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对生活的纠正
李斌：苜蓿是你的笔名吧？谈谈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一些事情吧。比如这个名字的意义，它的来历。
孙苜蓿：孙苜蓿是笔名。在我的家乡，这种草很常见，长在田埂上。在刚刚接触诗歌的时候，取了这个名字也是信手拈来，没想过赋予特别的意义。后来发现苜蓿草是诗歌中的常见意象，比如狄金森《荒原》中“要造就一片草原/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上白日梦”，王维也有诗“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对我来说，它并不代表什么，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笔名的意义和我的写作高度契合，苜蓿是很普通的草，我也是草根写作者。
李斌：你是从何时开始写诗的？为何走上写诗的路？
孙苜蓿：2005年9月，我从皖西南的一个小镇来到六安上大学，在这之前，我一直写小说。当时在那所普通的二本高校，有一个文学社团，叫做“河畔”，我加入以后，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诗，直到2006年5月份的时候，我尝试诗歌写作，就这样开始了。
那所高校在六安市的月亮岛上，环绕小岛的河叫淠河，就是水利史上淠史航工程的那条河。连接小岛和外界的路，叫云路街，河面上的桥叫云路桥，因为岛上桃树很多，春天桃花夭夭，岛又名桃花岛。
这些地名、路名、河流的名字，于我的诗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地理坐标上，写了近四年的诗歌。
李斌：故乡和童年经历是一个写作者重要也是真诚的体验，你的诗歌中多有体现。故乡和童年给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孙苜蓿：我是舒城人，这里是周瑜的故乡。我在舒城县山七镇长大，在那一直读完高中，那里是个有山有水、生态很好的小镇子，近二十年来，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我的诗里有很多关于故乡和童年经历的内容。跟很多乡野的孩子一样，童年混沌而过，熟悉的是草丛里的蚂蚱、雨后山林里的蘑菇和秋收后稻田里的遗落的稻穗。我的诗歌所讲述的事情很少有虚构的。诗歌需要真实的、坦白的情感，它来自于日常生活。故乡的草木和童年生活是我诗歌写作的底蕴。
李斌：写诗多年，你觉得自己的作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孙苜蓿：自己谈自己的诗，很难讲，因为跳不开那种熟悉感。我起初的诗歌里面灵气的成份多一点，抒情多一点，后来逐渐褪去了这种灵气，语言变得平实，比如《八月》《浮生记》这样的诗歌。所以写了这么多诗，最后也只有那么一两首可以再读。
李斌：写作于你而言重要吗？
孙苜蓿：于我而言，是生活中的不平衡让我开始写作，当时，在文学的世界我熟悉各路作家，在现实的生活中却宛若一个傻子。伴随着多年的写作，内心的怅然若失感却越来越深，诗歌把生活的表象一层一层撕开，提笔的每天彷佛都在发问，内心的终极宁静它究竟在哪里？
尽管带来更多的疑问，但在完全沉入写作的那个阶段，你会觉得写作很重要，是构成自我的全部成分。在停笔之后，你会觉得生活中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生活本身是重要的。
写作是自省，是避难所，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李斌：你的诗歌很多首读起来都有一种阴郁的气质，能否以一两首诗歌为例，谈谈你对自己诗歌的认知？
孙苜蓿：2009年的时候，我还在学院，即将面临着毕业和就业这一系列事情，这个阶段也相当于人生的一个分叉口，也是非常困惑的一个时间点，不知道以后的路在哪。事实上我从高中阶段之后的求学等，基本上都是个人的选择，自己承担后果，没有任何人来给任何建议，或者帮助。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有那种沮丧的氛围，提出了很多疑问，也没有解答。2009年，魔头贝贝来六安，和河畔诗社有短暂的接触，我很喜欢他的《相见欢》。
《夜色中的佩德罗》就是那个阶段写的，“我熟悉的生活，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和后来《八月》里第一句“所有的事情都将就未就”，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处于一种很压抑的、没有答案的，又很中庸的阶段。这种没有答案的写作，可能一直持续到现今，只是在后来的写作中，偶尔被隐藏了。
李斌：诗歌在你的生命里占什么位置呢？
孙苜蓿：一个重要性被隐藏了的位置。我很长时间不写诗，但我总感觉到它就藏在哪里，有时候会突然蹦出来。我不知道下一首诗是怎样的、在哪等着我。如果我写不出更好的诗，那我就不写。我知道那个时刻没有到来。
李斌：你觉得诗人的形象应当如何？或者说做一个诗人，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
孙苜蓿：写诗从来不是一种职业。也不足以表明个人身份，所以，何来形象？一个写诗的人和走在大街上的任何一个人的形象没有分别，他没有职业套装。
