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剑，湖北红安人，从军二十七载。文学硕士。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辽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深造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向阳生长》《山河望》；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玉龙湖》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曾获军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不要跟风，别人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写现在的兵，写他们当下的军营生活，写你一个农家军人对军营独特的感受……”

文艺：曾剑好，说你是《解放军文艺》培养出来的作家，你没有意见吧（笑）。你在咱刊发表的作品，怕有三四十篇。我记得我编的《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获了全军新作品奖，《向大海》被《小说选刊》转载。还有近两年你在咱刊发的《乌兰木图山的雪》《康定情歌》，通过一个兵对军营生活的适应到热爱的质感描述，行文充满了军事文学特有的明朗、阳刚与劲健，用你作品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形象地概括：“哨兵这两个字，从哨兵自己的嘴里喊出来，传进耳朵，哨兵心为之一震，如同听到自己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让他恢复成哨兵，于是，哨兵挺胸、抬头、收腹、提臀，两腿绷直，两眼平视前方，把自己站成一个标准的哨兵。夜的黑漫过来，路灯的光，像夜幕里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一个哨兵站立的姿态，其实是留在他脑子里的，那个画家笔下的哨兵，阳刚、帅气、有质感，像一尊青铜雕像。”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刊投稿并发表的作品吗？讲讲当时的经过。

曾剑：二〇〇〇年秋，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图书编辑部（长篇小说编辑部）帮助工作，《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就在隔壁，近水楼台，每期的杂志，我第一时间看到，那上面的故事吸引着我，我就模仿着，把军营里发生的小事，写成三个故事，交给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仅一天，王瑛老师就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她当时是杂志的副主编。王瑛老师告诉我，这三篇小说可以发表，放在“精短小说”栏目。三篇小小说（我不敢称为精短小说，有自吹的嫌疑），两个都改了标题，发在《解放军文艺》二〇〇一年第二期，《一路同行》，很快被《小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青年博览》等八家报刊转载，我们军区《前进报》转发，配了作者照片、简介和创作谈，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是很大的鼓励。那时候，王瑛老师就说，我的小说，写得并不完整，但里面某些细节，很打动人。她告诉我，要保持，写作，就要在生活中，捕捉这些细节。

二〇〇六年的一个冬夜，我在辽西某人武部值班，夜里，我走出值班室，眺望遥远的南国，突然想起我的父亲，特别想。与众多的父亲一样，他是伟大的，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未来，他一个个把我们往外送。那个万字短篇，我写了整个通宵，那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小说。小说写完，我泪痕满面。于是，就有这样的结尾：“父亲立在风中，朝着北京方向眺望的目光，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眼泪涌出来，在这寒冷的冬夜，温暖了我。”

这篇题为《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的短篇，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二〇〇七年第十二期，由文清丽老师编辑，还写了编辑手记，我至今还记得：“未能从军的农民含辛茹苦，费尽周折送三个儿子当了兵。乡谣般的故事，饱蘸着一腔热爱兵营的炽热情怀。感染着作者，也温暖着读者。”这篇小说，获得全军新作品奖，这是我的第一个获奖小说，对我鼓励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写小说要真诚，真诚，才能打动人。

文艺：办笔会是《解放军文艺》坚持多年的传统，每次笔会，我们都会发现一些好的作品、发现一批有潜力的年轻作者。你记得你参加《解放军文艺》笔会的一些情形吗？能否谈谈你的感想？你能谈谈笔会在你创作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吗？

曾剑：我参加《解放军文艺》举办的笔会很多次，每次都记忆深刻。我其实是一个记忆特别差的人，总也记不住开笔会的具体时间，但笔会期间的一些细节，我至今难忘。二〇〇〇年，总政艺术局与《解放军文艺》在空军指挥学院，举办了全军青年作家班，那个班时间不长，一个月，其实可算作一次大的笔会。

那次笔会，我收获很大，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那时还没怎么发表作品，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对我的有意栽培。

