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卢一萍，1972年10月生，四川南江人，1990年3月入伍，曾任新疆军区创作室创作员、原成都军区创作室副主任兼《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现任《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小说集《银绳般的雪》《父亲的荒原》《天堂湾》《帕米尔情歌》《大震》，长篇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扶贫志》，随笔集《不灭的书》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等。

作家承受孤独，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能力

文艺：一萍好，在你微博的个人标签上，你写的是“自语症患者”。这个名称感觉有种很深的孤独，能否具体说说？

卢一萍：自语症患者，正是作家的一种状态。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孤身旷野，独处书斋，以前俯首稿纸，现在面对电脑。即使离开了书桌，脑子里也是虚构的人物——它对于小说家来说，是活着的；日日夜夜相随相伴，魂牵梦绕，爱也好，恨也罢，一旦写完，便恩断情绝。但接下来，又有一个新的人物来纠缠你。把现实中的人和事通过虚构，达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效果，这是小说家的职业。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写作都是一种自语，他们都是自语症患者，只是小说因其篇幅的关系，小说家的症状可能要严重一些。

文学严格意义上讲，是孤独的产物，所以，一个作家承受孤独，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能力。

文艺：你的创作有明显的辨识性，地域性是其一，还有你的笔调。我总感觉你的作品有别的军旅作家写不出的那种坚硬感、幽默感和先锋性。你钟情于军旅生活的书写，斩获过解放军文艺奖、《上海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尤其是用十年时间创作的反映雪域高原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白山》，不仅入选“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而且获得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奖。值得一提的是，你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离开高原离开部队后，在成都开创的军旅小说收获期。是不是创作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生活，因距离产生了新的思考和审美？

卢一萍：一个写作者的辨识度很重要。因为文学本身需要独特性，需要一种特质。但现在，可能是传媒发达，人与人之间交流便利的原因，当然，也跟某种功利性的引领和需求有关，当下的写作同质化问题很严重。一个作家要把自己同其他人区别开来，更不容易。我为了自己的这点与众不同，的确下了一些功夫。比如我有意识地去开拓属于自己的写作场域，了解各个文学流派，学习各种文学手法。另外，我曾经生活的地域是其他作家不了解的，雪山、荒漠、高原，那里的人的生存状况，他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对生死、悲欢、爱恨、得失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这给了我很多启发，这种启发既有人生的，也有文学的。

我们都知道，小说属于虚构的艺术。小说对真实也有其严格的要求。一个细节失真，就可能使整篇小说显得虚假，让读者产生这个作家在胡编乱造的感觉，从而导致整篇小说的不成立。所以我说过，虚构是通达真实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小说不太适合及时地去反映现实。它很难有新闻报道或报告文学的功能。一个素材、某个事件如果要写成小说，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事件有些像粮食，小说像酒，要把粮食酿成酒，有很多工序，需要发酵的时间。所以，作家与那个事件需要有些距离，需要隔些年头。因为对一个题材、一个故事，要做思考，赋予它结构、相宜的语言和应有的意义。

我虽然生活在成都，但户籍还在新疆。我的一些拙作在军旅时就写了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有些长达数年、二十年之久。比如《白山》，我写作、打磨的时间就很长，二〇〇七年开始写，二〇一七年才出版。其实写作没有那么长时间，一些作家号称多少年磨一剑，可能的确有，但很多都只是一个噱头。有些作家是小说开了一个头，就放下了，多少年后，又拾笔重新开始写——但这十年间，这个小说肯定在他心里，被他琢磨。《白山》写完后，我给了多家出版社，国内好的出版社都转了一遍，出版不了。没有办法，把它分解成若干个中短篇，在杂志发了一遍。还有非虚构《祭奠阿里》，是二〇〇〇年就写好了的，到二〇一九年才在《收获》发表出来。其中的原因，可能跟题材本身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我当时身在新疆写作，属于边地，很难被文学界所关注。当然，这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把那种创作的美好感觉延长。

