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美梦”
杨苡先生去世前五天,中央广播电视台在“吾家吾国”节目中以长达3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她动人的故事。节目开首,先生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他们总觉得我不肯见人,我说除非我喜欢的人。”
这句平平淡淡的话,这些天来一直感动着我,鼓舞着我……
春节还没过完,但一位在重症室已经一个多月的联大老人始终牵动着我的心。2022年12月冬至前夕,她感染了新冠病毒。从那时起,我始终牵挂着她的病势。
10天过去了,20天过去了,30天过去了……1月19日这天,她的次女,画家、作家赵蘅发来短信:“下午四点多和重症监护室通话,管床戴医生说老人情况还好,各项指标平稳,沒有什么变化。今天是妈妈病毒感染发作一个月,103岁的她仍然生命指标平稳,太厉害了!”得到这个消息,我从内心对她的坚韧顽强感佩不已,总以为她会给我们创造新的生命奇迹。
可是,1月27日22:50,突然收到赵老师短信:“妈妈走了!20点30分。妈妈坚持到癸卯免年,一生顽强而充实,终于可以休息了,进入光明而美好的乐园。”
这位联大老人,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杨苡先生。从此,我只能在记忆里钦敬先生,怀念先生!
我的怀念,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说起。
赵瑞蕻、杨苡的结婚广告
不同寻常的联络
2018年夏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天。从5月18日起,我们西南联大博物馆口述史采集团队的同事们转战北京、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先后采访了潘际銮、许渊冲、郑哲敏、胡邦定等20多位校友和30余位亲属。
采访过程充满奇遇,多位校友都是我们边采访边联系上的。7月23日上午,经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干事、联大政治学系校友夏胤中之子夏敦义先生介绍和陪同,我们在上海徐汇中心医院采访化学工程学系校友赵仲兴时,一位住院的老人始终围着我们,不愿离开。我立即和老人搭话,才知他叫夏复修,是交大的校友。不过他知道我们来自西南联大博物馆,立即介绍说,他的哥哥夏来修是联大电机工程学系的校友。夏来修校友已经去世,但他的故事我们仍希望采集,因此临时增加了对夏复修的采访。
赵仲兴校友的护工胡女士也一直配合着我们对赵老的采访,见我们居然临时抓住了采访对象,又诧异又激动。她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她还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个受访对象。我问是谁?她倒反问过来了:“杨苡!你知道她吗?”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早在十年前,我的书架上就有她翻译的《呼啸山庄》(1980年版及1990年版)、《永远不会落的太阳》(1951年版),以及她与巴老的通信集《雪泥集》(1987年版)。更早几年,刚进大学时,我则在旧书网站上淘到她的先生、西南联大外文系校友赵瑞蕻的《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爱联大,不可能绕过他们俩。
得知可以联系到杨苡先生,我们真是十二分的欣喜,心中认为,这将是此次口述史采访行动最为意外、最为惊喜的收获。
不过,胡女士也仅仅知道她的人脉里,有人是认识杨苡先生的。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她却还没有,我一再拜托她一定助我们实现采访愿望。因为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到南京访问另一位校友,联系方式的获得也就显得尤为迫切。
当天下午,我们采访了住在徐汇区的化学系校友郑葆芬。采访中,胡女士给我发送了杨苡先生二女儿赵蘅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立即拨通了电话,表达了我们采访杨苡先生的迫切愿望。赵老师得知我们来自西南联大博物馆,就像接到娘家人的电话一样激动。由于父母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这份母校情结也延续到了她这一代。她十分支持我们的口述采集工作,但有一点特别为难,因为不论北京、上海,还是杨苡先生居住的南京,此时都是酷暑难耐的时节,她生怕老太太不能承受采访带来的折腾。折中的办法只能是先征求杨苡先生意见,看能不能请她先见我们一面,等秋天一到再进行正式的口述采集。这一提议,我们自然愿意不折不扣执行。
第二天上午,口述采集工作路上,在102岁的彭鄂英校友家楼下,接到了赵老师电话,杨苡先生同意了。
大家兴奋极了!
