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江浩荡，汤汤东去。骄阳直射在江水上，那滚滚的波浪如同铜铸一般。渡口远远走来一位衰老瘦弱的白发翁，急切地来迎接一位远方的故人。

随从埋怨道：“来的是什么人，还劳您来迎？”“你知道什么？他可是几世才有的人物……”

正说着，只见一叶扁舟如浪里白条，一位中年人潇洒地站在船头，江风吹着他的衣衫，飘飘如仙人降临。

此人正是从黄州归来的苏轼。见到白发翁，苏轼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白发翁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哉？”

二人携手哈哈大笑。此时的苏轼从黄州归来，自名东坡居士；而拜访的白发翁是王安石，他也已归乡，住在江宁郊区，自辟小园，称“半山园”。“东坡”遇“半山”，一个48岁，两鬓星星；一个64岁，白发苍苍。

这两人，生命都过了高峡峻岭的激越时段，进入平阔自由的下半程。他们曾经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怨怼，成为当朝政敌，也曾因对方过人的才华心生嫉妒又彼此欣赏。而此刻，大江东去，世事如烟，回首一望都成笑谈。

这一见，是和解，是包容，是相惜，是青天白云，是月影飞鸿。人性之幽微，命运之嘲弄，万种滋味，尽在其中。北宋天空里的双子星座，互相辉映，闪亮天空。

一

此前的苏轼才高自恃、直言快语，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轼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

王安石变法，苏轼公开反对。苏轼从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的心清如水、明如镜，不糅半点沙子。苏轼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他纵横捭阖、雄辩滔滔。宋神宗的改革决心几为其笔头所动摇。

此时的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没有动苏轼一丝一毫。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于是，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苏轼从徐州移任湖州，他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他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于是，变法派新晋官员们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宋神宗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

据史料记载，整个过程中只有3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人是其弟苏辙，他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二

却说王安石为何要救对手苏轼，原因说来也是复杂。

王安石是个有政治雄心与抱负的人，也是一个不慕虚名、脚踏实地的实干官员。他第一个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一路从基层做起，一边积累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了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到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到鄞县任职。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在《宋史》中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王安石前后8年两度为相，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尖，顽强地推行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归隐钟山。此前的王安石权倾一时，刚愎自用，下手狠辣的他人称“拗相公”。

这一年，王安石的儿子王方突然身亡，他痛思之甚。有一天，他梦见儿子哭诉：“阴司以儿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专一任性执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国害民，怨气腾天，儿不幸阳禄先尽，受罪极重，非斋醮可解。”他又说：“父亲宜及蚤回头，休得贪恋富贵……”一梦惊醒“拗相公”。此后他一连十来道表章，告病辞职。

辞别京城时，宋神宗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他游山玩水时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后来他的马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

在钟山四野，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长者，穿着普通的衣服，骑在一头黑驴上，旁边跟着一位迟钝的牵驴汉子。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老兵吃烧饼，驴也吃烧饼。

这时的王安石从政治神台上走下来。如果不从政治角度去打量苏轼，而仅仅是文友，王安石是非常欣赏苏轼的。曾有人将苏轼《表忠观碑》送给王安石看，他边看边随口说了一句：“这是什么话呢？”对方以为他不喜苏的文章，便加以诋毁。王安石不予理睬，又再三细读玩味，突然转而大声赞叹，令那人惭愧不已。一次，王安石问众门生如何解释“动静”二字，每个人的回答都很长，他均不满意。恰巧苏轼到来，答道：“精出于动，守神为静，动静即精神也。”他不禁连连称好。

三

他俩都曾是少年才俊，一个现实务政、一心报国为民；一个激情浪漫，也有家国情怀。两人甫一相遇，就有欣赏滋生。只是因政见不同才渐行渐远。

此刻，看到苏轼将被自己亲手提拔的手下置于死地，王安石拍案而起。如今老病交加、儿子早亡的他，更加认清了生命虚无，也许只有文字才能安身立命。而当朝他最欣赏、最佩服的还是苏轼。王安石何等冰雪聪明之人，已经感受到了苏轼之天才如明月高悬，清光四溢。他要拼得老命，保护这个世上难得的才子。

王安石伏身书案，先是叹息流泪，然后喃喃自语，夫人吴氏站在跟前说：“皇帝给你终身奏事权，三年前安国（王安石之弟）遭人诬陷而放归江宁，两年前儿子被人诽谤，你都不曾上表求情。现在，为了一个苏轼……”“你懂什么？”平时沉默不语的荆公突然睁圆双眼，朝着妻子怒吼。王安石写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一句话彻底打动了皇帝。神宗才下定决心不杀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命运自有安排。王安石得了一场病，刚刚病愈，还虚弱地躺在床上时，便接到了苏轼的来信。他突然觉得身心轻盈，这几年门庭寂寞，几无人来访，现在他欣赏的才子来访，的确是喜事。

“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其诗开江西派先河，却能以开阔的胸襟赞美苏轼的文学才华，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不顾天气炎热、身体病弱，执意陪着苏轼访古问山、喝茶饮酒。素心人对素心人，长江一定是要看的，面对滚滚逝去的江水，两个人半天无语。

“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人称“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此流连忘返。当他带苏轼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也许几十年之后，他与他也将如谢安一样成烟作尘、无声无息。王安石叹道：“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苏轼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们在长江边相视一笑，相逢一笑泯恩仇。

半月相处，并肩而行，喁喁私语，轻轻叹息。越相处越觉得相惜之情满满，王安石更加了解了苏轼，力劝他早日退出官场，在江宁买田筑园，过隐居生活。这话说到苏轼心窝里，他一时心热，真的在南京城里寻地看园，但这件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搁置。

分别后，苏轼又想到老荆公的孤单寂寞，于是写信：“已别往宿，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说：“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后来，苏轼调动频繁，忙于奔走任职，与王安石比邻而居之事最终并未实现。但此次欢聚，使二人剖胆披肝，心灵烛照，互相留下无比美好的记忆。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应该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他的精神知音。王安石去世后三个月，苏轼见到他题于墙壁的一首诗。睹诗怀人，不禁黯然神伤，遂作诗吊怀好友：“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此时苏轼已被调回京都，升任三品官位。他饱含深情地写下散文《王安石赠太傅》：“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给王安石以极高的评价。

7年后，新党执政，苏轼被一贬再贬。这期间，他不断作诗向王安石致意。公元1100年的这个夏天，苏轼奉新帝命，从儋州返回大陆。他不顾弟弟一再写信苦劝他回许昌养老，执意去江苏。苏轼在临终前一个多月吐露肺腑之言：“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常州距离南京不远，也许他想实现11年前与王安石的诺言，江宁做伴，诗词唱和。

四

据《东坡纪年录》记载，1101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迅速衰弱，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失去了听觉。当时维琳和尚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提醒他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一旁的钱世雄跟着喊：“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答曰：“着力即差。”这是他最后的话。苏轼至死都是清醒的，他知道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的高僧在生命结束之际诵经求生都是徒劳，不如乘风归去、无牵无挂。

苏轼享年66岁。巧的是，距离王安石离世正好16年，苏轼与王安石相差16岁，也就是说，两人都是66岁离开人世，进入宇宙永恒的宁静。也许冥冥之中，王安石在长江边一直在关注这位知己，他静静地等待了16年。现在他们一起骑驴觅诗，与人世无有挂碍。

他们的身影如万古长空里的日月星辰，散放着永恒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