文艺：你在新疆边防部队待了二十年，走遍了西北近八千公里边防一线——白哈巴、阿拉山口、波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腹地、阿里高原、喜马拉雅南麓，光听这些地名，就让人热血奔涌。请你详细讲讲难忘的采访之旅，你又是如何把这些鲜活又独特的素材变成文学作品的？

卢一萍：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我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有意识地去了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某边防部队工作，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多。一九九九年上半年，我又到边境一线采访，几乎去了西北边境一线的所有边防连、前哨班、季节性执勤点，行程两万多公里，的确算是走遍了西北八千里边防线。然后，我又三次前往阿里采访，三次去边防连代职，其中包括位于阿里札达县的达巴边防连。调到成都军区后，我又去了西藏、云南的边境一线。后来，为采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疆的湖南女兵，我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很多团场采访过，甚至利用休假等方式，自助旅行，做背包客，走遍了新疆和云南。这些经历的确很丰富，讲下来，可以写好几本游记，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法详细说。利用这些途径，我的确收集了不少素材，听来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可能听到的故事，但令人痛苦的是，满脑子的素材和各种令人难忘的故事，却写不成小说。因为故事再独特、精彩，还不是小说。故事与小说之间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那就是文学性，也就是构成小说的作家的思想、语言、结构等元素。

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除按之前所谓的先锋手法写过一部实验意味颇浓的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外，没怎么写小说，因为写不出我心里所希望的小说。而那个实验小说，还是与赵郭明、任晓雯、裴志海、黄孝阳、齐格等一帮欲重振“先锋写作”的朋友一起，在一个书商的鼓动下，为新世纪做的“献礼”。这本书没有出版，直到二十年后，经过删节，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文艺：咱们军旅作家写新疆边防部队的，老一代有周涛、李斌奎、唐栋，中年的有你，青年的有董夏青青，你们最具代表性，你认为你跟他们有何异同？

卢一萍：周涛是我的恩师，很奇怪的是，在今天准备顺着你的问题来“谈”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梦见他出了一本新的长篇小说，叫《铸剑》，书很厚重、精美，拿在手上很有质感。梦境很清晰，不像是在做梦。周涛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文风大气、高扬，他有很多写边疆的散文篇章，有些无疑已成经典，比如《伊犁秋天的札记》《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蠕动的屋脊》。当然，他也是优秀的诗人，在他晚年，又以长篇小说《西行记》跻身小说家行列了。我在周涛老师那里获益最多。他是个极具个性和人格魅力的作家，是不多的文品和人品一致的作家。我在这方面一直把他作为标杆，在向他学习，所以深受他的影响。李斌奎、唐栋两位作家是我的前辈，《天山深处的大兵》《兵车行》是我最早读到的军旅小说之一，使我对军事文学这个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遗憾的是，我到新疆的时候，他们均已离开，无缘受教。董夏青青在新疆生活了十年，这对一个八五后女作家很不容易。她是一个才华充沛、对生活细节有敏锐领悟力的作家。她不是一个边防军人，也很少在边防部队生活过，但她会去采风，她对边防生活的描写让人读后刻骨铭心，对边防人物的塑造往往入木三分，令人难忘。我想，这也是她虽身处边地，却能在八〇后作家中具有鲜明个性、很快异军突起的原因。

我与他们的相同点，是共同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了比如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腹地那些很少被作家涉及的文学场域，使那片雄阔的大地有了文学这种雨露的滋润。这件事可能只有军旅作家才能完成，因为极少有地方作家能抵达那里。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勇气、经验和灵感，其中勇气最为重要。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是个体验型的作家，在高原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多年，所以，迄今为止，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那个地域的。

文艺：讲讲你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及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的生活及对你创作的影响。有人说，一上学反倒写不出东西了，你对此如何看？

