正在行进中的具体现实，还包括这块土地的历史、风土人情等）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亦肯定“人事”与“天时”调和的重要。这一日他要去新成立的灯塔社了解情况，不曾想遇到大雪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非常慷慨地从房檐上头往庄稼院倾倒。好家伙！手电光几乎照不见庄稼院那头的柴垛和街门。”这样的暴风雪，自然造成了出行的不便。但是，庄稼人出身，了解农时农事的杨国华却为之振奋不已：

“好好地下三伏的雨，数九的雪。这一场下得带劲！”杨国华仰头鼓励正在努力下雪的天公说，“照这样实心实意认真下一夜最好。这就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宣传老百姓不迷信，可我们从来也不否定天时的作用……”[48]

不仅不简单地否定天时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呢！翌日早上，穿好衣裳，“第一件事是出去看看雪下了多少”的杨国华看到眼前“天地间是笼笼统统的一片白光”。这一场雪景叫人欢喜，此时此刻，杨国华首先想到的却并非如酸腐文人般吟诵几句描绘此境的诗文，而是“赶紧！扫雪归田——这是当前的一件紧要事情”。他也相信县里所有的区这回都会“行动起来”——“群众是刚刚被总路线的宣传动员起来的……”[49]是日午间，见到仍在办公室辛苦批阅文件的县委陶书记，杨国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力劝陶书记：“老陶！你应该出城去看看今天的景致！嗬呀！我们年年冬里发动扫雪归田，哪一年也不像今天这样普遍、热烈！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带着铁锹、木锨、扫帚、担笼、簸箕，全到村外的大小路上。真个是‘江山如此多娇’！真个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50]此乃“顺应”天时，且充分发挥人事之力的典型，为全书值得注意的重要部分。

杨国华的思想观念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及其意义，在互助组扁蒲秧的成功培育中逐渐体现出来。那时候，互助组再度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而面临“人事”方面的“危机”，但是，“梁生宝互助组的扁蒲秧，不管互助组在人事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只管它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往高长。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绿、葱茂、可爱，绿茸茸的毯子一样……”然而在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互助组人事的危机却叫农技员韩培生忧心不已。他也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数年间的生产生活经验足以说明，“离开互助合作的基础，甭想在单干农民里头，大规模地推广农业新技术”。然而更复杂迫切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若不接受新技术，仍“用老办法务农庄稼，怎会有高产呢？中国的庄稼人几千年都是一半靠苦力，一半靠天吃饭啊。他们连想象也想象不来高产，除非互助组给他们做出来榜样。可是，这互助合作，就这样难搞吗？……”[51]韩培生的忧虑，正切近旧社会遗留之复杂问题。如萧公权所言，清政府在“成功地将臣民变得非常消极和柔顺”时，也最终“完全损害了他们积极进取的能力，使他们渐渐不能够应付严峻的生存环境……”，而“即使在正常年月，大部分农民也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其中一些还处于赤贫的境地”。尤需注意的是，“由于缺乏资金，而习惯于依靠传统耕作方式和难以预测的运气，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富有的地主虽然拥有足够的财富提供这笔资金，但是他们的兴趣不过是竭力收取更多的租金，交纳更少的税额。他们更可能的是把钱花在购置更多的土地以出租上，而不是用来改善耕作环境以提高粮食产量或改善佃农的生活。土地耕种者（和相当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耗尽一切精力，也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没有余力来从事其他事情。能够在地方灾害中免于破产或挨饿，就算是幸运了”。也因此，他们“变得顺从于所在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52]，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而从根本上摆脱此种境况，正属柳青《创业史》及其所表征之1950年代初社会主义实践着力用心之处。此属“创国家大业”与个人“发家致富”根本性抵牾的原因所在。围绕梁生宝互助组初创到扩大再到最后“高级社”的“完成”，“国家创业”不仅意味着“经济”（即合作社充分体现出其在生产上的优越性）的胜利，同时还包含着“政治”愿景的完成（即在社会改造过程中与新社会相应之“新人”的自我改造）。此种包含思想与生活世界双向互动的社会实践的阶段性达成，便是上部略有总括之意的第二十四章所呈示之“象”。[53]该章所述之作为历史的“新起点”的全新景象，以“秦岭”（终南山段）与山下平原正在行进中的“人事”创造形成鲜明对照为基本特征，包含“新”“旧”转换之义。而“终南山”作为具有丰富文化寓意的内容渐次退去，《创业史》如其时的同类作品一般，皆在书写“优美的自然风景”的“隐匿”，代之而起的则是神秘且“异己”的“荒原”意象（终南山）。故而“‘人事’和‘自然’，都相应构成这一类小说的风景叙述，而这一叙述正受制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实践”[54]。此亦为新旧两种“自然”观念之喻，约略可与有唐一代山水（风景）观念之变相参看。如论者所言，“屈、宋以对山水神祇的缠绵诗情，具现了上古时代自然与人之间‘我—你’关系和亲情”，韩、孟诗中却教此种“美丽和温情”的自然“完全褪去了灵光”。可比拟山水的“神女”已逝，“山与水充斥戾气”，天地间乃是“一幅幅噩梦图景，重岩叠嶂化作‘狞戟’‘饿剑’，激流大浪是‘蛟虬’‘齿泉’，山与水处处流淌着‘饥涎’等待吞啖生灵”。当此之际，“自然神的喜宴甚而是亿万生灵血肉淋漓的尸骨”[55]。韩、孟所述之“山水”，与梁生宝等人进山割毛竹所面对之“终南山”作为人劳作之场景所呈现之基本面貌庶几近之。柳宗元所持之说，亦可归入韩、孟一路合并理解。其论天人关系有言：“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56]韩、柳之山水观念，为中国思想史“从天地转向实际人生，从昔日神明转向人的理性自觉的大转折”[57]重要节点之表现。嗣后有宋一代此风渐长，“对于吟咏自然，显得既不热心，又乏善可陈”，却对于“人之世界”显发浓厚兴趣。然文人对山水吟咏之热情并未消退。宋、元画家依凭传统，“以笔墨创造了山水的高潮”；嘉靖和乾隆之间，造园家甚至“在江南商业城市中”以“元、柳钟爱的‘水石’再造了梦中山水”。然而此类山水却常如叶燮所述，“忘其有天地之山，止知有画家之山”。此时文人开始“丧失晋宋时代触发游赏和书写山水的自然生命原发精神”[58]。此间包含着中国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内在主义”，即“内在于天地自然”和“内在于人间世”[59]。二者皆有所本，于千年文化史中起落、流变，各有其“洞见”与“不见”，在更高的意义上相互融通为其之于当下自然观念建构之价值所在。

