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张怀素狱”
一
1105年11月8日，徽宗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病逝于宜州贬所，享年六十一岁。在晚年日记《宜州乙酉家乘》中，黄庭坚记载了他和一个叫范廖的人朝夕相处、时相游从的最后时光。
宜州，今广西河池，乙酉，即崇宁四年。是年三月十五日，范廖抵达宜州；次日，初谒黄庭坚；五月七日，两人徙居南楼；直至九月三十日溘然长逝，黄庭坚的余生都是和范廖一起度过的。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今江西修水人。弥留之际，“子弟无一人在侧”，陪伴黄庭坚的只有范廖，料理完黄庭坚后事，范廖远赴都城汴京告变，随后，酿就一起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史称“张怀素狱”，“坐累者百余数”。
王安石有首题名《赠外孙》的诗，南宋李壁做注时，引《四朝国史》载，张怀素，舒州（今安徽潜山）人，“以幻术游公卿间”，元祐六年（1091），他煽动吴储“福似姚兴，可为关中一国主”。（王安石著，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1140页）姚兴，羌人，后秦第二代国主，《晋书》（卷117）有传。
最初，吴储不以为意，但崇宁四年（1105），吴储将张怀素所言透露给堂弟吴侔，是年八月，徽宗取消给予吴储的推恩，吴储因此含愤，准备重拾旧梦，而吴侔即王安石题赠的对象。
案发后，吴储、吴侔及张怀素遭凌迟，吴储父亲吴安诗、吴侔母亲王氏及吴侔弟吴僎被流放，陆续被株连的，还有吴侔的姊夫邓洵武以及蔡卞、安惇、吕惠卿父子、张商英的女婿等，和张怀素往来更为密切的蔡京却全身而退。
宋人笔记认为，范廖是“张怀素狱”的告密者，王明清更进一步指出，范廖告发张怀素谋反案的动机，很可能源于黄庭坚授意和怂恿，“廖每对客言，其告变实鲁直纵臾之。”（王明清，《挥尘后录》，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140页）而其消息来源为“舅氏曾宏父云”。
曾惇，字宏父，曾纡长子。（汪藻，《浮溪集》，卷28，《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纡）墓志铭》）曾纡，字公衮，徽宗初年宰相曾布第四子，正是王明清的外祖父。
黄庭坚赴宜州贬所前，曾在永州逗留，而曾纡正编管永州，黄、曾同登太平寺慈氏阁，后来，黄庭坚将家人寄居永州，自然少不了曾纡的周济和照顾，流放宜州期间，黄、曾时有书信往来，散见于《宜州乙酉家乘》和《山谷诗集》，今存《山谷诗集》最后两首诗，分别写给范廖和曾纡。
曾纡是黄庭坚最后往来的友人，范廖“护其丧还”，（刘宰，《京口耆旧传》，卷五）很可能先假道永州，和寄寓永州的黄氏家人会合，并因此和曾纡相识甚至议及此事，而曾纡之子曾惇是该事件的知情者，毫不意外。
二
范廖，字信中，四川成都人，北宋名臣范镇族孙，和范祖禹为兄弟行。范祖禹是范镇侄孙，和黄庭坚是国史院同僚，后来，和黄庭坚一起因修《神宗实录》被徽宗打入“元祐奸党”，二人俱贬死岭南。
在《風流天子と「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の研究》中，日本学者藤本猛将“张怀素狱”和蔡京第二次执政联系起来，认为“张怀素代表了对蔡京不满的势力”。国内学者方诚峰批藤本猛“求之过深”，认为“张怀素案与朝中高层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针对高层政坛的”，理由是“此案的核心成员除了张怀素，其他都是中低级官僚”。（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246页）
吴储、吴侔出自蒲城吴氏，祖父吴充是神宗朝宰相，伯祖吴育官至参知政事，吴侔外祖父王安石也是神宗朝宰相，只是吴储、吴侔俱非高官显宦，但仅此并不足以构成否定“张怀素狱”和高层政治有关的充分理据，毕竟，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隐没的或许另有其人。
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十）载，“（范廖）径走京师上变。时蔡元长、赵正夫当国，其状只称右仆射，而不及司空、左仆射，盖范本欲并告蔡也。是日，赵相偶谒告，蔡当笔，据案问曰：‘何故忘了司空邪？’”
由此可见，范廖准备投告的对象是赵挺之，偶因赵挺之告假，阴差阳错，才误投蔡京，蔡京恰是范廖要揭发的对象，甚至是首要目标。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赵挺之，字正夫，山东诸城人，《宋史》（卷351）有传。熙宁三年（1070），蔡京、赵挺之同时考中进士，赵挺之另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
