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跃文，1962年10月生，湖南溆浦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198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苍黄》《朝夕之间》《爱历元年》《大清相国》，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散文集《幽默的代价》《无违》，访谈录《王跃文文学回忆录》等。长篇小说《大清相国》在日本翻译出版，小说集《漫水》在英国翻译出版。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2300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在湖南溆浦生活9年之久，写下《离骚》《九歌》《涉江》等楚辞名篇。溆浦自古崇教重文，同屈原带给这方水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著名作家王跃文就是溆浦人，年轻时在溆浦工作，自然受到这种风尚的熏陶，因而从上学起就喜欢上了写作。几十年前，王跃文以一部《国画》轰动中国文坛，各种盗版盗名书不计其数，其中两百多种小说以“王跃文”之名出版，却不是王跃文本人写的，从而引发的“王跃文状告王跃文”案，成为2004年八大文化官司之首。之后，《梅次故事》《爱历元年》《大清相国》，每一部都像一级登山的台阶，引领着王跃文从一座山爬向另一座山。最近，他以50万言的《家山》，登上了文学人生的新高度，刚一出版就纷纷入选各大热榜。王跃文而立之年翻阅族谱，成为他创作《家山》的一粒种子，没有想到这颗种子长成大树，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王跃文在创作《家山》的过程中常常泪流满面：“说到‘泪水’，自然是因为用情很深。准确地说，不是我用情，而是生活本身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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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必定是好的美的善的。

人事常新，说词百变，

但很多人间基本价值是恒定的。

青年报：王老师好，我们非常好奇，你从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就没有想过要起一个笔名吗？你名字中本来就有一个“文”字，这对你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跃文：我没有想过起笔名。听娘说起她给我起名字的经历，我命该是个写字的人。老家旧规矩是婴儿生下第三日洗澡穿衣，此俗谓之洗三。娘说，我洗三过后，穿衣戴帽，很像个书生，就在我名字里放了个“文”字。不知道这个名字对我有无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上学后“文优理劣”、严重偏科却是事实。从小学第一次写作文起就受到老师的表扬，上中学以后数、理、化成绩相当差。

青年报：你是湖南省溆浦县人，你从文化的角度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溆浦是屈原文化发祥地，2300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在溆浦生活9年之久，写下《离骚》《九歌》《涉江》等楚辞名篇，你和屈原之间有什么穿越的故事吗？

王跃文：我不敢把自己名字同屈原相提并论，但我的家乡尊重屈原，我受其影响是肯定的。旧县志记载，县里曾有很多同屈原相关的遗迹，都因过去几十年的建设消失了。我老家村子去县城的路上，旧时曾有招屈亭，这座亭子夏天夜里没有蚊子。旧时溆浦八景中有“溆水屈邅”一景，取的就是屈原《涉江》“入溆浦余儃徊兮”的意境与景致。溆浦划龙舟、包粽子风俗很浓，都是为了纪念屈原。沈从文在《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曾这样介绍溆浦：“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读书人特别多，不靠洪江的商务，却靠一片田地，一片果园——蔗糖和橘子园的出产……”溆浦自古崇教重文，同屈原带给地方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年轻时在溆浦工作，那里文学社团活动很活跃，会写文章向来被人们看重。也许因为这种风尚，我从上学起就喜欢写作文。

青年报：说到你的故乡，你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叫《漫水》，据说漫水是个真实的地名，在最近的长篇《家山》里为什么变成了沙湾？你最近一次回漫水是什么时候，和你当年离开漫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王跃文：漫水是个真实的村庄，我在那里出生、成长，十九岁才离开。漫水离县城十华里，临着溆水河。我在《家山》里描写沙湾的地理位置，就是依着漫水来的。沙湾地名是虚构的，但基本可以跟漫水“同构”。《家山》里的万溪江可以看作溆水，好比沈从文笔下长河就是沅水，白河就是酉水。小说中的地名不能太实，不然就少了虚构空间。小说是必须虚构的。我经常回漫水去，家里还有亲人，老母亲还健在。同过去相比，漫水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变化最大的是村里的房屋，村上家家都修了漂亮的洋楼，完全不是过去印象中的乡村模样，已经像小集镇了。

