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首先感谢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的邀请，让我对新编《欧阳予倩全集》提点建议。说实话，我对欧阳老只有一些印象，毫无研究。对编辑作家全集的理论同样毫无研究。不过，我参加过《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的编注工作，也参加过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还参加过《鲁迅大辞典》《鲁迅手稿全集》（78卷本）的编辑工作，多少有一些切身体会，可以跟各位交流。在你们面前，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发言可能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所以总题目就叫《门外谈欧》。

我想先从文献学中的“全集”聊起。

什么叫全集呢？当下的解释，应该是指把一个作者或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作品尽可能搜集齐备，然后结集出版的那一类书。在中国古代，同一时代不同作家作品的混编本，一般划归为“经、史、子、集”经典分类法当中的“集”部，如《全唐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元散曲》等。个人著作的汇集则称之为“别集”。“集”这个字象征着许多鸟停留在树上，含有聚集的意思。“集”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朝代命名，如唐代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长庆指的是公元821年至824年。有的以居住地命名，如柳宗元的《柳河东集》——“河东”指今天山西运城一带。有的以官职命名，如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中郎将”在汉代是武官的官衔，负责统领皇帝的侍卫。陆游诗里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可见蔡邕的故事在宋朝已被说书艺人广为传唱，只是跟史实不符。有的以作者的字命名，如三国时期魏国的诗人阮籍，字嗣宗，他的作品就名为《阮嗣宗集》。当然也有称为全集的书，如《欧阳文忠公全集》，“文忠公”是欧阳修的谥号；有《陆放翁全集》，“放翁”是陆游的号；有《元遗山全集》，“遗山”是元代元好问的号。

外国著名作家当中，《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有30卷，《托尔斯泰文集》中译本出了17卷，我不知道全不全。至于《莎士比亚全集》，现在通行的是8卷本或11卷本，大多是朱生豪先生译的。朱生豪这个人当然了不起，他死于肺病，一生贫病相加，颠沛流离，但译出了莎翁著作31种。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工具书的不齐备，朱译本的缺失和误译也很多，据专家说，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剧作出版了39个分册，当然也包括合著的作品，正如同朱译莎士比亚有些也经过其它人的修订一样。朱生豪死于1944年，距今78年了，其译作早已进入公版领域，无须支付翻译费，所以很多出版社争相出版，将错就错。

中国现代作家大约有四千多人。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编写时是给作家寄发的调查信函。排名先后为鲁、郭、茅、巴、老、曹。鲁迅在现代文坛的领袖地位在左联时期已经形成，后来毛泽东给予“三家”“五最”的评价，至今无人可以颠覆。1942年，周恩来为郭沫若举办了五十寿辰纪念活动。1945年，重庆文艺界又为茅盾举办了五十大寿纪念活动。鲁、郭、茅的位置大概就这样确定了。1956年。周扬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这篇报告中，把老舍、巴金、曹禺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中就逐渐形成了“鲁、郭、巴、老、曹”的习惯性提法。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进，又出现了张爱玲热、沈从文热、周作人热、废名热等等。我这样讲，绝对没有完全苟同夏志清先生观点的意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学术研究无止境。有的作家的贡献有可能一时被高估，有的作家的贡献有可能一时被低估，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各有不同，所以见仁见智毫不足怪。

