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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历史的指针往回拨一千年，我们将抵达宋朝，接触到另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在那里，人们过年未必返乡；年夜饭的主食既不是饺子，更不是汤圆；大年初一凌晨，人们除了贴门神、贴春联，还要更换两根奇奇怪怪的桃木橛子；小朋友们虽然也能领到压岁钱，但是钱的数目竟然要由年龄决定……

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宋朝新年的时光之旅吧。

春节七天假，苏轼不回家

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八年，即1063年，大名鼎鼎的苏轼还不到30岁，正在陕西凤翔府当签判，与此同时，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却在首都开封定居。

春节已经到了，苏轼并没有去开封跟家人团聚，也没有回四川老家走亲访友，他跟往常一样，照旧待在凤翔府衙门里。外面鞭炮齐鸣，苏轼岿然不动，他在干什么呢？在给弟弟苏辙写诗，回忆他们兄弟小时候在四川眉山过年的经历。

苏轼一连写了三首诗《馈岁》《守岁》《别岁》，其中《馈岁》描写乡亲们挨家挨户拜年，彼此赠送礼物；《守岁》描写小朋友们在除夕当晚兴奋得整夜不睡，一直玩耍到天明；《别岁》则写得比较伤感，大意是说春节期间，亲人相隔在千里之外，只能独自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想念父亲和兄弟吗？当然想念。那他为啥不去看望父亲和兄弟呢？是因为没有放假吗？绝对不是。宋朝皇帝厚待官员，不仅给予优厚的俸禄，而且还有大量的节假日。在宋朝，春节、冬至与寒食节被称为“三大节”，大小衙门各放七天假，领导不用坐衙，下属不用点卯，除了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一把手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以外，其余官员想走就走，没有人拦阻。苏轼身为签判，并非一把手，他春节期间是完全可以返乡的，为什么偏偏要留守在衙门里？原因很简单：古代交通太落后，路上花费的时间太长，他根本来不及返乡。

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进京赶考，他们正月初从四川眉山出发，先走水路走成都，又走陆路到西安，然后出关中、过潼关，一路东进到开封，路上花了整整半年。

1057年，苏轼和苏辙考中进士，得知母亲程氏病逝，立刻从开封回眉山。这回他们走水路，先沿汴河到扬州，再沿长江逆流而上，路上又花了半年。

1059年，为母亲守孝期满以后，苏轼和苏辙再次进京。他们十月初四从眉山出发，除夕那天刚走到湖北，不得不在湖北过年，然后在1060年二月十五才赶到开封，这次路上总共花了四个月。

苏轼的老家是四川眉山，第一份工作是在陕西凤翔（今宝鸡一带），从眉山到开封比较远，从凤翔到开封相对近得多，然而按照古代的交通条件，平路骑马，水路乘舟，到了山路只能步行，这一路上仍然要花一个月左右。比如说1061年，苏轼从开封去陕西凤翔府上任，他出发时间是十一月十八，抵达时间是十二月十四，花了将近一个月。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苏轼过年为啥不回家？因为假期只有七天，那点儿时间远远不够，别说往返一次，就是从凤翔去开封跟老爹和老弟见个面，时间就已经超了。

所以在宋朝，无论是做官的、经商的，还是在外求学的学生，往往都是连续几年都不回家一趟。现在春节前后订不到车票，春运期间高速堵车，这种景象在宋朝是看不到的，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也看不到。直到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火车和火轮船出现了，人们返乡的时间缩短了，鲁迅、冰心、老舍、丁玲等人过年，才有机会经历“春运”的拥堵。

陆游过年不吃饺子，吃馎饦

探讨完苏轼过年，我们再把历史的指针拨到南宋，陪南宋大诗人陆游吃一顿年夜饭。

春节期间，陆游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中夕祭余分馎饦，黎明即起换钟馗。”前半句是说除夕用馎饦祭祖，大年初一早上将画着钟馗的门神贴到大门上，这里的“馎饦”就是宋朝南方人和北方人普遍流行的年夜饭。

馎饦其实是很简单的面食，本来由北方游牧民族发明创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它最初的做法是这样的：用清水和面，不加酵粉，将面团揉光以后，搓成条状，再掐成半指长的小面段，然后将小面段放入掌心，用另一手的大拇指由近及远这么一搓，将厚厚的面段搓薄，搓成两头翘、中间凹的小笆斗或者两头尖、中间鼓的小圆筒，放在菜羹里煮熟。