“不要跟风，别人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写现在的兵，写他们当下的军营生活，写你一个农家军人对军营独特的感受……”二〇〇九年初夏，沙河全军中短篇小说笔会上，王瑛老师的话像晨雾里的一盏灯，让在文学道路上陷入迷茫的我，一下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饭堂哨兵》《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等小说，就是在那次笔会之后，慢慢写出来的，都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我在《解放军文艺》共发表小说近三十篇，部分作品被著名选刊转载，收入权威年度选本，几次获军内外重要文学奖，我因此成为沈阳军区创作室的一名专业作家。

我多次参加《解放军文艺》的笔会。笔会是作家写作道路上的加油站，作家听课，作家间相互交流，常会碰撞出灵感火花。一篇小说的创作激情，往往就这么被点燃。

“我的文字，就是我安放灵魂的天地，就是我放在自己眼前的希望。”

文艺：讲讲你的文学之初，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你有什么写作习惯，比如白天，还是晚上？是先有了提纲写，还是有了灵感一气呵成，然后再反复修改？

曾剑：我小时候就敏感，多愁善感。喜欢上语文课，喜欢写作文。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直到入了军营，在《解放军文艺》（时任主编凌行正）上读到一篇小说，《当过兵的爸》，作者田水泉，他把“爸”的过去，与他的现在，罗列在一起，平行叙述。那种散淡的语言，让我兴奋热爱了好长时间。那时候，我便开始尝试着写点文字，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锦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写我们军营扫雪的事。

一九九五年，我军校毕业，在野战部队当排长，时间上自由些，我就看《解放军文艺》，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那时还没写小说，只是看。

写作给了我很多。写作充实了我的生活，让我变得纯粹。人的灵魂，需要安放，人要放一个希望在自己眼前，否则，没法往前走。我的文字，就是我安放灵魂的天地，就是我放在自己眼前的希望。

更现实的是，我通过写作，调到军区创作室，最后调到技术八级，分了房，买了车。

我写作有个习惯，喜欢清晨起来写，大概五点钟起床，写上一个半小时，然后去上班。这个习惯，是业余写作时养成的，那时候工作忙，正课时间要上班，只能业余时间写。清晨写上一个半钟头，白天就放下，不想它，忙工作上的事，第二天接着写。这样一年下来，其实也写不少。后来当了专业作家，这个习惯养成了，到点就醒，都不用闹钟，再睡就焦虑了。

我写作不列提纲，我知道这样不好，是一种偷懒，但没办法，列提纲的习惯没养成。路遥写《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写《白鹿原》，都准备了大量的时间，他们翻阅资料，每一章，每一节，都详细列出提纲。能像他们那么做，当然好，可是，我做不到，不过习惯了。我打腹稿，然后给每一个章节，每一段话，寻找合适的地方，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打磨、修改的过程。

文艺：你是南方人，又一直在北方当兵。你的作品在我看来，既有南方的细腻，又有北方的阔大。调创作室之前，你一直在基层部队，作品写的也大都是你熟悉的人和事，以普通官兵为主体对象，有通信员、理发员、牧马兵。短篇小说《饭堂哨兵》发表怕有八九年了，可我还记着开头：“哨兵来到机关大院，成为哨兵时，是初春，阳光在风中跳跃着。那一刻，哨兵是幸福的，像院落里的银杏、洋槐，白玉兰和紫丁香，被温暖的阳光和春风抚慰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期冀，像紧绷了整个冬天的叶芽，正悄悄地打开。”亲切、朴实，又有一股来自乡野间清新的风，成为了你军事小说的基调。你在写普通官兵时，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同意你写他们吗？他们看了你的作品后有什么感想？

曾剑：我写基层官兵，首先是这个军人的某个动作，某个细节，让我感动，甚至产生一丝怜悯，觉得他不容易，就想写他。比如，我写《饭堂哨兵》，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饭堂的确有哨兵，不过，是为首长服务的。我们的饭堂在二楼，走楼梯，首长的饭堂在三楼，走电梯。首长来了，哨兵迎接他，给他按电梯，把他送到三楼小饭堂，然后下来，迎接另一位首长。有点像大酒店的服务生，只不过穿着军装。

有天，我突然想，他这么样一个身高、体貌都好的兵，不去基层训练，像个服务生，日复一日，亦步亦趋，对于他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他会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吗？我这么揣摩他，就涌现出想写他的想法。

