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遥，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硕士。2001年起在《山西文学》《黄河》《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多次被转载并收入各种年选。出版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我们迅速老去》《流年》《村逝》《柔软的佛光》《闪亮的铁轨》和长篇小说《大地》。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第四届“中骏杯”《小说选刊》奖等奖项。

01

写在前面的话

认识杨遥老师的时候，他刚来作协，我也是。区别是，他年纪大，我年纪小，他头发少，我头发多，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文学工作者，作家即同事，便利就是收到了一本又一本签名书，让我充分体验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乐趣。那时他《二弟的碉堡》刚开了研讨会，风头正盛，我路上碰到他就讨一本签名书。他腼腆而又谦虚地笑一笑，“送这么多书，大家也不读，书也是一个作家的劳动成果呢。”“读读读！谁说不读？”我赶紧为自己辩解。“那，二弟是谁？”这一问，我差点短路，还没遇到过送书的作家直白地问读后感。“我知道，二弟是个女的。”轮到杨老师不好意思了，赶紧送上签名和一个标准的杨式腼腆笑。

我常常去麻烦他请教他，倒不是因为文学，是因为工作材料——在南华门的小阁楼上，他不是在写材料就是在酝酿材料。一个作家能写理性的公文，又能写感性的小说，切换得那样顺滑。认识杨遥老师的十年，他从独守小阁楼到位列副主席，似乎变了，却也没有什么变化，依旧的谦虚腼腆，不争不抢，处事淡然，对待工作和文学始终如一的认真。

就在我整理这篇访谈录的此时，他正顶着39度的体温，把一身的九阳神功落在笔头，压着咳嗽和嘶哑在电话里说：“小聂，材料已写完……”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认真低调且执着，一步步带给一个写作人春天。

也可以是，所有人的春天。

02

访谈正文

聂晶（以下简称聂）：杨老师您好，咱们已经做了十年的同事和朋友了，从《二弟的碉堡》到《父亲和我的时代》，今天我就从一个您的资深读者角度，和您聊聊您的写作世界。首先我很好奇，您的笔名杨遥的遥，是从远方来的遥，还是要去远方的遥？这是代表您写作路上的初心和期待吗？

杨遥（以下简称杨）：我开始发表作品确实用的是原名，用这个名字发表过三四篇作品。后来改成笔名杨遥，是因为当时不满足当一位乡村教师，想走得远远的，便起了个杨遥的笔名。看你这样一解释，也是从遥远的乡下来的。

聂：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大概2011年，有一篇关于您的访谈，您提出一个说法，叫做“文学的路是最近的路”—— 您现在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感悟？

杨：有。搞文学其实很难，尤其是学历一般，又从基层起步，没有任何资源，搞起来挺难。但比起别的事情，文学又是一条捷径，作者只需要负责把作品写好，不断投稿就可以，全国那么多刊物，只要作品足够好，就会有伯乐，不需要太多的手段。我害怕求人，文学创作就是一种不需要怎样求人的途径。写作二十多年，帮助过我的编辑老师非常多，但很少有需要回报的，这在其他领域恐怕很少见。

聂：您给文学创作用了一个动词“搞文学”，就像做一个大工程，所以在您看来，文学创作是依赖于灵感多还是依赖于勤奋多？您觉得对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是天分重要还是勤奋重要？

杨：文学是场马拉松。文学创作首先要有天赋，对于有文学天赋的人来说，勤奋又特别重要。见过很多没天赋的人，很勤奋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见过很多很有天赋的人由于偷懒掉队了。所以对于想从事创作的年轻人来说，首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天赋，如果有，就努力去坚持吧。

聂：也就是说，还是要先不断尝试？

杨：先判断有没有天赋。有的人一出手，可能问题很多，但一看就是有天赋，能往下走；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却很平庸，因为选择错了。

聂：就像电影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会给作家划类型，比如说吕新是先锋小说作家，比如有很多评论称您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高超写手”——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作家会被这样的说法限制住吗？或者说，哎，我写这种类型已经得到了文坛肯定，那我就继续这么发展，会这样吗？

杨：给作家划分类型是一种命名，容易分析、判断，就像我们吃饭，先想吃米饭还是面食，没问题。对于作家来说，选择怎样去写，写什么内容，有自己的选择，有的作家可能一辈子就一种风格，写一类内容，有的作家却不断去转化和尝试，不会因为别人的命名就束缚住自己，也不能因为选择分出高下。看最终写出来的作品怎样。