卢一萍：我的文学梦做得很早，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报纸杂志投稿。读高中后，更是被这个梦迷住了，醒不过来。我读的那所中学，高考已连续几年剃光头，没有一个人金榜题名的，所以，我无心读书，就和同学曾和平一起，成立文学社，办了一份铅印的《清流》文学报，在方圆百里的中小学发行，算是从事着“文学事业”。混了个高中文凭后，有幸入伍进疆，成了驻疆某高炮团的一名战士，继续着自己的文学梦，写了两个中篇小说，分别在《西北军事文学》和《昆仑》发表了。也因为这个，在入伍第四年，即一九九三年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这对一个喜欢文学的战士、一个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真是无法言表。当时就发誓，其他的事都不是我要去做的了，这一辈子一定要成为一名作家。军艺的文学课以讲座为主，邀请的都是国内很好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来授课，很受用。

的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军艺文学系从莫言师兄的第一届到我上学的第五届，你上学时的第六届，每一届其实都招了二三十人，但每一届到最后坚持从事文学创作的，也就两三个、三五个而已。我想，最主要的是，一部分人被生活裹挟进了别的行当，没有时间再去写作；还有一种可能是，大量文学观念的“轰炸”，猛然接收到的大量信息，需要时间才能消化，这使很多人无所适从，乱了方寸；还有重要的一点，文学本身的诸多问题也不是两三年的院校学习能够解决的，其更多的问题需要作者在颇为漫长的写作实践中去解决；更重要的，就是写作者的决心和热爱，这两点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

我从军艺毕业的时候，还没满二十四岁，我内心最恐慌的，其实是如何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坚持下来。我缺乏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理解。我又是个没有多少才华的人，没法靠才华解决写作中的问题，所以，我对生活是无畏的——而任何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写作来说，都是需要的。这就是我有勇气到帕米尔高原的边防部队去生活的原因；也是我愿意用十年时间去了解非虚构的现实，去进行“非虚构”的写作，从而为自己的虚构积累素材的原因。

那十年是我最痛苦、最恐慌的，你想啊，一个雄心勃勃回到新疆、去到帕米尔高原，要做小说家的人，却有十年写不出小说了！但我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依然笨拙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力图通过去理解生活本身而了解这个时代，努力去寻找、积累不一样的细节。那些经历无疑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获益良多。这个过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消化我在学校所学，也就是将学到的文学观念转化为自身对文学的理解。

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其实也就办了一届，所以“首届”也就是最后一届。当时招收的都是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小说家，比如罗伟章、徐则臣、温亚军、乔叶、田耳、畀愚等。他们的写作已经成熟，所以少有军艺文学系那种学完却写不出东西的情况，反而更加勇猛。我一九九六年七月从军艺文学系毕业，至二〇〇六年到这个研究生班，刚好十年。十年间，我写的几乎都是“报告文学”。我从这帮风华正茂的小说家那里，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同时，也有了巨大动力。正是在那里，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虚构写作之路。

写小说，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点打动自己

文艺：我非常喜欢你的《光荣牺牲》《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大震》等中短篇小说，你把人物放置在生存环境比较严峻的状态下进行表现，使得寻常小事在你笔下，焕发了强劲的生命力。比如发表在《上海文学》后来又转载了的小说《光荣牺牲》，讲的是一名军校学员到连队报到时因高山缺氧如厕猝死的故事，那篇小说我看过好多年了，到现在还记得具体细节。其实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根本产生不了故事的素材，你呢，匠心独运，采用不落俗套的叙述结构，通过众多人的讲述，塑造出了一个让读者忘不了的人物，使该小说在内在精神上，超越了其他同类作品。请你谈谈此作的创作过程。