现在应该回到欧阳予倩这位今天的焦点人物身上。大家知道，只要一提及中国话剧史，就必须提及1906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春柳社。春柳社最早的创始人是李叔同、曾孝谷这些人。但李叔同1918年38岁时就出家了，成了弘一法师，曾孝谷1912年之后就告别了话剧舞台。所以，欧阳老就成为了春柳社的标志性人物。就连话剧这个名称，也是1928年欧阳老跟田汉等人确立的。在文艺的其他领域，欧阳予倩是个通才。京剧旦角艺术、话剧表演艺术、话剧创作、舞蹈艺术、戏剧理论建设、戏剧教育，如果要找出一个在上述诸方面都有卓越贡献的人物，想来想去还只有欧阳老一个人，无怪乎有人称它为“通吃”的人物。这是戏剧界一种罕见的现象。欧阳老去世那年我刚从大学毕业，没有机会目睹他的丰彩，亲聆他的教诲。不过引以为荣的是我也是湖南人。湖南民间有句俗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湖南人讲官话。”这里的官话是指湖南式的普通话，类似于四川人讲的“川普”。欧阳老是湖南浏阳人。浏阳以生产烟花爆竹闻名，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胡耀邦等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过浏阳方言比长沙方言更为难懂。但欧阳老的普通话讲得很不错，又会粤语，在舞台上说白清晰，抑扬得宜，还特别强调演员的台词训练。“呵，你来了”这四个字，他就能表达出七种不同的感情，这说明他语言天赋很高。我看过上海文艺出版社《欧阳予倩全集》的封面，是杨尚昆题写的书名，一开始不大理解。后来一想，原来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是剧作家，担任过北京人艺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她不仅欣赏欧阳老的台词，而且欣赏欧阳老的唱功，说欧阳老的嗓音跟十六岁的小姑娘一样甜美。鉴于欧阳老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近现代中国戏剧运动史，重新编辑一部更为完善的《欧阳予倩全集》不仅是欧阳予倩研究的基础建设，而且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戏剧运动既坎坷而又辉煌的历程。他本人也承认他的作品是中国“戏剧运动史的参考资料”。

出版一部全集，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称得上相对完善呢？我认为基本要求有三点：一，收罗比较齐备。二，校勘比较精确。三，注释比较详尽。

前面我们提及中国现代作家中的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大师都出版了全集，但我想，其中最全的应该是《鲁迅全集》。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共有18卷，属于创作。另有《鲁迅译文集》10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4卷，《鲁迅科学论著》10卷。《鲁迅手稿全集》竟多达78卷。前一时期在抗疫中有一个提法，叫应收尽收，应检尽检。鲁迅作品和手迹的出版就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几无隐私可言。有境外人士说中共对鲁迅作品进行了删改，这完全是一种政治陷构。

《郭沫若全集》分为文学、历史、考古三大类，共38卷。《茅盾全集》42卷。《巴金全集》26卷。《老舍全集》19卷。《曹禺全集》7卷。跟《鲁迅全集》相比，都不能算全。比如，郭老的日记未收，能算全吗？我手头还有茅公的未刊书信，其他单位也有，我看到过，也能算全吗？请教巴金纪念馆馆长周立民，他说《巴金全集》“不算全，要增补很多”。我估计《老舍全集》《曹禺全集》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据我所知，欧阳老的著作极丰，他在《〈欧阳予倩剧作选〉前言》中说，他创作的戏曲剧本、话剧剧本、翻译或改编的剧本共有54个，欧阳老的佚文也应该不少。像他自排自演的京剧共有24个，其中自编的剧本有18个，但只有少数得以保存。话剧作品《玉润珠圆》《长夜》《哀鸿泪》《和平的血》未留底稿，俱已散佚。欧阳老1935年11月底在南京《扶轮日报》发表的《田汉与洪深》（上）一文未能找到，现存仅同年12月1日在该报发表的下半部分，不知是否还有重新找到的可能？收集佚文是繁重的工作，要靠《欧阳予倩全集》编辑同人的共同努力。

现在有学者下大功夫，从报刊中收集了很多关于欧阳老的报道，其中有大段的演讲记录。这类资料的价值不能低估，但要不要增补进全集？如何增补？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编《鲁迅全集》时，凡鲁迅审定过的讲演词当然要收，最著名的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是由冯雪峰凭回忆增补写定的，鲁迅本人认可。凡未审定的，则由学者另编为《鲁迅讲演钩沉》一类资料性读物，以供研究者参考。这样处理比较慎重。关于欧阳老的有些讲演记录和活动报道，可以作为他文章的补充，或写其文章互证。比如1937年5月25日在《光明》杂志发表的《中国剧运先驱者怀旧座谈会》，欧阳老是参加者之一，记录者是剧作家尤竞（即于伶）和著名演员赵慧深（《马路天使》中妓女小芸的扮演者），有的则不一定靠谱。比如1946年11月《联合晚报》在“综合闲谈”栏目刊登了欧阳老的讲话，欧阳老随后就致函该报，说关于他的发言摘要“颇与事实不符”。这类资料当然不收，区别对待。编全集时可将关于欧阳老的报道单归一类，作为“附录”编入。这类消息报道中关于活动背景的文字都是编辑或记者写的，应置入题注部分介绍，不要列入正文。欧阳老参与签署的一些宣言、声明，如果不是他起草或领衔的，也可不收。

