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学史的大厦，离不开经典作家作品的支撑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前言、后记
编者按：近日，由理想国/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文学史家钱理群先生的第100部著作。这部《新讲》以“导读+原文”的形式聚焦现代文学时期45位作家、60多篇作品，试图回到文学阅读、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与原点，回归文学本身。钱先生说，“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新讲》为当下以“大文学史”理念为主流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申常识式的编纂思路与著史方案。除文字部分外，《新讲》装帧上也编排精心，全书前配有作家图谱图表，每一讲前均有相关著作初版本书影、目录插图，以及写作该作品时的作家近照，为读者进入作品和文学史提供了可观可感的鲜活感知。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该书前言、后记合并发布，以飨读者。题目为编者所拟。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钱理群 编著，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前言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新”就新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自然是有感而发。简单地说，就是出于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论述，阅读与教育，也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的不满与忧虑。这些年学术界一直盛行“大文学史”的研究，关注和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密切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视野，自有重要的意义，我也是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走到极端，就会出问题。我突然发现，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我们的研究却越来越远离常识，远离文学，远离文学语言与形式，什么都有，就缺了“文学味儿”。影响所及，文学史的阅读与教学，也越来越知识化。听说现在的学生都忙着背诵文学史知识，以应付考试，对作家作品的了解，也只是通过文学史教科书、参考资料上的简介，而很少下功夫读原著。还有朋友告诉我，现在读中文系的学生，许多人对文学根本没有兴趣：他们是凭成绩分配来的，学中文就是出于就业的需要。这样的“文学的缺失”，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面临“失根”的危机。
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归常识”，无论研究与教学，都要“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我也因此向阅读与学习现代文学史的年轻朋友，郑重建议：无论如何，要集中主要精力、下大功夫阅读作家作品，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的作品。为此，我们这本“现代文学新讲”就精心选择了45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作为大家学习的基础。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这些现代作家作品？这就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的两大基本目标与主要价值，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把握。其一，是关注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人个体生命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展现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本身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以及心灵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相应的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复杂性。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是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其二，就是对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创造，和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创造的高度自觉，并在创造过程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自身标准。正是这样的创造欲求，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蕞有文学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作家，并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蕞具魅力的独特价值与经验。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两大基本追求，我们建议，读者朋友在阅读、学习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时，要紧紧抓住最能体现现代文学本质的三大要素：“心灵”“语言（形式）”，以及相应的“审美”感悟与经验。而且文学的阅读，还应该有主观情感的投入。在某种意义上，阅读就是打破时空界限，与作者“对话”：首先要把自己“烧进去”，取得精神的共鸣 ；又要“跳出来”，做出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并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养成对文学的兴趣甚至迷恋，提升自身对语言和形式的敏感力、审美力、创造力，成为“文学中人”——文学的阅读、学习与研究，蕞终要落实为人（自身）的精神境界和生命质量的提升。
对于初学的诸位朋友，这些讨论或许有些抽象。那么，我们还是赶快打开书，进入多少有些神秘的“中国现代文学世界”吧。
后记
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
其实，早在2014年12月，我准备到养老院闭门写作时，宣布“还要写八、九本书”（《权当“告别词”》），其中有一部就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我多年的梦想，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以问题为中心”的构想。但以后越来越老，特别是年过八十，就觉得再写这样的需要翻阅大量资料的学术著作，真有点力不从心了，单就是在我的书房的书架上爬上爬下，都有些困难，甚至危险了。我决定收起“雄心”（“野心”），放弃这个计划。但今年年初，朋友一个电话，传达出版社的约稿计划，我已经深藏的梦又被唤醒，就鬼使神差，不顾一切，日夜兼程地“干”了起来，短短的三个月，就把书写出来了，仿佛真的作了一场大梦，美梦。
