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八十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二）
编者按：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之记忆。一直以来，《传记文学》的“传记”和“文学”所传递的历史感受也烙上了不同代际的特殊印迹，都值得体味、珍藏。新的一年，《传记文学》邀请“60后”学者李怡教授开设“与之专栏”，梳理一位共和国红色年代出生者的文学见证，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国家、民族与个人的体验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的文学故事。“与之”既是作者之名的切音，又表达了一代人奉献个人记忆的理想。日前已经推送专栏第一篇，现在推送专栏第二篇。
20世纪80年代的师大校园，流行过林林总总的思想文化潮流，包括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流行过集体舞、交际舞、迪斯科等娱乐活动，各种先锋诗人和先锋艺术家也时有出入，但是却鲜少听说过“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国家级人才”之类庄严宏大的名词。学生们认同有思想有见识的老师，老师们也乐于接受学生这样的态度，师生互动，一时间竟形成一种浓郁的校园氛围：有个性、有思想才华的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这与他的学历、资历以及有无学术权力完全没有关系；相反，学历、资历地位具足却缺少思想魅力的老师无人喝彩捧场，也是氛围使然。大概老师们也心中有数，偶有“受冷”都坦然接受。
所以，中文系的学生明显簇拥着几个中心人物，例如启功老先生——与他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头衔无关，而是他深厚的学识与风趣的语言令人高山仰止；再如王富仁老师——不是因为他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而是因为他的鲁迅课真正引导了我们独立的思考；还有童庆炳教授——不是因为他是学科负责人、研究生院副院长，而是他的文学理论课第一次给我们展开了文学的丰富景观；包括蓝棣之老师——大家不关心他有什么学术职务，只关心他对现代新诗的别具一格的理解；以及王一川等几位年轻的文艺理论课老师——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在当时光鲜靓丽的博士学位，而是因为他们令人惊艳的思想和与学生们融为一体的亲切……
侯老师的写作课
一年级的我们，簇拥在侯玉珍老师的周围。
侯老师不是学位制度恢复年代正锋芒毕露的硕士或博士。她于20世纪60年代从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执教时间中，职称都只是讲师，也没有发表太多的学术论文，但是她的写作课却完全俘虏了我们这些还做着“作家梦”的一年级新生。那个时候，都传说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有一句著名的新生训导：“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可想而知，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宣言浇凉了多少“小作家”的梦想。幸好，师大中文系对此颇为宽容，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谁宣讲过如此决绝的结论，倒是像侯老师这样的写作课老师，不断鼓舞着我们的创作热情。
后来，有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专门梳理过自女师大开始的文学创作传统，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也推出过师大作家创作书系。是否这一潜在的精神传统影响了师大中文教育的理念，以致对文学创作依然保留了相当的认可？这很难准确证明。不过，童庆炳教授作为文学理论家，一直都有小说问世，也尝试在大学里培养作家；王宁先生这样的语言学家也有专业创作的经历，年过八旬还能奉献流丽隽永的散文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有“侯老师们”的及时出现，在我们刚刚升入大学之际就能以更大的智慧接续每一个热爱写作之人的梦想，并以一位大学教师的视野和高度给予了及时有效的鼓舞和指导。
侯玉珍老师
我们的“写作第一课”令人难忘。严格说来，那是一堂写作能力测试课，能激发每一个写作小孩的好胜心与表现欲的那种。侯老师在黑板上有力地写下了命题作文的题目《我》。这对刚刚结束了应试教育的我们来说，实在是新颖而富有挑战性。记得在第二次的讲评课上，侯老师对各种风格、各种构思的作文都进行了分类剖析，三言两语就点出了这些写作的关键之处，亮点与缺陷精准透辟、直击人心，完全没有某些中学语文老师作文训练的那种刻板和机械。那一瞬间，我好像一下子就顿悟了思维飞翔的潇洒和自由写作的快感，天地突然为之开阔，浑身上下充满了创作的力量。就在那一次讲评中，侯老师对我的“反思式”写作大加赞赏，总结为“在各种的自我抒情、自我写实风格之外的独具特色的构思”，直让我受宠若惊。其实，我不过属于看小人书长大的一代，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文学启蒙，根本就缺少抒情状物与写实等写作基本功训练，只不过有点小聪明，注意从论说文、思想随笔中汲取一些思维的技巧而已，当年写下的《我》，也不过就是对鲁迅《一件小事》和杨朔散文的笨拙模仿罢了。估计侯老师在当时着意强调大学作文中思想训练的价值，所以对我歪打正着的写作格外夸奖。作为鼓励，侯老师还当即任命我担任写作课的课代表。我们都是在严格的学校教育中成长的一代，十分看重来自专业老师的评价，课代表的职位当然是莫大的鼓舞，它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学习热情，也可以说是我进入大学之后所获得的“第一次推动”。