卢一萍：《光荣牺牲》这个小说我后来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集时，改名《天堂湾》，小说集也以此为名。这个故事原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报道里多次提到过，是用神仙湾边防连多么艰苦、多么危险的例子来说明的。我一九九九年去那里采访的时候，连长也跟我讲了。他是轻描淡写的，但我因身临其境，与看新闻报道比起来，感受更加深刻。它最触动我的，是生命的脆弱。当然，这种脆弱对应的却是生命的另一个方面——无比的坚韧，这是成为英雄的前提。我们表现的英雄主义只有在这个底色下，才能焕发本身的光彩。这个故事我听说后，再难忘记，在心中蕴藏了十多年。但这个人物的生命是短暂的，故事的时间跨度也主要集中在“赴任”排长的途中，也即从叶城前往边防连的路上，一到连队，他就牺牲了。他正处青春年华，经历简单。他满怀理想，奔赴边关，期望建功立业，实现军人的价值，但到连队后，因为急于如厕，动作大了一点，导致高原猝死，死亡的方式，看起来很是不堪。但这同样悲壮，我相信，每次战斗的胜利，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死在进入战场的某一刻，死在发起冲锋的那一瞬，但很少有人来写过。同时，我也想表现理想的脆弱性，想写一个干净的人。但那个情节其实很简略。要写出这样一个难忘的人，需要大量的细节。为此，我后来又两次前往世界屋脊，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去采风，一次是二〇〇七年去阿里的达巴边防连代职。去代职的时候，我正在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学习，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在家里只待了一晚上，次日即飞喀什，然后乘车到叶城后，又随车队到阿里，再到连队。在路上整整走了十五天！从东海之滨的繁华大都市到达极边之地——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边关，如同到了月球。而我小说的主人公杨烈也是从内地的一所军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防的，那次旅途是一场很好的体验。代职结束后，这篇小说的细节已经差不多了，我很顺利地写出了它。

我写小说，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点打动了我，即使过去了好多年，也忘不掉。不但忘不掉，那个故事还会自己生长，憋得你难受，逼迫你不得不把它写出来。

文艺：感觉您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小说。这些经历中哪一部分最让您刻骨铭心？

卢一萍：经历本身就是人生际遇的反映。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帕米尔高原的生活。

文艺：你的长篇小说《白山》出版后，好评如潮。它以世界屋脊为背景，将铁血故事与雄奇的地理风光融合在一起，书写了做事执着、略带傻气的凌五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先进典型的故事，展现了高原军旅生活风貌，表达了军人履行使命的艰辛，彰显了军人的奉献精神。著名作家张炜、阿来、马家辉的推荐说《白山》是“一部关于微小人类与强大自然的传奇、一部关于铁血男儿与雄奇高原的寓言、一部文学探索与现实主义完美融合的小说”。我认为他们准确地评价了此作的迷人之处。我记得有段是通过凌五斗的视角，以主观镜头方式呈现的：“那些沉睡、凝固了的群山被那一轮圣洁的月亮重新唤醒了。他感到群山在缓缓移动，轻轻摇摆，最后旋转、腾挪、弯腰、舒臂，笨拙地舞蹈起来，还一边舞蹈，一边轻声哼唱着。”还有凌五斗眼睛忽然变蓝的细节真是神来之笔，它使小说有了魔幻主义色彩，使作品飞扬起来，有了高蹈之境。请你把此书你认为的得意之处讲出来跟读者分享一下。

卢一萍：最得意之处是小说的主人公凌五斗浑身变成了蓝色，这使我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独特、深刻；当然，这也使这部小说更具文学性，使其更具时代感。

文艺：在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现实生活给予你创作怎样的滋养？特别是你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世界屋脊之书》，其中不少章节我读得眼角发湿。请你谈谈这些书创作时难忘的细节。

卢一萍：我相信，好的作品都是现实生活滋养出来的。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现实之中——就像生命存在于时间之中一样，都期望能深刻、准确地反映现实。我们每个作家所写的作品都只反映了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正是这一个个侧面组合成了这个时代、甚至这个世界的面貌。

写《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初衷，是我希望通过它来了解我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大致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过战争、饥荒、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其后的种种，他们有怎样的人生？命运在他们身上作何反映？他们怎样面对那一切？所以我在采访方面花了很多功夫，我也从此有了一个经验，所谓的采访，就是做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只有这样，被访者才会把自己想要说的，尽可能充分地告诉你。《世界屋脊之书》则是我在世界屋脊的边防采访后写的一部游记，是我在高原的所见所闻。在这本书里，我写了那个地域的大美和大荒。这本书共出过四个版本。