这样，我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就有了完完整整四大部，自成体系了——平原兄说我喜欢写“三部曲”，这回却是“四部曲”：1987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2016年两次修订，是一部“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后记》）；1993年，与吴晓东合作，撰写冰心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其写作追求是：“在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的同时，又将它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彩色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部分）的写作构想》）；2013年，与吴福辉、陈子善合作主编、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三卷本），这是一部“大文学史”：“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总序》）；2021年，独自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强调回归文学本体，突出作家作品对文学形式与语言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前言》）。在撰写四部文学史的同时，我还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发展史上下了很大功夫，编有《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两部论文集，还写有长篇总结性文章《我的文学史研究》（文收《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这样，我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探讨与撰写，从1987年到2021年，整整持续了三十四年；我也终于完成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生前交给我的“坚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任务，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学科我能做的事都做了，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这本书还圆了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梦。我在1980年代末，写完《周作人传》以后，就将1940年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新的学术研究的方向，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92——1998年与封世辉先生合作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参看《“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答<南方文坛>记者问》）；199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研究生开设“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并出版了《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一书，其中部分“教师讲评”整理成《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发表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1997年编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1940年代部分）。我自己也从1990年代初开始，陆续写出了《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战争浪漫主义及其反拨与超越——40年代小说理论概观》、《“言“与“不言”之间——沦陷区文学总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发现——沦陷区散文扫描》等论文，以及对1940年代重要作家萧红、路翎、卢焚、无名氏、废名、曹禺、端木蕻良等的专题研究（文收《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历程》）。这一时期我的研究都离不开1940年代：1990—1991年所写《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一个重点，就是曹禺以《北京人》与《家》为代表的40年代剧作；1992年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更是详尽讨论了1940年代的中国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的知识分子道路；1995—1998年，我还写了《1948：天地玄黄》一书，其中对1940年代的朱自清、胡风、穆旦、萧军、丁玲、赵树理……等都有专门的讨论。但到了1990年代末，我的研究兴趣有了转移，就不得不把1940年代的研究计划搁置起来；但心有不甘，就把1990年代所写大量研究设计，随想，于2004年2月整理出《40年代文学史（多卷本）总体设计》，以《关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断想》为题公开发表（文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以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但在文章结尾还是忍不住说了这样一番话：“希望有一天还能再回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来——我是诞生在那个时代的；1939年3月，我在重庆山城第一次睁眼看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40年代情结，是根源于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的永远的依恋”。说这番话时，是2003年；万万没有想到，十八年后的2021年，八十二岁的我，终于“回来了”，写出了我心目中的194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2004年年初整理的《总体设想》与《研究断想》诸多构想的一个落实。读者不难看出，在这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里，我倾注了最多的精力，最大的深情的，就是1940年代的文学。这也算是我的“个人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吧。
