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抛开对于青年的意识形态化理解，仅仅将其界定为年龄与代际的划分，那么与如今的日益面目模糊所不同的是，直至21世纪初年的青年写作至少都有迹可循，比如1990年代末的“70后”和“80后”写作，前者夹杂着“摇滚青年”的影响，如石康的“青春三部曲”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物化现实（如“美女写作”）；后者在某个阶段约等于聚焦校园、家庭、情感和青春期体验的“青春文学”，同媒体和市场的营销密切相关，隐隐然勾连着逐渐兴起的消费主义浪潮。

此处“青春文学”中“青春”的内涵与文学史上一系列的青春书写大相径庭。因为“青春”本身就是一种兴起不过二百年的话语，源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和科学理性对古典时代农牧积累型经验的扬弃与颠覆。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形象从 20 世纪初以来发生了数次嬗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笼的革命少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红色青年从“小我”走向了“大我”，社会主义“新人”中也着力强调一种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青年革新者与创业者形象。八十年代初的“潘晓来信”掀起了有关青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讨论，那些“进取的青年”以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研究生为代表，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健康饱满，拥有上下求索的勇气，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尽管面临着挫折甚至失败，依然有着“东山再起，卷土重来”[1]的可能。他们行走在广袤的时空之中，是历史的主体，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先锋特质。

“青春文学”后的晚近十余年间，青年写作则失去了其清晰的形象，青年作家们对于现实和切己体验的兴味似乎变得寡淡起来。至少在我的目力所及，同龄人有关现实题材和遭遇的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堪称稀薄，大约只有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这样少数聚焦于“失败者”的作品。“陈金芳”们徒劳无益的奋斗与挣扎，似乎暗喻着青年进入了一个缺乏“未来”的黯淡历史场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个历史场域命名为“后青春”时代：“启蒙运动以来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 ‘青年’已经死去，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残留，青春亚文化再无法充当观念的先锋、美学的前卫和思想的先行者与变革者”，此前关于“‘青春’的书写一直被形形色色的外在的话语如人道主义、启蒙与理性、革命与民族、共产主义所主导，但它始终没有脱离总体性的世界。这个‘青春’是在被历史书写的同时，也在参与历史的书写。但如今的‘青春’在摆脱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等诸种意识形态之后，变成了一种被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所主宰的碎片化存在。多元化的结果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技术化与科层制让自由成为一种权力玻璃罩内的封闭游戏，青年分享着相似的痛苦，却无法共享某个共同的信念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体，只能再次分散为冷漠的消费型个人。青年不再对历史负责，也无法筹划未来，只能沉潜在当下实利主义的浑水之中。当面对历史的撕裂时，弥漫在其中的感性结构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式的焦虑，而是倦怠和颓废，因为焦虑是有未来感的，而倦怠则是放弃了可能性的向往。” [2]

所以，“青春”更多指向于一种创新、活力和革命精神，“青年”未必都拥有“青春”。在当下青年写作中盛行一时的“自恋者、躁郁者与缺席者，折射出后青春文学的叙述模式、情感结构与历史认知，从启蒙、叛逆到自我关注和消费的文学形象，是我们时代主导性文化生产模式的结果”[3]。当下“青年写作”的总体情形体现在，其中固然有着“陈金芳”以及她在孙频、宋小词等人作品中的兄弟姐妹们那样的“失败的青春”或者“无望的青春”——这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之并行的是青年形象的单一化，但更多是回避了“青春”话语的多样性风貌：许多青年作者逃逸到历史与想象之中，比如林棹《潮汐图》从地方与典籍出发，信风与岛屿，怪物与异语，土洋杂呈，水陆交错，是氤氲着瑰丽飘逸气息的海洋写作；侯磊《北京烟树》则进入到“京味”的发生、渊源与当代再塑造；周恺《苔》折返到晚清川地的袍哥江湖；葛亮《燕食记》在庖厨美食中寻觅“典雅中国”……即便是关注成长经验与体验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也只是将青春记忆转化为怀旧与创伤的悲怆表达，掉转头去的回眸中丝毫没有朝向未来瞻望的热情。