我站在表达的中心

文艺：那么，请谈谈小说创作与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文学特质？两种文体的写作分别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卢一萍：我的写作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纪实的——其实占了不小的比重，比如《八千湘女上天山》《世界屋脊之书》《祭奠阿里》《天堑》《扶贫志》等，这些写作让我更好地认识了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时代关键节点中真实的人，为我的小说写作提供了可信的细节——我的虚构的关键情节都来自这些纪实写作，这可能使我反映的现实更接近真实。另一部分就是小说，不少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白山》《我的绝代佳人》等。

按我粗浅的理解，小说创作更注重文学性，比如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所传达的思想等等，我觉得它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做好的。而纪实写作则以真实性为本，它其实属于新闻报道的范畴，所以采访尤其重要。前者是通过虚构来反映现实；后者是通过“纪实”来让一个事件尽可能得以真实呈现。我认为，二者共同的文学特质都是“真实”，都要具有文学品质。小说创作对文学素养的要求是首要的，而纪实文学则需要记者的本领。

文艺：同为写作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能否谈谈你在创作某一个作品遇到瓶颈期时，对创作、甚至对自己能否继续写下去产生怀疑，然后忽然感觉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卢一萍：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瓶颈期，都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怀疑。即使写作很顺利的时候，即使写出满意作品并被认可的时候，作家也会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产生怀疑。我也遇到过对自己作品沾沾自喜、总是满意的作家，但好的作家总在检讨自身的不足。这可能也是作家会不断写作、不断探索，以求能有所进步的原因。

我的瓶颈期长达十年，就是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六年那段时间。我在军艺读书时，在《芙蓉》发表过长篇小说《黑白》，小说是靠想象完成的，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也可以叫“先锋小说”，当时颇为自满。但当我从军艺毕业，面对现实、面对大地、面对现实中和大地上的人时，我才发现，自己连一个句子也写不好。所以在那十年，我只能写“纪实文学”。

二〇〇六年八月，在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学习之前，我决定回一趟帕米尔高原，期间在塔合曼待了两天，一天晚上，我去看望原先认识的几个塔吉克族老乡，一边吃肉、喝酒，一边听他们用带着塔吉克腔调的汉语讲塔合曼的故事，其中讲到当年修中巴公路时因放炮，慕士塔格峰发生雪崩的场景时，我一下找到了小说写作的方式，一些题材和场景一下涌现出来了，小说的语言、语调、腔调，甚至词语本身的颜色都呈现在了眼前，只需我去把它写出来。此后，我写了一系列以帕米尔高原为背景的小说，比如《七年前那场赛马》《夏巴孜归来》《克克吐鲁克》《北京吉普》等。这的确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对于一部具体的作品来说，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也是常事，即使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有些作品从此就放弃了，夭折了；有些作品放一段时间后，会突然鲜活起来，并有了新的光。

文艺：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你多次谈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等书，我感同身受。特别是《裸者与死者》，我一直想为什么我们的军事文学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呢？它对官兵内心的细微把握，对环境的真切描述，确是二战时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请你谈谈这些经典作品在你创作道路上起了何样的作用？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我站在表达的中心。”一个作家精神中心的建立，就在他表达的那一刻。你所说的表达，是指思想上还是语言上，甚或其他？

卢一萍：我的阅读分三个阶段：一个是早期对国外实验作品的阅读，我几乎把翻译过来的这类作品都读过了；后来是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类具有“辽阔感”的作品的阅读；再后来是弥补式的、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比如《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这类作品——包括古代诗词的阅读。我们这一代作家受外国文学作品影响过深，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其实缺了中国文化的根。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其实我们的写作的参照系是世界文学的，而这个世界文学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学。从这个背景出发，你就知道在当今做一个作家是多么不易。在世界文学这个谱系下，在那么多大师面前，要写好一行文字是多么难！

