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王”身份可以看作是一个“枢纽”,由这个枢纽为支撑,可以联接天庭、人世和地府三界…… 李浩:找到灶王,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灶王传奇》是作家李浩的长篇小说转型新作。在明朝“土木堡之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小说以一家小豆腐坊里的末流神仙“豆腐灶王”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目睹、经历的种种人间烟火、喜怒哀乐、离奇曲折,现实与寓言交织,传统与先锋并置。作者试图在天马行空的“非典型”故事背后,开掘、省思我们民族穿越古今、具有普遍性的人事、人情、人性,探讨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传统、历史、民间的外壳中,讲述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式寓言,在保留以往创作现代性内核的基础上,从人物设定、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复归中国文学传统,探索了文本创新的新可能。
李浩表示,自己采取寓言、神话、变形,并不是为了拒绝现实,而是愿意以一种更艺术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遮遮掩掩的真情”。
中华读书报:听说你十年前就想写“灶王”的故事? 是因为什么契机十年后完成《灶王传奇》?
李浩:是啊,十年前,我就开始了写作“灶王”的思想准备,而且兴致勃勃地和韩敬群先生、龙一先生谈了构思,但意外的是,自己被一些似乎不起眼的细节给卡住了:它们能动摇小说的合理性,使其相关逻辑出现松动。
契机有两个。一个是河北省文物局的一个朋友邀我去蔚县采风,在那里,我一边参观他们修旧如旧的屯堡,一边参观了王振的旧宅和家庙,它让我找到了安放故事的落脚点;另一个是一位诗人的诗集要我写评论,我在认真阅读的过程中读到了一个佛教用语,它突然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知道,我可以写作它了,它已经在我的大脑里孕育完成。我是在1月份开始写作的,完成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三,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写作过程中,我甚至有时一天能有一万二千字的创作量。
中华读书报:这么说写作的过程非常顺畅? 你一直比较重视小说的结构,那么在《灶王传奇》中您的结构是如何解决的?
李浩:我将小说的结构看作是小说的骨骼,它是支撑性的,小说有无站立甚至奔跑的可能,有无体型上的美感关键在于结构。在《灶王传奇》中,我先建立了“倒叙”,这就为叙述中的来回出入建立了便捷;然后,主故事部分我采取的是线性叙事、箱体叠加的方法。线性,保障故事的连贯和顺畅,也便于阅读者轻易掌握其中的前后关系;箱体叠加,是要在长篇故事中分截成若干段落,每个段落的故事都有一个小核心和它的小高潮,同时尽最大可能让它们能保持短篇小说式的精彩——这是从《铁皮鼓》和《午夜的孩子》以及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那里学来的技法。
故事中的“我”,那个豆腐灶王是故事结构中的主线部分,主体的聚光灯都围绕着“我”的活动和思维展开,然而“我”又或多或少在部分时候“隐身”,让故事的和另外的人物站到前台去,这时“我”便充当一个观察者。龙一先生曾提议,为“我”提供一个灶王奶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时隐时现,现的时候多,隐的时候少,然而到最后,因为出于对于故事结构的考虑我将她给拿掉了。我很怕她,成为罗丹为巴尔扎克像塑造出的“光彩夺目”的那双手——她的故事很可能会影响到阅读者对主体故事的注意,仅仅提供一个有趣故事又不是我想要的。
这是我在结构上的一些想法。至于是不是已经完成,我不敢轻易断言。
中华读书报:你从西方文学中吸收了很多营养,但是此次却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时代背景来构建小说。从小说可以看出,你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准备也很充分,这里是否暗藏着你的某种文学“野心”?
李浩:我是一个坚定的“拿来主义”者,无问东西,只要有利的、有用的我都想尽可能多地拿来,我也相信吃羊肉吃牛肉你既长不成牛也长不成羊,我要尽可能地饕餮些。我最初的文学开始,是从对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兴趣开始的,包括最初的艺术学习——当时,我写繁体字,写古体诗,学国画,臆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君子”……我父亲叫我“满清遗少”,似乎也真的有那么一点儿。感恩上个世纪80年代,它让我不断地开阔,不断地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撞击,也让我部分地接受来自西方文学的营养。在这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另一种狂妄,现在看来这种狂妄是多么地无知。近些年来,我又开始更多地理解和试图理解我们旧有文化文明里的所有,当然加上了审视和反思。我希望自己能够理解西方文学,希望能从中有更多的获得;我更希望我能更深地理解东方文学,希望从其中有更多获得。如果这属于野心,我承认,我有,而且坚固。
中华读书报:一般阅读印象中,灶王是能间接掌控民众死后去向的神仙。《灶王传奇》中,灶王相对于众神而言地位较低,甚至求神办事时,灶王也要实行人间俗礼,灶王也有他的圆滑。你采取寓言、神话、变形……并不是拒绝现实,其实是以一种艺术形式反观现实。以灶王体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仅是灶王叙事文本的突破,也是对人性发掘的创新。你觉得呢? 为什么选择灶王,在创作过程中还在哪些方面有新的探索?
李浩:灶王是民间神,但关于他的传说都是碎片化的、象征性的,如果不加以创造性地改造,它几乎无法完成故事——中国的诸多神话、传说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们是点,而不是线,没有多少的勾联性和延续性。在写作《灶王传奇》的时候我首先想如何完成连贯故事,但更主要的是如何放置“遮遮掩掩的真情”,即那种我对现实、世界、个人和命运的理解和表达。
我选择灶王,是因为觉得他“合适”:一,他需要不具备特别的法力。二,灶王,是中国的道德神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灵多数是道德神,区别仅是他们的神通的大小和职务的高低),他手上的“好罐”“坏罐”具有强烈的道德判断的表征,而民间灶王联上那句“上天言好事”更是代表了民间百姓对于自己道德记录的一种极有意味的期许。三,灶王,是最接近民间烟火的一位神仙,甚至可以说被供奉在灶台前的灶王神灶君本身就是烟火,他能够洞悉每个家庭里所有的发生(这是何等便捷的角度啊!),但同时又有一种间离感,对于人世间的所有发生他都无力干涉,却担着一个“一家之主”的虚名。四,灶王,是神仙谱系中最低的神阶职员,他又必然地受控于整个神仙体制,包括其中的规则性和官僚性;五,“灶王”身份可以看作是一个“枢纽”,由这个枢纽为支撑,可以联接天庭、人世和地府三界。这样,小说可获得的腾挪和丰富便得到了更多的保障……找到灶王,我感觉自己大约也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地。
中华读书报:你对《灶王传奇》的完成度满意吗? 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在自己创作中的独特价值?
李浩:怎么说呢? 基本满意,我大约会给自己打80分吧。它对我以往的写作是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延续;它让我再次冒险,部分地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我对其中的某些掂对、设计依然有小兴奋;在这个充满传奇性的故事里我举重使轻,它部分地应当是“像鸟一样轻,而不是羽毛”,那种轻逸是我想要的,那种内在的凝重也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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