《饭堂哨兵》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我们创作室的领导，把这小说送给首长看，本来是想表扬我的创作成绩，结果，三天后，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饭堂，撤销了哨兵，据说首长从我的小说里，读到了一种“官僚”。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它很弱小，但它存在着。

《饭堂哨兵》发表后，我曾给那个哨兵一本。看后他说，领导，你写的不是我，我没那么好。然后，他腼腆地笑了。他又说，你写我，我感到骄傲。

我当时心里挺高兴的。

我小说里的小兵，都很可爱，我喜欢他们。我忍不住想去写他们，把他们的形象留在我的文字里，这些文字，丰富了他们，也丰富了我。

文艺：听说你是上门女婿，对岳父岳母像亲生父亲母亲。我记得你说是岳母吧，每次透析，你只要有空都陪着去。我想正因此，你的作品里充满了田野的气息，亲情的温暖。竹林湾是你邮票大的故乡，父亲、哥哥、村里的光棍等。你的小说中，总有不少纯洁美丽的乡村少女和嫂子们，如槐花、秀清、春光嫂及部队驻地的女理发师、房东儿媳等，她们给予了兵们无尽的温暖和关爱。就此请你谈谈你军营以外的创作题材，比如大别山系列，比如亲情系列，它们都是那么温暖清新。这些人物确有其人，还是你创造出来的？

曾剑：我热衷于书写故乡，这些文字，既是对故乡的灵魂依托，又是我内心的精神指向。我写故乡，比较军旅题材，更依赖于现实，大都确有其人，但毕竟是小说，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文学作品的真实，但我内心是真诚的，我向往美好生活。很多美丽的女性，在我笔下的样子，是我内心希望她成为的那个样子。她们与现实中有差别，这种差别，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有的，非常接近真实。

文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你写部队题材时，有些放不开，有些主题先行的感觉。而你写的地方题材，不少细节都让我拍案叫好。我一直在想，这是曾剑吗？你认为呢？

曾剑：是这样的。写军旅作品时，总像穿着军装，被板着身子。地方题材，生活，细节，从小就浸染到我灵魂深处，与我融为一体。马尔克斯、莫言都说过，作家写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我写地方题材，是写童年，即便写现在，也是童年的延伸，所以那些细节，真实、朴素、自然，没有编造的痕迹，也不死板。写军旅文学，总是有些禁忌的，这很正常。离开军区大院后，我现在主要是写乡村，但每年“八一”“十一”，我都会写军事文学，这也是一种军人情结吧。我知道写军事文学的难，所以，我一直努力地想把它写好。军事题材不好写，有时会给人“隔”的感觉。怎样让作品不“隔”，我在努力，我们军旅作家都在努力。说实话，中国的军事文学作品，令人满意的不多，看看人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巴比塞的《火线》、蒂姆·奥布莱德的《士兵的重负》，那是真正震撼人心的军事文学。《红高粱》是成功的军事文学作品，它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像莫言老师自己所说， “把人当人来写的”。

文艺：最近我读了你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慈悲引》，讲的是一个出家人与现实的纠葛，全文充满了悲悯情怀。我记得你好像讲过你们家弟兄五六个，你真有一个弟弟去当和尚了。你三哥，你写了他与他的紫竹林。还有你爱跳舞，且跳得非常有激情和投入，这在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果然你终于写了短篇小说《哨兵北舞》。你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你还有什么其他爱好？这些是否对你创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曾剑：我家弟兄六个，老六出家当了和尚，这是真实的。

一个人，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包括跳舞，《哨兵北舞》，就是对我喜欢舞蹈的回馈。