“我站在表达的中心”，这句话是从布罗茨基那句著名的诗——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它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化来的，我身处边关的时候，远离文学的中心，我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常用它来安慰和鼓励自己。当然，这也是表达本身的神圣之处，作为一个表达者的光辉之处。当你表达，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我这里所说的“表达”，更多是思想上的，但思想必须通过语言这个渠道来传达。

文艺：我认为你在雪域高原、在边地的二十余年经历，使你的作品有了不同于别的作家那样的高远和辽阔，你认为呢？

卢一萍：这是你对我的赞誉和鼓励，非常感谢。我是塔克拉玛干、世界屋脊这种雄阔地域养育的作家，我要对那个地域予以书写，需要用那种有高远感觉、有辽阔气象的笔墨。但这其实还是一种表面的东西，真正的高远和辽阔更多地应该表现在深邃的内涵上。对此，我做到的不及百分之一，还需要继续修炼。

希望我的作品能带给读者一种“异质”的感受

文艺：对了，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你原名周锐，让我感觉怪怪的，就像我实在不能把苏童跟一个叫童忠贵的人联系起来一样。你为什么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你觉得作家和笔名是不是有种神秘的联系。打个比方，我看到一个叫周锐的作品，可能就不会在意。但是看到署名卢一萍的作品时，就有一种好奇心想看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卢一萍：前两天，我和小说家罗伟章在喝酒时还谈起一个话题，就是“草民”。大地上的人，如这野草，一代代生灭枯荣，随风而逝，了然无痕。我其实也是这芸芸草民中的一个。我小时候身处的山乡，历来生活艰辛，人们生存不易，给孩子的乳名都很随意，叫什么狗娃子、牛娃子、猪娃子的最多，说是取这样的名字可避免索命鬼的注意，好养；大名叫张三，叫李四，叫王五，都只是个代号，只是方便那一小片穷乡僻壤的人相互称呼而已。所以作为草民的父母给作为草民的孩子取名，哪像后来的城里人那么用心。

我出生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开始的名字叫周红川，上小学时，“文革”结束，改成了周锐这个名字。我父亲本姓卢，我祖母嫁到卢家后，三十多岁还没有生育，祖父就纳了妾，可就在这时，祖母怀上了父亲，一气之下，离开卢家，改嫁到周家，父亲随娘儿，也就姓了周，叫周卢宗——他后来自己改成了周禄宗。卢家与周家相隔仅五十余公里，但却如有万里之隔，父亲直到我上初中时，才与卢家取得联系。卢家希望他三个儿子中，能有一个姓卢。我当时已在做文学梦，正值武侠热，一个同学弄来了一本《青萍剑》，是剑谱，我记得是中国书店出版的。我和他各自制了一把木剑，跟着剑谱学起来。当时也知道了青萍是名声与干将、莫邪齐名的宝剑，就取了卢一萍这个名字。但老师或登记户口的人，常把中间的“一”字忽略。但因为写作，我还是让这个名字得以使用了。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故事。

文艺：你年轻时写诗，后来又写纪实文学，写散文，短中篇，长篇，几乎每个题材都有代表作，你觉得你最满意哪种文体，哪部作品？你希望你的作品能给读者带来什么？

卢一萍：是的，我很多题材都有涉猎，也愿意尝试各种文体，但我最在意的还是小说，其余的我觉得都是副产品。我较为满意的还是长篇小说《白山》，中篇小说也有，比如《七年前那场赛马》《索狼荒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短篇小说是《银绳般的雪》《夏巴孜归来》《哈巴克达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带给读者一种“异质”的感受，希望我的作品能使他们认识到生命的坚韧与脆弱，认识到人生的窄逼与无垠。

文艺：除了写作，你还有什么业余爱好？电影？旅行？发呆？我在好几个地方发现都有你的同一张照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次我要给你一篇文章配照片，你也给我提供了这张。这张照片背景好像是雪山，近景下半部是半身的你。你手托着腮，人好像在特窄小的空间里直不起身，半边脸都在暗处，人的神情也特凝重。说实话，起初我看时，有些不适，现在忽然发现那正是你打量世界的独特的眼光。你就此如何看？