收集佚文，必须考证作家的笔名。像鲁迅一生大约用过200个笔名。如果不知道鲁迅的笔名，编《鲁迅全集》就难免有遗珠之憾。但不同作者使用同一个笔名的情况并不少见。署名“树人”的文章，不见得都是鲁迅的作品，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中国的老话，以“树人”二字为名的人多得很，必须结合文章的内容和文风、发表背景诸因素认真考证，编入全集时采取宁缺毋滥的态度。

欧阳老的笔名不算多。除用欧阳予倩本名发表文章之外，多用的是“予倩”和“倩”。但也不能把署名“倩”的都当成欧阳老的文字。他还有一个笔名叫“桃花不疑庵主”，1919年11月以此为笔名在《公园日报》发表过《桃花不疑庵琐谈》，其他文章似未见。欧阳老还有一个外号叫“小草”。目前在《礼拜六》杂志以“小草”为笔名发表小说和译文的应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我们找不到欧阳老跟这一文学流派的历史渊源。

欧阳予倩还有不少合编作品，编全集时，如何处置可以研究。鲁迅跟瞿秋白共合作撰写了十一篇杂文，他们生前均以鲁迅的名义发表，这是为了保护瞿秋白的安全。现在分别收进了《鲁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鲁迅跟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也收入了《鲁迅的科学论著》，不过同时也署上了顾琅的名字。欧阳老的京剧《晴雯补裘》是跟张冥飞合编的。春柳剧本《一缕麻》是跟陆镜若合编的，《悔恨》是跟马绛士合编的，《亡国大夫》是跟张冥飞合编的，《怨偶》是跟小髭合编的。这类作品是否单分一类，译文也单分一类，都编入全集，请编委们考虑。

在编辑全集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如何看待和处理作家的败笔问题。宋人戴复古在《寄兴》一诗中就有“黄金无足色”，“求人不求备”的句子，后来衍绎为一个成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资格编《全集》的作家当然都是成功的作家，欧阳老同样如此。从春柳社时期开始，欧阳老一直就是中国戏剧改革的推动者。他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一直主张戏剧要讲故事性，要有人情味，要有趣味性，反对把戏剧跟宣传画上等号。但他也认为戏剧事业就是革命事业，真正的艺术没有不含革命性的。他力图让戏剧挣脱金钱和权利的枷锁，要服务民众，教化民众。特别在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他反日本侵略，反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在上海孤岛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抗日团体“星二聚餐会”，直至1955年12月5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中人，欧阳老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反映到文艺创作方面，就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这种败笔。比如1953面3月15日，他在《文艺报》发表了《遵循斯大林同志的遗训前进》，1955年3月30日在《文艺报》发表了《抗议胡风对中央戏剧学院的污蔑》，同年6月9日在反胡风运动中发表了《对反革命分子决不姑息》，1957年9月28日在《戏剧报》发表了《粉碎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进攻》，1958年10月3日他在《剧本》杂志发表了《为共产主义的戏曲艺术而奋斗》。同年他还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叫《矿工的女儿》，描写戏剧界的反右斗争，但一直未修改定稿，不知是不是也算是他的佚作。他的诗作中甚至出现过“随定阿哥步武”这样的句子，“阿哥”即指“苏联老大哥”。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当然不妥甚至失误，但以欧阳老当年的身份和处境，完全不发表此类文字反倒显得不可思议。

对于这类所谓败笔性的文字应该如何处理？不同人的态度和主张不同。有人忌讳，有人则不忌讳。《周作人日记》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三册，但不包括周作人沦陷时期的日记，这是一种态度。但2004年出版了一部剧作家杜高的档案，其中有他的检讨书，也有别人对他的揭发材料。杜高说：“在那个时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所以他并不在乎。2001年，诗人郭小川的家属还出版了一部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书名就叫《检讨书》。这本书不仅是研究郭小川的传记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建国后文艺运动的珍惜史料。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冯雪峰全集》。这部500多万字的全集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冯雪峰写的外调材料就占两卷，多达80万字。

欧阳老的这种另类文章应如何处置？我有两点意见。一，鉴于欧阳老1962年去世，至今60年，其作品已进入公版领域。所以凡欧阳老公开发表的文章，哪怕是表态性的应景文章，收不收可由全集编委会全权决断。二，欧阳老未刊稿中的此类文字，收与不收要尊重家属意见，以保证全集顺利出版。

