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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1894-1968）作为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同时还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古体诗人、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更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纯粹的人。胡先骕学贯中西、敢说擅写，一生留下大量文字。但因为时代的激荡，也因为他文理跨界，当代年轻人对他知之不多。2023年5月24日是胡先骕130岁诞辰，《胡先骕全集》于今日在国家植物园举行首发式。让我们通过《全集》看一看这位被岁月掩盖已久的大科学家。图为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前排右二为胡先骕。

胡先骕，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批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是最后一代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又是第一代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群体。在知识训练上，他们“博通中西，文理兼擅”；在道德情操上，他们矢志报国，坚守真理。在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转型的探索之路上，他们不仅担负了为中国现代科学奠基的历史责任，而且以自身耀眼的才华与人格魅力，为世界文明谱写了一曲华章。这一辈人本应被叹羡、被称颂、被效仿，但却遭到了长期的被遮蔽、被篡改、被遗忘，以致后人在面对他们的名字时，会感到断崖式的陌生。他们是今天的老年人的父辈、中年人的祖父和年轻人的曾祖父，年代并不久远，本应触手可及，但今天的年轻人对他们的了解却远不及对千年前的古人。

幸有众多历史学人，钩沉索隐，把他们拉回到后人面前。胡先骕就是被“重新找到”的人之一。最早是《胡先骕文存》（1995）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性材料；在随后陆续问世的多部著作中，胡宗刚的《不该遗忘的胡 先骕》（2005）和《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2008）提供了最为全面和详细的资料。此外，学术界和教育界涌现了大批学术文章和学位论文，更有相关文章不断见诸报端和网络。这些研究勾勒出了一个轮廓鲜明的人物形象，让年轻一代不由惊叹“世间曾有胡先骕”！

这个惊叹蕴含着两个不解。第一是不解那个时代如何成就了一代人的奇迹。在后人眼里，祖父辈的时代明明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数次改朝换代，兵连祸结，经年的颠沛流离，千万人口的死亡……明明是不适合做学问的一代人，为什么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采集的标本被烧了，正在印刷的著作被炸了，研究机构被占领了，研究人员被杀了，手稿与资料遗失了，同行转眼就成了敌人……种种在和平年代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统统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种子，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以至于不管条件如何恶劣都要发芽，并能结出如此美丽的果实？ 第二是不解胡先骕这个个体如何得以生成。在他身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科学与文学、书斋与社会，这些看上去明显相互矛盾的特质，如何得以完美地共存？ 不仅如此，即使在同样出类拔萃的大科学家中，胡先骕仍然有其特别之处。而这点“特别”，让即使与他毫无历史瓜葛或者专业联系的年轻人也被他吸引。

刚刚面世的19卷本《胡先骕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就是这两个“不解”所推动的成果。《全集》不仅补全了一个历史人物的资料体系，更是担负着与传记年谱、他人回忆等其他资料类型全然不同的功能。胡先骕作为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和中国植物学奠基人的地位早已确立，《全集》固然可为此提供更多的佐证，但这并不是《全集》的主要目的。因为他人的解读和评价，归根结底不能替代人物自己的声音。《全集》的意义就在于时过境迁之后，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平息之后，在时代附加在人物身上的赞美、批评、拔高或贬低都随风而逝之后，让他的文字本身告诉世人他对自己人生和时代的认识。

“下笔摩古健，颇欲追班扬”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于1894年5月2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此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年，传统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胡先骕自幼聪慧，被人视为神童。他以传统教育启蒙，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少年时代因科举被废除转而接受现代教育。他在1909-1911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预科，于1912年被江西省官派留学到美国加州大学。1916年获得植物学学士学位；1923年再次赴美留学，192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立中正大学等任教。长期主政静生生物研究所。1948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胡先骕留在大陆，在一次次政治风暴中仍然坚守科学精神与文人气节，直至逝于1968年。

胡先骕一生笔耕不辍。他自幼被视为神童，博闻强识，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胡先骕在22岁时的诗中，自认“下笔摩古健，颇欲追班扬”（胡先骕诗《壮游用少陵韵》，作于1916年）。同时他又有发表欲，无论是科学论文、文学批评、政论建议、诗词歌赋，都要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除了对诗词分外珍爱而在晚年重新整理之外，他对其他文字并不在意保存。在战乱流离中未经发表就遗失的文字不在少数，晚年因被抄家而散毁的手稿更是无法估量。即便如此，不写日记、不写小说而以科学研究为主业的胡先骕，仍遗存近1300万字。