诗人的品质也应该就是一个人所该具备的品质吧，既然写诗只是我的肤色。而一个人，或说一个好人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说他该良善、宽容、爱邻如己……
李斌：每个人对诗歌阅读取向都会有所不同。于你看来，好诗有什么特征？能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谈谈吗？
孙苜蓿：刚刚写诗的时候，我为宇向、雷平阳的诗歌着迷，他们的语言平实、简洁，现在读起来也很喜欢。就是这样的诗歌，完全弱化了语言的功能，就剩下了诗歌本身的力量，读起来清晰明朗。语言只是工具。最怕读到一堆词藻的堆积，那些在遣词造句上花功夫的都不会是好诗歌，好比造房子，再好的砖没有好的设计那也只是一堆砖码在一起。诗歌的灵魂重要而不是它穿什么衣服。
所谓简洁，并非单纯语言的简洁。口语倒是简洁，但口语诗不全都是好诗，诗歌的简洁更在于思想上的简洁，即不要小情绪，不要表达的情感云里雾里，让人读后找不着北。我读到过的一些特别具有“学院气质”或“学术风”的诗歌，那样的诗歌读起来特别累人，给读者模糊的印象，即读不懂。而一个让人不明白的诗不可能是好诗的，所以要写让人明白的诗歌，否则就白写了。
排除掉不清晰的诗歌，我还要重提诗歌的三类，我只能用比喻做“评论”：“镜子诗歌”、“针尖诗歌”和“利剑诗歌”。在其他地方我也提到过，镜子诗歌即读后不疼不痒无感觉无印象，它只交代给读者一个镜中的景象。它可以是真实的，但它更是平常的。平常的事物处处可见，何必再到诗歌中寻。针尖诗歌，即是这面镜子打碎了，碎玻璃戳疼你了，好似被针戳——一点疼，不会疼很久的。然后是作者有力量把打碎的镜子聚合了，形成一把利剑。诗歌没有废话，没有小情绪，如利剑刺向读者，这种诗歌展现出宽容的力量、爱的力量。说了这么多，无非就好比我们更加欣赏那跌倒了又重新站起来的人，用一句常见的话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仍然热爱它。
李斌：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真正的诗歌语言？当代汉语诗歌应该在语言上做怎样的探索？
孙苜蓿：只要是发自内心的语言，都可以是诗歌的语言。我觉得当代汉语诗歌应该放弃在语言上的探索。汉语诗歌研究可以接着探索语言与诗歌本身的关系。诗歌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它需要语言，但不需要语言的堆砌，语言只是工具。有很多漂亮的工具但我只是要做一张漂亮的椅子，我只需要那锔子锤子等，我还不需要相机。我是说只要是合适的。有很多人写诗追求语言，那喜乐的华美的忧伤的辞藻成了他的诗歌，但那不是诗歌，那只是语言集锦。我遇到的最喜欢的诗歌，都是用我的舒城方言在我脑子里经过的。
这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些小小的想法。这种提法，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被自己推翻。但我始终坚信，好的诗歌，气息很重要。
李斌：你曾经借用帕斯的话——“诗歌是对生活的纠正。”表达了自己的诗观。那么，你觉得诗歌与生活，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孙苜蓿：诗歌是发问，而不是写下答案。诗歌是从生活来的，其他的文体，其他的艺术都是从这粗糙的生活来的。我不赞成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写作一旦脱离生活，就走向了虚空。帕斯的这句，我认为它是说，诗歌一直是在让读它的人清醒，或向上。当然恶俗的诗歌只能让人更恶俗。
李斌：除了写诗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艺术爱好？你觉得和诗歌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孙苜蓿：我练习瑜伽已经近两年了。这种古印度六大哲学派别中的一系，历经5000多年的演变至今，我称之为生活中的平衡术。
如果写作是与自身大脑的对话，那么瑜伽则是与身体的对话。于我而言，它是让你掌控自己的身体，而前提是你了解每一处骨骼、肌肉、筋膜，你了解呼吸如何将气息运送到身体的各处。原本的身体可能僵硬、笨重、紧张、失衡，而长期正确的练习，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体。而这身体是你宁静、强大的内心的宫殿。
前屈代表臣服，后弯打开心胸，倒置让你冷静，平衡需要专注，支撑带来勇气。没有比瑜伽更身心合一的练习了。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呼吸，气息将外界与自身连接起来。呼吸能到哪里，体式就能到哪里，呼吸带着我们走得更远。
写作时睁开眼，清醒着；练习时闭上眼，好像只剩下自己。瑜伽和写作，都是拿来审视自身的工具。
李斌：你对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满意吗？描述一下你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孙苜蓿：每个中国文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每个桃花源又都是类似的：一壶清茶，一扇篱笆，一本好书。都有这种归隐的愿望，又都不能如愿。桃花源只能建造在心中、在笔下。“我们的诗歌总要在收尾处转化成日常戏剧”，现实中，像诗歌一样生活是很艰难的，任何人都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