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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

近期，作家、作曲家刘索拉暌违十年新书《浪迹声涯：刘索拉与朋友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刘索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1985年,她发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以独特的“黑色幽默”手法来描写那个年代音乐系大学生们的生活而轰动文坛。她还写了《女贞汤》《迷恋咒》，散文、歌剧剧本等，曾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奖项。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意、德、日文等。她更为人熟知的是她作为作曲家的身份。1993年，她开始用中国说唱形式来创作“中国蓝调——蓝调在东方”，音乐作品有歌剧《惊梦》《自在魂》，舞剧音乐《六月雪》及大批影视音乐、管弦乐队、人声艺术与綜合乐队作品等。个人专辑《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最新作品《中国击打组曲》《动物图腾组曲》等，2003年，她创建“刘索拉与朋友们”中国乐队。曾旅居伦敦和纽约，曾为柏林世界文化大厦国际顾问组成员。

这本新书记录了刘索拉将音乐融入生命、在漫长的时间中摸索声音的乐海之旅。刘索拉说：“这个乐队里的这些人，是一些卡在转折时代之间的优秀音乐家，他们经过上个时代的束缚，又在经历这个时代的松绑，这一松一紧，其实是人性转折的一种折磨，也同时是音乐观转折的一种折磨，音乐观的改变，就是世界观的改变。”

在接受作家出版社编辑商晓艺采访时，刘索拉坦言，“这本书里面既没惊艳故事，也没什么可嚼舌的私事，属于一种关于nothing（无）的书,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而音乐本身就是无。这书每句都是关于我们乐队和有关音乐的细节，却没有什么大目的大意义。这世上有种种活法，选择哪种，都不容易，都有很多细节牵扯进来。”

商晓艺：您的音乐声涯的启蒙来源于哪里？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都听些什么音乐？

刘索拉：和很多小孩儿一样呢，我三岁开始学钢琴。那时候，除了练习曲，主要是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的曲子，还有革命歌曲改编的钢琴曲。除此，我还旁听跟着我姐姐的老师学了京剧。我妈妈也经常给我们放老唱片，那些老唱片包括中国戏曲、马思聪的小提琴曲、革命歌剧、老上海的爵士乐等等。直到七十年代全国招生，考入音乐学院。在音乐学院，当时主要是系统的学习古典及浪漫派印象派的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在快毕业的时候才有了现代主义的课（比如勋伯格）。我们也可以在图书馆找到西方古典至现代主义的音乐录音，而我私下里最爱听的是当时流行的欧美流行音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整天带着耳机摇头晃脑听迪斯科。

商晓艺：Ornette构架的乌托邦状态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吗？有没有发生过在台上乐手突然断片或者突然情绪“贝多芬反映”了怎么办？把“即兴演奏”加入进来，您是怎么想到这么棒的主意？

刘索拉：我是90年代到了纽约才听说了Ornette Colman的，然后遇到了他本人。刚开始完全不明白他的概念，只是觉得听着兴奋。后来使劲儿琢磨，才更感觉他伟大。但的确能做到是很难的，连我本人都不可能在每场音乐会和随时都能做到。而且做不好的人居多，这是为什么纽约每年有很多自由爵士组合的唱片出品，但能听的很少。乐手断片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我可以做到的方法，就是写谱子，然后空出来一些空间给乐手即兴，而不让乐手感觉完全没有依靠。所以我很少给乐手的谱子是完全即兴的。但那一点儿空白很重要，好像突然可以喘口气当一下自己，然后再回到乐谱控制里。

商晓艺：在开始演出的第一分钟就要抓住观众的耳朵，至少有一个小时状态都不能掉下来，这很难，您是如何在演出时持续保持这种高强度敏感状态的？

刘索拉：这得练。我们多年排练和演出都是有录像的，然后回放，就能发现什么时候自己的气息弱下去了，状态被跟上等等。然后要通过训练改正。这样的练习很累，通过这种训练我懂得了过去老艺人是怎么回事。过去老艺人为了能留住观众，每一秒钟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他（她）要保证让观众的眼珠完全不能转移视线，完全盯着舞台，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在用唱腔和身段表现自己的演技。这种传统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我还是可以在一些地方戏演员的身上找到。而对于我来说，这样的训练让我在作曲的时候能从演出的角度来处理音乐，而不只想着作曲理论。我们的乐队在训练的时候，高度敏感和持续的能量一直是我们大家都需要攻克的课题。

