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耐心的读者和优秀的作者总能互相寻找，互相契合”
提问者
《青年文学》编辑部编辑
回答者
李晓晨 甄明哲 杜 梨
编 辑：感谢三位作家应邀接受问答。首先想问的是，三位作家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的？还记得当时从填写入团申请书，到正式宣誓入团时的心情吗？有没有保留着一枚团徽，或者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您打开记忆的闸门，很期待三位作家能根据自身的亲历，提供真实可感的细节。
李晓晨：这一下子就把时间推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应该是一九九九年加入共青团，写入团申请书好像是一九九七年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学校给学生们上团课，发展预备团员，我大概是在那会儿萌生了加入共青团的念头。后来就写入团申请书成为预备团员，初中时正式加入共青团，在团旗下宣誓。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把毕业照、日记本、自己编辑的校刊等许多值得留存的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其中就有一枚团徽。后来一直离家在外读书、工作，有几次家人打算把这个箱子丢掉，都被我制止了，我觉得它们的存在很有意义，至少是我青年时期和生命轨迹的一种印记。
甄明哲：我是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加入的中国共青团，至今保留着团员证和团徽。团徽小小的一枚，朴素美观。印象中，那时阳光明朗纯净，大家很兴奋地站在教室前的阶梯上，等着老师带领着宣誓，或许心里还有些“万一没选上”的紧张。所有人都穿着有些宽松的校服，总是安静不下来。北方干燥的阳光、蓝白两色校服、人们的喧闹声，所有的这些组成了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
杜 梨：初一下半学期的青年节，我加入共青团，在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学校举办了入团仪式。那几天，天很蓝，前面的人个子很高，我站在最后，听见我的名字从一堆名字中飞出来，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小时候，入少先队时会更加激动，初戴红领巾还觉得很新鲜，之后总是害怕因忘戴红领巾被批评，因此在小卖部买了很多条备用红领巾，可那种不让进学校的紧张感却总是围绕着我。入了共青团，我终于释然，不用再戴红领巾，告别童年，成为少年。现在，我家的抽屉里还有一枚小小的团徽。
编 辑：青春是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最绚丽的一站，当您是一位团员时，是否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如果您已年满二十八周岁、不再保留团籍，当您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是否还能看见自己焕发着青春朝气、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身影？当年加入共青团对您的人生理想产生过哪些影响？期待您为读者讲述属于您的共青团员故事。
李晓晨：在我看来，共青团意味着青春、希望和明亮美好的未来，正值韶华的青年们由此展开他们即将成年的岁月，其中既有希望和荣光，也有责任和使命。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众多有洞见的革命者和先辈的判断，历史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每当时代大潮来临时，青年人往往走在前列，不畏风险，勇于担当，开时代之风气，引领时代风尚。年轻意味着什么？我想，年轻意味着拥有一切可能和无限广大的未来。
在我还是一名共青团员时，担任团干部期间，组织过一些志愿服务活动。现在想来，很多策划都不够成熟和完善，但当时确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也让年轻的同学们在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过程中获得成长。印象最深的是大学时组织过一次进社区的文艺演出，从动议、策划到排练节目，前后大概只有十天，但同学们基本全都参与其中，有才艺的出才艺，能扛活儿的出体力，为社区百姓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演出。当时的节目有独唱、小合唱、时装秀、诗朗诵、民族舞等，最后大家还和居民们一起包饺子、煮饺子。回忆起来，那一晚的烟火气和团支部的凝聚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信直到今天，我的同学们也会和我一样记得那满满的欢歌笑语。
甄明哲：集体活动有很多，“环保小卫士”活动、歌咏比赛、黑板报比赛等等。我小时候学过画画，班里出黑板报大都参与了。后来想想，其实我不太会画画，但鼓励的人很多，也就觉得自己会画了。我大多任意发挥，先确定结构和布局，再考虑画什么人物或图案，最后在留好的空白位置抄写文章，印象中抄写过《雷锋日记》。黑板报大多两三个傍晚完成，转天早上，老师和同学们走进教室的表情很让人期待，会让我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环保小卫士”活动也很有趣，大家穿了校服，带着扫帚、抹布、铁皮水桶，排成长长的队列，去街道上打扫卫生。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集体活动的氛围单纯又美好，挥动抹布也很卖力，像一次愉快的郊游。
杜 梨：其实，身份是一种限定也是一种鼓励。就像小时候系着红领巾，总想扶老太太过马路，不停地给门口乞丐零钱。当身份成为一种义务，你需要佩戴某种徽章，便会被监督，被要求去做各种事，甚至会受到各种道德谴责。这时，自己主动去追求的光与热，便显得尤为珍贵。