这本著作的最后写成，与最初的设计，还是有一些变动：主要是从“以问题为中心”变成“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其实也是强调“文学”本体，文学形式与语言问题。尽管我对思想史、精神史始终保持浓厚兴趣，我的文学研究也偏于作品社会、思想、历史意义的开掘；但我骨子里是一个“文学中人”，我的研究其实从一开始，就重视文本细读。再加上我一直关注与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课文分析、作品解读自然是一个重点。1993、1994年间，我在上海《语文学习》“名作重读”专栏发表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赏析文章，后来集为《名作重读》一书，其中就有对冰心、朱自清的散文，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及老舍、沈从文、孙犁的小说的解读。以后主编《新语文读本》、《名家文学读本》、《诗歌读本》，也无不在引导中小学生领悟文学语言，进入文学世界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还主编、编著了四大现代文学读本：《20世纪中国小说读本》、《中国现当代名著导读》、《现代文学读本》、《现代文学经典读本》。我这次写“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写得如此顺利，其原因就在有这些读本与相关文本细读文章垫底。而最后把“作家作品”突出、将“问题”意识置于背后，就如《前言》里所说，是“出于对当下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论述，阅读与教育，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的不满与忧虑”：当年倡导“大文学史”研究，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关系，这本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发展，但推到极端，研究与教学越来越远离文学，远离文学语言与形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文学，这就变味儿了。特别是我听说，现在相当部分学生不读原著，有的对文学根本没有兴趣，我真有被“掏心挖肺”的感觉，于是就从内心发出“回来吧，文学”的呼唤：在我看来，教育（不仅是中文系的教育）没有文学，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就失了“魂”，会导致民族的精神危机。正是这样的危机感，催促我要迫不及待地写出这本“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并且期待对当下大学里的现代文学史教学有所帮助。
就个人而言，我最看重的自然是“个人写文学史”的自觉尝试。王瑶那一代就是以个人著述开创这门学科的，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因此成为奠基之作。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就提倡“集体写文学史”，1960年代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集体编写教材，更成为国家行为。这样的集体编写的传统，即使在1980、1990年代改革开放时代依然在延续，我的前三部文学史著作都是合作编写的产物。较早地自觉尝试个人写现代文学史，是吴福辉2010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我在所写的评论中称之为“对1949年以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教科书’模式的重要突破”（《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内心里也确实羡慕不已。现在，我也终于有机会写“个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了，而且从一开始就决心要显示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首先是三个“主体性”。其一，对作家、作品的关注，最后要落实与集中到对“人”的关注，不仅是对作品描述的人物的关注，更是对作家主体的关注。这涉及我的文学史观，如《前言》所说，“现代文学史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向作出内心反应与审美反应的历史”。因此，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有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与价值，这也是其独特之处。我也因此自觉地从思想史，特别是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作家作品里的艺术探讨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我的有关“现代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描写与论述，就是一次有意思的试验。而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思想史、精神史”的融合，可能是最能显示我的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个性”的：它既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质的一个发现和新概括，也是我的个人研究的一以贯之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其二，我的主体介入的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把自己“烧进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写自己的思想史、精神史，但我又要求“跳出来”，作客观、全面、冷静观察、思考，期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客体作出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书写、解读和分析：这是一种有感情、又有控制与约束的理性研究和写作，这其间的张扬与平衡，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自有大可玩味的乐趣。这其中还有一个文学史叙述语言的问题。看起来写得十分顺畅，其实也颇有斟酌：在遵循学术语言的明确、准确、简约这些基本规矩的同时，总想有一点自己的语言的“味儿”，偶尔“冒”一下，又赶紧煞住。在我的感觉里，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汪曾祺说他的创作如“行云流水”，我的研究与书写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精神的共享。其三，“读者”（文学史的阅读者和学习者）在我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这体现在这本个人文学史独特的结构方式的设计上：每一节都由三部分组成：“概述”，“简析”与“思考题”。概述与简析，为读者提供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与文学史知识背景和基本分析，思考题就是与读者的对话，不仅引导读者如何阅读、欣赏“这一个”作家和“这一篇”作品，更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读者进行阅读思维、研究方法的训练，以提升他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敏感力，感悟力，进而研究文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以及相应的方法，唤起读者自己去读原著，讨论与研究的欲望，并具有相应的能力，最终成为“文学中人”，在文学世界里独立自主地自由漫游。我们就可以在一旁欣赏了：这也是和读者的精神共享。