“谒告”，即告假，“当笔”，指批阅公文，是北宋宰相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形式。《四朝国史》将范廖告变时间系于崇宁四年（1105），吴侔等被诛在大观元年（1107）五月。《太平寰宇记》，“（宜州）北至东京（即汴京）五千里。”崇宁三年秋，范廖“发金陵（今江苏南京）”，四年三月十四日“始达宜州”，耗时半年之久，以宜州与汴京之间的道路里程计，且范廖“仍护其丧还”，恐难在崇宁四年内抵京，即使赶在崇宁四年告变，此案也不太可能久拖至大观元年五月始决，反观徽宗朝上一次谋反案，即赵谂案，自事发至赵谂伏诛，前后不足五个月。
另考《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宰辅表》及《宋宰辅编年录》，蔡京、赵挺之并相，仅在以下两个时间段：其一、崇宁四年三月甲辰至六月戊子，此时，黄庭坚尚在世，范廖同在宜州，不可能赴京告变；其二、大观元年正月甲午至三月丁酉，是范廖可能告变的时间，也仅有这段时间和负责审理案件的余深、林摅当时仕履、职任吻合。
据《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17），“（大观元年）五月，先是，妖僧张怀素结知和州吴储、监润州酒务吴侔等谋反事，诏御史中丞余深、汴京尹林摅鞫之，至是狱具。”余深任御史中丞不可能早于大观元年，（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巴蜀书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59页）林摅任汴京尹大约也在这一时期。（李之亮，《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续考》，《文献》，1990年第2期）因此，范廖告变很可能在大观元年初，而非崇宁四年。
黄庭坚晚年日记《宜州乙酉家乘》或许透露些“张怀素狱”的蛛丝马迹，但考虑到日记由当事人之一范廖最终于南宋绍兴三年刊行，同期，蔡京余党尚在，出于事件敏感性，范廖或对日记做过删修，况且今存版本缺失崇宁四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记事，因此，事实真相已不可考。
范廖告变，即便非黄庭坚临终授意，也应该和“游侠”范廖耳闻目睹黄庭坚诸人遭际有关，他想为黄庭坚及所属“元祐党人”鸣不平，这恰好吻合范廖“慷慨好侠”、“豪纵不羁”的个性。
但范廖应该不会晚至大观元年初始抵达汴京，为何等到此时告变？这或许和崇宁五年正月以来庙堂的时局变幻和人事动荡有关，这一时期，正是徽宗朝“国是”第一次遭遇挫败和动摇的时候，也是徽宗和蔡京渐生嫌隙的关键时期。
三
徽宗即位第二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庚辰，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宣布改第二年为崇宁元年。“崇宁者，崇熙宁也。”（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2页）熙宁是徽宗父皇神宗第一个年号，熙宁年间，神宗拜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而徽宗改元崇宁，就意在“继志述事”，即“上述父兄之志”，尊崇和延续神考功烈，并将其奉为“国是”，不容置疑。
崇宁元年六月丙申（十二日），蔡京56岁，甫入国门，便除尚书左丞；七月戊子（五日），“超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第一次拜相；十一日，徽宗差蔡京“提举讲议司”，研拟各种改革事项，由此，成就蔡京雄心勃勃、锐意革新的时代。
“（崇宁元年）八月，置安济坊。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仍令诸郡县并置。”九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遗弃小儿仍雇人乳养。”“崇宁三年二月丁未，置漏泽园。”“以官地葬枯骨。”六月，“置书、画、算（医）学。”“秋七月，复方田法”，以均平税负。