为了使全集内容更为齐备，还会涉及同一部作品的改编本问题。比如欧阳老将京剧剧本《桃花扇》改编为桂剧，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改编成桂剧，将京剧剧本《桃花扇》改编成话剧，这些作品当然是同中有异。《鲁迅全集》中也有类似情况。鲁迅跟许广平的《两地书》，就有原信跟公开出版前经过修改润饰和两种文本，因为有重要的改动，所以《鲁迅全集》两种全收。公开出版物按著作收，原信则按写作时间插入《鲁迅全集》的书信部分。《欧阳予倩全集》如何处理类似情况，编委会也应该考虑。

关于全集内容如何齐备，我还有一个小建议。我在百度上看到了一个电视记录片，叫《走进新中国的百年巨匠——欧阳予倩》，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录制的，其中有些欧阳老的音像资料，我还听到他评价梅兰芳的讲话录音，还有他1959年演唱的昆曲唱片。我想，这些音像资料也可以跟全集同时发行。台湾出版《胡适全集》时就附了一个光盘，名为《大师的声音》，很受读者欢迎。我们开胡适研讨会时还现场播放过，瞬时拉近了我们跟大师的时空距离，我不知出版《欧阳予倩全集》时是否可以参照这一做法？

编一部好的全集，第二个基本要求就是校勘精确。在中国古代，校勘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叫校仇（雠）。本义是两个人，把同一本书两种版本的文字加以对照，找出异同，判定优劣。这两个人认真治学的态度，就好像仇家相对。广义的校勘学包括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这三个部分。狭义的校勘就是厘清文字的正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研究作家的实际主要就是文本。文本即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古人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个字的不同，就可以涉及到情感的表达和语义的差别。鲁迅《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中的“怒向刀边觅小诗”，后改为“怒向刀丛觅小诗”。把“刀边”改为“刀丛”，一字之差，就突出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白色恐怖的严酷。成功的作家对笔下的文字都是千锤百炼的，正如唐代贾岛《题诗后》所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所以不认真校勘文字，就对不起作家的一片苦心。

中国古籍在流布的过程中，经过了手写，镌刻、木雕、石印、铅字排版，电脑打印的若干发展阶段，所谓“手民之误”是无法避免的。校对工作十分烦繁。好的校对是作者的老师，不过由于校对工作常被人轻视，报酬又跟所付出的辛劳极不相称，所以好的校对越来越难找。

校对通常是要把通行本跟一个善本相对照，发现通行本的错讹，加以订正。但善本的含义比较宽泛，有时指刊行年代比较久远，如宋版本、明版本；有时指装帧印刷特别精美，甚至有名人批校、题跋或钤印；有时指校勘精准可靠。总之，善本兼具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将其与通行本校对，目的是厘清次第篇数，恢复篇名原貌，订正错误脱衍，调整窜乱章节，鉴别残佚真伪，力图使文本恢复历史原貌。

根据我校勘鲁迅作品的经验，就是要确定善本十分困难。鲁迅创作原始手稿其实留存不多，多为付印前的誊清稿。报刊发表的文本结集出版时往往经过作者的增删修改，有时连题目都改得原目全非。鲁迅著作再版的次数多。一本《呐喊》仅北新书局一家就重印了22次，出到第13版，鲁迅才把《不周山》改为《补天》，从《呐喊》抽出，编进了《故事新编》。所以从内容上说，《呐喊》的第13版才算定本。不过此后鲁迅又亲自订正了45处错误。所以校勘《呐喊》，应该参看《呐喊》的第13版和第14版。《中国小说史略》从讲义本到铅印本，也有一个增补修订的过程，到1935年6月的第10版才算以后修订本。