大多数人知道胡先骕是因为他是“水杉之父”。胡先骕与郑万钧于1948年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活化石”水杉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以至于水杉今日遍植于世界，中国南北城市众多的水杉林也成为不再稀奇的风景。但很少有人理解，确定一亿年前的化石与眼前的活体植物是同一个东西，靠的是胡先骕积累30年的学术功力。这种功力体现在胡先骕上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和10本中英文专业著作中。胡先骕是第一个发表植物新属（1928年的秤锤木属）和新科（1934年的鞘柄木科）的中国人，这是中国科学家跻身国际植物学界的开端。他一生发表的植物新类群更是数不胜数。每个中国孩子都熟知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覆盆子，其学名也是胡先骕于1925年所定名。胡先骕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属志》厚达1500页，第一次梳理了中国全部植物属和重要代表种。这部博士论文成为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植物分类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并成为《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1953-1954）的基础。完成于1938和1940年的《中国山东省中新统植物群》（英文）检视的则是2000万年前的化石植物。而后期完成的《经济植物学》《国产牧草植物》《经济植物手册》等，至今仍有实用价值。胡先骕的植物学发现，已经成为当代人常识的一部分。植物学家们就是这样用人类的理性系统将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茫茫植物世界确定下来。

但人类如何为自身选择道路却比确定植物世界困难得多。胡先骕这一代人在青年时代接受了辛亥革命之前的思想启蒙，普遍认同共和思想，可是对于如何面对本民族过往的文化遗产，则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路是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认为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思想、文学甚至文字）进行彻底革命；另一路则是胡先骕等所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身为“理科生”的胡先骕从1919年（25岁）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开始，写下了一系列与胡适的主张针锋相对的辩文，时人并称二人为“南胡北胡”。1921年胡先骕与志同道合的东南大学同事刘伯明、吴宓、梅光迪等人创立了《学衡》杂志，初因即是为了发表自己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的文学批评体大虑周、中外互证、逻辑严密、干脆利落，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先河，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胡先骕与其《学衡》同道的立场并非守旧，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念基础，即美国思想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人文主义”一词即是胡先骕于1922年3月从英文Humanism一词译成的。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有别于动物之本性，强调文化的人文关怀，追求高境界的美和道德，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素相契合，也得到了深谙西方文化的学衡同道的热切追随。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的文化遗产屡受重创，此时重读胡先骕的早期文章，更让人感叹其历史的远见。

胡先骕以学衡派主力闻名于世，但胡先骕对中国传统文化宝藏的维护，并不止于打笔仗。他坚信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国界的价值，但唯独缺少翻译的桥梁，所以他要亲手来建这座桥梁。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先骕酝酿了一个庞大的中国经典英译计划。他完成了170首苏东坡诗词的英译，完成了《长生殿》全本的英译，完成了对宋朝文化的介绍文章，完成了一些其他古诗的英译……在科学事业正值高峰的40多岁年纪来做文学翻译，胡先骕此举只是要为中华文化尽责，践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承诺。若无后来的战争爆发，世界骤变，按照他的翻译速度，这个雄心勃勃的翻译工程很可能按时实现，而英文的《长生殿》也可能早在1940年代就登上了伦敦和纽约的舞台。无奈天不遂人意，战火不但打断了胡先骕的译介努力，甚至灭失了他的大部分译稿，以至于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史的研究中，长期无人知道胡先骕的翻译工程。庆幸的是，在《全集》整理期间，丢失了80年之久的《长生殿》完整译稿，奇迹般地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找到了。

胡先骕文字所涉猎的领域之广令人惊叹。可以几无悬念地说，现今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读者能够读懂《全集》中所有的文字。再专业的植物学家，再渊博的文史学家，也必定会在《全集》中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内容。曾经，“H. H.Hu”是那个享誉世界的中国植物权威，而“胡步曾”则是文学史里坚决维护传统文化的文学评论家和古典诗人。两个名字代表了往往毫无交集的两个世界。即使在今日，研究胡先骕的学者仍然分属于不相往来的两大学科。虽然有很多同辈大师可以自如地穿梭于中西文化，如陈寅恪、林语堂、钱锺书等，但胡先骕不但横跨中西，而且同时贯通文理，却实属让人深感难以置信。在群星璀璨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类似的人物也寥寥无几。《全集》的首要功能，就是让胡先骕的所有文字第一次聚在一起。它将促使当今的学者从各自埋首的细分视域中抬起头来，看到他们很少主动去触摸的另外的天地。研究胡先骕传统文化观的学者将避不开那些完全不知所云的古代化石植物分析，生物学家们则不能不面对他们不认识的古文字和读不懂的古典诗歌。胡先骕不仅挑战了今日我们所浸淫其中的教育方式，甚至挑战了我们对人类智力的理解。只有当我们不能挑选，不能回避，直面《全集》的整体之后，才会相信：确实，这是可能的，曾经有一个时代产生过这样的人。其实，后辈所更需要的，并不是要知道前辈留下了多少财富，而是要知道前辈曾经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着什么样的可能。这是《全集》的第一个目的。