以上仅略举一二。当然，宋人对蔡京崇宁政事始终聚讼不已，但不容否认的是，蔡京集团在社会教育和福利、救助方面的创设和革新及其推广、普及范围之广，都远超王安石时代，即便放眼传统中国社会，也堪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些堪比西方现代福利政策，“宋代实在为重伦理、崇人道之福利社会，即现代标榜福利社会诸邦，亦难企及。”（张呈忠，《宋代社会福利史研究的整体回顾与理论反思——以“蔡京悖论”为中心的讨论》，《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教育方面，蔡京改革同样令人瞩目。首先，“诏天下兴学”，并将官学分为县学、州学和太学三级，每级官学都分外舍、中舍和内舍，学生按照考试成绩和道德品质先在本级官学内依次由外舍升入中、上舍，再依次由县、州学升至太学，一旦太学上舍及第，即授予进士和官职，最终将由“三舍升贡法”彻底取代，乃至废除科举；其次，“州县学并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今天下承平，修养日久，垂髫幼稚，在所养育。仰学事司、州县长吏多方劝谕，令入小学，依大学例量合支数，破与饮食。”（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6，《劝谕幼稚入小学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122页）在全国推广、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因此，《宋朝科举》一书作者、美国汉学家贾志扬认为，“作为三舍法的创立者，他（指蔡京）足以侧身于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教育改革家之列。”（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第105-106页）
但与此同时，为杜绝“异论”干扰，减少改革阻力，徽宗和蔡京打压反对派同样不遗余力。崇宁元年七月，蔡京拜相，“（9月）己亥，籍元佑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总之，“元祐党籍碑”，是中国历史上禁锢和打压“异论”的极端事件，徽宗刊石立碑的目的就在于对入籍官员的羞辱以及对天下官民的警示，官僚士大夫一旦被划入“党籍”，除本人永不录用外，子弟亦不得入京师，并参加科举。（罗昌繁，《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除苏轼、苏辙及“二苏”门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外，黄庭坚岳父孙觉、外甥洪羽、洪刍及苏轼族子苏迥都在被打击范围之内，其他旧党人士，诸如上文提及的范祖禹，无论在世与否，都无一例外地被打入“元祐奸党”。除了旧党人士之外，蔡京还借此名目进一步排斥和打压异己，将昔日政敌、同为新党人士的前宰执章惇、曾布、张商英一网打尽，曾布弟曾肇、子曾纡、婿吴则礼、侄婿叶涛，都概莫能外。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些人即使曾经宿怨重重，如今俱被放逐在外，甚至贬过岭海，子弟仕途随之断绝，被逐出权力中心乃至政治流放的相同境遇和命运，以及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朝廷，抑或从容归隐的愿望，最终，使这些人逐渐汇聚成同一类人——“在野的士大夫”，（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1版，第146页）何况彼此之间的姻亲关系早已是盘根错节，难分彼此。
如今，“元祐党人”相继死于贬所，蔡京被视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庙堂之上，仍不乏章惇、曾布、刘挚以及苏轼的门生和亲旧，他们正伺机而动，只为等待一个不期而然的机会，准备给予蔡京致命一击，而范廖适逢其会，他怀揣的秘密，正是赵挺之和刘逵不期然而然的那一记重拳。
四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洵武献《爱莫助之图》，将赵挺之列为侍从中“助绍述者”第一人。（《宋史》，卷329，《邓洵武传》，第10600页）次日，徽宗宣告改元崇宁。崇宁元年六月丙申，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乙卯，再迁尚书左丞；四年三月甲辰，赵挺之登庸，赵挺之发迹离不开刘挚、章惇、曾布的接续栽培和提携。
先是元祐元年（1086），刘挚除御史中丞，首荐赵挺之“博学有守”，“可充台谏之任”。（刘挚，《忠肃集》，卷六，《荐人才疏》，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1版，第128-129页）元祐六年（1091）八月，御史中丞郑雍弹劾刘挚结党，明确将赵挺之、曾肇列为“刘挚党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七，第11152页）绍圣、元符间，赵挺之再“因章惇进”。徽宗即位之后，赵挺之复“谄事曾布，出入门下”。（《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第923页）
