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多人熟识彭敏的名字，是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令传统文化走入当下、走入人心的节目中。作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的冠军，彭敏对古诗词的亲近和熟稔，改变了许多年轻人对传统诗词的态度。在自己的公众号“彭敏先森”中，他也用带着不少网络流行语的鲜活讲述方式，以散文的形式讲述着诗人生平故事。其中的不少故事，后来修订收录于他的新作《曾许人间第一流》中。

如他所言，在语文教育体系之外，许多人对那些“家喻户晓”的诗人，实际上知之甚少，因此他们所喜欢的也许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自己造出来的“神”。在他看来，诗词不必是高高在上的日月星辰，也可以是伴你左右的温暖灯光，大诗人不用杵在神坛上，自带干冰、浑身冒仙气，他完全可以像你身边的某个同学、朋友，有血、有肉、有趣、有料，可亲、可感、“可笑”、可爱。“当我们放下45度角仰望的姿势，用立足当下的平视的角度来进入古代诗人的世界，也许你会发现，你能和诗人贴得更近，更能产生生命共鸣。”

记者：新作《曾许人间第一流》中多篇曾在你的公众号发布，我们知道公众号上的写作调性和平时的书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发布平台的不一样，对你的写作方式是否产生了影响？其间收到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是否会影响到你后续的写作？

彭敏：确实，公众号的读者通常都是在手机上阅读，一个人捧着手机时，会需要一些轻松活泼、灵光乍现的东西。所以我在写作时，会使用很多网络语言和“热梗”，会用当下的表达方式去述说古代的故事。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类似的写作已经很多。公众号写作最直接的读者反馈就是阅读量，有段时间我试图在公众号上倾注更多的心力，以便让自己从一个电视节目的选手转型为一个自媒体作家，于是我就写了一些追逐热点的文章，阅读量果然比平时要高不少。但我很快就因两个问题而产生了反思和退却。

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介入热点新闻事件时，在复杂而又激烈的舆论场中常常因为一些观点招致种种嘲讽和谩骂，我不是一个心大的人，这让我很困扰。第二个问题，是写热点虽然会获得一时的高阅读量，但喧嚣过后，文章也便不再具有保存价值。虽然我们再努力，我们的写作大概率也是速朽的，但也不能直接自己躺到棺材里吧，所以后来我放弃了为公众号而写作，仍然把成书作为写作的目标。写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对一交流，当交流的载体是一本书而不是一篇公众号推文时，作者想向读者呈现的东西确实大不一样。

在《曾许人间第一流》之后，我又写了王安石、辛弃疾的故事，两篇文章都是两万多字的篇幅，在保持原来轻松风格的同时，试着去触及一些更加严肃的话题，参考的资料也比从前写一篇文章所涉及的资料要多得多。这样的文章，当然就不会发在公众号上。

记者：在其中，很明显看得出语言是有转折和起伏的，其中不乏将一种“过去性”恢复为当下性和现代性的努力，因此与不少关于诗人解读的作品有着内在差异。但是这种改造，与单纯的解读相比其实更有难度，不是进入过去，而是试图让过去进入当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尝试？

彭敏：中国是诗词的国度。每个中国人都在漫长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学习、接受了大量的古诗词，古诗词作为精神底色、灵魂养料已经融在了中国人的血液里。但由于启蒙和应试的需要，这种接受有它封闭的地方，在语文教育所设定的价值体系之外，我们对那些家喻户晓的诗人，很可能所知甚少。这让很多人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伟大、光荣、正确，但是好像没那么可爱，不太接地气。我们喜欢的好像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神。其实，诗词不必是高高在上的日月星辰，也可以是伴你左右的温暖灯光，大诗人不用杵在神坛上，自带干冰、浑身冒仙气，他完全可以像你身边的某个同学、朋友，有血、有肉、有趣、有料，可亲、可感、“可笑”、可爱。当我们放下45度角仰望的姿势，用立足当下的平视的角度来进入古代诗人的世界，也许你会发现，你能和诗人贴得更近，更能产生生命共鸣。

记者：的确如此。也记得在一次采访中你提及，诗歌应该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风貌，更欣赏能够由传统的框架之中突围出来，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风貌提供不一样的东西的写作方式。在书中所涉的这些古人中，哪一位在你看来最明显地体现了这样的风格？

彭敏：李商隐。清代的吴乔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义山”是李商隐的字，青年时代我非常喜欢李商隐，因为他在爱情诗领域所作的开拓。李商隐是晚唐诗人，晚唐礼教松弛，为爱情诗的盛行准备了宽松的土壤。当时唐王朝江河日下，文人在科举和仕途上的出路越来越窄，也让他们不得不从男欢女爱中去寻求补偿和慰藉。这种种的时代背景，都导致李商隐的写作路数和前代的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大相径庭。

我们知道，西方的抒情诗多写爱情，而中国古代的抒情诗则多写友情。爱情在古代士大夫眼中是一种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情感，一个男人如果沉迷于闺阁柔情，格局就小了。所以你翻开全唐诗，里面一茬又一茬男人之间互相酬唱赠答的诗，但写男女情爱的就寥若晨星。只有到了晚唐，到了李商隐这里，爱情诗的写作才终于蔚为大观。而且，李商隐最为独特之处在于，齐梁诗歌也写男女欢爱，也渲染美人如玉，但其格调较为低下，有声色肉欲而无性情，对女性的态度是“把玩”，而李商隐却以平等的视角、深情的羁绊、典雅的措辞，把爱情诗的写作提升了好几个维度。