青年报：《漫水》是2012年发表的，至今已经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你自己怎么评价那一阶段的作品？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说，“如同老玉包浆，焕发着朴素而浑厚的光芒”。包浆是指文物随着时间流逝而形成的美。你怎么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包浆”，或者说，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更有价值的元素是什么？

王跃文：我理解这里讲的“包浆”，指的是作家浸润生活日久之后，其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人事的洞察、理解与体贴等。时间是最公平的，也是最严酷的，文学作品最难面对的就是时间。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必定是它蕴含着恒久的价值，比如好的，美的，善的。人事常新，说词百变，但很多人间基本价值是恒定的。

青年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分水岭。《漫水》之前的十多年，你推出了轰动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国画》，造成了一时的洛阳纸贵，然后相继推出了《朝夕之间》《梅次故事》《亡魂鸟》等一系列作品，从而引发了流行热潮。你能回忆一下当初的“文学盛况”吗？这么畅销又受到热捧，你却转型了，这有什么缘由吗？

王跃文：所谓转型，只是我留给外界的印象。我自己从未想过转型，也不存在转型这回事。只是不同时候，不同的题材让我感兴趣。我幸运的是不论写什么题材的作品，都能顺手，且让读者喜爱。我虽然不会为了迁就读者而写作，但我很高兴自己一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感谢读者朋友们！我从不忌讳自己的作品畅销。人除了写私密日记之外，任何写作行为都是希望有读者的，那为什么还怕读者多呢？同二十多年前相比，图书销售场景发生革命性变化，那就是网上销售大大挤压了地面实体店销售。二十多年前，大街小巷任意一家书店都有“王跃文作品”。我这里打引号是故意的，因为小书店里的“王跃文作品”不是盗版的就是盗名的。曾有两百多种小说以“王跃文”名义出版，却不是我写的。所谓“王跃文状告王跃文”案是2004年八大文化官司之首，就是不法书商随便找个姓王的人改名“王跃文”，再拿这个“王跃文”的身份证同出版社签合同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当然谁都可以起名叫“王跃文”，但该书商作的任何宣传广告都误导读者那个“王跃文”就是写小说《国画》的王跃文。

青年报：我是认真读过《国画》的，总觉得同题材的小说你写的和别人不一样，作品中似乎没有“反腐”英雄，也没有“正义战胜邪恶”套路。你是怎么看待“类型写作”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的？

王跃文：反腐很重要，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只有腐败和反腐败两种情态。我描写的是生活的万花筒，写人在各种场域的状态，着眼的是人性、人情和人世间。文学是写人的，不是写某个部门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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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意在从传统文化中

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

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道德的火种。

青年报：我们还是赶紧来聊聊你的新作《家山》吧。这部50多万字的长篇，2022年12月推出以后，短短时间内可谓是好评如潮，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扬子江评论》、《收获》等诸多文学排行榜。据说，这是你在而立之年，偶然翻阅自己家族的《三槐堂王氏族谱》，为此埋下的一颗文学种子。你能回忆一下这件事吗？这颗种子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才生根发芽，长成了大树？