“青春”的退却，暗合于“时代精神”的侧面。将青年理解为必然的革新性，无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用臧克家式的句式来表达就是：有的人还年轻，他（她）已经老了；有的人老了，却依然年轻。在一个宽容的社会中，无论何种写作都有其合法性，任何一种人生态度与取向也都应尽予接纳，但如果完全采取这种相对主义的视角，那么“青年写作”就会被消解掉其意义。因为，人们多少都会对青年有所期待，不可能纯然以日历时间的划分来讨论“青年”，“青年”这个概念自其诞生起就携带着文化和社会变革的要素——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而“青年”总是内含着对于“青年性”的想象与向往。

置诸文学领域，尤其是代际交叠的文学史的视野之中，用何同彬的话来说：“‘青年性’的核心价值是基于共同体责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诱惑、反抗权力的滥用和公器的私权化，反抗没有责任感和理想情怀的庸碌，反抗基于谋求名利和安全性的过度‘和善’，反抗那‘温柔’又‘残酷’的世故习气……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发生或刚刚发生，青年就被压垮了，或‘招安’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他对于因循的不满、现状的不满和创新的焦虑，并且试图进行召唤：“先要打破目前这个通过‘纯文学’‘文学自主性’‘学术化’‘学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构的话语封闭性，青年批评者应该摆脱一种过度职业化的话语惯性，把抽象、空洞而恶性重复的文学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具共同体关怀和责任意识的 ‘公共性’的层面上来。”[4]正如这个世界参差多样的形态，青年显然不会天然形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公共性却可以成为一个联结形形色色差异性的纽带，形成“和而不同”的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

涉及公共性，那么仅从文学内部来就事论事，就如同只在日光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准备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逢OpenAI ChatGPT引发热烈的讨论，我偶尔看到一位网友发布的ChatGPT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倒是颇为吃惊。如果事先不知道那是人工智能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是某个研究生甚至学者论文的一部分，无论是行文的风格，还是论述的逻辑，乃至最后的结论都很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以至于取得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这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我们数量众多的写作其实是无效的废话，不过是陈词滥调的叠加；另一种可能是人工智能已发展出能取代掉某些类型写作的能力。无论哪一种，对于从事文学及相关写作的人而言都并非幸事。我并没有特别的耐心去深究人工智能写作，这个话题早先几年就由于微软小冰写诗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谷歌公司也在2023年2月6日透露，计划推出一款聊天机器人Bard，与ChatGPT竞争，不知道人工智能经过深度学习技术的提升，在未来其表述上的似真性会不会跃迁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意识。

这个话题当然是某个时髦的、阶段性、即时性的技术发展新闻，就像“区块链”“元宇宙”之类，但从事古老的写作技术的人也不得不直面这种现实——就目前的技术成熟度而言，已经有很大部分的规范式写作可以被机器替代了。关于时髦的事物或词语，是否可以进入到“严肃”的文学写作之中，我曾经听李敬泽在好几个场合说过，他以前在报纸开设写《春秋》的随笔专栏，为了亲近想象中的读者，有时候会在行文中采用一些俏皮的流行语汇，时过境迁，它们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再回头看可能就有些尴尬。不过，在涉及人工智能机器写作的时候，这个时髦蕴藏着深渊般的潜能，它构成了同我们时代（姑且称之为）人工写作并驾齐驱的形态和背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样式，更是一种人们身处其中的科技总体性生活语境、认知框架和情感结构综合体。对于青年而言，情形尤为如此。

我们无法脱离这种综合语境来讨论“青年写作”，就像不可能脱离代际观念去讨论“青年”，不可能脱离使用的工具去谈论“写作”，但恰恰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当我们沿袭思维的惯性，会自然而然地陷入对“青年”的刻板想象当中，它可能被界定为充满变动与创新的活力，又或者幼稚而不乏青涩；同时，我们还会用陈旧的意象去表述“写作”，比如笔耕、杀青、付梓。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时代的青年可能是标新立异的，但更大可能是墨守成规，他们也基本上不再用笔写作而是用PC或者手机键盘，出版与发表不再是付梓而是激光照排。我说这些话并不意味着自己是一个词语上的刻舟求剑者——我当然知道词语的内涵和隐喻会不断演变，同样的能指完全不妨碍指涉不同的所指，我要强调的是语境问题以及与语境同时互动变化的写作，它们的变异性和重要性很容易被修辞所淡化和遮蔽。