通常来讲，唐诗的主题是比较明白晓畅的，李商隐的诗歌却独开朦胧一路，他把自己整个的人生体验、复杂的心灵世界熔铸在诗里，又大量使用非现实的意象和歧义丛生的典故，简直称得上唐朝的“朦胧诗”。

记者：此外也想到，近些年，以生平、作品结合想象，以故事性来写人物的作品不在少数，在你的感受中，这类作品中是否存在一个合理想象的尺度？如果有的话，你所遵循的尺度是什么？

彭敏：其实很多诗人的生平资料很少，认真讲起来会相当寡淡乃至枯燥，学者和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忍受这种寡淡和枯燥，但普通读者未必能够忍受。在适当尺度内加以想象和发挥，能把更多人吸引到诗词这个园子里来，甚至有些人还会流连忘返。在确保基本事实无误的前提下，设置戏剧化的场景和对话，代古人立言，这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反复用到的艺术手法。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历史写作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文学性，追求想象力和故事性是很自然的选择。

当前，市面上关于诗词的书很多，但往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一些专家学者的书，考据严谨，功底扎实，但普通读者难以卒读，一些作家的书，天马行空，妙趣横生，但颇多细节和知识点经不住推敲。我并不是古代文学的专业研究者，而是一个长期写作诗歌和小说的当代文学硕士，一个新诗杂志的编辑，也许我能用我的专业素质和写作经验，在其中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具体来说，在史实的层面绝不含糊，必有所本，而发挥想象、设置戏剧性场景的部分，则基本一望可知，主要为了提升可读性，不会被读者误当作史实。

记者：也许正是源自你所提及对李商隐的喜爱，赋予了你在诗作解读中的一种基调。如今作品中所呈现的篇目，在语感上其实很复杂。有读者甚至会觉得用语略为轻佻，但细读之下会发现，大多数篇章都有一个由轻至重的过程，或在叙述语调上，或在节奏和情感上。这也使得由轻松和会心开始的阅读，往往以沉思和叹惋收尾，这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曾有意设置？

彭敏：用轻松甚至可能流于轻佻的语调来讲故事，是公号写作的天然选择。但一种从头轻松到尾、毫无深沉意图的写作，也是难以想象、不可持续的。更何况，大多数诗人生命的底色往往是悲凉的，轻松的语调迟早会和这种悲凉正面相遇并被这种悲凉所订正。说白了，很多诗人都是时代的零余者，千百年后虽然传下来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和一些锦绣华章，但在他自己的时代则是无足轻重的。这本书之所以叫《曾许人间第一流》，恰恰是在指涉这一悲剧性的事实：很多诗人年少时都曾壮志凌云，自诩人间第一流，他们登高时大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遭到冷遇时还不忘记给自己点赞——“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们心事浩渺，以天下为己任，位卑言轻却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期待自己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最终，生活还是给他们上了最沉重的一课，曾经的意气风发终究被摩擦得千疮百孔。古人说“穷而后工”，如果李白、杜甫、李商隐们果真混成了人间第一流，他们恐怕就不会写出那么多伟大的诗篇了。

记者：同时想到的，是我较为个人的一种阅读感受：在同类作品中，常常读到的是试图写好“他”的一种努力，因此解读和剖析是向外展开的。但在本书的多个篇章中，能够读到匿藏在文字后的“我”，也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体己与回应，这点颇让人动容。

彭敏：文人之间跨越时空的体己与回应，是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传统，从中可以窥见诗人们缤纷各异的性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大多数文人看来当然是种“高义”，但王维却认为，因一时的意气用事导致了后半生的捉襟见肘，这种行为并不理智。

讲述诗人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像在写一首常见题材的怀古咏史诗，对象和材料都是那些东西，已经被无数人咀嚼过，从我手我口讲出来，凝结了我自己的怀抱和寄托，这个讲述的过程才是成立的。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讲述者，面对同一个诗人的同一段人生，很可能生发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就我个人而言，成年后我主要拥有的是形形色色的悲剧体验，所以在我观照并讲述诗人故事时，即便我使用了很多的俏皮话，底层情绪系统始终是悲凉、感慨的。虽然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层面我们倡导正能量，但不可否认，感慨、悲凉的情绪才是许多诗词之所以“动人心速、入人心深、住人心久”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时代已经如此兴盛、生活已经如此多彩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诗词需要文学的根本原因。

记者：对你而言，古诗词的陪伴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相比，每次重新进入自己曾熟悉的诗词，也会随着自己的年龄、阅历变化产生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近期你常读的是谁的作品？

彭敏：之前在读杜甫，近期在读李贺和纳兰性德。在读李贺和纳兰的作品集时，我首先是被惊艳，但多读一阵，会觉得稍稍有些倦怠。杜甫是那么的丰富博大，相形之下，李贺和纳兰会稍微同质、狭窄一些，读杜甫可以一读一整天，但读李贺、纳兰，最好是读一阵歇一阵。这当然不是李贺、纳兰的错，只能怪命运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他们二人都把青春的绮丽和凄婉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却在青春即将落幕时倏然远去，没有能够品尝到更为开阔、沉潜的中年况味，当然也就更无缘萧瑟、枯寂但也冲淡的老年。同样一颗诗人之心，在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生阶段发生碰撞交融时，通过诗文释放出来的光泽和纹理是大不相同的，艺术上的成熟度与宽阔度也往往会随年龄增长而获得线性的发展，倘若天公作美，李贺和纳兰还会带给我们多少惊世之作，实在惹人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