初二之后，我吃纯素两年、鱼素十二年，我很早就知道了环保的重要性。我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能为地球减少些碳排放，拯救一些动物，也许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那时我作为一个青少年，几乎没什么改变地球改变世界的机会，那么我就从自身做起，个人的努力还是会减少许多消耗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想起唐僧说孙悟空的，“自小吃瓜果长大的，呼的是一口清气”。
青少年时期，自然要学会充分认识这个世界，建立成长型的人格体系，这样能够在世界的熵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中，慢慢地通过吸收各种精神营养，对抗混乱和无序；学会自律，投身各类实践。身为九〇后，我们那个年代除了课外班，其他的一切兴趣实践都开启得很晚，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很早就开始观鸟、露营、探险、做各类国内外活动的志愿者，这都是我很羡慕的事。可惜，我在二十岁以后，才关注到流浪猫，工作以后，才有钱捐款捐物、做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之类的。
我总是很羡慕现在的青少年，他们有各种美好的机会和丰富的选择，而我们只能背负中青年的职责，慢慢向前。
编 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顺应时代需要，积极投身国家的发展建设，他们是创造中国故事的鲜活力量，在助力脱贫攻坚、关爱留守儿童、社区治理、乡村振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领域开展工作，用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作为一名活跃于中国文学现场的作家，在您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有没有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为故事原型，塑造有温度、有内涵的人物形象，写出相关的文艺作品？
李晓晨：写作对我而言是某种命中注定，特别是当我遇到困惑、感到虚无时，更会发觉文学的力量——她支撑起我生活中即将坍塌的部分，并将近乎窒息的我打捞起来。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开始的那年冬天，我从故乡回到北京，开始一段长时间的独居生活。正是在那会儿，我开始在小说里想象另外一个世界和许许多多的人类。我在小说里埋进了自己在城市中生活的许多经验，以及这多么年走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们，他们像一个个坐标，标识着我人生每一个阶段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以及当代青年应有的担当和勇敢。他们很勇敢，在命运的考量和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我为他们自豪，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在即将刊发的一篇小说里，我写到几个年轻人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困居乡村一隅，抱团取暖、照亮他人。当然其中也有逃兵，这是人性之一种体现，但更多人还是坚持到最后关头，获得了更阔大的自由和更强韧的生命力。
甄明哲：塑造人物是小说无法回避的主题。我的创作想法或许受到“典型”理念的影响，总想写更有解释力的人物，并且做这样的尝试：准确地、高浓度地、更有代表性地写出某一种情节，塑造某一种人物；这种情节或人物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让人读了能够明白，生活中某种人物原来是这样想的、某种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某种心理原来是这样形成的。我以为写作是理解人的事业。写人物的过程，就是理解人物的过程。我以往的小说所写的人物，比如《京城大蛾》里的罗文、《池中金龙》里的小龙、《厨房里的武士》中的大傻憨，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产生的。或许借助小说，人们可以如此不同又彼此理解地在同一个世界生活下去。
杜 梨：我在《今日痛饮庆功酒》中描写了一个颇具耐心的青年霍一，在女友银枝意外被人杀害后，他仍继续关照女友的父母，同时还需要照顾双亲在恐怖袭击中意外身亡、受到严重刺激的表妹妙羽，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喘息，不厌其烦地帮女友的家人找回最后的生命寄托——一只被偷走的三花猫咪。琐碎的事务是生命的杀手，我们无法脱离平庸的生活，当美好的灵魂囿于尘世的骨肉，如何摆脱痛苦对人生的磋磨，如何面对远大前程的青黄不接，这始终是我们作为智慧生物需要面对的问题。
人类的平均体温在三十六度左右，其余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体温可能要更高一些。我们在太阳系内生活，温度最高的自然天体是太阳，太阳内核的温度高达一千五百万摄氏度，因而养育了太阳系的地球。如果要写出有温度有生命的作品，要把心脏扩到一个宇宙那么大，不要陷入僵化的概念性思维，而是尽可能地将自己拆成质子、光子和电子，尽可能细和尽可能轻地附着到万物上，不要忘记看过的东西，要努力记录下来。青年比少儿更有行动能力，比中年又少了许多负担，“青年”更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它不应该只是个名词，更应该是个形容词。