进入宋朝，手擀面大行其道（擀面杖早在先秦就已被发明出来，但一直用于做饼，以擀切方式做面的习惯是直到北宋才出现的），手搓而成的原始面食馎饦眼见不是对手，灰头土脸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宋朝人出于语言上的强大惯性，继续将手擀面称为馎饦。

也就是说，宋朝的馎饦其实就是面条，用菜羹或肉羹煮熟的面条。这种面食做法简易，无需过水，无需打卤，无需浇头，无需菜码，一把面条放入沸腾的羹汤，一会儿就煮熟了，盛出来就可以吃。在南宋中叶，上述做法传入日本，所以日本人也把用羹汤煮熟的面条叫作馎饦。

当然，过年不能光吃馎饦，还得吃其他东西。宋朝春节的餐桌跟现在一样，也是堆簇杯盘，荤素俱全，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食物，一为“五辛盘”，一为“百事吉”。

将韭菜、芸薹、芫荽洗净，撕开，不切断，在盘子里摆出好看的造型，然后再拌以腊八当天腌渍的大蒜和藠头，最后在这堆蔬菜的中间插一根线香，线香顶端粘一朵纸花即可。因为这盘菜共含五种蔬菜，而且这五种蔬菜气味辛辣，故此以“五辛”为名。

五辛盘在隋唐时期颇为流行，唐朝人除夕祭祖，供桌上必放五辛盘。祭祀之后，拔掉盘子中间的线香和纸花，转移到年夜饭的餐桌上，全家人一起分享，据说可以祛病，能保来年百病不生。

宋朝生产力相对进步，食物相对丰富，祭祖的春盘不止五辛，也有腊肉和其他蔬菜。宋朝人喜欢用萝卜和生菜来制作春盘：萝卜去皮切丝，生菜撕成长段，一同摆放到盘子里，绿白分明，煞是好看，再插上纸花和绸花，更有一股喜庆气氛。

除了五辛、萝卜和生菜，别的蔬菜也可以制作春盘。苏东坡有诗云：“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这是用青蒿做春盘。青蒿是一种野菜，叶片青绿细碎，味道清鲜微甜，有清肝明目之功效，俗名“茵陈”。

还有用猪肉和主食制作五辛盘的。例如《岁时广记》记载，宋朝宫廷厨师将腊肉蒸熟，切成细丝，在盘中摆出花形；或将油饼、馓子、麻花、馒头摆入大盘，垒出金字塔形状，中间插以金银丝扎成的花朵。

“百事吉”是宋朝人过年时在餐桌上摆放的一种利市，这种利市是这样的：将柿子、橘子和柏枝放到同一个盘子里，先将柏枝折断，再依次掰开柿子和橘子，是为“柏柿橘”，寓意“百事吉”。

但是古代的水果保鲜技术相对落后，在寒冷的北方，柿子和橘子未必总能买到，于是聪明的市井小贩又在过年时推出“百事吉结子”：在绸布上绣以柏枝、柿子、橘子，打成中国结，卖给老百姓。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解开这个结子，再挂到房梁上，也能获得“百事吉”的好意头。

桃符不是春联，而是桃木橛子

北宋开封，正月初一，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一个中年男子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来不及洗漱，就提着灯笼走出家门，腋下夹着一个包裹。

他在门外找到一小块空地，从包裹里取出一把铁铲，开始刨坑，然后把包裹里带着的一条蛇、一把豆子和一颗鸡蛋都扔了进去，填上土，踩结实，嘴里嘟嘟囔囔念叨几句，转身回家。

这个中年男子回到家，又翻出一捆柳树枝和一根鸭蛋粗细的桃树枝。他把柳枝解开，先拿一根插到门环上，又拿几个插到窗棂上。然后他又拿起那根桃树枝，一劈两半，都削成上宽下窄的橛子，七八寸长，削得尖尖的，刮得光光的，提起毛笔，在一只橛子上写了“神荼”，另一只橛子上写了“郁垒”。他把这两只桃木橛分别插到大门两边的空地上，拎起锤子，全钉到泥土里，只留桃木橛的上半截在外面。

忙完这些的时候，天已经快要亮了，他赶紧把老婆喊起来，帮他熬糨糊，贴年画。两口子把门神贴到门上，把春联贴到门框上，最后又取出一块长方形的桃木薄板，在上面写了“顺天行化”四个字，钉在了大门的门楣上。