我的小说，真实的部分所占比例不小。就我的写作经验，向生活索要素材，吸取现实生活营养，是众多小说家绕不开的一条路。我小说的出发点，是现实中有这么个人，这么件事，或某个点，触动了我，有时是感动，有时是疼痛，于是就动笔写。写作过程中，我努力地让真实的部分，不要太实，而让虚构部分，要写得像真的一样，这是一个作家的素养。法国批评家圣伯夫认为，作家生活的某些细节，能用来解析作家的秘密。他的这一观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过于绝对。“文如其人”的说法，只是相对的，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更多的是指精神层面。事实上，一个作家选取某个故事，即便他选取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脑子里成长、发酵，经过他孤独辛苦地创作，最后，他奉献给读者的，并不完全是当初的故事，而是其内心生活的分泌物。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指出，作家要大胆地撒谎，但谎言中要有“真实”存在。这一点，我其实做得不够好，我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作家，我今后会努力，力争让自己的想象力飞起来，带着我的作品一起飞。

文艺：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心细如发，你总在细微处让人感到你为人处事的周到和细致。人都说文如其人，你感觉你与作品的人物有何相同点和不同点？有些人说作者应把自己藏起来，零叙述，对此观点，你如何看？

曾剑：我的写作，主要有两个版块，一是对故乡的书写。我的故乡，有着红色基因，出过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二百二十三位将军，有写不完的故事。我作品里的人物，无论他生活背景是乡村，还是军营，几乎都是基层或底层人物，而且这些人大都出生在南方。有的人物原型，就是我故乡人。也有东北人，我故意将他的出生地设置在南方，比如小说《雪花白雪花飘》里那个士官，我把他的出生地，设在我老家竹林湾，写作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亲，特别有感觉。

我作品里的人物，大都很善良，能忍辱负重，没有太坏、太歹毒的；太坏太歹毒的，我写不来。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吧。

上面这些，是我作品里人物的相同点，当然，是大致相同，真正写作时，每个作品里的人物，都力争是不同的，如果写的人物都相同，就是在重复自己，没有意义。每一部作品，哪怕是短篇小说，人物各有各的不同，不但要与自己以往的作品不同，更要与当下别人的作品不同。一个作家，要勇敢地拒绝当合唱演员，要努力发出不同于别人的、独具魅力的声音。

零叙述，也就是零度叙事。我其实不相信零叙述的存在，这只是评论家的一个提法，零叙述本身就是作者的一种叙述态度，凡是有态度，就是有情感存在，只不过叙述风格相比较更冷峻或曰冷静，但绝不是零度。

作家的素养，除了阅读，还要有想象力

文艺：请举例说说你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是如何启发和唤醒你的？你认为一个作家除了阅读，还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你有没有遇到创作的瓶颈期？你是如何克服并走出这个低谷的？

曾剑：我每天要阅读，我觉得，阅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与写作一样重要。

我是马尔克斯的“铁粉”，他的很多中短篇我都喜欢，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我看来，比《百年孤独》还要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恶的深刻揭示，托尔斯泰的厚度和广度，他《战争与和平》的恢宏气势，《安娜·卡列尼娜》的爱之悲痛，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我；《基督山伯爵》曲折精妙的情节，令人叹为观止；高行健的《灵山》，也是我喜欢的作品，喜欢那种叙述调子，喜欢那种鬼魅之气；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描写爱的残酷，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米兰·昆德拉用轻盈的语言，讲述沉重的故事，我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伤逝》《故乡》《在酒楼上》，老舍的《月牙儿》《骆驼祥子》、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的很多作品，我都喜欢。

我喜欢帕慕克、川端康成、沈从文、汪曾祺的诗意写作，喜欢谢友鄞老师的语言。

女作家我喜欢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那是与《安娜·卡列尼娜》一样伟大的爱情小说；我喜欢麦克勒斯，她写孤独，让人窒息；我喜欢萧红，我至今记得，冬天煨在被子里，读《呼兰河传》的情形，那是一个读者的幸福。我喜欢盛可以的作品，还有鲁敏和付秀莹，这三位七〇后女作家，实力都很强劲，且各有各的特点。有时候，我忍不住感叹幸亏有徐则臣、李浩、弋舟、张楚、石一枫等作家在那里支撑着，否则，真的让人觉得，中国文坛，七〇后，是“阴盛阳衰”（笑）。