编 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描画出来的青年革命战士的形象，他勇敢、坚强，拥有顽强的毅力，曾经影响了无数中国青年。请问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受到过哪些文艺作品中积极正面的人物形象的影响？您觉得适合推荐给青年阅读的作家及作品有哪些？
李晓晨：阅读的最大好处，我以为就是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经历，当然也结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不同于工作后的阅读，青少年时的阅读对我产生的影响更大，毕竟那是一个人成长的塑形阶段。古今中外经典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曾经在我心里留下印记，人本身是特别复杂的存在，不好简单地说是正面还是负面人物，一种个性在此时可能是优点，但等到彼时也许会是弱点，努力让自己变得刚健质朴、丰富坚定、勇敢善良、真诚无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美好的品质大概是阅读给我的最大馈赠。
甄明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我的记忆里占据着一个鲜明的位置，有点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束强烈耀眼的光，照亮了厚厚的一摞书。书有很多册，被红色的绳子捆扎着。书的装帧很简单，玉白色的封面上有一竖行毛笔字，对我而言很难辨认；等辨认出来，我立刻陷入更大的困惑，身边的大人露出含有深意的微笑。能够明白书名的含义，是几年之后了。我无法忘记这部小说的结尾，写的是保尔如何创作一部小说。那几页结尾中间，有一种东西让我莫名激动：一个人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写满了沉甸甸的一摞稿纸。原稿被邮局弄丢的情节让我愤怒。后来，保尔重写了一遍（一定是更为艰巨的一遍），“母亲把那沉重的包裹送到邮局去了”。我总觉得那就是我的包裹。最终的结果就和我猜测并期待的一样，“电报纸上只有简单几个字：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我被这个结尾完全代入了，总觉得它似乎想告诉我一些事情。如今，我自己也出版了小说，终于意识到，当时我为这个情节激动，或许不是没有原因的。或许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写自己的小说。
杜 梨：齐天大圣孙悟空一直是我的偶像，这个猴儿是本事通天又脾气暴躁的，他的一生怎么可能少受磨难。当时的我不能理解《西游记》原著里“心猿”的定义，只和众猴儿一样崇拜大圣的潇洒，并以自己属猴而感到万分骄傲，母亲也总给我买猴子的玉佩，拴根红绳挂在胸前。猴儿无臀，注定聪明且坐不住，我的心里总惦记着那句“耍子去耶！”
美猴王的精神一旦生发，我便是他落在地上的毫毛。美猴王有七十二般变化，却被招安封了个弼马温，敢大闹天宫却被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为了自由身，美猴王不得不陪唐僧去西天取经，受九九八十一难修正心猿。虽心猿百般变化，火眼金睛，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与众神交好，然而终究逃不脱金蝉子的唐僧肉身和紧箍咒，慢慢地磋磨出道理，最终成了斗战胜佛。这个心猿便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想主义，是我们的幻想与想象，而真正的修行，却要靠肉身慢慢实现。
推荐给青年的作品吗？除了略萨的《城市与狗》和《酒吧长谈》之外，我最近在看的书偏向自然科学和动物伦理方向，我想通过这些书籍，来进一步理解世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较推荐著名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蚂蚁的世界》《缤纷的生命》和《生命的未来》，他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残酷、高效和复杂的物种——蚂蚁，观照蚂蚁，正是观照人类。还有深海女王西尔维娅·A.厄尔的《深海SOS：我们和海洋在一起》，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极地博物学家段煦的《斯瓦尔巴密码》，语言极为诙谐幽默，生动可爱。
编 辑：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要“守正创新”，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等等。您认为文学应如何反映我们的时代？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您今后的创作有哪些启发？
李晓晨：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读书时经常在辩论赛上遇到的一个经典命题：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迄今为止的经历大概可以佐证，还是时代造就了英雄。换句话说，作为个体的人终究不能摆脱时代的属性，只有在属于他的时代长河里，才能真正地成就一个理想的自我。新时代的十年里，我们每个人都深刻体会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在眼前，每个人都必须以新的精神面貌来应对这一切。在我看来，文学应该是对时代的一种独特的记录与诠释，和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研究等相比较，它血肉丰满、生机盎然、蕴涵深刻，并将为多少年以后的读者了解、研读这个时代提供另外一种解读。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的“信史”，但有时看起来可能像一座座小径交叉的花园，不过，有耐心的读者和优秀的作者总能互相寻找，互相契合。