聂：您觉得您是属于哪一种呢？是会稳扎稳打，还是不断突破尝试？

杨：我愿意不断尝试，寻找突破。

聂：嗯，我好像也在读您的作品时感受到了这一点[愉快]

杨：[笑]

聂：我在读您的作品时，发现您之前关注于底层小人物的创作，比如农村妇女二弟、《硬起来的刀子》中做小生意的进城务工人员、《弟弟带刀出门》中都是那些失意的底层人群，再到后来《流年》中皆以城镇为写作对象，尤其是凌云飞这样一个普通人平淡而又纠结的琐碎生活，再到《大地》《父亲和我的时代》这样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去看乡村生活，再到《所有人的春天》。您的写作对象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

杨：我选择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内容，早期写有“二弟”的“鸟镇”系列时，很多人物原型是我从小熟悉的村里的人物。写《硬起来的刀子》时，我到了县城工作，开头就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次事件。而《流年》写的是一位借调人员的苦恼生活，我曾经长期被借调，深有体会。《弟弟带刀出门》是我对以前生活的一次回望。《大地》和《父亲和我的时代》有我在隰县阳头升乡挂职的体会，也有创作《掷地有声》采访的体会。《所有人的春天》写的是抗击新冠肺炎，咱们都经历过。这些小说看起来内容迥异，其实都是来自熟悉的生活。

聂：近期的《英雄李育民》《大地》等，都是比较正能量的作品，是您在创作出发点上有向主旋律转变的趋势吗？

杨：有这种变化倾向是因为我对“主旋律”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发现喜欢的许多经典作品都在弘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比如真善美，比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利他主义，比如真诚、诚信、勇敢、坚毅、勤劳、正义等。我想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写好。

聂：其实并没有脱离开您对小人物始终如一的关注？

杨：没有，我始终如一关注小人物，他们代表人类的大多数，具有普遍性，也就是所谓的人民。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所谓的大人物和成功人士也是“小人物”。

聂：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认知与想法。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对您个人而言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时刻？您会怎样回顾自己的写作史？

杨：里程碑谈不上，但刚开始发表作品，以及创作有了些新想法，在《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作品，再获得一些奖项的时候比较重要吧。

聂：我们看到，您的《大地》《父亲和我的时代》都是脱贫攻坚的主题——这和您的挂职经历有关吗？可以和我们分享您挂职时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吗？

杨：前面提到挂职了[笑]，还需要详说一下吗？

挂职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村民换届选举，我去参加，因为白天老百姓都在地里干活儿，我们晚上去的。到了村子里一看，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小车，进行选举时，外面站着好多人，许多人贴在玻璃上看。说明老百姓富裕多了，对政治也比以前关心了。

聂：您是从一个普通写作者靠几十年来不断奋斗，通过创作成绩的增长，在文坛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现在已经是山西作协的副主席。您觉得现在再体验“底层暗角之众”的感受时，是否有了像雾里看花一样的隔阂？

杨：在文坛的地位主要是由作品决定的，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的官职高了，在文坛的地位就高了。从我来说，虽然是山西省作协的副主席，但也是机关一名普通干部，全国这样的人很多，但有分量的作家不一定多。我时刻告诉自己只是文坛的一名小兵，要把精力好好放在创作上，我的作品离那些伟大的作品还很远，我会始终关注各种处在底层的人群。

聂：在我的印象中，您是特别勤奋的作家。感觉每次和您工作接触或者下班遇到时，总是看到您能把碎片时间用来读书和写作——请问您的写作习惯和规律是怎样的，会像网络作家一样给自己制订一个计划，例如“今天必须干它个1万字！”这样的自我约束吗？还是有灵感就写，没有就歇？

如果有计划，那您觉得这对于创作来说，会是怎样的影响？如果完不成，是不是也会有一点自我怀疑？

杨：我喜欢勤奋自律的人，我一般喜欢早上早早起来写作，晚上时间用来读书。很多时候，都是早上5点半起来写作，写上一两个小时，感觉一整天都非常踏实。但很少计划一天写多少字——灵感很重要。随着年龄增长，越写越慢了。

聂：我记得您爱人也是作家，她现在还创作吗？还是以顾家为主？您觉得是行政工作还是家务对创作的影响大？（来自女性读者的疑问）

杨：我爱人以前写诗和小说，很早就在《诗刊》和《散文》上发表过作品，但结婚之后写得少了——主要是没有长辈帮我们带孩子，需要一边带孩子做家务，一边上班，时间保证不了。