前文谈到自觉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特点与优势；其实，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应该有时代感，与具体研究与写作的时代环境、氛围、问题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呼应，即所谓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问题意识应该来自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有一种“和当代对话”的意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想，如果在我刚住进养老院的那几年就开始写现代文学史，可能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这本“新编”，是明显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烙印的。乍一看，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我这次为准备写文学史而重读早已熟透了的作家作品，居然有一种第一次阅读、重新发现的感觉：这样的新鲜感，是我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的“老手”很少有的。我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上经历的三大问题，居然也是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问题：疫情引发的至今未息的争论，似乎重新提出了“思想启蒙”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又开始了一场更加广泛、深刻，而且看不到前景的“社会和历史大变动”；而疫情的爆发与蔓延本身就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深刻的“战争体验”。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所出现的20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时代主题，居然都指向了21世纪的当下现实。像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如何对待工业化、现代化所带来的新机遇、新问题；如何在社会动乱中寻求稳定，重新发现日常生活、家庭、土地、大自然……中的永恒因素，作为生命的皈依，即进行所谓“世界归根何处，中国归根何处，自己归根何处”的思考与探索……，等等等等。这样，我的每一天的文学史书写，都是重新和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巴金、冯至、张爱玲、萧红、废名、汪曾祺……对话，讨论，争辩，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亲近，自然，迫切，极具启发性。这样的远行已久的现代作家、作品的思想、文学艺术、生命的“复活”，“历史”的“当代化”，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整天沉醉其间，不亦乐乎，不亦痛哉！——说“痛哉”，是因为我以身处“庚子大战”的当代感受反观1940年代文学中的战争体验，无法摆脱内心的沉重与忧痛……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还有一个大视野。我在退休后的2002年11月，写了一篇《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文章（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这是可以视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晚年研究与写作的一个“总纲”的。我在文章中沉重指出，“近二十年来，尽管中国的思想、学术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这样的世纪中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却始终是少有人进入的领域。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最大失职，这是一个必须偿还的历史欠账”，“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遗忘。它意味着历史的教训没有被吸取，导致历史错误的观念与体制的弊端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历史的悲剧就完全有在人们无法预料的时刻，以人们同样无法预料的形式重演的可能；而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经验，也会在这样的集体遗忘中被忽略。从而导致思想与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人们不能在前人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推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的现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的重要原因。这背后隐藏着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至整个民族发展的危机，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感到忧虑的”，“于是，就有了‘拒绝遗忘’的呼唤”。但这一呼唤发出以后几乎无人注意，也少有回应。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做，默默坚持。可以说，我退休至今十九年的研究，都是在作“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对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时代的“欠账”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偿还，以缓解内心的愧疚。而这样的“20世纪中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教训”的历史梳理与理论总结：这是前文详尽介绍的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真正内核与根本追求。而我自己也一直为自己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描述，缺少一个理论的总结与提升，而心有不安与不甘。现在这一次通过比较全面的梳理，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期，第一个高峰1940年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其与第二个高峰1980年代文学的内在联系的初步清理，我终于在本书的结尾，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第一次作出了明晰的概括，这就将我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升了一步。尽管不免简单、粗疏，还大有发挥与讨论的余地，但毕竟是一个开始，是我期待已久的，因而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也同时警惕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想化，要强调它的经验是和教训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的正面运动从来就是和反向运动纠缠为一体的，发展高峰同时就预伏着危机。我的另一个清醒认识，即是正视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的不成熟性。我们所面对的，是充满困惑、缺憾，复杂、曲折，因而真实、丰富的历史。我们这些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命自觉联接的研究者，从中收获的，永远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语）。