商晓艺：您在实验艺术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艺术实验成功能谈谈吗？是哪一场？

刘索拉：我做的实验太多了，有很多都是失败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引起很多关注的。可能最疯狂的一次是做“中国拼贴”，只是用了人声和一把琵琶。其中一首“节日/鸡赶庙会”，是我把几个传统琵琶的动机并列在一起，请演奏家反复演奏，并且在演奏时候改变了处理重音的方法，反复演奏之后，产生了一种很激烈的情绪，整个乐谱都是我做的排列，只有中间留了一小节的空白，我告诉演奏者如何在这短短的时间做一点儿过渡性即兴。但其它都是严格照着我排列的不同动机演奏。我的人声也是用了传统音乐风格的衬词方式在高音上来回反复，我还学着二胡和唢呐的声音，鸡叫的声音。排练时候我想象着自己就是民间艺人，得用尽全力让声音持续保持能量，有次连续这么唱的时候，眼前一片黑，深感民间艺术不容易。这首曲子的首演马上得到了纽约时报的好评，后来这张唱片还进入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课堂。首演的琵琶演奏者说手都弹破了，比演奏莫扎特的音乐还累。并且在她演奏这首曲子后，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她的即兴演奏，因为我当时去作曲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是即兴音乐那种激情和特点。后来这首曲子一直是我们乐队的高光曲目。整个乐队演奏的效果更热闹。

商晓艺：您在音乐上的成功，这种功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刘索拉：我小时候学音乐的时候，属于那种最不招老师喜欢的学生。我的性格比较放纵，照着规矩去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好，只能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才行。我总在想，如果我小时候有爵士钢琴老师，我也许会更感兴趣弹钢琴。小时候学琴过程很重要，小时候养成的毛病长大就很难改了。但在作曲上，多亏我遇到了好老师，比如赵宋光先生，他教给我的和声，启发了我对声音的认识，好像他把声音的宇宙摆在我们面前了。还有杜鸣心先生，他的天赋和灵感，永远是对学生的启发。带着在音乐学院受到的启蒙教育，我自己再周游各国，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把天性启发出来。有些我们小时候或年轻时候学的东西，要经历人生的各种磨练之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属于成熟晚的。

商晓艺：您对艺术的理解是什么？为什么？

刘索拉：我不把艺术当什么特殊的事情去理解。有人味觉灵敏，可以当厨师；有人嗅觉灵敏，可以当药剂师；我是听觉灵敏，所以做音乐。都是一样的。

商晓艺：时隔三十年，《你别无选择》依然是存在在中国文艺界的一颗闪耀的金星，您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创作这部作品时的状态和心境吗？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刘索拉：现在偶尔读这部作品，能感到那时候的年轻活力，但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去当作家。当时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想把周围同学的那些事情写出来，觉得他们的精神很可贵，希望至少能让我周围的北京朋友们知道这些人和这些事，觉得写出来能有二十个朋友看到就知足了。完全没想到要“进入”文学界。后来我也没把“ 被认同”当成什么大事，只不过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版觉得很好玩儿。对于当时那种成功，不仅没有兴奋感，反而有种恐惧，觉得很失落。好像我那种自由状态开始被社会状态侵犯了。这一点我至今还是没变，我喜欢自己的自由状态，没有那种社会地位的约束，用不着为了某种形象而使劲。

商晓艺：您小时候都喜欢看哪些书夯实了您的文字功底？在国外求学时，和现在，分别都喜欢看哪些书？

刘索拉：我开始对读书有感觉，和很多当时的小孩儿一样，开始读那些俄罗斯名著、法国古典名著、中国古典文学，还有鲁迅等，这些不过是所有孩子开始读书的基础。后来对我最有影响的是年轻人之间流传的内部书籍。当时北京有各种文化小圈子，大家互相交流手中的书，有些孩子的家长可以从海外带来新书，北京还有个内部书店，能进去就可以找到很多翻译的现代文学，就是后来大家都提到的“白皮书”。每个星期我们都互相交换一堆书，除了大量的西方古典文学，还有大量西方现代文学。“白皮书”的存在对于我们那代人起了很重要的文学启蒙作用。记得当时最影响我的是萨特和加缪，还有那些欧美现代主义的小说。在国外工作时期，我也接触到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理论，这些书有些在国内是有译文的，这些书对于了解当代艺术非常有启发。但在那一大堆理论家名字里，我最喜欢的是德勒兹，可能因为他也是音乐家的缘故。我绝对不敢称自己是读书人。但说实在的，启发我写文字的不是文字，而是音乐。

商晓艺：“老老实实学习去,你注定得做音乐,你别无选择。”为什么别无选择？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必须得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的使命？

刘索拉：我从来没有使命感，而是本能。当时写那部小说的时候，是为了让周围的人了解年轻作曲家们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存在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我带着打抱不平的冲动，写了那部小说。后来做中国音乐，也是因为在国外参加了很多的音乐节后，发现了中国音乐的弱势，于是产生了要做当代中国音乐的冲动。我不是一个活着有很多目的的人，但生活中发生了太多事情，逼迫我必须做出选择和行动。