大学二年级之后，写作课没有了，但是侯老师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不是中学时代那种思想教育型的班主任，也不同于如今大学教育中的辅导员老师，在当时这主要是一个从专业上帮助和指导学生的角色。得知这个消息，我们班一片欢腾。果然，从那以后，侯老师和我们班同学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特别是女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学业与情感上的私事，都有了倾诉的对象。毕业后有机会返校，大家都会首先想到去看望侯老师。她一直关切我的专业发展，直到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还在和我讨论：“你究竟是走文学创作的道路，还是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呢？其实，你的创作也有发展前途。”今天，一个中文系或文学院的学生也可能在人生的前途上充满纠结：是考研还是就业？是参加公务员考试还是出国留学？留学的话是继续学习文学专业还是转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但是多半不大会徘徊在“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之间了，因为这显然太理想主义，与当前的生活现实格格不入。即便决定考研也并不就意味着“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如此想来，在80年代，来自侯老师的对“文学创作”的看重和嘉勉实在激荡着一个青年人的理想的热情，让他在理想的坚守上保留了较长时间的动力。
大学中文教育中的写作，究竟产生过怎样不可替代的意义？这在当下，是很难理性回答的。今天的我，大约已经不可能如侯老师所期待的那样，真正走上“有前途”的创作之路了，但是，这最初的理想却始终温暖着我的记忆，也给我所谓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深沉的力量。
侯老师是有理想、有思想的师大老师。尽管她并非那种著作等身的高校教授，占据着自己的一方学术领地，在当今的学术评价机制中，也不会获得太多的荣誉。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身上洋溢着的对自己理想的自信。侯老师是上海人，我觉得她在骨子里有着上海人所特有的自尊与傲岸，但这不是对城市和身份的傲慢，而是一种对自己教育理想的笃定，她昂然穿行在拥有各种荣誉的师大同行中，赢得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也为师大80年代的中文教育，留下了值得回味的影像。
诗人任洪渊
在师大，因为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而昂然独行的老师还有不少，比如任洪渊老师。
任洪渊老师是足以载入中国当代诗歌史的诗家，他的诗歌理想也支撑着他默然走过教授林立、项目与成果堆积如山的世界，完成他多番描述过的汉语“红移”——“诗歌的任洪渊运动”。
我对任老师的印象，始于80年代后期，却清晰于90年代以后。今天，越来越深地感到，他更属于80年代的师大精神谱系。
任洪渊老师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级的本科生，当代文学课程由刘锡庆、蔡渝嘉老师授课，无缘如伊沙他们那样亲炙任老师的诗歌课。不过因为向蓝棣之老师请教很多，所以也知道任老师的大名，在80年代的师大，他们是师大新诗的“双子灯塔”。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在教七楼，任老师将顾城请到了诗歌课堂，我赶过去旁听。那是一个下午，在一间不大的选修课教室里，顾城目光缥缈，看着窗外的天空轻声讲述自己的诗歌想象，末了则是任老师满怀激情地对顾城进行回应。那跌宕起伏的句子，似思想的奔流，如诗歌的朗诵，令人如电击般震颤不已。90年代，我已经在西南师范大学工作了，王富仁老师到那里主持研究生答辩，偶然间讲起任老师的故事：因为成果主要是诗歌创作，难以符合学校正教授职称的种种规定，任老师最终只能以副教授身份退休。当时王富仁老师是校学术委员，为此曾和童庆炳老师一起多番呼吁。但是，好像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术制度已经露出了生硬的外壳，很难在“规则”之外理解特殊的人和事了。任老师终于还是退休了，成了一名大学体制时代的踽踽独行者。
直到那时，我其实还没有和任老师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但是，就是这一段故事令我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我暗暗寻找机会，请任老师到重庆讲学。不久，机会来了，记不清是在吕进老师还是周晓风老师主持的诗歌研讨会上，任老师到了重庆。我立即前往拜访，虽然是第一次相见，却格外地亲切自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了通信联系，他的第一部诗歌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曾经委托我帮忙推广，估计也是当时出版社派给他的任务吧。我几经努力终于推广了一些，当天见面，和他结算书账就理所当然成了第一要务。因为销量有限，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表达，没想到任老师完全不以为意，对账目等更是毫无兴趣，几句话就转到了他对汉语诗学的最新见地之中。那些大段落的连续不断的陈述，如哲学，更似诗歌的即兴抒情，你只能聆听，并在聆听中为之震撼。此情此景，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当年的教七楼，有顾城出现的那个下午。
第二天下午，任老师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作讲座。中午，我们在家做了几个菜请他吃午餐，他对这几个简单的家常菜赞不绝口。十多年后我们重逢在师大校园，他还一再夸奖我爱人做的豆瓣鱼，为此还专门拉我们去师大北门外吃了一顿，作为十年前那顿午餐的回报。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发去讲座前，任老师特意表示，需要单独“准备”一会儿。他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足足有半个小时，其间不时传来电动剃须刀的声音，他在仔仔细细地修面，我想，这也是在静静地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对自己诗学思想的传达如此的庄重，这才是他的精神所系。