甄明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对我很有启发。小说要塑造人物，写出作者对世界的认知。人物是生生不息的，文学也是生生不息的。文学史上的种种经典，《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红楼梦》等等，塑造了形形色色、复杂多样的人物。这意味着作家要有更加宽广的心灵，或者说，他要保持足够的谦卑，让世界上这么多的人物进入自己的心灵，让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褒贬一番，将人物标签化、工具化。小说是复杂的存在，这种复杂来自更为复杂的世界本身，小说的复杂只是后者微小的一部分。马尔克斯说，所有的拉美作家都在写同一部拉美小说的不同章节，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杜 梨：文学如何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概念性的话题。怎么反映，反映什么时代，人民是什么呼声？我们应该看看广大人民是怎么诉说的，作家应该变成一台生动的记录机。“生生不息”让我想到，在国漫大电影《杨戬》中，二郎神杨戬最后使出“法天象地”，现出金色通天法相一招时说的那句话：“师父，我母亲要守候的不是你们的金霞洞，而是万物生生不息！”他失去了母亲瑶姬和妹妹杨婵，随后为救妹妹，从华山放出玄鸟，不再苟安一室，而是让万物重新进入循环。这一切势必会带来牺牲和动荡，但为了天下生生不息，不破不立。
对我创作的启发是：高筑墙和广积粮。只有多读书，读好书，多去荒野和田间观察自然，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势如破竹。写东西便如劈开胸中块垒，不吐不快。若是偏安一隅，注定无法与广袤的云梦泽吟留别。云深不知处，当在此山中。
编 辑：最后一个问题，二〇二二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也是《青年文学》创刊四十周年。《青年文学》是共青团系统唯一一家文学刊物，自一九八二年创刊以来，一直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己任，在文坛享有“作家摇篮”的美誉。借此机会，请问您最早在《青年文学》发表作品是哪一年，标题是什么？从《青年文学》走出来的作家中，多数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四十年来，《青年文学》汇聚了中国几代作家的精品力作。请问，记忆中《青年文学》曾经有哪部（或多部）作品打动过您？
李晓晨：我最早在《青年文学》发表作品应该是二〇一八年，那其实谈不上是我的作品，是我同作家晓航的一篇对话，题目是《需要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世界》。在那次对话中，我们探讨了许多彼此关心的也是文学创作热点的话题，比如城市文学、人的现代化、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等等。后来又在《青年文学》发表过自己的小说《再见，萨尔文》，写几个大学老师在生活中的希望和绝望，也曾经写过几篇评论。这份刊物对我的创作给予了莫大的支持，我很欣赏她兼容并包，不厚此薄彼，努力发现新锐作者的勇气和坚持。当然这与《青年文学》一脉相承的传统也有很大关系，许多知名作家当年就是从这里踏上文学创作之路。打动过我的作品太多了，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迟子建的《清水洗尘》，这部作品也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小说从农历年前的沐浴习俗讲起，展开对一个家庭不同人物的勾勒，叙述干净、节制、内敛，在白描式的语言中蕴含脉脉温情。后来我写小说时曾专门把这个作品拿出来反复阅读，那种感觉就像在路上偶遇一个人，起先不怎么在意，但后来却忍不住跟上一看再看——好的小说应该具有这样的力量，让读者忍不住一读再读。
甄明哲：二〇一六年毕业后，我去拉萨工作。我远离了以往的生活，进入完全崭新的、陌生的环境，想放开手脚写些东西，一连写了两三篇小说，其中的《京城大蛾》发表在次年《青年文学》第五期上。这篇小说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并且在今年结集出版了。后来，我有幸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童话体小说，并入选过“灯塔”栏目。我庆幸自己和《青年文学》的相遇。具体想不起是哪一年了，我在和语文教材配套使用的读本上，读到了《哦，香雪》。照理来说，故事的内容离我有些遥远，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火车，但却完全能够体会故事里人物的心情，尤其是最后香雪的眼泪。后来，我时不时地想起这篇小说，想起香雪，逐渐明白了那种微妙的联系：她时常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或者说，香雪身上，凝聚着一代人的共同气质，而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一个。那是一种由集体生活、劳动生活、朴素生活造就的人生气质，时常从她们的语言、观念、生活习惯上流露出来。我时常琢磨这种气质，它包含着过去年代的空气，传递着一代人的情感。我尝试着理解其中的成分，因为它至今仍然产生着影响，是“我们是谁”答案的最初一部分。
杜 梨：二〇〇二年刊登在《青年文学》上的麦家的《听风者》，短短的一篇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麦家以其精湛专业的技术和巧妙的叙事结构，不仅将谍报中最精彩的部分呈现给世人，更体现了一种天赋中的专业度，这种专业度就像是阿炳在听敌台莫尔斯码。能够冲破体制化思维，在材料中浸淫多年，还能摆脱其行文影响，找到如此刁钻且引人入胜的角度，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这让我想到了略萨依据自身经历写出的《城市与狗》，素材就在那里，全看厨子烹饪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