王跃文：我村里的《三槐堂王氏族谱》成书于1998年，为本族五修族谱。我当年已调长沙工作，奉长辈之命给族谱写了一个序言。我当时36岁，读了族谱感触不是太深。大概十年前，我重新翻阅族谱，读到先辈修水利工程的故事，读到先辈倡办新式小学的故事，读到1949年祖父辈、伯父辈拉起革命武装迎接解放的故事，我很激动。1949年3月5日，我县紧隔壁的辰溪兵工厂被土匪张玉琳等抢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山林，山头大王据寨称雄，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蒋介石给张玉琳写了亲笔信，不追究他抢劫兵工厂的罪行，且委以官职命其坚守湘西抵抗解放大军。这时，我们村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地下党的老革命王楚伟，策动在县自卫总队任副队长的族叔王悠然，带回县警察中队和县自卫总队部分人枪开到漫水，又发动村里进步青年一起成立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族上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筹资到辰溪购买武器支持自卫队。我在《家山》里写到这个情节是据实写的，只加了十箱手榴弹。不久，我族上这支自卫队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部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立下功勋。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人按辈份都是我的祖父辈、伯父辈，他们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是普通农民，口咬黄土背朝天，直到终老。当我到了中年再回想起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都不在人世了。想到这点，我心里颇为不安。我应该让人们记住他们。这是我想创作《家山》最初的动机。但是，当我研究了那个年代的史料，又想起自小听奶奶和父母讲起的旧故事，小说的格局又更为开阔了。不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家山》扎实、丰富、辽阔，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青年报：《家山》这个名字感觉特别好，它是怎么来的？你能结合具体内容，解读一下这个名字吗？

王跃文：《家山》是个好书名。家山就是家园，就是家乡。中国人都有家国情怀，而家园则是全部家国情怀的根。我一边写作，一边琢磨书名。最后想到“家山”二字，心头一亮。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座家山，我写的是所有中国人的家山。

青年报：据说《家山》的创作，酝酿三十年，构思十年，创作五年，过程是这样子的吗？

王跃文：说到文学创作的酝酿时间，很难说得具体。也可以说《家山》是我从记事起就开始准备的，因为这部小说凝聚了我全部的乡村生活积累。小时听奶奶说的谜语，听到的乡间故事，耳闻目睹的生活琐碎，乡村风俗和生活方式，婚丧嫁娶仪礼，各种乡村人的神貌和性格，等等，都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写作时这些生活素材会很自然地跳到笔下。

青年报：从《漫水》转了一圈，《家山》又回到了生你养你的“原点”。你长期生活在城市，很久以来多是写城市生活，为什么要回到乡村的书写呢？你觉得乡村书写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王跃文：世界是名词组成的，我们掌握的名词越多，我们知晓的世界就越广阔。我庆幸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很多城里人几乎叫不出十种以上树木的名字，除了日常蔬菜之外也不认识更多的植物。我从小在乡野间长大，各种农作物、动植物、生产工具、时令节气都和生活息息相关，心中拥有的世界因此而丰富。然而，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解释的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十九岁上大学才离开乡村，虽然乡村生活是最熟悉的，最有入骨入髓的体验，但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没有进入我的创作视域，直到四十岁以后，记忆中乡村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让我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不但在于它所占国土面积巨大，人口数量巨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格式化了，城市文化代表不了中国文化。文学表现好了广大乡村，就真正表现好了中国和中国人。于是，我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这一切都进入到了《家山》的书写里，意在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道德的火种。

青年报：你前边说过，《家山》中的沙湾是以漫水为原型的，那么文学地理中的沙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王跃文：沙湾物产丰富，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民主要以稻作为生产生活方式，高高的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只要叫得出名字的野物，狼、熊、豺狗、狐狸、野猪、野鸡、松鼠、野兔、黄鼠狼，山上都有。万溪江从村前流过，江边宽阔的沙地上，橘园连着橘园，穿插其间的是甘蔗和棉花。陈姓子弟农闲时外出放排的、打铁的、担脚的、学徒的、跑江湖的，哪样都有。沙湾这里地方气好，立着佑德公的门户。佑德公是沙湾首户，几百亩田大部分租给村人种，留着几十亩自己种，七十多岁的人，开抱棚、打草鞋，样样农活做得；佑德公年年带头上交赋税，是一方乡贤。村长修根不愿意多管村里的事，村里大小事情都会请佑德公做主。修根辛苦经营着自己的土地，同时他也是道士，附近村庄的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做法事道场，村里人说他“尖小”，殊不知他最苛待的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知根老爷”齐树掌管着附近大小村子的鱼鳞册，谁家有多少地，他比官府都清楚，每年上忙下忙征税事宜都得找他才妥当，不过他的满崽五疤子不是盏省油的灯。有喜是个八岁就失去父母的孩儿，他在佑德公的教养下成为知恩、仁义、勤劳的男子汉……《家山》就是从这样的乡村生活场景中展开的。