徽宗之所以两次拜赵挺之为相，可以从赵挺之两次拜相和罢相的制书中一窥端倪，“方时纷更，独陈谠论。逮予总揽，首建忠言。”“辩国是于群邪复炽之秋，昭先烈于众讪愈盈之日。虽朕之素定，在汝言之实难。”“国是以定，尔猷尤多。”“逮予访落之初，力排符祐之邪说；方朕有为之日，协成制作之事功。”（徐自明，《宋宰辅编年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721、727、738页）
一言以蔽之，徽宗感念赵挺之率先力赞自己“绍述”，而这是徽宗一生所做最重要的决定，具体而言，就是从曾布主导的调和元祐、绍圣两党的“建中靖国”，转向徽宗一意绍述熙丰新政的“崇宁”，“内则讲修宪章，兴熙丰既坠之典；外则攘却戎狄，复版图已弃之疆。”（《宋大诏令集》，卷149，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1版，第553页）徽宗十分清楚，每当“国是”之变，势必激起政事和人事的激烈纷争，前车之鉴，更历历在目。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冲龄即位，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司马光、刘挚、苏辙、苏轼等旧党入朝，“必欲一变熙宁、元丰之法度为元祐之法而后已”，并尽逐神宗顾命大臣蔡确、章惇等新党人士，史称“元祐更化”。同时，借“看详诉理所”，对蔡确、章惇予以清算，并罗织文字狱，酿成“车盖亭诗案”，致蔡确贬死。但元祐八年，宣仁太后病逝，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章惇、蔡卞入朝，二人效尤“元祐看详诉理所”，开始“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借以打击和报复元祐党人，刘挚、苏轼、范祖禹等人贬谪岭表。元符三年，哲宗早逝，弟弟徽宗即位，曾布“以元祐兼绍圣而行”，结果，元祐党人还朝，“又复纷然”，“岑象求辈扬言，云轼、辙不相不已”，这让徽宗大失所望，于是，“意有所向矣”，遂决意“绍述”。
这一年，徽宗年仅19岁，他内心的忐忑和犹疑可想而知。此时，作为最早赞襄徽宗“绍述”的近臣，赵挺之的精神支持，绝不亚于雪中送炭般的温暖，因此，徽宗始终念念不忘，多年之后，仍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和强调。
但赵挺之能够准确把握时机，是因为曾布预先洞悉徽宗的意向，并授意赵挺之有意迎合的，“时曾布与挺之俱在太后陵下，布谕挺之建议绍述，以合上意。”（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625页）同一时期，诸子中，曾纡对曾布政事介入最深，必然和赵挺之往来频密。
果不其然，蔡京还朝、拜相之后，进一步炮制“元祐党籍碑”，对“异论”和政敌的倾轧和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曾纡首当其冲，被蔡京党羽罗织入狱，并流放永州，而且，蔡京擅权自恣，广植党羽，这些势必都激起赵挺之、刘逵和其他宰执的不满，“（赵挺之）既相，与京争权，屡陈其奸恶。”“（刘）逵取为元祐学术者”，（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691页）“与赵挺之同心”。（《宋史》，卷351，《赵挺之、刘逵传》、第11093、11109页）
刘逵，字公路，湖北随县人，是章惇族兄章楶的女婿。崇宁四年二月甲寅，刘逵同知枢密院事；五年正月甲辰，刘逵加中书侍郎，这一时期，“刘逵引致朋邪”，“翟汝文之徒，朝夕造请”。翟汝文，字公巽，元祐三年进士，是年，苏轼权知贡举，黄庭坚参详，翟汝文和苏、黄有座主、门生之谊，因此，史称“（翟汝文）少从苏轼、黄庭坚游”，进士及第前，翟汝文“年十四”，“以书谒南丰曾巩子固”，（翟汝文，《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曾巩是曾纡伯父，因此，翟汝文很可能还和曾纡往来。绍圣年间，章惇引翟汝文之父翟思“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可见，翟思出入章惇门下，而刘逵是章惇侄婿，引翟汝文为党，顺理成章。
范廖和翟汝文父子同样颇有渊源，追随黄庭坚之前，范廖做过翟思书吏，和翟氏父子过从甚久，范廖料理黄庭坚后事时，“费皆出翟氏”。（《京口耆旧传》，卷五）试想范廖此行很可能初入京师，入京之后，人生地不熟，先投靠故交翟汝文更符合人情常理，且范廖从未入仕，他对朝廷政事及宰相日常治事等官场规则未必清楚，却准备径赴赵挺之告变，背后像是经人指点，此人很可能就是翟汝文。