杨苡先生为本文作者题字
不在计划中的采访
7月27日,我们在南京继续进行校友口述史采集。为了让杨苡先生和我们的见面显得舒适一些,我们特意避开酷热时段,选择在17时以后造访先生。
17:20左右,我们一行人敲开了先生的家门。进门时,先生已早早地等在客厅。说是客厅,其实更是她的书房、读书室。并不宽敞的房间,除了摆满各类资料的一张沙发、两把手扶靠椅、两件高矮不同的茶几、一张矮凳、一个老旧的书橱、一台电风扇,最显眼的就是靠墙的四列古色古香的书架。书架里已被恩师沈从文的全集、著作,以及文友黄裳的文集、同系同学穆旦的著作及传记等等装得满满当当。
书架上、墙壁上、书案上,到处挂着、摆着她怀念着的一些师友的照片。客厅正壁中央,挂着赵瑞蕻先生的照片;赵先生照片斜对着的则是先生哥哥杨宪益的照片。书架最上面两格满满地摆放着、悬挂着巴金、沈从文等师长的照片,自己各时期的单人照和合影则摆放在书架中间两格。这些照片,多珍藏于相框之中。在墙壁上,在架、案、桌等的各个空隙处,则错落地摆放和悬挂着各类摆件、纪念品、挂饰。屋小而满满当当,显得格外温馨。每天在这间小房子里与故人相对,她一定是充实而幸福的。
先生坐着手扶靠椅,身旁是她读书写作的书案。案头上不规整地摆放着图书、信件,靠墙竖立着一本封面颇有颜值的《秦怡传》。传记左侧是镜框装裱的杨宪益先生的漫画像,最左沿为两枚相互依偎的葫芦,另外还有一枚葫芦则斜落一侧。这里,展露着她的在乎,她的思念,她的乐趣。
因为有先生女儿提前沟通过,我们的见面并未显得生分。她首先热情地欢迎我们的来访,而后很快招呼大家坐下来。她俏皮地说,在昆明,人们见面总是操着一口标准的云南方音:“是了嘛,是了嘛!”她的生命里,已经融入了云南质朴无华的乡情。
先生是9月12日生人,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迎来99岁华诞,但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一眼看上去就是邻家80岁的慈祥老奶奶。
我找了房间里最矮的一个木凳,恭恭敬敬地坐在了先生跟前。简单寒暄后,我请先生谈谈联大留给她的印象。她语调和缓地说:“人家说联大是藏龙卧虎之地,确实是不同。我认为她虽然是三个学校,但清华是主要的,所以整个校风、一些教育的做法,还是以清华为首。刚进入联大时,清华的学号是T开头,北大P开头,南开的N开头。男同学特别爱开玩笑,经常开玩笑说‘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因为我是N2214,所以老觉得有人在欺负我。后来考进来的都是‘联’字号,转学生是‘转’字号,所以我们那时的学号是不一样的。”
由于已经提前说好了今天只是简单见一面,并不带口述采集的任务,我和杨苡先生也就干脆天马行空随便聊聊,先生愿意讲啥就跟着听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溜走,原定的十五到二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先生并没有停的意思。
这次闲聊,竟然成了一次不在计划中的、极为真实、极为真切的口述采集。在她随心所欲的闲谈中,我们摄取到了西南联大办学史上许多有趣的情节。
杨苡先生少女时期
联大学习生活的琐忆
从联大的学号很快地谈到了她在昆明遇到的第一次轰炸。联大来云南之前,大家都以为这里是个安全的所在,可是到了这里才发现,全中国早已没有太平地带。不过,这里作为国际大通道的顺畅和绝佳的气候条件倒是办学的最好地点。
先生回忆,“1938年9月28日上午轰炸,那时候我正在青云街。我们那院里头,杨振声、沈从文都在那儿(后院有施剑翘)。那天的炸弹扔到翠湖那一带,联大刚刚安定下来,男生宿舍也中了弹。我们同去的人,带的东西都炸得没有了。……不过后来就跑警报了,这是很可怕的日子。”
讲到这里,我感觉我们约定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后来回看视频,知道已讲了25分钟),赶紧打岔:“今天,天气的原因,我不过多采访您,咱们就这样简单讲一讲,剩下的9月份我们再来好好听您讲。赵老师在北京一直叮嘱我,我怕跟她交代不过去了。”
听了我的话,她回应说:“我的女儿很担心我的身体。”话语间透着满满的幸福感。不过,她说完这句话,又接着往下讲:“当时我本来保送的是中文系,但沈从文叫我进外文系。因为我在天津中西女校待了十年(从8岁到18岁),所以沈从文说你把英文丢了就比较可惜。你可以翻译书,而且你本来就是要写东西的,于是我就进了外文系。不管是外文系也好,中文系也好,一定要选规定的社会科学课程,这都是清华的规矩。我选的就是陈序经的社会学。还得选一个自然科学,我就选了地质学。还必须学通史,我们外文系一定要学外国通史。整个是非常有序的,该学什么就学什么。你想,我们那时候人才济济,那简直是——真是最幸福的时候。”
她回忆,“我们座位也是随便坐的,这跟许渊冲讲的不一样——他乱说,他不可能有我记性好。我们习惯的就是这样,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都是女生坐前面,后面才是男生,但是男生愿意坐前头也可以,但一般的从礼貌来说,女生必然是坐前头。”谈到座位,自然就过渡到了上课的回忆,如吴宓的课堂情况、陈福田的阅读课情形等等,艰苦而回味无穷。