青年报：《家山》中的主要人物有原型吗？虽然写的是爷爷辈的故事，你在小说中有没有给自己一个角色，或者说有没有你自己个性化的影子？

王跃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有原型，比如齐峰、劭夫、克文、桃香等。但是，这些人物的塑造并不拘于原型，大量故事和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所有虚构都基于我对那个时代和那代人的理解和认识。我没有在小说中设计自我投射的人物形象，但众多美好人物的身上或多或少会带有我自己的价值、性情和趣味。有喜是我特别钟爱的一个农民形象，他厚道、知恩、仁义、聪明、勤劳，我在他身上寄予了自己的做人原则。扬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他博学、理性、义道、善良、正直，我在他身上寄予了书生报国的理想。

青年报：你曾经说过你接触到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红楼梦》，而且成了你的枕边书。《家山》中有大量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这是否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

王跃文：作家会受到很多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我的确非常热爱《红楼梦》，但我想说的是自己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较大，包括语言方式、审美趣味、气韵、气象。我喜欢写日常生活场景，写烟火人生，写细腻微妙的情感，写平凡日子里令人动容的琐碎，这些都是元气丰沛、真气淋漓的人间景象。文学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有能力把每一代人活过的样子有声有色地呈现出来，把每一代人的精气神传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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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泪水”，自然是因为用情很深。

准确地说，不是我用情，

而是生活本身动情。

青年报：《家山》运用了许多精彩的方言表达，所以和《红楼梦》一样显得特别有味。运用方言写作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是一个大移民社会，很多作家已经不会方言，所以都是以普通话写作，读者也多接受的是普通话教育，你觉得这对作品的传播有没有障碍？

王跃文：我不是刻意要用方言写作，而是因为太熟悉那方水土，太熟悉家乡的方言，太熟悉家乡的人，完全用普通话写作没法传情达意。方言都是有来历的，多为高古雅致的古语。普通话有个基本规律是从简从俗从一，而语言现象本身是丰富、复杂和微妙的，民间语言尤其生动鲜活。我不觉得会有传播障碍，读者只需稍稍适应就会沉浸到我的方言氛围中去。溆浦话里，对声音和气味的接受都用“听”字，外地读者一时会觉得奇怪，说气味只能“闻”，怎么能“听”呢？脑子稍稍转一下就明白了：“闻”不就是“听”吗？湖南多地都把“烤火”说成“揸火”，非常生动形象。揸，意思是五指张开。揸火，是对人围火取暖状态的描述。

青年报：《家山》写的是1927年到1949年之间的故事。你选取这二十年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你觉得《家山》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跃文：这个时段对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重要，风云际会，波澜壮阔，革故鼎新。这是我选取这个时段的理由。《家山》的意义是超越时空的，正如评论家刘大先所言，这部小说“承继了雅俗中和的美学，写出了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赓续，透视了中国人的复杂性情，无愧于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这一说法”。

青年报：《家山》入选中国作协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这对小说创作意味着什么？

王跃文：《家山》入选中国作协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写作《家山》最后这年，“攀登计划”念兹在兹，勉励自己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句话，务必尽自己最大的文学能力，写出自己不后悔的作品。目前而言，这部小说是可以安慰自己的。

青年报：有媒体说，《家山》凝练了你最多的心血、情感和泪水。我们注意到了“泪水”一词，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你经常会随着主人公泪流满面对吗？每一部作品都像生孩子一样，有着十月怀胎的艰辛，也有着创造新生命的幸福，这中间你就没有欢笑过么？