商晓艺：您从1993年开始用中国说唱形式来创作“中国蓝调——蓝调在东方”，您的音乐总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精神震撼；2003年“刘索拉和朋友们”集合起来，直到现在，这么些年，您在作曲方面，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索拉：就“蓝调在东方”来说，我的灵感来自读《今古奇观》中的故事，我还要感谢阿城，在美国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套《今古奇观》。我读着读着，觉得里面全是可以唱的文学。想到古代的人肯定是边说边唱讲故事。就想到自己去感受一下古代人说唱的乐趣。然后我又想到我喜欢的蓝调说唱，想到如果把蓝调说唱和中国古代说唱放在一起，可能会有意思，因为都是说唱，我还借用了自由爵士的方法，这样音乐的展开就更加天马行空，而在配器上，也是结合了多种音乐的写作方法。这样在节奏上就更加有趣。

每一部不同的作品，我都会让自己去先做各种调查，学习不同的文化，去找到更新鲜的灵感。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变化，而不去重复已经做的事情。

商晓艺：在85年代，像您这样做摇滚，有没有一种玩“出圈”的感觉？您在做音乐的这么些年，您怎么面对周围阻碍的声音，怎么突破的？

刘索拉：我当时做摇滚乐，的确有点儿太早了，加上是个女孩子，所以被社会看成是个疯子，我的音院有些老师也曾说我给他们丢人。但我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想做的就非要做，还要搞清楚。正好我有了机会去美国访问，听到了蓝调。然后又有了机会去英国，接触摇滚音乐乐队 。我一旦喜欢做什么，就不会在意周围的阻碍。我得感谢一路上遇到贵人相助，包括我的音院老师杜鸣心先生、赵宋光先生都表示支持我。乃至后来自由爵士大师ornette colman、茱莉亚音乐学院周·萨克先生等。

商晓艺：在新书《浪迹声涯》里，您说浪漫派音乐的人，可能逃不出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的影响，而现代派作品，必须具有对人性扭曲的敏感度？一般读者，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人性扭曲敏感度”？“蓝调在东方”专辑封面是同一种意思吗？

刘索拉：我所说的音乐派系，就是非常具体的音乐派系，“现代派”是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的音乐流派，它的特点是无调性的，无调性音乐的产生也和当时的人文思想有关，从更敏锐的角度描述人性。同时从美学上推翻了旋律美。打个比喻，以前会优美唱出来的情绪，可能变成了一种呻吟或喊叫式的声音。这其实更接近人性本质，只不过在这之前人类不想承认这个本质，就用美丽的旋律来渲染情绪。现代主义揭开了很多本质的东西。但“蓝调在东方”准确来说是“当代”音乐作品，属于很大众化的作品，是受到中国传统说唱和自由爵士加蓝调音乐启发而创作的。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商晓艺：在《浪迹声涯》“关于这本书”里，您说到吃对音乐的重要性，要保持高能量高热量的进餐，才能保证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训练，能不能跟读者分享一下您在训练时候的饮食结构是怎样的？您的体态一直特别好，又是怎么做到高热量的供能和形体同时拥有的？

刘索拉：我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养生的好例子。因为我太极端了，身体状态也是大起大落的。目前刚从一场六年的大病中走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某位演奏家曾经去辟谷，回来以后瘦了很多但是对乐谱的反应也慢了很多。我让他去检查身体，果然是贫血了。所以辟谷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或者那些被家长逼着学很多东西的孩子，高蛋白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发胖是正常的，如果没病，就是大幸运，不用把外表当心理负担。

商晓艺：我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位网友的留言说“真想和她做朋友”，您会跟粉丝做朋友吗？如果她/他不懂音乐和文学呢？

刘索拉：我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不用担心和我说话必须懂音乐什么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上网和人交流。我们乐队有个微博的窗口，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该在哪里打字。很对不起网友们。将来找个我能掌握的方法可以和大家交流做朋友。

商晓艺：《你别无选择》爆红后，为什么没有在文学界继续深耕下去，而是选择出国学习音乐？与您而言，在当时那个状态，您是更喜欢音乐还是文学创作？

刘索拉：当时我深深感到自己在音乐上有很多的欠缺，不想简单的混，当时无论在文学还是在音乐上，都有很多对我敞开的大门，但是我觉得以自己的能力而言，那样做下去就像是在行骗一样。

商晓艺：您说很多特别棒的英国作家一辈子没怎么出过村子就写出特别好的文学作品，您在《你别无选择》爆红后选择深耕音乐而去异国求学，现在回来了，接下来打算在“村子”里做些什么呢？

刘索拉：一辈子不出村子，前提是村子或家里有很丰富的图书馆，供人想象世界。八十年代我们在国内，知道的信息太少了。偶尔出一次国，发现天太大了，我们远离对世界的认知。我从2002年就回来做这个乐队了，中间会带着乐队去国外演出，然后我们开始在国内和观众见面。一晃这个乐队就做了二十年了。现在乐队成员都开始更新到更年轻的一代了。我可能会放更多的精力来创作音乐了。

商晓艺：有网友称您是“自由的灵魂”，您觉得自由了吗？

刘索拉：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达到内心的相对自由。当一个人专注于他喜欢的事情，在那个瞬间就能达到灵魂的自由，我们就要让生命里有更多的这种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