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编剧马伯庸

近日，14集古装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于爱奇艺热播。该片改编自马伯庸历史文集《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第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因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税赋错误，一场明争暗斗的故事就此展开。在此之前，作家马伯庸虽然已有《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洛阳》《风起陇西》等多部小说被影视改编，但马伯庸都没有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来。而此次《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则是马伯庸本人首次担纲编剧的处女作，从文学到影视他有哪些独特心得，影视剧创作的背后又经历了什么？近日，作家、编剧马伯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非虚构文学改编

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显微镜下的大明》与此前马伯庸所有文学作品都不太一样，它不是在历史间隙中寻找可能，而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写就的，讲述了6个明代基层政治事件。“最开始是2014年底，一位朋友在微博上用一两百字简要写下了明朝地方上发生过的一个案子，我当时看完后有一个直觉，觉得这背后应该有更多事情。后来我就问他是从哪看到的，他说是看了一篇论文，我又去找到那篇论文，发现写得比微博要详细，但对我来说还是过于简单，于是我就按照论文引用，找到了原始资料，也就是明代徽州府遗留下来的《丝绢全书》。”

《丝绢全书》维持了当时的原貌，马伯庸想办法去了解明代文书的写法并进行仔细辨认，通读过整部文书后，他感到非常震撼。“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国历史对于基层的记载是很少的，主要记载的还是上层政治，主要是帝王将相与王公大臣，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则很少有机会能被记载下来，但丝绢案是一个例外。由于徽州人本身的文化特点，他们把关于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中间过程、往来书信等全都留了下来。”马伯庸感受到，在真实的明代基层，一个公共政策的诞生是一件极其艰难、极其复杂的事情。各个利益集团各有算计、各有心思，它们彼此之间的冲撞、博弈、妥协、抗争，通过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形成一个固有的规则。

马伯庸回过头去查，《明实录》中对丝绢案只提了一句话，大抵是讲徽州有一件事引发了民变后又被平息。但看过《丝绢全书》后，他发现史书上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所包含的信息量却是极其巨大的。徽州如此，其他地方何尝不是呢？马伯庸把整个案子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并结合众多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同时自学了法律史、政治史、经济史，将丝绢案始末写成了一篇长文。这开启了马伯庸对于明代基层小事的兴趣：“明代的印刷非常发达，保留下了一批关于普通老百姓的史料，我从中选出了包括丝绢案在内的6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并将它们做了重新整理与重构，写成了6篇长文，结集出版了书籍《显微镜下的大明》。”

最初爱奇艺和留白影视决定改编这部作品的时候，马伯庸认为这不太可能实现：“《显微镜下的大明》不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起承转合、戏剧性等是有保证的，而这本书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更多是在重述历史事件，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构置都有史料支撑，大都是会议记录与辩论过程，不会去探讨人物背后的动机与情感。如果非要改编的话，我想那近乎是从无到有的开发。”后来，马伯庸和平台、制片方讨论了很长时间，发现编剧如果要把这件事写明白，需要对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通盘了解。“本来我是不想做编剧的。一开始我说给编剧做培训，把我知道的讲给他们听，后来发现要讲的太多了。这次比较特殊，不单是要从无到有起一个新故事，同时也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留下来。我想，这事那么难，不如我先试试看。”

一叶知秋 管中窥豹

联手“尝新”古装短剧

14集的古装短剧是市场较少有过的新尝试。在此之前，马伯庸对爱奇艺迷雾剧场推出的作品关注较多，“从迷雾剧场不难看出，平台是愿意做短剧的，他们也愿意做悬疑式的短剧。一部古装剧，而且又是一部短剧，就商业选择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从操作难度与成本上来看都很难控制。某种意义上，像平台方负责人龚宇、王晓晖、戴莹等，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听完我对这部剧的阐述后，他们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愿意去做这种冒险与尝试。”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涉及到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敏感，同时也是较少被大家关注的命题之一——土地税法。“土地税法背后潜藏的是土地的分配、缴税的规则，这是影响到中国历朝历代关键命脉的大事。但是因为这件事极其专业、复杂，怎么去计算田地的大小、赋税的多寡，一般人弄不明白，当时的普通人也不懂，同样需要专业人士才解释得清楚，但是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后世人知道，万历变法是明中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为大明续命百年，本来大明都处于一种积重难返的状态了，那么这种状态在当时一个具体的基层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想做一种一叶知秋、管中窥豹的尝试。”

在马伯庸看来，该剧的意义正在于为今天的观众打开一个看待历史的别样视角。“我们原来看待历史关心的是谁能打、谁是名将、谁是名相，哪个皇帝是贤良的，哪个皇帝是昏庸的，现在，我们想给观众打开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通过经济的眼光、基层的眼光，来看一个王朝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是我觉得值得现代人思考与探讨的事情。”一直以来，马伯庸有一个坚定的历史观——所有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民群众中，单一个体可能是无力的、很难发声的，但是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聚合到一起时，这便是时代之潮，而那些英雄人物就是顺应这个潮流站在潮头的人。“说白了，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然后知道长江去往哪里。”

放得下，退得出

从作家到编剧的自我修养

马伯庸写完剧本第一稿花了大概五个月时间。“编剧的正常工作流程应该是先写人物小传，把每一个人物的心路历程等想好，然后做大纲，大纲要想清楚故事的前因后果，大纲通过后再做细纲，做完细纲，具体时间逻辑、情节线清楚了，再做具体的剧本。但是我没法这么干。因为我习惯了无大纲式的创作，写作中间一定会涌现出很多新想法，不断再改。平台还是选择了信任我的构思能力。所以，我做了个简单的人物小传之后直接进入到剧本，一路像写小说一样往下写，中间会有很多意外，也会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例如剧中的丰宝玉，起初马伯庸对这一角色的设定只是一个功能性角色。因为主角帅家默是一个阿斯伯格症患者，数学很有天分，但是情商极低，他身上有一股拧劲儿，这股拧劲儿表现为他知道一个东西错了就必须要改正过来，帅家默情商低、不善言辞与其童年阴影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替主角开口说话的任务，就落在了丰宝玉身上。“我本来想的是两三集之后就把这个人物扔掉了，结果没想到丰宝玉这个角色从他一出场便非常活泼、抢戏，我作为作者都按不住他，他不断跳出来，甚至一跃成为男三，这完全是一场意外，我写的时候连他的人物小传都没写。”马伯庸感到，艺术创作与其他工种不一样，一是它无法定量，二是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是独一无二、个性鲜明的，而这种个性又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经验与天分。“个性本就需要足够的空间去生长，如果平台足够宽容、包容，创作者就能反馈给他们个性鲜明、精彩纷呈的作品。”

在马伯庸看来，作家担纲编剧要努力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放得下，二是退得出。“放得下”是说作家在做编剧时，要能够在一定情况下放下写小说时的表达欲。因为小说是独立完成的，而电视剧是集体作业，剧本只是开始，后面还有导演、表演、剪辑、特效、录音等一系列工作环节，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过于坚持个人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你做出妥协。“退得出”是说许多作家当惯了编剧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当作家，发现回不去了，习惯了镜头语言对于文学语言来说，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我一直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建设，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影视剧的镜头技法放到小说中去，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影视作品中汲取经验，也要能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束缚住。” 马伯庸坦言，除丝绢案外，龙脉保卫战、杨干院律政风云、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小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等其余五个案件也会陆续做影视化改编，“我开个头、打个样，后面几个案件我应该就不再担任编剧了。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挺满意的，想写的东西特别多。这是考验我退得出的时候了，我又要回去继续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