贴门神，贴春联，大家都懂，不必解释，即使到了现在的大年初一，很多朋友仍然会这么做。可是我们绝对不会疯到在门外挖坑，往坑里埋蛇，对不对？

其实这个宋朝人埋的不是蛇，是用面团捏的假蛇。他埋的鸡蛋倒是真鸡蛋，豆子也是真豆子，只不过都是煮熟的。他把这些东西埋起来的时候，口中念叨的是这么几句话：“蛇行则病行，黑豆生则病行，鸡子生则病行。”

要知道，那蛇可是假蛇，那豆子可是熟豆，那鸡蛋可是熟鸡蛋。假蛇会爬吗？不会。熟豆能长吗？不会。熟鸡蛋能孵出小鸡吗？不会。当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的时候才会生病，意思就是一年到头永远不会生病。

一左一右钉在大门口的那对桃木橛，就是传说中的“桃符”。王安石诗云：“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写的其实就是这种桃木橛，上面通常各写“神荼”和“郁垒”，那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擅长捉鬼的一对半神兄弟。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怎么知道桃符不是贴在门上的春联，而是钉在地上的桃木橛子呢？”有两个凭据：

第一，北宋书籍《岁时杂记》有载：

今人以桃符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左书神荼，右书郁垒，岁旦插于门左右而钉之。

宋朝人制作桃符，宽一寸，长七八寸，纵剖两半，左写神荼，右写郁垒，正月初一那天，分别钉在大门左右。

第二，苏东坡写过一篇寓言，名《桃符艾人语》，全文甚短，抄录如下：

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尔何草芥，而辄居吾上？”艾人俯谓桃符曰：“尔已半截入土，安敢更与吾较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然不已。门神旁笑而解之，曰：“尔辈方且傍人门户，更争闲气耶！”

“艾人”是用艾草捆扎的假人，五月端午那天插到门上，用来祛病辟邪。艾人在上面，桃符在下面，它们吵了起来。桃符抬头看着艾人骂道：“你这个草扎的贱货，凭什么在我头上？”艾人低头看看桃符，说：“你这个半截入土的老不死，怎么敢跟我争高下？”门神见它们吵得厉害，在旁边劝解道：“你们不都是傍人门户吗？地位都差不多，何必争这种闲气！”

你看，桃符在下，且“半截入土”，宋朝桃符的形制跃然纸上，怎么可能会是贴在门上的春联呢？

宋朝压岁钱，按年龄发放的“随年钱”

压岁钱在宋朝不叫压岁钱，它叫“随年钱”。“随年”有两种含义：第一，在过年的时候发放；第二，根据对方的年龄发放。

《旧五代史·刘铢传》载：刘铢每亲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数百步外方止，肤体无完者。每杖人，遣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

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宰相刘铢专横跋扈，常用大棍打人，有时候双棍齐下，称为“合欢杖”；有时候根据受刑者的年龄来决定打多少，叫作“随年杖”。在这个典故中，“随年”即是根据年龄的意思。

台湾人给小孩发压岁钱，忌讳发奇数。比如说8元、10元、100元，都行，不宜发给7元、9元、99元。大陆无此忌讳，在笔者的老家豫东平原，近年来流行发给孩子99元和999元的红包，因为9这个数字代表“长久”。

宋朝人给小孩发压岁钱更不忌讳奇数，因为他们是按小孩的年龄来发的。小明今年虚岁10岁，发给他一个10元的红包；小芳今年虚岁11岁，发给她一个11元的红包。年龄不全是偶数，压岁钱自然也不全是偶数。

北宋高僧释道原编写的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载有一则典故：昔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钱。僧曰：“圣僧前著一分。”妇人曰：“圣僧年多少？”僧无对。

过年的时候有一位女居士进庙拜香，为众僧发放压岁钱。一个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女施主，我是圣僧，你要多发给我一份！”女居士问他：“您这位圣僧今年多大了？”和尚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和尚为什么要张口结舌呢？因为当时压岁钱是按年龄来发的，即便是圣僧也不能例外，他想让人家多给他一份压岁钱，人家自然要问他的年龄是不是要比别人大一倍，而他不敢在年龄上撒谎，所以只好默默无言了。

这则典故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年龄决定了压岁钱的多少，这也是宋朝人之所以将压岁钱称为“随年钱”的关键原因。

不过宋朝还有一种压岁钱是跟年龄无关的，那就是宋朝后妃为皇子挂在床头上以镇压邪祟的那一串压岁钱。据《武林旧事》描述，这串压岁钱乃“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将一百二十枚金币串在一起，串成沉甸甸的一大串，祝福皇子福寿绵长，整整活到一百二十岁。如今闽南也有此风俗，俗称“吃百二”，不过现在“吃百二”已经不是皇子独享的福利了，每个小朋友都享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