就表层论，《创业史》似偏重于“人定胜天”观，然如前述杨国华一节所示，蛤蟆滩的世界尚蕴含着“人事”与“自然”的融通之意。惜乎此义未得进一步之发挥，数年后盛行之《红旗歌谣》大部内容即属“制天命而用之”观念的极端化。后之来者读解《创业史》中的“风景”，亦颇多将之归入《红旗歌谣》之自然观念谱系一并讨论。如是观念所见之“风景”，与进入新世纪后贾平凹笔下之“秦岭”（终南山）所敞开之“人”与“自然”之复杂“风景”属两种不同之观念，且各有其思想和审美之“传统”。后者以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观念为借径，用意在“人事”与广阔之自然（天、人、宇宙）之“共在”关系，其“至境”略有“自然”（天道）之微渺难识，“人事”根本的“无力”之感；前者则彰明“人事”创造的伟力，意图在人之巨大的创造性被激发和释放的前提下，完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再造”——“人事”不再受制于“自然”（天道）而可以自主创造自身的生活世界，且与后者和合发展，呈现为互动共生之圆融之境。二者皆有所本，亦各有奠基于具体的现实语境的历史合理性。而深度感应当下时代的现实问题，可知二者所呈示之观念并不乏足相交通之处。[60]既肯定人作为“天”“地”（天人宇宙）之一部分需要遵从之“自然”法则，亦充分发挥“人事”之力，以超克单纯的，限于认识之限度而认信之“自然”（命定）观念，而于“人事”和“自然”关系中达到与一时期观念和认识水平相应之“和合”状态。此种暂时的“和合”状态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代观念及具体的现实实践不断调适，呈现为与世推移的生生不息的“上出”之境。此为新“天人合一”观念之要义，亦属融贯“古”“今”，会通“中”“西”之生态文明观之价值所在。[61]

余论：“天人和合”，抑或正在展开的“风景”创造

虽颇为细致地描画了“人事”与“自然”新的正在展开的包含未来愿景的复杂面貌，《创业史》中的“风景政治”仍未最终“完成”。这既与柳青未及写完全书便与世长辞密切相关，亦是1980年代前后渐次完成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进程使然。因特定之历史原因中断的《创业史》的写作在1970年代中后期数年间得以继续，身在1970年代中后期具体的历史氛围中，柳青原计划中的后两部似乎面临更大的疑难——即两个时代之间阶段性主题转换之后的隐在的观念“冲突”。即便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视作为农业合作化的“延续”而非“超克”[62]，但在举国行进于新的社会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第三部所要叙述之“合作化运动高潮”以及最后一部所要描绘之“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却万难“写完”[63]。《创业史》“风景”的“未完成”，因此既包含着合作化运动未能达成预期目的的“缺憾”，也包含着在此过程中“新人”的自我创造的“未完待续”。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恰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柳青的故乡陕北，正在发生极具历史和现实意味的“风景”的“变容”。延安索洛湾村支书柯小海及其领导的索洛湾村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多重意义上可视为是对1950年代皇甫村王家斌“未竟”之业的深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延续”（完成）。“共同富裕”这一提振和影响梁生宝、高增福们的希望愿景于今亦在索洛湾村成为现实。虽未有如《创业史》般的叙事虚构作品于宏阔之历史和现实视域中深度表现索洛湾经验作为新时代之典范的重要意义，但若干报告文学所展示之索洛湾的实践过程，亦是“新人”与新的社会创造双向互动的过程。[64]其社会实践意义远较简单的文学意义更为紧要，亦属新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实践文学表达中极具典范意义之“风景叙述”。