元丰改制后，宰相分工以“轮日当笔”为主，也就是轮流“当笔”。（张祎，《宋代的宰相“”当笔》，《文史》，2022年第4期）但范廖不拘小节，《梁溪漫志》称其“归辄大醉”，关键时刻，搞错赵挺之“谒告”和“当笔”的具体时日，因而错投蔡京，不足为奇，这却给了蔡京反戈一击的先机，最终，翟汝文、范廖等人的计划功亏一篑。
五
选择在大观元年初告变，同样颇有深意。崇宁四年之后，徽宗和蔡京之间的猜嫌加深，赵挺之、刘逵等人欲取而代之。（李兆宇，《论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矛盾和妥协》，《保定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与此同时，前宰执张商英改知邓州，吕惠卿起知青州，两人虎视眈眈，随时有还朝、入都之势，这些都给蔡京造成切实威胁。
恰在此时，发生了让徽宗“忧惧”、“恐甚”的星变，“崇宁五年正月甲午（戊戌）朔，彗出西方，由奎贯胃、昂、毕，至戊午没。”对此，《黄帝占》曰：“（彗星）见则天下兵起，臣谋其主，必有亡国，期不出三年。”《荆州占》亦曰：“彗星出胃、昂之间，大国起兵。”星变事件，无疑加深了徽宗对蔡京及其作为的猜忌。
于是，徽宗复相赵挺之，罢蔡京，“上深觉蔡京之奸，由是，旬日之间，凡京所为者，一切罢之。”（《宋史全文》，第934页）不过，“宋徽宗之初衷是蔡京必罢但绍述必存，”但赵挺之、刘逵不仅意在将蔡京逐出朝廷，也要将蔡京的改革事业连根拔起，史称“自星变作，上忧甚，委政于挺之与逵，凡崇宁所行事，（挺之与逵）尽罢之。”而“事既皆不出于上（即徽宗）”，“上觉逵专，后星没，稍悔更张之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第456页）徽宗不满于赵挺之、刘逵借机大肆更张，这给了蔡京集团乘势反击的契机，于是，“京党御史余深、石公弼论逵专恣反覆”，“引用邪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879页）
崇宁五年十二月戊午（初一），刘逵出知亳州。作为政治同盟的刘逵突遭罢免，蔡京随时有复相之虞，赵挺之不安于位，此时入京投奔翟汝文而来的范廖，掌握着蔡京、蔡卞兄弟和张怀素往来频密的证据，一旦事发，或许不仅能阻止蔡京复相，甚至还可以扳回一局，将蔡京彻底逐出朝廷，这或许就是“张怀素狱”此时出笼的政治背景，也间接地证实了藤本猛将“张怀素狱”和蔡京第二次执政联系起来的论述，而赵挺之、刘逵、翟汝文、范廖和“元祐奸党”群体之间的种种联系，也让“张怀素狱”客观上像是那些被打入“元祐奸党”的“在野的士大夫”门生和亲旧的一次不谋而合，甚至是共谋。
但无论如何，蔡京党羽及其势力根深蒂固，结果，“张怀素妖事觉，（林）摅与御史中丞余深及内侍杂治，得民士交关书疏数百，摅请悉焚荡，以安反侧，众称为长者，而（蔡）京与怀素游最密，摅实为京地也。”（《宋史》，卷351，《林摅传》，第11110页）因为党羽林摅、余深的居中运作，蔡京不仅确保自身无虞，转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借机除掉始终觊觎相位的吕惠卿，“怀素狱起，蔡京欲因其傅致惠卿之罪，下其子渊于狱，拷笞数千，欲因令招伏与怀素谋反，渊卒不服，得免”，吕惠卿遭流放，最后郁郁而终，而邓洵武因为和吴侔的关系也遭罢免，随后被株连的，还有张商英的女婿王沩之。
大观元年正月甲午，蔡京复相；五月，“张怀素狱”定谳。迫于形势，赵挺之已在大观元年三月自行请罢，五个月后，赵挺之病逝。同年九月，蔡京党羽开始对赵挺之政治盟友刘逵斩草除根，罗织了史上著名的“苏州钱狱”，“蔡京复相，思有以中伤刘逵，而言官与京为地，因论其妻兄章綖奸滥败官，倚逵势盗铸”，“綖敢冒法无忌者，逵蔽之也。”（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692页）
蔡京打击、报复刘逵、章綖，最终也招致自身及家族覆亡。徽宗宣和末年，先是孙觌的弹劾，导致蔡京父子仕途终结；钦宗靖康初年，“侍御史孙觌等始极疏其奸恶”，继续对蔡京及党人李纲等穷追猛打，结果，蔡京被流放，死于潭州，诸子中蔡攸、蔡翛被杀，蔡條“流白州死”，“余子及诸孙皆分徙远恶郡”。（《宋史》，卷472，《蔡京传》，第13727页）
孙觌对蔡京父子及其党羽大加挞伐，或许和孙觌是章綖侄婿有关。（孙觌，《鸿庆居士集》，卷33，《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当蔡京父子失势，几成众矢之的，孙觌此举不免落井下石、公报私仇之嫌。不仅如此，元朝官修《宋史》，将蔡京兄弟、父子俱列入《奸臣传》，《宋史·蔡京传》依据的是宋朝国史，原始材料出自孙觌等人之手，孙觌也成为“制造蔡京”的关键人物。（蔡涵墨：《〈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1版，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