“未是夸言，冥心孤往自能济”

如果说胡先骕的科学论著和文学批评可以代表他的“立言”，那么《全集》中的其他内容则展现了他广阔的“立功”领域。他在19或20岁填的词中说到“勤修道艺，想重整河山，莫非吾辈。未是夸言，冥心孤往自能济”（《台城路·言志》，作于1913-1914年）。胡先骕似乎从未像传统中国文人那样纠结于“出世”还是“入世”的选择，他从来都是要参与，要行动，要负责，要成功。这也是胡先骕对自己所推崇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力行实践。

作为科学家的胡先骕，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事业家”。他以世界性的视野和高远的雄心，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1921年，胡先骕与动物学家秉志建立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今南京大学生命学院），次年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动物所）。1933年胡先骕牵头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家的组织——中国植物学会。在战争阴云密布之际，胡先骕又分头布局，在1934年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今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在1936年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战火中的1940年，胡先骕创建了中正大学生物系（今南昌大学生命学院）。坚信中国必定会赢得抗战胜利的胡先骕，在1944年就提出要在战后设立中央植物园体系与国家公园体系。每建立一个机构，胡先骕还会尽力创办一个英文科学刊物，使之成为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平台。

胡先骕还写过三部大学的植物学教科书。1923年《高等植物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高等植物学教育的开始，被最多大学选用，书中所确定的很多植物学术语由此进入汉语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1940年完成的《种子植物分类学》手稿在战火中幸存，得以于1951年出版。1955年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因为引发了政治风波而名声在外，成为政府尊重科学的一个符号。这三本大学教科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植物学人才。

学系、研究所、植物园、学会、刊物、教科书……让人不禁要问，胡先骕怎么能做成这么多事？ 他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对这点《全集》其实并不能提供很充分的细节；因为胡先骕的很多中文通信没有保留下来，还有很多材料至今沉埋在尚未开放的历史档案中。有幸的是，《全集》编委从世界各地大学档案馆中收集到了大批从未面世的英文信件。虽挂一漏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胡先骕在中国植物学学科建设的曲折经历。从这些信中，读者可以看到在他纵横捭阖的行动路上，是接连不断的障碍与挫败，大到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中到官僚主义或制度阻碍，小到意外事故或个人性格。而另一方面，却很少看到胡先骕因这些挫败而沮丧，或因这些障碍而迟疑。从大量通信中可以看出，胡先骕完全不回避办事业所必须处理的人间烟火事：人员招募、经费筹集、预算编制、品牌打造、关系疏通、讨价还价，甚至选址盖房，卖物换钱，事无巨细，他都要投入时间处理。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无中看见有。其中展现出的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和胸中的世界格局，竟丝毫不亚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大企业家。

在胡先骕的领导下，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了“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成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胡先骕一生培养和提携的一大批年轻一代科学家，不仅撑起了中国植物学的半壁江山，更是纷纷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中国的植物学事业于创建之初即登上国际舞台，并能在乱世中顽强生存奇迹般地发展，与地质学一起成为中国科学的开路先锋。1948年，胡先骕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开创科学事业的同时，胡先骕也以同样的热忱参与社会事业。对于胡先骕来说，家国一体，中国是自己的中国，无需考虑科学家的专业分工。他每遇大事必写评论，每逢会议必然开口。《全集》收录了胡先骕发表在报刊上的大批政论文章。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对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无论是军事、金融、土地、农业、工业，还是政治、教育、宗教、农村、城市、国际关系——都有很多话要说。在一番高屋建瓴的分析议论之后，他还往往不忘告诫政府“要好自谋之”。“匹夫之责”式的急切跃然纸上。胡先骕十分心仪英国大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1823-1913，旧译“沃力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天择学说发明家沃力斯传》中，胡先骕这样总结华莱士的一生：“以一科学家而不溺于所学，提倡正义，关心民瘼，至老不倦。氏诚人杰也哉！”这又何尝不是胡先骕自身的写照？