校勘《欧阳予倩全集》，同样会遇到选择底本的问题。有些作品底本比较容易确定，比如欧阳老的自述《自我演戏以来》，回忆他1907年至1928年的戏剧生活，1929年7月曾在广东《戏剧》杂志连载，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有单行本。欧阳老说，他当时想到哪里就写到那里，有的记错了，有的排错了，有的措辞不当，有的谦虚得不得体，自己没有校过。所以1959年5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重印之前，他重新校对，一一加注，或补充说明。因此，这次编入全集，当然应该以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版本为据，不能沿袭错误，贻误读者。但是，欧阳老的有些著作，再版次数较多。校勘时以哪个版本为依据难以确定。比如欧阳老的京剧《人面桃花》创作于1920年。但此书1954年和1956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出的单行本，是欧阳老1950年重新整理的。如编全集，应该以哪个版本为底本？欧阳老的独幕剧《回家以后》，从1924年10月25日在《东方杂志》刊登，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3年间至少收进了8个不同的剧本选集，文字自然总会有些出入。欧阳老的话剧代表作《潘金莲》和《忠王李秀成》，都有5至6个不同版本，现在收进全集，究竟应该以哪个版本作为底本？此外，《屏风后》《同住的家人》《买卖》《越打越肥》等也都有多种版本。将这些版本进行汇校几乎是不可能的，确定底本又必须要斟酌，必然增加编全集的难度。校勘后发现的错误当然必须订正，但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可说得通，这就让人难以决断。

在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作家出于政治动机对原有文本的内容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比如，1928年，郭沫若将其1919年的诗作《匪徒颂》作了重大改动；把原来歌颂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和优生学家哥尔登的诗句改成了歌颂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改，读者就会误认为五四时期郭沫若就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不妥的。1951年8月，曹禺在北京开明书店出版《曹禺选集》时，删去了《雷雨》的序幕和尾声，让鲁大海进行武装斗争，侍萍也带着四凤参加了暴动队伍。这就跟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的《雷雨》大相径庭。解放初期，老舍将《骆驼祥子》删去了万余字。叶圣陶也让死去的倪焕之复生，参加了革命队伍。这些改写，当然不符合作家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不利于对作家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

相对而言，欧阳予倩的情况应该单纯一些。根据我的了解，他在建国前出版的话剧剧本并不多，除1941年出版过五幕历史剧《忠王李秀成》，1944年出版过独幕剧《回家以后》之外，其他的独幕剧均见于当时的一些剧本选集，如《剧本汇刊》一集（1925年），《剧本汇刊》二集（1926年），《现代中国戏剧选》（1933年），《戏曲甲选》（1935年），《戏曲新选》（1937年），《战时戏剧选》（1938年），《近代话剧选》（1942年）。不过，欧阳老一生足迹遍及了湖南、江苏、上海、广东、广西、北京、香港、台湾，还去过日本和苏联。有些佚文和报道是发表在各地的报刊上，这些报刊在半个世纪之后已有不同程度毁损，文字或有脱漏漫漶之处，切不可妄自推测。我们现代人国学基础不深厚，辨字能力差，整理信件时常常看不清草书，必须请教专家，查阅有关工具书，也不能妄测妄断，使全集出现硬伤。

搞校勘还会遇到一个所谓规范化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原来没有标点符号，直到汉朝才发明了句读。1918年《新青年》杂志开始使用标点符号。1922年，标点符号才在全国通行。后来对标点符号又有了若干次规范，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标点正确使用方法。对于出版学术著作也有出版规范，这是为了便于检索，为了跟国际接轨。对于政治性的用语更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后面的那个“的”字应该去掉。党的十七大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提法，在十九大报告中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我们编注作家全集，是属于整理历史文献，其目的是恢复历史原貌。决不能用当代的规范去规范前人或古人。比如我们将甲骨文都规范为简体字，那岂不成了笑话。这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编辑全集的学术功力尤其表现在注释方面。注释可以成为全集当中华彩部分，注释就是对文本当中的疑难之处进行解释的文字。古人也称为“训诂”。“训诂”这两字就包含有解说古语，使今人易于理解的意思。《鲁迅全集》对于作品中涉及的人物、书籍、报刊、流派、国家、民族、地名、历史、外文、引语等都进行了注释。这项工作实际上从建国后就特聘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等专家着手进行。1956年10月至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10卷本中，增加了5800多条注释，成为了《鲁迅全集》的一大亮点。1981年修订增补的《鲁迅全集》16卷本将注释增加了23000多条，约190余万字，字数增加了4倍。2005年18卷的《鲁迅全集》不仅对原注文进行了修订，而且又增加了1500多条，使注释总数增加到了240多万字。这些注文具有百科全书性质，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目前，无论在文学、哲学、文化学、艺术学、宗教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鲁迅全集》的引用率都位居前茅。这无疑归功于鲁迅作品本身，但也不能低估《鲁迅全集》注释的作用。大家知道，目前鲁迅作品早进入了公版领域，出于普及鲁迅作品的目的，也不排除成本低、能盈利的动机，出版鲁迅作品各类选本的出版社很多。但除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外，敢于出版鲁迅作品注释本的个人和出版社不会很多，因为目前《鲁迅全集》的注释虽然还存在错误，但要想从整体上超越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240多万字的注释是几代鲁迅研究者经过几十年努力的学术成果。