“至于联大的图书馆,每天5点钟吃饭,很多人就在图书馆外头排队了,我从来(不去排队)。我只进去过一次,要排很长的队。没有地方,大家都是蹲着的,谈不上椅子。我们多半在茶馆里,还有在山上念书……我都是在茶馆做功课。”但她说,图书馆虽然坚决不去,却很向往,因为里面有灯光敞亮的汽灯。
“我们上课的房子是从农校借的,上课有警报就跑。每次要放预行警报,预行警报一响大家就有一个准备了。然后现情警报就来,预行警报完了还有紧急警报,不停地响响响,所以一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心里都听得到。”她绘声绘色地补充讲述了跑警报的情形。
接着,她又讲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文学社团活动,尤其是敲门申请加入高原文艺社的情形。就是在这里,她和赵瑞蕻先生第一次见面。赵先生是高原文艺社的社团活动主持人,却常常迟到,给杨先生留下了不太好的第一印象。正因如此,他们的恋爱就成为一段有意思的往事。1940年8月13日,他们在昆明结婚了。我回昆明后,在昆明《中央日报》上找到了他们在大观楼结婚的广告。杨先生说:“我们在广告中绝对不写情投意合。”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我却分明感觉到,她对赵先生始终在乎着,也始终怀着一种不能道明的爱意。1941年,她转学去了中央大学,他也应聘去那里任教。他们始终厮守,直到1999年赵瑞蕻先生这“又一片树叶落下”。
眼看又过去了20分钟,严重超时了,但先生谈兴还正浓着。她说联大这两年“更助长我的自由主义”。她说,在联大上课,老师并不点名,一位姓周的同学平时上课不见人影,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结果大考的时候出现了,原来是到缅甸跑单做生意去了,但老师并不计较(当然,联大校方后来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学生能如期完成学业)。总之,杨苡先生以她所见、所闻、所受的经历告诉我,联大的教育教学制度是非常活泼多样、颇具创新精神的。特别是,“我到中大就发现了,中大比较死,所以教育不改革根本就不能往前走。”
我们去作口述采集时,很快就要迎来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80周年。将要结束畅聊时,按照程式化的采访策划,我特别邀请杨苡先生给80周年校庆说一句祝福的话。她直率地说:“祝福的话我不知道,我就在了两年。”
我补充说:“说一句‘祝联大80周年校庆活动圆满成功’就行了。”先生不假思索地回应:“你们这个形式主义了。”
“嗯,确实是完全的形式主义,用您的话就行了。”我窃笑着回应。
如此往返的对话中,杨苡先生颇为沉醉地说了一句:“在联大的两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美梦。”为我们这趟南京之行画上了完美句号。
被年轻人包围的杨苡先生 绘图/赵蘅
永远难忘的眼神
夏日很快过去,采访结束时,我们和杨苡先生有一个秋后的约定。我们相约,在9月12日先生99岁诞辰纪念日前后再赴南京采访。
9月12日晚,我们从昆明乘飞机赶到了南京。这几天,先生的两个女儿赵苡、赵蘅都陪在老人身边,共贺先生的生日。考虑到这几天来祝贺生日的人比较多,先生会比较累,我们决定在9月13日采访赵蘅老师,第二天再去进行先生的第二次口述采集。
这次,在赵苡、赵蘅和余斌三位老师在场见证下,口述采集工作从10:08持续到13:04,时长达三小时。我们的采访录制工作仍然在先生那展览馆式的客厅中进行。
上次的拜访,因为没有列入正式采集计划,我没有带去一个字的提纲,所有的对话都是随机的。这次由我们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张沁老师提前做了功课,准备了详实的采访提纲,整个采访也由她和先生一对一进行。
进行口述采集时,采访人、摄像的老师和同学必须正对着杨苡先生,以保证视频画面合乎工作标准。为了让出宝贵的采访空间,我斜坐于采访人一侧,口述采集进行得极为顺利。
然而,刚过一会儿,拍摄和采访工作都不得不暂停。负责拍摄的老师和同学反馈给我,从视频里很明显地感觉得到,先生的眼神一直在我身上。
——我瞬间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这无限的信赖,这无言的肯定,岂是干巴巴的语言表达得尽的。我随即调整了座位,挤到采访人之后、摄像机之前,好让这位99岁的老奶奶安安心心、舒舒服服地接受我们团队的口述采集。
如今,杨苡先生已经去了天堂。她与凡世的告别,使我们生命中陡然失去了一位呼啸而来的奇女子,失去了一个丰盈有趣的灵魂。
斯人已逝。但我要说,她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美梦。她永远活着。
2023年2月3日凌晨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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