胡先骕信仰和实践的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和国土，及指向真理的科学。胡先骕作为科学事业家，作为大学校长，作为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和代言人，作为教科书的写作者，作为社会评论家，直至参与建立政党，其精神源头皆是儒家的入世和有为。用后世的词汇来说，胡先骕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的得失成败，或许更适合留与后人评说。而完整展示胡先骕的这个精神维度，乃为《全集》的目的之二。

“勿惊世变违前史，终见天心覆大寰”

胡先骕虽秉承儒家精神，对国家对事业对朋友对家庭尽忠尽义，但远远不是儒家推崇的通过修身养性不断打磨而成的圆润的完人。在《全集》文字所展示的众多熟悉或不熟悉的维度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透明、棱角分明的人。

胡先骕是文如其人、心口如一的典型。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这让读者缺少了窥视人物内心的窗口。但遗憾之余细想一下，对于胡先骕这样勤奋爱写并且写作速度惊人的人来说，不记日记更可能是因为他把想法都写出来发表了，不能发表的也不管不顾地说出来了。《全集》收录的最早的文字是1909-1911年在京师大学堂就读期间写的诗词，那时胡先骕只是一名大学预科生；最晚的文字是1967年左右的植物学论文手稿，那时他是一个被打倒的老翁，已经接近了生命的终点。半个世纪的文字，虽然留有不同生命阶段的印记，但其中有一股贯穿始终的“气”。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中文还是英文，探讨科学还是探讨诗歌，公开的演讲还是私人的信件，那股“气”从来没变过。读者可以轻易地认出文字背后的那个人，诚恳、率性、执着、急切、自负、乐观、刻苦、博闻广识、融会贯通。

在中国文化压抑个性的传统中，胡先骕的鲜明性格维持了一生。他幼年即获“神童”之誉，早期受教于多位大儒，少年成名，奠定了他一生自信的心理底色。胡先骕与那个始于“每日三省吾身”、终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传统修炼道路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他是如此桀骜不驯，可以在以自谦为必备美德的文化范式中自诩已经赢得了“生前身后名”，还告诉学生“你们见到我是三生有幸”；可以置“给人留面子”的礼仪规范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他人；也可以在文人不谈钱的清高传统中不客气地催稿费。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挑起大旗与胡适论战，却在19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拒绝批判胡适；他才可能在1942年的战争炮火中写下史诗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复刊前言》，又能在1955年的万马齐喑中直斥苏联的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直至1958年风雨如晦时他仍写下振聋发聩的二十多个“我不满意！”。即便是那些在“人人过关”的要求下写出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读起来也分明句句是自我肯定，并无真正的自我怀疑。这些从胡先骕的人事档案里手抄而来的自我检查、思想汇报等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下的文字，反而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了胡先骕的品性和人格。

晚年的胡先骕承受着外界压力，寄情于与老友通信和吟唱诗词，念念不忘为“天下第一女词人”吕碧城（1883-1943）写传记。还对日益凋零的旧日诗友，写有多篇回忆文章和序文，显示了他对于中国“旧文学”仍然保持着不合时宜的执着和倾爱。此时的他必有苦闷，但信中仍看不到沮丧和自我怀疑。

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慢慢从意气风发变得老成持重、谨言慎行；但每个人心里都深埋着一种渴望，那就是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无须压抑地过一生。如果自己做不到，那么一旦在历史长河中偶遇这样一个人，人们心底就会涌起“他乡遇故知”的亲近之感。实际上，说胡先骕“勇敢”似乎并不准确。胡先骕并不是审时度势之后做出了这些“选择”，而是他根本就不去审时度势。胡先骕早在战争年代就写下了自己的历史观“勿惊世变违前史，终见天心覆大寰”（《得比人郭亚策自美来书报以长句》，作于1943年）——不必惊诧于当前的变化违背了历史，因为天道人心终将覆盖整个世界！ 正是以此气度，胡先骕从来都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委屈自己的智商、良心和人格尊严，去向不真、不善、不美折腰。这，才是真正的风骨！

人都会经历两次死亡。首先是本人的离开，然后是几十年之后，见过此人的人相继离世，有关他的记忆即会随之消失。于是人们或写下文字，或创造功业，期待能够超越死亡。但绝大多数人仍逃不脱被忘却的命运。极少数人能被后世人所追念，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字和事功本身，而是因为文字和事功所承载的他们的精神能够穿透时间的滤网，抵达后人的心灵。正如曾有人所言，“所谓不朽，就是在后世人心中引起共鸣”。《全集》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以文本为载体，让胡先骕的真实本我永驻人心。世间曾有胡先骕！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胡先骕全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