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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李延寿在《南史》中提到梁代诗论家钟嵘曾向沈约求誉而遭拒，因此在撰著《诗品》时将他与并世诗人相较，指出“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言外颇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意味，借此来报复当初所遭受的冷淡待遇。身为文坛领袖的沈约为人谦退，常以推贤进士为务，不少同侪后进都得其奖掖提携。相形之下，钟嵘的遭遇确实显得极为反常。这件轶事的渊源虽已无从追溯，可即使近乎小说家言，若着眼于其中所呈现的“通性的真实”，似乎隐约折射出沈、钟两人在观念上的激烈冲突。然而稍事寻绎覆按双方的异同离合，不难发现尽管在某些议题上仍存龃龉，但两人的诗学思想多有关涉互通，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

有一种常见的误解需要先予澄清：钟嵘将沈约纳入中品诗人之列，其实绝无贬抑之意。《诗品序》中早就声明：“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汉魏以来诗人何啻千百，能成为评议的对象，毋庸赘言早已超迈流俗；在此前提下划分品级，也仅代表个人偏好，并未强加于人。作为参照的谢朓、江淹、范云均居中品，也足征彼此间并无轩轾之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依照《诗品》“不录存者”的体例，沈约恰是全书中最后一位辞世的诗人，更可见他在钟嵘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钟嵘在评述沈约时说“详其文体，察其余论”，除了诗歌创作，对其相关议论也非常关注。《诗品》常有精辟深刻的见解，沿波讨源，往往可以和沈约的意见相互印证，很可能受其沾溉影响。身逢魏晋易代的阮籍在《咏怀诗》中每每讥刺世事而语多隐晦，钟嵘称其“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又提到晋宋时颜延之注解阮诗，却因避忌起见而“怯言其志”。沈约在《七贤论》里同样慨叹阮籍不为世俗所容，“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对其忧世伤生的苦痛深有体会。唐代李善《文选注》还征引过沈约对阮诗所作的评注，即致力于发皇心曲，探求诗人的苦心孤诣。晋宋之交的陶渊明最初诗名不彰，钟嵘不仅拈出其“风华清靡”的特色，匡正世俗以“田家语”视之的偏颇，更着力表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此前沈约撰著《宋书》，在《隐逸传》内首次翔实记录了陶渊明的生平遭际，无疑为钟嵘的评价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凭据。刘宋时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的新貌，钟嵘誉之为“元嘉之雄”，对其“兴多才博，寓目辄书”的卓异诗才叹赏不已。沈约的《宋书》虽无“文学传”或“文苑传”，却在《谢灵运传》后特设专论，综述先秦至晋宋期间文学的递嬗演进，盛赞谢氏“兴会标举”，足以“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钟嵘与南齐诗人谢朓过从甚密，对其诗有细致入微的考察，尤为欣赏他“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和“善自发诗端”的特色。沈约与谢朓早年同属“竟陵八友”，关系更为亲密。据《南齐书·谢朓传》记载，沈约对谢诗有“二百年来无此诗”的赞誉，推挹之情溢于言表。在《伤谢朓》中，沈约更以“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来概括亡友在诗艺上的孜孜追求。钟嵘对刘宋诗人傅亮的态度转变，恐怕最能证明他直接参酌过沈约的意见。傅亮擅长表策文诰之类应用公文，钟嵘起初并未细究其诗，“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美”，直到在沈约所编诗集中读到傅诗，才决定把他收入《诗品》，避免了遗珠之憾。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沈约编有《集钞》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所谓“撰诗”或即指此而言。有些学者曾大胆推断，钟嵘还另外编选过诗歌总集，以便与《诗品》所论相辅相成。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在筛选纂辑的过程中，想必钟嵘也借鉴过那几部由沈约编纂的总集。

除了在评议诗人方面意见屡有相合，沈约和钟嵘对创作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也颇多共识。《宋书·谢灵运传论》描述历代文学的嬗变，指出建安时期的特色在于“咸蓄盛藻”，“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曹植、王粲等代表作家则“以气质为体”，其意即情感表达鲜明有力，藻采丰美而又不失质朴本色，据此确立了后世创作的不祧之祖。《诗品》认为诗歌必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唯有将劲健爽朗的情感与精巧华美的语言相结合，方能呈现完美的风貌，而充分体现这一审美理想的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曹植，其主旨显然与沈约一脉相承。晋宋以降有不少诗人热衷于在诗作中堆砌典故，钟嵘对这种“殆同书抄”的习气非常不满。他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吟咏情性”，不能为了卖弄才学而窒塞情感的自由抒发。《诗品序》中称引徐幹、曹植、张华、谢灵运的佳句，正因为这些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人们对美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感受，又能以鲜活自然的语言将其直接表现出来，而无须辗转求助于隶事用典。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列举过曹植、王粲、孙楚、王瓒的诗篇，推许他们“直举胸情，非傍诗史”，即直抒胸臆而非乞灵事典。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转述过沈约主张的“文章当从三易”，第一项就是“易见事”，同样提倡不使用生僻艰涩的典故。颜之推还提到北朝文人邢劭、祖珽称赞沈约“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此岂似用事耶”，可见他确能将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践。

沈约在文学史上尤以倡导四声八病著称，曾撰《四声谱》以阐发其说。据《南齐书·陆厥传》记载，他和谢朓、王融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从而成为中古诗学求新趋变的代表人物。钟嵘也认同诗歌声调应当和谐流美，但觉得只需“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就已足够，而四声八病均属人为制定的规则，拘忌过多，有违自然天成的要求。他由此宣称“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直言不讳地予以拒斥。钟嵘对方兴未艾的声律说并不陌生，据《诗品》所述，王融向他评议过前人在探究声律时的得失，还介绍了自己撰写《知音论》的计划；谢朓很投入地和他讨论过诗歌，“感激顿挫过其文”；而他认为前人早就注重音韵，“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实即针对《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有关历代诗人“此秘未睹”的自诩而言。永明声律说对后世近体诗格律的形成确有直接的影响，可毋庸讳言其中仍有许多含混牵附的阐述，容易令人滋生误解，同时还存在不少琐碎严苛的要求，即便是沈约等人也很难一一遵循。钟嵘的指摘事出有因，并非出于盲目懵然的固执守旧。对此提出责难的也并不只有钟嵘，另如陆厥也认为前人“早识宫徵”，“不得言曾无先觉”（《南齐书·陆厥传》），甄琛更是斥责沈约所述“妄自穿凿”，甚至摘取其触犯声病的作品“以诘难之”（《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受到质疑问难的沈约也虚怀若谷，相继在《答陆厥书》和《答甄公论》中予以回应。此后直至唐初，四声逐渐出现二元化的倾向，并最终归为平仄两类，而八病也得到简化和扬弃，转变成黏对等规则。在此过程中，沈约和钟嵘等人的往还交流商榷，毫无疑问促进了声律论的反躬自省和补苴隙漏。

（作者：杨焄，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