王跃文：说到“泪水”，自然是因为用情很深。准确地说，不是我用情，而是生活本身动情。

流泪未必仅仅因为悲伤，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会让人流泪。《家山》里的桃香有我奶奶的影子，桃香坐着轿子去县知事公署替村里打官司是我奶奶的真实故事。桃香一家清明上山挂亲，桃香男人四跛子捡得一小块腊肉，原型是我外公的故事。我在小说里写桃香一家人为几片腊肉相互推让的情节，就像在写自己先辈贫寒之家的温暖，我写的时候泪湿双睑。小说里写红花溪水库建成之后开始蓄水，扬卿手里提剑追着水头跑，滚得一身泥巴，回家路上见人就高声说笑：“我和牛打架了！”写到这里，我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小说里写齐峰、佑德公和有喜把五十余口红军家属送到凉水界躲难一年半，红军家属下山之后佑德公发现陈家人在山里又生了三个孩子，高兴得老泪奔涌。写到这里，我也不禁流泪。小说里写云枝看到报纸上报道日本投降了，她要跑回去告诉爸爸，却怕两个小孩子跑慢了，一手抱着一个孩子跑，泪作倾盆。写到这里，我也是双眼含泪。小说里写有喜和瓜儿到佑德公家拜年，晚上骑马回去的路上，小夫妻恩恩爱爱，我内心十分甜蜜。小说结尾，贞一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娘已得长寿。今后无论娘在或不在，勿忘故土，勿忘家山，常带儿女们回来！”小说到此结尾，我感觉一股气流贯顶。

青年报：创作《家山》中间应该也有不少欢笑和激动，你和我们分享一下创作的花絮和幕后故事吧。

王跃文：这本书最后的攻坚阶段，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写作，而且每一天创作的冲动甚至需要自己踩刹车。说一个细节，我过去用的是电动牙刷，电动牙刷的刷牙时间是定时的，我在最后一年的攻坚阶段，总觉得这个定时时间怎么这么长啊，脑海当中的创作冲动都要溢出来了，这个刷牙定时还没结束，真是让我急不可耐。后来我就放弃了电动牙刷，改回手动牙刷，这样我自己可以掌握刷牙时间，刷完牙就赶紧去写作。

那段时间，创作过程太愉悦了。我每天都处于极其好的创作状态中，时时刻刻想写作，说起写作就摩拳擦掌。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创作状态一直是这样，只不过过去有些时候还能按捺一下，这一年几乎要按捺不住，只要接到朋友们约吃饭的电话就着急。

创作时，书里的这些人物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我老婆张战是一位诗人，我俩是文学同道，心灵相通。有时候创作完一段情节我感到很难受，就去她的房间，对她说：“对不起，今天谁又‘死’了。”我一说，眼泪就哗哗地流，她眼泪也哗哗地流。

青年报：在娱乐至上的新媒体时代，纯文学的可读性非常重要。你的作品可以说是可读性和思想性兼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认为，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跃文：思想性和可读性不能截然分开。事实上，我创作过程中不会考虑思想性和可读性这些问题，只是一个作家真诚地写作。我相信人心是相通的，不受年龄和地域的限制，我投入真诚的写作，必定遇见怀有真诚的读者。

青年报：作为一位“60后”作家，你是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你觉得纯文学有没有可能被网络文学所取代？

王跃文：目前的网络文学完全是另外一种写作形态，它同纯文学是两回事。一是写作人群有别于纯文学作家，二是文本品相有别于纯文学，三是受众也有别于纯文学读者。一个时期内，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也许井河不犯，各走各的路。纯文学永远不会被网络文学取代，只存在网络文学遵循文学标准不断进化的可能。只要某种网络写作还叫网络文学，文学标准就是客观存在的判官。目前网络写作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这是非常可喜的，我很高兴看到网络作家粉丝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