关于青年写作的已有讨论，大多数在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内部，顶多补充有限的思想史的维度，不怎么涉及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青年议题。这些议题主要包括青年的教育、就业、婚恋和犯罪等问题。根据一项十几年前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公共利益是寻求青年问题解决途径的最大目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的几个最大的关注点是：1.公共安全；2.幸福的家庭生活；3.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这些关注是和前面4个青年问题紧密相连的。中国政府、公众和专家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国必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因此，青年问题应该被视为需要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5]这项在21世纪初“全球化”话语甚嚣尘上背景下的研究，准确地指出了青年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和稳定”：一方面同作为不容置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进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这个进程中会优先考虑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即便今日来看，这个论断依然没有过时，它构成了当下青年写作的结构性背景。

因而，可以说青年写作既是代际议题，也是政治议题，它们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时代的政治议题在文学的主流话语中往往被窄化。这种窄化表现为两种向度：一种是以审美和自由为托词回避宏观政治，为了避免工具化，进而全然摒弃关于政治的讨论，或者将文学与被窄化的政治视为对立的两极。这可以视为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自“新时期”以来到东欧剧变后达到极致，尽管已经逐渐失去其现实应对物，对抗的对象发生转变，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但因为文学教育的缓慢影响，依然盘旋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成为另一种政治无意识。另一种则是在后革命氛围中，将宏大政治转化为文化政治，从而转向于诸如身份、族群、性别等议题，这些议题并非不重要，但它们只是更宏阔政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最为根本的问题依然是人群在财富、权力、资源等方面的分化所造成的阶级问题——当然，这个概念在21世纪以来已经被相对柔和的“阶层”一语所替代，其实是一种焦点的转移和含糊化。

明了这一点，并不是说要回到阶级话语，而是需要对既有的文学话语有清醒的认知，青年写作不能落入到上述窠臼之中。青年写作的精神应该是开放、包容与自由，窄化政治与回避的写作自有其合法性，只是不能陷入心理上的偏执狂，一旦封闭了自我的心灵，过早地执守于某个单一价值观中，就容易阻塞成长的可能和创造的潜能。

让我们先搁置社会学或者纯理念上的去人性化的分析，进入到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观察和描述之中。从类型与媒体呈现来说，我们时代的青年文化体现为如下三种形象：

一种是早衰的青年，类似老舍在《二马》里面说的那种“出窝儿老”[6]，暮气沉沉、观念腐朽、思想因循、思想驯化，不自知甚或沾沾自喜。当然，老舍的“出窝儿老”是在比较民族文化时隐喻陈旧的中华帝国传统，在我们时代则体现为“三和大神”式的躺平与丧文化。这种情形如果单方面指责青年的精神颓靡是不厚道的，也缺乏洞察——精神能量从来无法脱离实际的肉身存在。事实的情形是，当一个社会过于内卷，并且在种种权力架构中阻塞了流动的希望和未来的愿景，那么这种情形就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至可以视为消极的反抗。消极的反抗自然会导致虚无主义和犬儒化，它们并不能由精神自身得到解决。

第二种是早熟的青年，也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以超乎生理年龄的精明与势利，体现出过于世故的面目，致力于资源与权力的争夺。在文学场域中就是投合各种前在的势力，无论是权力、资本还是具有象征价值的圈层，比如同市场和传媒密切结合的“美女写作”和“青春写作”。这本是文学生态构成中的常态，但它们如果成为主流，将会窒息革命性的生机。

第三种是拒绝成熟的青年，即所谓巨婴。他们不是晚熟，而是拒绝成长，始终生活在婴儿式的动物本能之中，将人性与生活都自然化，自我中心的结果是矮化了书写的超拔向度，而滞留在生物性层面，放逐了历史、社会和精神。晚熟有一种是先天的，如同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是身体和智力上的缺陷；另一种则是后天缺乏教育和艰苦的自我提升，而流于“平庸之恶”，即思维缺乏深度思考和自我反思，容易走向狭隘与极化，这实际是道德上的缺陷。

