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华读书报：哪些书给您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有趣的故事？

贺绍俊：“文革”初始，我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突然之间，学校的正常秩序全都打乱，课也停了，老师也不来管我们了，到处贴着大字报。但我们每天还跑到学校来。有一天，一个同学急急忙忙跑来叫我，说，快快，图书馆都撬开了，再不去，就没有书了。我跟着他跑到学校图书馆。图书馆无人看管，书库的大门虽然还锁着，但墙上的一扇窗户被砸开，同学们从窗户爬进书库。那一刻我很兴奋，有一种冲上战场的激动，一个翻身就从窗户上翻进了书库。书架上的图书已经凌乱不堪，地上也堆着书籍。我只记得当时的头脑突然出现了空白，一种浩渺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挤到书架前翻看那些凌乱的书籍。随手拿起来的一本就是我喜欢读的，再拿起一本又让我爱不释手。

那时候的我特别爱读科幻文学、科普著作，还有诗歌。我捧着一本书痴痴地读了起来。我的同学推我一把，慌慌地说，莫看啦，快走快走。我才发现他背了一个书包，此时书包里已塞满了书。他已经朝那扇敞开的窗户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催促道，快点呀！我不情愿地合上手中的书，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我后来一点也记不得这本书的书名，更记不得书里的内容，但我始终记得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非常精致的书，当我合上书时，硬皮封面上的艳丽色彩好像还闪耀着光芒，我还情不自禁地用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

“快点呀！”我的同学已经站在窗户下面了，他使劲朝我喊了一声。我捧着这本书准备就走了，可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似的，刚迈出一步又转过身去，将手中的书小心翼翼地插回到书架上。跑到窗下，我帮着同学把他沉重的书包递了出去，忽然有些不甘心空手而归，我弯腰随便捡了一本不知是谁扔弃在地上的小册子，就赶紧爬了出去。我的同学把沉甸甸的书包抱在胸前，他一再地叹息说，你胆子太小了。后来我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我胆子太小了吗？也许有一点，恐怕也不全是，否则我也不会那么果断地从窗户里爬进去了。但我永远记得，如此精美的书籍我是第一次亲手触摸到，我记得当我有意识地轻轻触摸它时，仿佛感觉到手微微一烫，紧跟着心也微微一烫。也许是我觉得它太宝贵了，我不敢以这种行为来亵渎我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在县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那时的阅读情况是怎样的？

贺绍俊：在农村当知青时，当然就想着要离开农村，但前程一片渺茫，也就不去想它，知青们在一起时还是顶愉快的。我们有一批知青爱学习，还成立起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一起学习讨论，读了好几本大部头的马列原著。70年代初我们所在的区成立起文艺宣传队，调了很多知青来参加，也把我叫去了。宣传队的一台节目几乎全是我写的，有一个小戏曲，一个相声，还有对口快板、小合唱、诗朗诵，等等。我自己也串演了几个角色，这台节目在县里演出时把大家都镇住了。在文化馆当创作辅导员主要是辅导县里的业余文艺创作，给业余作者办创作班，给他们讲课，并辅导他们写作。另外就是下到基层辅导基层的文艺活动，帮他们写节目。当时的文化馆的馆长宣布了一条学习制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统一到会议室政治学习。有几位爱熬夜的人可是叫苦连天，他们早上根本起不来。但馆长觉悟高，自然有办法，更何况他睡眠神经短路，天没亮就醒来了。于是六点没到，就穿着大皮鞋，在楼道里一路走过来，挨着门“咚咚”敲得山响，一边还使劲喊着，学习了学习了。我不爱睡懒觉，令我痛苦的不是起早起而是坐在桌前的枯燥的政治学习。馆长要我们学习当时下发的政治文件，还有报纸上的“两报一刊”社论或长篇大论的批判文章。开始，我带一份我想读的文章，压在政治文件或批判文章的最下面。我也在会议室的大桌子前正襟危坐，却把眼前的文件、报纸扒开一道缝，从这道缝我读着压在最下面的文章。但我的行为很快被馆长发现，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过了几天，我拿着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进了会议室，这次我不是把它压在下面，而是公开地摆在上面，让《反杜林论》压着那些政治文件或批判文章。我对馆长说，我想借政治学习的时间好好读一读马列的原著。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只好说，是要读马列原著，不过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重要文件也必须好好学习。他不敢制止我读马列著作。没想到我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把《反杜林论》认真读了一遍。《反杜林论》中渊博的知识面吸引了我，恩格斯的辩论式的思维方式也对我有启发。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哪些书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贺绍俊：我所理解的枕边书，应该是一个宽泛的指称，并不一定是指放置在枕边、让你在睡前还要读一读的书。如果是指放置在枕边的书，很抱歉我没有，因为我不愿意在睡前还躺在床上读书，这涉及到一个人的阅读习惯。我曾读到过《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编的一本《枕边书》。这是该周刊主编对全球知名作家与名人进行采访的合辑。他采访的主题便与阅读有关，被采访者都会谈到他们喜欢读什么书，但这些书并非一定被放置在枕边。因此枕边书是一个比喻型的词语。它泛指一个人一段时间内最喜欢的、放置在身边经常要读到的书。枕边书或许放置在枕边，或者放置在电脑前，或者放置在书柜最显眼的地方，或者就放置在自己携带的包里。但我还想给枕边书再增加一个限定，它必须是指一个人完全出于阅读兴趣而选择的书。有时候，因为要写书评或论文，会将一些书籍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会经常阅读它，这些书籍显然不能算是我的枕边书。我的阅读兴趣偏向于知识性，我特别喜欢叙述非常轻松、又包含着丰富知识信息的书籍。这类书籍往往会成为我的枕边书。比方《元宇宙》这本书一度成了我的枕边书，因为这一新的知识太吸引我了。

中华读书报：哪些书是您一读再读的？

贺绍俊：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底气，我在阅读上总是喜新厌旧，很少有一读再读的经历。我的这种阅读习惯显然不值得推广。经典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我这样做几乎是在将自己放逐到经典之外。我还必须承认，网络和新媒体也在改变我的阅读习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如果在过去，当我回忆起一本书的内容时，可能会找出这本书再读一读。现在就不会去找这本书了，在电脑或手机上输入一个检索词，就找到了我回忆的内容。电脑和手机已经夺去了我的不少阅读时间，我却沾沾自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或许在培养我们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还是不要把这种改变视为文明的倒退吧。

中华读书报：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贺绍俊：当回答这个问题时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年龄上的感伤，我已是一名老人，老人何止在身体上和生理上走向衰弱，而且在阅读的体验上也远远不及年轻时的敏锐和激烈。曾经，读到一本新书，会因为内容的新奇而激动万分，有时会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会恨不得马上与一位朋友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最理想的阅读体验吧。这种阅读体验是因为新奇而带来的。这种新奇可能来自各个方面，或者是知识之新，或者是叙述之新。但我老了，心理似乎也迟钝了，读到新书的反应也就平淡了，好在好奇心还没有消失。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见到古人，您想见到谁？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

贺绍俊：当然我希望见到一个有趣的古人，比如苏轼。我希望能融入他的生活之中。我会从他充满人生智慧的谈吐中获得满足。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贺绍俊：我觉得这个问题像一个坑，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坑里，因为你选择任何三本书都会落下遗憾。世界上的书籍浩如烟海，何况我在阅读上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读者，我不敢相信，会有三本书能让我在无人岛上反复阅读而不厌倦。如果真把我扔到一个无人岛上，与其让我带三本书，还不如让我带一些纸和笔，我可以在无人岛上，静下心来清点自己长年阅读的体验和记忆，并把它写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