聂：所以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也是有一个默默牺牲自己的家人？

杨：我们刚结婚那会儿，租住在两间很小的房子里。星期天我要写作，爱人怕孩子吵我，就带孩子到外边去玩——为了我她牺牲挺多。

聂：在您的笔下，有父亲形象，有弟弟形象，有形形色色人的形象，有没有为爱人写一部爱情作品的打算？

杨：笔下写什么样的人物并没有蓄谋已久，都是他们突然跳进作品来的，或许有一天会写出关于爱人的一部作品。

聂：以下是我收集圈外读者的一些小问题，我代广大读者问问吧。

杨：好的好的。

聂：作家的创作是靠观察和想象，还是每部作品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生活的影子？

杨：观察和想象最可看见一个作家的才华，对创作异常重要。但创作离不开生活，每部作品确实会有生活的影子。

聂：作家创作是先有整体框架再慢慢写，还是有灵感就写，写到哪构思哪？

杨：不同作品出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先有了一个灵感，可能是开头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想法，开始慢慢往下写。有时想了一个整体框架往下写，但通常在写作过程中会不断破坏掉先前的想法，建立起一些新的东西。

聂：作家平均读多少书？作家出书销量和读书量是否成正比？

杨：这个没有统计过，因人而异吧。有的作家喜欢博览群书，有的作家喜欢反复读自己热爱的作品。至于作家出书的销量，我觉得和读书量没有绝对关系。

聂：作家们靠写作收入生活能达到什么水平？有没有副业？写书有多赚钱？（这个是大家最好奇的，哈哈哈）

杨：作家们的收入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当红作家收入很高，一本书可以卖几十万、上百万册，一些特殊的可以达到上千万册。有的连作品发表和出版都是问题。通常一本书印刷几千册一万册，没有多少钱。网络作家又和传统作家不一样，这部分作家收入高的可能比较多。但相对而言，通过写作达到高水平收入的作家很少。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职业，写作只是爱好，不是主要收入来源。

聂：还没出名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养家？

杨：工资，从大学毕业我就一直上班。

聂：普通没有出名的网络写手算不算作家？作家的称号标准是什么？您觉得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称为作家？

杨：作家应该是个比较高的荣誉称号，不是每一个写字的都是作家，也不是加入某一级的作协就是作家，我想作家首先必须有相对质量较高的一些作品。

聂：现在算人人皆作家的时代吗？

杨：那看对作家的定义了——我认为在任何时代，作家都是非常稀少的。

聂：作家都是从小就对写作感兴趣吗？

杨：不一定吧，许多作家确实从小对写作感兴趣，但也有很多作家是因为种种原因走上了创作道路，此前他根本没想到要当作家。

聂：作家写的花花故事（笑）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吗？没有经历怎么写出来那种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比如感情桥段之类的。

杨：作家写的故事应该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但不一定非要亲身经历。他可以听别人讲述，可以收集查阅资料，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办法很多，只要对他有触动，都可以变成笔下的素材。

聂：日常工作生活中，您都是真诚而谦逊的人，不争不抢的性格会不会也让您在创作事业发展中吃亏？

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真诚而谦逊，因为我认为人和人交往的基础是真诚，而人生而为人，必须尊重任何一个同类，所以我谦逊。这种不争不抢的性格可能会让我在创作事业发展中不能迅速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文学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比如曹雪芹、鲁迅，他们离开人世很多年了，但有些人再怎样争抢也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我越来越相信“宁静以至远”，如果非要靠争抢才能得到一些东西，我宁愿不要。我愿意以宁静的状态去追求那些永恒，即使做不到我也认了。

聂：您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

杨：我说不出是哪一部。它们都是我的孩子，凝聚了我的心血。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出色，引起的关注多，但也许另一些没有引起关注的反而更好，我真的说不出最喜欢哪部。

聂：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分别是什么？

杨：影响过我的作家和作品非常多，需要列一个长长的名录和书单。我能走到现在，许多作家和作品滋养了我。非要往出列对我影响最大的，国外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乔伊斯、卡夫卡、契诃夫、卡佛、卡尔维诺；国内的是《古诗十九首》《金瓶梅》《红楼梦》和鲁迅、沈从文、汪曾祺、余华、苏童。

聂：如何拿到写书的流量密码？

杨：可能网络作家更关心这个，也更知道这个——作为传统作家，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