我喜欢的女作家，还有迟子建、铁凝、马晓丽、邵丽等。

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比较多，也分时间段，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阅读作家的作品，能唤醒阅读者内心深处某些沉睡的记忆，激发作家创作灵感。比如我看苏童的《城北地带》，我哥哥他们拿着棍棒，去“打仗”的情形，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在写短篇小说《我们去战斗》时，就写到了哥哥他们“打仗”的事。

我觉得，作家的素养，除了阅读，还要有想象力，这其实是构建故事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想象力是可以提高的，想象力，有先天因素，也可以后天训练，那就是多思考，多揣摩。

我的创作，还没有到瓶颈期，因为我的写作，从未爆发过、井喷过，就这么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往前走，没有波澜壮阔，所以说不上有瓶颈期。但常有写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借助阅读、旅行、健身，回故乡小住，来度过这个艰难期。我想，如果真的有一天，我遭遇瓶颈期，我能想到的，依然是这些办法，我想，我能克服。

文艺：你怕是咱们军旅作家里上学最多的吧？两次鲁院后，又进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你觉得这些不间断的学习，使你的创作取得了哪些长足的提升？换言之，它们解决了你创作中什么样的困惑与难题？通过学习，你在创作风格上有何大的改变？

曾剑：长足的提升谈不上，收获很大，一直在往前走，这是事实。

鲁院，是作家的圣殿，我认为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到那里去感受一下。鲁院，对我写作上的帮助是巨大的，最直接的是听课。印象深刻的课很多，比如听李建军讲《静静的顿河》、施战军主编讲《约翰·克利斯朵夫》，讲长篇小说里的抒情；胡平老师的年度小说综述，贺绍俊老师的年度长篇小说概况，让我们感受当年那些优秀的长中短篇小说作品；孟繁华老师在课上，批评很多当下作品无情无义、邱华栋老师讲小说的结构，像万花筒似的，一下讲出二十多种。这些，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有次坐在台下，听徐则臣讲课，那是一种咖啡加糖的感觉：看看人家，比我年少，讲起世界名著，滔滔不绝。

在鲁院，不只是听文学课，什么课都可以听到，陈丹青的绘画，戴锦华的电影，欧建平的舞评，黑白的摄影，欧阳自远的月球知识……鲁院是“教”，也是“熏”。很厉害的作家，突然就在鲁院成了同学。成了同学，就可以坐在一起谈论文学。我们就是鲁院种下的一颗种子，在合适的温度、阳光、雨露下，必定要萌发。

鲁院与北师大联办的研究生班，教学更系统、更专业，张清华老师、张柠老师、张莉老师对现当代文学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在北师大，我很荣幸，成为了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教授和著名作家苏童老师的学生。

获得自信，是我读鲁院和北师大的最大收获。我以前写作，特别自卑，作品不愿示人。我三进鲁院，并步入北师大，不知不觉中，困扰我的自卑心理，像清晨的雾，在朝阳下，慢慢散去，我变得自信了。自信，是一个作家往前走的必备条件之一。

从北师大开始，我感觉自己走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这应该算得上我的一个转型。转型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一个运动员，他习惯了那种打法，让他改变，是很痛苦的事，但这是必须要闯过的一关，否则只会原地踏步。现在，尤其北师大毕业后，我的小说少了温暖、清新，更多地关注人性之疼，人生之痛。我觉得，那样的作品，更接近文学本质和生活本身。

文艺：这几年，你的创作突飞猛进，从《人民文学》《当代》一路走来，可谓花开全国，你会不会认为自己的作品量有些多了？有些人说，作品不要写得太多，对此你如何看？

曾剑：突飞猛进算不上，只是近两年一直在发表，没让手中这支笔生锈。我近年创作、发表的作品，对于我来说，符合我的创作节奏。我早上、上午写作，下午看书、健身。我写得并不太快，每天写得也不多，只是一直在坚持。时间长了，就感觉有些多。至于质量，我并没有因为这两年写得多一点，我就降低标准，每一部作品，我都改了又改。比如，我曾把《向大海》中篇，改成了短篇，最后的文件名是“向大海之十六”。我的作品，实在改不动，才往外投。

