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沫若先生写历史剧的时候，经常感到古人的心理很难把握，人物的对话便不好下笔。他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道出了难以把握古人心理的原因。在我国的古籍文献中，反映古人心理的文字很少，特别是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之类能够洞见人物心理的文字。实际上，古人的心理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人物的心理，即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古人心理；另一种是古人的群体性心理，即社会心理。无论是哪种心理，若想从古籍文献中觅得，都是不易的。

面对如此现状，历史小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憾。陈寅恪先生认为“小说可以证史”，这可证之史中，当然包括心理史。历史小说是可以作为今人考察古人心理的一种史源的，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史料。

由于历史小说的种类多样，在觅知古人心理的价值方面也存有差异。一般来说，影响其价值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如果作者描写的时代距离他较近，隔膜就会少一些，历史人物的心理也会相对真实；二，如果作者描写的历史人物心理是以相关史料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描写会更接近实况。三，如果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较深的了解，那么历史人物的心理会更符合实情。比如曾朴的小说《孽海花》是晚清人写晚清事，所写的人物故事和人物心理多以真实的历史史实和相关史料作为背景和依据，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在老舍先生创作的历史小说《正红旗下》中，有大量关于清末旗人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甚至可以作为清末旗人的心理史来阅读和分析。

这种历史真实性的形成，与老舍的历史意识及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虽然老舍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意识很强，特别是对本民族的历史有一种强烈的寻根、考察和描述的愿望，对晚清旗人的没落史更抱有一种自觉反省的态度。他创作《正红旗下》，就是他拥有浓厚历史意识的生动体现。老舍生于清末，是旗人（正红旗），是清末民初旗人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他对清末社会有直接的感受，对清末旗人的生活和心理有较多的体察。尽管《正红旗下》是小说，却属家传性质，可谓“家传性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多有原型，这些原型既是小说的素材，更是历史原貌和珍贵史源。老舍根据这些原型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的《正红旗下》，必然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除此之外，老舍又是善于描摹人物心理的作家，这使得他对清末旗人心理的描述极为真切。

清末旗人的心理状态，与清初的旗人有很大不同。清初，八旗军队威武彪悍，八旗子弟生活富足，旗人刚健骄横、踌躇满志、怡然自得。到了清末，大清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旗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更显颓唐和堕落。他们不再好好训练骑射，只靠着“铁杆庄稼”（钱粮）混日子，提笼架鸟、斗蛐蛐、泡茶馆、吸鸦片、游逛惹事，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

在我看来，清末旗人的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一定的相似性。

阿Q自认“先前阔”、高人一头，处于败落境地、生计日窘的清末旗人也有这种心理。比如《正红旗下》中的满翰林，这个“满翰林是个矮胖子，他的祖先曾征服了全中国，而他自己又吸收了那么多的汉族文化，以至当上翰林，所以不象汉翰林那么拘束。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他的才华足以应付一切人，一切事”。既然祖先征服了全中国，自己又那么有才华，他把一切的人和事都不放在眼里。

《正红旗下》主人公的大姐婆婆，也是个自认“先前阔”、高人一头的旗人。债主前来讨债，她总是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有铁杆庄稼，误不了还债；她“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吹嘘“先前阔”本是一种破落户心理，正如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说的那样：“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既然没有别的资本，只好吹嘘二百年前的威风。

虚荣护短、夸饰逞强，这是阿Q的心理，也是不少清末旗人的心理。阿Q长着癞疮疤，为此他极力掩饰，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到后来连“光”“亮”“灯”“烛”都不说了。《正红旗下》写旗人家庭遇上婚丧大典，连“胯骨上的亲友”也要邀来贺喜吊丧，否则会觉得脸上无光。红白喜事办妥了，自己也几近倾家荡产。

欠债本就不是光彩的事，有些旗人却以欠债多来彰显自己有身份、够派头，比如《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定大爷手下的管事对王掌柜说：“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分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象个样子！”

像定大爷这样“债台高筑”的人还不在少数。到后来，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那些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是怎么回应的？“大姐说的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钱，一点不丢人！”于是，“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赊得面子过不去了，就再用“一点不丢人”来宽慰自己……

就这份麻木的心理，也颇似阿Q——阿Q挨揍后很快就忘了，死到临头竟然还为画的圈不圆而遗憾。老舍在《正红旗下》中留下点睛之笔：“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他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无论有钱没钱，都要“讲究”，他们生活在一汪死水中，却浑然不觉。

旗人对生活的讲究，着重表现在吃喝玩乐上。老舍写道，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他们讲究的都是小趣味，追求的都是小刺激；他们的头脑是糊涂的，灵魂是苍白的。

通过心理反映出来的，是深层次的内容；老舍写晚清旗人的心理，从一个特定角度直观地反映出晚清的社会现状。至于写《正红旗下》的原因，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指出，老舍要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

老舍不仅在《正红旗下》中写了晚清旗人的心理，还在《四世同堂》《二马》等作品中写了一般国人的心理。老舍揭示时人的心理，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相通的，所以，他们的作品有了某些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