以后，我和任老师的来往就越来越多了。2006年我回到母校工作后，更有过多次交流、恳谈，也一起参加一些诗歌活动，我也通过我兼职的四川大学邀请他讲学。晚年，任老师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将自己的诗学心得置放在东西方思想交流的背景下系统展示，同时也自我追溯，从故乡邛崃平乐古镇的生命记忆出发，梳理自己的诗歌历程。他甚至构想着如何借助多媒体的表现形式，作出形象生动的传达。在师大工作的时候，他也多次委托我寻找研究生做助手，记录下他那些精彩的思想火花。我猜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十分渴望自己的这些重要体验能够与年轻的一代对话、分享，获得更多的回应和理解。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任洪渊老师无疑是一个独具才华的诗人。所谓“才华”，就是他几乎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将诗歌的体验彻底融化进生命追求的人。与古典诗人不同，现代人很少有能够即兴脱稿大段落完整背诵自己作品的，更不用说那些长篇作品了。据说这是因为现代诗歌太长，不如古典作品短小精悍。其实这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诗歌体验能否融入生命感受的问题。当代诗界似乎都有过因任老师的即席朗诵而震撼的经历，不仅数百行的诗句滔滔不绝地奔涌而来，准确地说，那已经不是词语的朗诵，而是生命的奔腾了！诗人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仿佛都浓缩了太多的人生感悟、太多的生命信息。他的每一声吐字，都具有石破天惊般的“炸裂”效果，令人惊醒于深宵，动容于倦怠：
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虽然没有一个人转身回望我的悲怆
——《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是奇崛的想象传达着异乎寻常的力量：
从前面涌来 时间
冲倒了今天 冲倒了
我的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时间，从前面涌来》
或者是如此倔强的生命信念：
他 被阉割
成真正的男子汉 并且
美丽了每一个女人
——《司马迁 阉割，他成了男性的创世者》
他的诗学文字也是诗，思想和情绪融化成炙热的钢水一般滚滚流淌：
不是什么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击毁了人的宇宙中心位置，相反，正是在哥白尼的意大利天空下，人才第一次抬起了自己的头。
——《找回女娲的语言—— 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
当然，反过来说，他的诗也是充满思想力量的诗学：
在孔子的泰山下
我很难再成为山
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
我很难再成为水
晋代的那丛菊花 一开
我的花朵
都将凋谢
——《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 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
在任洪渊老师这里，思想、激情、语言共同点燃了生命爆发的火焰，是他自由倾泻的“词语的任洪渊运动”，是当代中国奇异的诗歌，也是奇异的诗学。我知道，前文所述“才华”一词已经太过庸俗，完全不足以承载他作为当代诗家的精神风貌。
但我更想说的是他的“独异”性。其实，早在50年代，任洪渊老师已经在这种个人化的“诗与思”的结合中构建自己的诗歌世界了，在那个“颂歌”与“红歌”的合唱中，这是何等的稀罕，转眼到了80年代，那些让他的学生们惊骇的抒情却又远远地游离于“新诗潮”与“第三代”之外：“正是在哥白尼找到了太阳的位置之后，人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不是什么达尔文物种上升的线开始了人的尊严下降的线，相反，正是在达尔文进化的终点，人的复杂的躯体才代替自己简单的头脑整体地思考起来。”（《找回女娲的语言—— 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这是什么样的艺术的旨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好像我们发明的所有概念都还不能概括它的形态。行走在中国当代诗坛的任洪渊老师，就这样成了一位踽踽独行者，他高傲地前行着，引来旁观者无数的侧目，却难以被任何一种刚刚兴起的“文学史思潮”所收容，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用“学院派”来归纳他的姿态，其实，我十分清楚，这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说。任老师身居学院之中，也渴望借助学院的讲台与青年的一代深入沟通，希望在学院中传播他的诗学理念，但是，这个当代的学院制度却从来没有作好理解、接纳他的准备，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形式本来就不是学院体制能够生成的。也就是说，生活于学院之中的任洪渊老师又是孤独的。
任洪渊老师
在我看来，任老师的孤独与寂寞也不仅仅来自学院。从根本上看，一个活在纯粹诗歌理想中的人注定将长久地与孤独抗衡。任老师家乡四川平乐的一位领导一度计划以任老师为基础打造“文学馆”“诗歌基地”。这激发了任老师的献身精神，他也一度将自己的诗学溯源从现代西方拉回到了卓文君时代，幻想乐善桥美丽的曲线如何勾勒出现代中国的美丽的天空，甚至，他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为家乡撰写文化宣传的锦言妙语。我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过这些文字，一位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家不计报酬地为小镇的经济开发撰写“文宣”，这是怎样的赤诚，怎样的天真！后来，领导更换，计划调整，任老师的文学奉献之梦也告破灭。不难想象，他曾经多么地失望。不过，我也想过，对于长久地独行于当代诗坛的他来说，这种破灭也许真的算不了什么，孤独固然是一种不良的心境，但任老师却总能将挫折转化为一种倔强的力量。
退休之后的任老师曾与家人住在北京东郊，但他特别将师大院内的小居室装修一番，当作自己定期阅读和写作的空间，我想，他是在那里独享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吧。20世纪80年代的师大校园，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精神小居室，在那些物质还不丰富的年代，在中国北方的漫漫长夜里，它们保持了一处处温暖的光明，成为一代学子迷醉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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