我觉得，作家主要的是写，写与看相结合。写得多，只要态度严谨，认真，反复修改，也会很好。如果十年磨一剑，每天就写几十个字，也没有必要。作品的质量，与快慢并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造成作品质量高低的因素很多，如灵感、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情绪、周边环境，等等。我认为，有时间，思路能打开，就写，但不要把自己掏干了，每天写到一定量，有意识地停下来，给明天的写作，留下“药引子”。海明威就是这么干的。

文艺：你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听说写了六年，讲述的是大别山南麓杨氏家族四代人从军卫国的故事。小说以个人史、家族史为脉络，将红色精神、革命血脉贯穿其中，人们的命运被细密地绣在竹林湾的画布上。在《向阳生长》序言中，著名作家邱华栋说，这是一部极具可读性的书，是一部阳光之书，一部成长和忏悔之书，也是一部在乡村树荫下渴望阳光、努力生长，并且终于在阳光下茁壮成才的少年之书。你认为此作是你目前最满意的作品吗？能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请你谈谈此作品的优长和不足。

曾剑：《向阳生长》这本书，写得很艰难，我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谈到过，这种艰难，不是不知写什么，而是想写的太多，不知道裁剪、取舍。这本书的优点，我不多说，让读者评判。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我是用心书写，反复打磨的。我不轻易交稿，也不轻易给出版社。在此之前，有两家出版社，两家文化公司想出，我都没答应。我把它交给十月文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真实，它无限接近我的生活，写的是我骨子里的东西，血液里的东西，这些文字，可以说，是来自我灵魂深处。

《向阳生长》与我以往的军事题材不同，这次，我正面写军营的少，军营只是个背景，二爷是丰碑，二奶是爱情的象征，聋二的爱，更广阔。

说起来挺有意思，我原本想把“父亲”当作第一主人公，写着写着，聋二抢走了他的位置，他的形象，比父亲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留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

毫无疑问，《向阳生长》是目前为止，我最为满意的作品，但也有不足，关于家族史，应该多写一些，这算是一个遗憾。文学，其实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部作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美，永远可以修改，但若真的一直修改下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作家要往前走，我要积蓄力量，投入下一场战斗。

年轻真好，但青春易逝，请珍惜军营时光

文艺：“我在部队待了二十七年，我已经离不开部队了。我迷恋军装，热爱部队，热恋军营。我听到号声就兴奋。我看到小兵走队列，仿佛我也回到那个年轻时代，浑身是力量。因为改革，我得离开部队，但我非常不想走，把到地方报到的时间，一天天往后推。”读到你的这段话，说实话，我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军人共同的心声吧。军装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农村子弟的命运。你虽然离开部队了，可我在你朋友圈发现，你仍经常到哨所、边防去采风，可见绿色已烙在了你的生命中。你是哪年入伍的？当兵后从事什么工作？讲讲你难忘的人或事。你是如何处理工作和创作的矛盾的？最后，请给年轻的官兵说句人生忠告，好吗？

曾剑：我是一九九〇年入伍，当兵在锦州。新兵训练结束后，当过通信员、炊事员、炮班长。我的经历多，故事多。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一是我考上了长沙炮兵学院。另一件事，就是参加抗洪抢险。我所以说这两件事，考学让我跳出了“农门”，改变了命运；而抗洪抢险，差点要了我的命。

一九九八年八月，黑龙江发生洪灾，我们部队奉命参加抗洪抢险。我因为水性好，年轻，主动加入“敢死队”，多次潜入深水堵管涌。惊涛拍岸，浊浪排空，几次呛水，挺吓人挺后怕的，但我没有退却。

从十八岁入伍到离开部队，是最美好的二十七年，真的不想走。心里有一种东西，放不下。我睡眠质量特别高，但离开部队那段时间，我常常在黎明就醒来，然后，不知道干啥，睡不着，写不下去。

真正把我从那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拉拽出来的，是读书，到鲁院北师大联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读书。我沉浸在那些文学名家讲座里，沉浸在文学院老师教授的创作理念中。

军营是一个特别的领地，我想对年轻官兵说，年轻真好，但青春易逝，请珍惜军营时光，在军营里，做一个逐梦的人，用青春和汗水，编织那美丽的、绿色的梦，只为多年以后，当你离开部队，回望军营时，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