卢一萍：我曾经喜欢旅行，前面说了，我做过背包客，曾经背包走遍了新疆和云南，去过西藏、青海、川西的不少地方，我因此还写过《黄金腹地》《云南天堂》这些旅行手册。后来，出去旅行的时候少了，但旅游还是有的。我喜欢到电影院看电影，凡有新片上映，我和妻子、孩子都会一起去看。还有就是逛书店，成都是个书店很多的城市，心情浮躁的时候，我就会到书店里去看看，一到那里，心就会安静下来。现在，我跟着妻子学会了喝茶——以前几乎不喝茶，这个的确需要学；有时也跟她写两笔字，涂鸦几笔。

你说的那张照片的背景是我在新疆军区创作室的同事、画家张文平送我的一幅油画，画的是我拍摄的冈仁波齐峰。二〇一七年《白山》出版时，要一张作者近照，我妻子就用手机为我拍了这张照片。因为逆光，所以一张脸被分成了明暗两部分。作家各有自己打量世界的眼光。我觉得，作家不属于上和下，或者左和右，也不是置身中间的，他要包纳这一切，消化这一切，然后赋予自己创作的世界以独立的面貌。所以，那半边暗处的脸仅是因为逆光而已，并无其他意思。

文艺：你去年出版的《扶贫志》反响很好，你在“后记”中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有机会，真正深入其中，了解当下农村的样貌。”您为什么想了解当下农村的样貌？您觉得《扶贫志》相较于其他题材有哪些独特之处？

卢一萍：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农村的变化。我的父老乡亲生活在那里。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大问题，事关国家的发展。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应该关注农村，农民。我一直着眼于对土地、对乡村的关照，为离开乡村的人提供一种对乡村的基础认识。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作家，我离开农村刚好三十年了。说句实在话，我和很多写乡村题材的写作者一样，发现我不了解农村了，正如后记所说，我了解的农村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二手农村。我觉得，我如果要写它，我不了解，怎么去写？当然，我还是在用当年的经验，就是用写这个作品的途径，为以后的小说写作积累素材。

写这部作品时，我很用心。我的根在农村，我不能去糊弄。这也是我虽在疫情期间，还要坚持去农村采访四十多天的原因。要说它的独特之处，就是我尽可能地勾勒了农村四十年来的变迁、变化，同时也对乡村的未来做了展望。

文艺：你说了，要通过《扶贫志》为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你要写一部这类题材的小说吗？你目前在写什么？

卢一萍：如同军旅，乡土也是我文学创作的重要土壤，作为一名农家子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土地上的一麦一粟，一草一木，都关我情。众所周知，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如何写好“山乡巨变”，是我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去年冒着疫情，去湘西农村采访四十多天，最后写了《扶贫志》的原因，这次采访让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今农村，让我的想象有了依据。具体的作品还在孕育之中，但胸中已有创作的激情在涌动了，这是一个好兆头。

我现在写的这个题材是关于“迁徙”的，很多人都知道，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是清时从湖广填过来的。我记得《四川通志》有这样一句话，四川“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史料记载，经明末清初三十年战乱的祸害，到一六六八年，全省残余人口仅余约六十万了，所以便有了“湖广填四川”。我也属于迁客之后，这种迁徙的记忆虽过去了三四百年，十几代人过去，至今仍流淌在川人的血液里，所以我试图来写一部这样的小说。

文艺：我想我们每个军人都忘不了自己的从军之初，你从军后任过侦察班战士、炮手、文书、新闻报道员、边防排长、干事、文学创作员、创作室副主任，两次立二等功，两次立三等功，可惜这样的经历，在你作品中很少体现，那么在此我郑重地向你约稿，相信它们会给军事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最后，请以老兵的经历给年轻的官兵说句人生感言。

卢一萍：我的人生感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勇士，都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都走在成为英雄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