对作家的全集作注释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注释宜简明。古人将注释称为“义疏”。“义”就是解释正文，“疏”就是疏通文意。其目的是排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一般的字、词，如果通过查阅《新华字典》《成语词典》等方式，即可解决，那就可以不注。切忌在注释中进行繁琐考证。欧阳老的一些文章比较好读，可注之处不会太多，但他的书信和旧体诗词那就非注不可。

二、注释应紧扣文本的具体语境。比如欧阳老的文章中涉及田汉，只需要介绍跟文本有关而读者又感到陌生的部分，不必介绍田汉的一生，更不必牵涉他们之间的亲家关系。

三、注释重知识性，学术性，不能轻易在注文中进行价值判断。注释带有工具书性质。虽然注释者必然有个人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但应该在其他场合（比如论文、学术专著）中去表达。当下意识形态领域呈多元态势，对作品的理解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在注释中各抒己见，必然会影响全集的学术寿命。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很深刻的。鲁迅答徐懋庸信的一条注释，就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成年人多半都还记得。

四、注释要讲究体例。不同全集的注释体例可以不同，但同一全集的注释体例必须一致。比如中国的历史朝代跟公元纪年是否要同时出现，古今地名是否要逐一注明，已故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是否应该注全，外国人物名字的旧译跟通译是否应该同时出现，不同国度的人物是否应该用不同国度的文字注明原名，等等。

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主编一套《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参与者有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等著名学者，在编撰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百科全书学派。这个工作历时20年，几经周折，共出版了32卷（正文19卷，附录4卷，图片11卷）。这也说明了编辑全书、全集之类作品的艰巨性。参与者中当然少不了专家，但也需要一些杂家，因为注释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离奇古怪的词条，不依靠集体智慧，单凭少数人之力，恐怕是很难完成的。沈从文作品中有一句湘西民歌歌词，有“耶孥（音近luǎn）耶孥”四字，鲁迅因此戏称他为“孥孥阿文”。我认为这两个字沈从文研究专家也未必能懂。但我自认为懂，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湖南凤凰那个边城。沈先生上的小学叫凤凰小学，我上的叫沱中一小。这些方言民俗语汇，就属于是我所说的杂学。

总之，搞注释是一种崇高而艰巨的工作。古人可以靠注释成名。像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善注本。三国时代王弼对《周易》和《老子》从思辨哲学的高度去注释，也在中国文献学的历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但当下的学术评估体制重论文，特别是重论著。两部书就能评教授，但两千条注释也不入评委的慧眼。一个国家课题可以有六十万元经费支持。单位再一配套，就成了一百二十万。但你发表一千条注释呢？能有一千元稿酬吗？所以，真正搞注释的人需要有一种为学术献身的崇高精神。我们搞《鲁迅全集》注释时为注释鲁迅致胡风的书信，以及潘汉年的卒年，都惊动了公安部。因为胡风当时还在四川坐牢，潘汉年死于湖南茶陵县洣江的劳改农场。我为注释高长虹的卒年，一直追踪了二十年。如果为追名逐利，这种工作就不会有人做了。

以上聊了许多。我想以欧阳老的两段话结束这个粗浅的发言。一段话是：“成功是由于许多失败积累而得。我们从成功者所得的教训。不如从失败者所得的教训为多。”（《〈忠王李秀成〉自序》1941年10月15日《文艺生活》）我对编辑全集的一些想法，与其说是经验之谈，不如说是我曾经走过的弯路，曾经失败的教训，提供给大家作为前车之鉴。另一段话是：“大凡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开始必然艰难，只要我们抱定决心努力去做，定有好的收获，在戏剧史上，定有光荣的一页。”（聂格：《欧阳予倩谈改良旧剧》，1939年3月13日《申报》香港版）我想这段话也适用于编辑《欧阳予倩全集》。借此机会，先预祝这一工作取得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