这些情形表明，我们时代的青年文化出现了深刻变革。青年文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化，这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的青年意识转型。阿利埃斯在梳理欧洲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对于生命年龄的理解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到18世纪，“青少年”的概念在文学中初现雏形，代表人物是谢吕宾（Chérubin）和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年轻人被认为蕴藏着新的价值，可以使老化和走向衰朽的社会焕发青春，这种从浪漫主义时代就出现的青年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普遍和寻常现象。[7]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文本，到《新青年》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自我革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年龄的划分有幼、弱、壮、强、艾、耆、老、耄、期等不同阶段，在世界各个地方许多后发部落中也都有成人礼的习俗，但这种人生阶段中关于“弱冠”或者“青年”的认识，同现代社会中的“青年”并不一样，它们关乎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论和价值观。

如同我在文章开头简略胪列的20世纪中国文学青年形象谱系所显示出的，整个文化内在语法是青年崇拜——它关联着断裂、革命和破旧立新，青年文化是主流文化。但如今它则从主流文化蜕变为了亚文化，在20世纪初那种富于勇气和进攻性的青年意气——从一战战场上的士兵到“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从西班牙内战里的国际主义志愿军到第三世界共产主义反殖与独立运动中的革命者，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转为退缩性和内倾性的亚文化，青年改造世界的愿望与行动“向内转”为改造自我和文化的身份政治。与此同时，青年文化的政治学色彩逐渐淡化，而同社会学、生理学和教育学关联起来，如人类学家米德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代人之间关系的《代沟》，帕森斯对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分析，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移民阶层、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子弟中的“越轨人群”的行为以及文化的研究。它们界定青年的方式基本上是以生理年龄为手段，关注的往往是犯罪、叛逆、小众性与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8]这从侧面折射出，在象征意义上，青年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从主流文化转变成为次属的反抗性亚文化，那种原先蕴藏着的革命性能量残余流转到文化生产领域。

这是社会秩序建立和稳固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会带来保守和对于变动的厌恶，趋向于对充满不确定和革命因子的青年文化进行规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逐渐在欧美主流化，并且通过全球化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这种青年文化的规训力量得到了蔓延，体现为观念中的保守主义回归和青年文化形态的分异。

回到当下的中国文学，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常常可以看到对于“中年变法”的推崇，对于“晚郁风格”的致礼，却很少见到“青年写作”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我曾经很喜欢路内作品中的“少年气”——语言和思维上的清新表现，但是青春经验性写作往往难以为继，他在“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就难以突破自身的窠臼，而到2022年《关于告别的一切》则已经成为一种“中年写作”了。文学出版和传播对于“青年写作”揠苗助长式发掘和推广，似乎只是体现出一种将其纳入到自身内部体系流转的渴望。这个内部又有着幽微的矛盾：一方面希望青年写作能够为文学提供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却又不可能接受真正意义上对于既有文学秩序的离经叛道。因为整体性语境是保守的，它对于青年正面道德状况的鼓励和描述，诸如主动精神、竞争性、进取性以及自尊等等，是要巩固秩序而非破坏和谐和稳定。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共同体，实际上成为抱团取暖的狭小圈层，自觉游离在宏大社会与政治结构之外，“异质性”的存在很难被主流文学话语所接受[9]，而另一些人则循规蹈矩甚至转而成为既定秩序的鼓吹者和颂歌营造者。

基于对语境的考察，我们很容易理解注重秩序与稳定的保守文化会倾向于鼓励青年的幼齿化，并为它们提供生长空间。而对于青年写作而言，泛娱乐化是最为安全的选择，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文化泛娱乐和渠道下沉的表征。无论是真的晚熟，还是装嫩，磨平深度，拉低高度，脱离艰苦奋斗的逃遁和不乏危险的革新，总会获得最广范围的受众。