故此，在1950年代迄今之历史视野中重解“人事”与“自然”之关系，可知超克既有的观念局限分外紧要。在《创业史》所扎根的时代中，中国思想及其所影响之基层世界的伦理观念因不能适应新的世界创造而被归入“改造”之列。与此同时，改造为此一观念所化之人，亦属195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与1950年代社会阶段性命题密切相关之“新人”之“新”，完成思想观念的“新”“旧”之变属题中应有之义。其后数十年间，社会之阶段性命题与世推移，“新人”之内涵亦随之不断调适。故而塑造具有与新时代相应之新的观念、思想、情感、心理的“新人”颇为紧要。进而言之，于新时代所开创之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融贯“古”“今”，会通“中”“西”，与新的时代相应之新的“文本风景”即属顺理成章之事。此种“风景”，并非对此前经典文本中之风景叙述的简单超克，而是奠基于新时代的新经验，进而融通多元传统，开显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新面向——一种兼容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多样可能的“风景”。是为“新时代、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题中应有之义[65]，亦属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宏阔意识之自然延伸。[66]因为，自然并非“自足”，其意义也未能“自明”，它始终极为深刻地关联着历史人事之变，关联着时代精神和阶段性主题与世推移不断调适的结果。对它的理解和研读，也因此同样构成中国当代文学中“风景政治”之重要一种，必然可能“回向”文学文本的“自然书写”而创造具有新的时代意涵的风景叙述，开出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新境界。此境以“人—自然一体的理念”，解构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念，呈现出新的“天人合一”之境。当代文学中“风景政治”之复杂敞开，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可开人与自然关系之全新未来，且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意义，亦内蕴着足以超克目下盛行的鄙陋的自然观念从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67]的总体性振拔力量。

注释：

[1]柳青：《中国热火朝天——为苏联〈文学报〉作》，《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2]《山乡巨变》所述盛淑君等人集体劳作所体现之核心逻辑亦与此同。参见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选集》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547页。

[3]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4]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5]甘阳对关注“社会最低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之意义的描述，或属此种道路之历史合理性的有意味的说明之一。参见甘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6]赵树理对此问题亦洞见极深，参见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参见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8][9]柳青：《创业史》，第281、282页。

[10]柳青：《创业史》，第242页。

[11]柳青：《创业史》，第367页。

[12]柳青：《创业史》，第700～702页。

[13]柳青：《创业史》，第56页。

[14]柳青：《创业史》，第448页。

[15]转引自吕理政：《天、人、社会：试论中国传统的宇宙认知模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0年，第18页。

[16]吕理政：《天、人、社会：试论中国传统的宇宙认知模型》，第18页。

[17]上钢五厂二车间铸钢工段理论组、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编：《儒法对立的自然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18]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263页。

[19][20]柳青：《创业史》，第459、464～465页。

[21][22]转引自杨慧杰：《天人关系论——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特征的探讨》，大林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210页。

[23]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页。

[24]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5]张旭东：《试谈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六十年前夕》，《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26]参见张均《〈创业史〉“新人”梁生宝考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7]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28]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29]柳青：《艺术论（摘录）》，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80页。

[30]柳青：《创业史》，第188页。

[31][32]杨玉成：《徘徊——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风景与记忆》，杨玉成、刘宛如主编：《今古—相接——中国文学的记忆与竞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9年，第35～36、37页。

[33]可参见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参见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35]参见张新颖《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东吴学术》2015年第1期。

[36]参见朱羽《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37]参见唐弢《风格——例——试谈〈山那面人家〉》，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38]仍以《白鹿原》之观念世界与1980年代思想界之关系为例，可知此种变化之基本特征。参见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39]参见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40]虽对“鏊子说”的特定意涵有较为充分的自我阐释，陈忠实此说仍不能简单地视为书中人物面对具体历史情境之出自个人观念限度的喟叹，而是包含着进一步理解该书观念的重要寓意。故此，较多论者自此观念中读解出之“问题性”，或非过度阐释，而是呈示出理解《白鹿原》的重要路径之一。

[4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连载三）——〈白鹿原〉写作手记》，《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42]此间更为复杂的历史意涵，可参见何浩《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43]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44]参见李敬泽《〈红楼梦〉影响纵横谈》，《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辑。

[45]参见季羡林《西方的没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年第2期。

[46]转引自朱羽：《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47]朱羽：《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48]柳青：《创业史》，第530、530、532页。

[49][50][51]柳青：《创业史》，第530，532，384～385页。

[52]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第609～610页。

[53]柳青：《创业史》，第338～340页。

[54]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年）》，第37页。

[55][57][58][59]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38、638、639、622页。

[56]转引自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第638页。

[60]参见王中江《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02页。

[61]参见韩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哲学研究》2021年第4期。

[62]参见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63]但自历史之整体观之，柳青彼时的总体设想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对此问题李杨洞见极深，可参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四章“《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4]参见邢小俊《国家战略：延安脱贫的真正秘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