于是，吊诡的局面出现了。就像哈里森所观察到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是生物文化的“年轻化”转向，人们在营养、医疗、科技、教育和工作环境变化的综合作用下，不仅在外观和生活方式上，同时在行为、心智和欲望上都变得年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对年轻痴迷的社会事实上是在对它自以为崇拜的年轻发起战争。乍看之下，这个世界现在主要属于年青一代（有着自行其是心态和沉迷科技小玩意儿的一代），但实质上，我们时代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夺去年轻人赖以茁壮成长所最需要的东西。它夺去他们的闲散、遮蔽、孤独和创造性想象力（这些都是人格的生成本源）。它夺去他们的自发性、惊奇（wonder）和失败的自由。它夺去他们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的能力，让他们无法在电影、电视和计算机荧屏的框架外思考。它夺去他们与大自然的广博和具体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就不可能与宇宙有连通感，而人生也会始终 保持在本质上无意义的状态。它夺去年轻人与‘过去’的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的未来，他们很快便有责任去打造”[10]。他强调了语境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忽略了青年作为能动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任何一代青年都是生于某种语境，而后执掌这一语境，并且可以通过自身的主动性去改造和创造新的语境和文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那些早衰与拒绝成熟的青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晚熟的青年。一种是由于天赋的迟钝而成长缓慢，一种则是有意保留和维持青年的纯粹、开放与进取，后者是改造和创造新语境的希望所在。我从未对青年丧失信心，只是对既有语境中的中老年怀抱期望，那种期望就如同米德所期待的为了促进共同体而对多样性的倡议：“让每一个人都听，同时也要听每一个人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充满危险的，但有潜在自愈力的世界的希望。”[11]青年固然需要从中老年那里汲取经验，而中老年人则更要像毛姆所说的那样，要克制住批评青年的冲动。

语境自身在发生变化，除了我前文更多申述的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上的权威主义的回归，同时更具直接效力的在于新兴科技所形成的整体性文学生态的融合语境。“内与外、道与器、本质与现象之间如果说曾经一度被人为割裂，如今也融化在一起难分难解，主体性与审美自律的‘纯文学’重回芜杂斑驳的‘大文学’状态，或者说‘泛文学’也即融合的文艺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进而反馈并投射到整体生态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市场话语与科技话语的并存……尤其是新世纪之后科技话语的兴起，显出一种改写文学史的可能——不仅是当下的科幻、科普和科技理念的创作拓展了题材与文类的空间，更具有由科技话语回溯重新发明出一种路径与‘传统’的潜能。”[12]科技与人文、政治与资本、信息与生活、生命与精神、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融合态势，只是挤压了原有关于青年写作的刻板想象，如今到了全面刷新“青年写作”内涵与外延的时候了，“传统”的文字书面文学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其他符号形式进行的表述，如口头现场、图文结合、视觉音影、动漫游戏、虚拟现实等，同样也是一种新媒介中的“写作”。

“写作”的形式可以敞开可能，也不必担心会消弭“文学”的边界，但是回到“青年”，则需要再次强调公共性的激情、关怀他人的伦理和自我成长的意识。我想引用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写于1914年这个被阿利埃斯视作青年意识成为主流的时间点的诗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啊，我愿狂热地度过一生

让世上真理——万古常青，

让被欺凌者——受人尊敬，

让未竟事业——最终完成！

哪怕生活的恶梦肆意摧残，

我情愿窒息在梦境。

将来，快活的青年们，

也许会对我这样评论：

我们会原谅这忧郁伤感，

莫非这正是他隐秘动力的源泉?

整个他是善良和光明的骄子，

整个他是自由的凯旋！[13]

注 释

[1] 孟繁华：《从高加林到涂自强——新时期文学“青春”形象的变迁》，《光明日报 》2013年9月3日，第7版。

[2] 刘大先：《后青春时代的“青春文学”》，《山花》2016年第9期。

[3] 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页。

[4] 何同彬：《重建青年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5] 邵涡阳：《代际视角下的中国青年问题理解：通向美好未来的源泉》，见[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6] 老舍：《老舍全集·小说》（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7] [法]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页。

[8] 参见孟登迎为“国外青年文化研究译丛”所作的总序《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多重视野》，[英]霍尔、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峰、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页。

[9] 青年批评家和作家试图引入遗传学和哲学的“异质性”概念，来对青年写作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提出期许，比如田耳、赵松、李宏伟、刘大先、黄德海、方岩的对谈《何为“异质性”？》，《文艺报》2020年6月15日；《异质性与技艺之间》，《文艺报》2020年6月21日。《鸭绿江》自2019年第4期开设的“异质性导读”栏目，所讨论的霍香结、姚伟、贾勤等人，始终没有进入到主流文学批评的视野。

[10] [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梁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页。

[11] [美]玛格丽特·米德：《代沟》，曾胡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12] 刘大先：《拥抱变化——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的实践途径》，《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13] [苏]亚·勃洛克：《青春·爱情·畅想》，王意强、李四海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