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写出初稿后，曾在网上传给部分朋友与学生，征求意见。他们——洪子诚、吴晓东、姚丹、贺桂梅、李浴洋、李静十分认真地审读了以后，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实际上对“如何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大提高了我的眼界，引发了我的思考：这样的学术关怀与友情，今天已经不可多遇，我内心的感激与感慨真一言难尽。最近两个多星期，我又被封闭在养老院里；也就趁机把这本试验之作，重读、重改了一遍。就我目前的水平与学术状况，大概就只能写成这样了：依然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
2021年5月10日晚19时写毕，2021年8月20日定稿
钱理群先生与“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李浴洋摄）
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目录
◆ 前言
◆ 1917—1927第一编 思想启蒙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第一章 理论的倡导
第一节 胡适：开启文学语言的变革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现代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构建相联结
第二节 周作人：倡导文学思想革命
《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个人本位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目标的确立
第三节 鲁迅：“文学革命”实绩的创造者与开拓者
《无声的中国》——历史性的要求：“说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真心的话”
第二章 开创期的文体、语言试验
第一节 现代小说 ：形式的创造
鲁迅：起点即成熟，开创中国和东方现代小说的全新范式
《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以及鲁迅的自省
《孔乙己》——“看—被看”模式的复杂、深厚与表达的从容
《在酒楼上》——“蕞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从“小说”看鲁迅其“人”，体会鲁迅小说的“复调性”
郁达夫：“自叙体现代抒情小说”的独创，语言“西化”中的“古典味”
《春风沉醉的晚上》——“同是天涯沦落人”模式的现代版
叶圣陶：现代小说体式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
《晨》——西方“横截面”小说理论的借鉴
第二节 现代新诗：外来形式如何在中国扎根
郭沫若：“新的诗歌体制”的建立者
《天狗》——形式的解放，“自由诗体”的创造
《地球！我的母亲！》——新诗的“落地”：“天地合一，天人合一”
闻一多：新诗的规范化，“格律诗”的试验
《发现》——闻一多式的沉郁：将奔放的情感控制于严谨的形式中
徐志摩：“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
《雪花的快乐》——“人—自然—时代—诗”的精灵融为一体
第三节 现代散文：在继承与突破传统中构建现代汉语新范式
周作人：在散文中找到自己，开创“爱智者的散文体”
《苦雨》——周作人散文的基本意象
《苍蝇》——“人情”与“物理”的融合，周作人那一代人的“童心”
朱自清：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提供现代汉语范本
《背影》——“情感的自然流露”与“不尽然”间的张力
冰心：“五四”蕞有影响的女作家，20世纪80年代“爱的文学”“美的文学”的归来
《山中杂记》（节选）——童心与审美之心
《往事（一）》（节选）——“海化的诗人”，“母爱”的哲学
鲁迅：“为自己写的”散文里的个体生命与个人话语的存在
《无常》——鲁迅的生命和文学与死亡体验、民间记忆的联系
《影的告别》——“有—无—有”的生命转换，语言的决绝与缠绕
《颓败线的颤动》——鲁迅的生存、言说困境和他的“语言冒险”：现代文学、现代音乐、现代美术融为一体的创造的独一无二性
第四节 现代话剧：西方戏剧形式中国化的蕞初实验
田汉：“诗人写剧”，语言追求中的唯美主义
《古潭的声音》——神秘的象征戏剧，启蒙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五四”女性文学的独特样式
丁西林：喜剧、独幕剧艺术的实验
《酒后》——发掘日常生活里的喜剧因素，创造新颖的喜剧结构
◆ 1928—1937.6第二编 社会大变动时代现代文学范式的建构
第三章 现代都市文学、现代乡土文学三大家
第一节 茅盾：现代中国都市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开拓者
《子夜》（节选）——“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
第二节 老舍：“中国市民阶层蕞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
《断魂枪》——老舍文学的“京味”，俗白中见精致美的语言特色
第三节 沈从文：一个乡下人和两个都市的相遇与相撞，由此产生的现代中国乡土小说
《边城》（节选）——乡土书写里的“沈从文的寂寞”
第四章 现代都市文学的文体新实验
第一节 穆时英等：新感觉派小说，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新市民文学的先锋性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现代派小说里的“有意味的形式”
第二节 戴望舒：现代派诗歌，“显、隐适度”与“由重诗形到重意象”的美学转折
《寻梦者》——诗外之意与外在形式
《乐园鸟》——现代人的“天问”与“自问”
第三节 曹禺：现代剧场艺术的诞生，中国话剧史的顶峰及其超前性和内在的孤独
《日出》（节选）——欣赏其艺术，思考其命运
第四节 鲁迅：“杂文”，终于找到的属于革命时代和自我生命的文体
《推》——鲁迅杂文的思维与笔法
《现代史》——荒谬联想，鲁迅“毒笔”之妙与深
第五节 夏衍等：报告文学，左翼文学的文体
《包身工》（节选）——“中国现代都市文明病”的文学书写
◆ 1937.7—1949.9第三编 民族解放战争年代现代文学的纵深发展
第五章 不同战区、文学空间里的六大家
第一节 重庆：巴金——战争中对“家庭、家族”的重新指认
《寒夜》（节选）——战争中巴金这一代人既彻底绝望，又心怀新梦想的精神世界
第二节 昆明：冯至——生命的沉思：追寻大自然与日常生活中的永恒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自我生命怎样融入大自然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如何发现身边事物的美，不断获得新生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诗与思”，文学里的生命哲学
《伍子胥》（节选）——冯至式的“战争文本”
第三节 香港：萧红——东北大地女儿的童心世界
《呼兰河传》（节选）——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回忆体”小说新样式
第四节 上海：张爱玲——一个苍凉的手势，凡人世俗人生的审美观照
《倾城之恋》（存目）——生命和文学与现代都市的真正融合，“文明废墟”上的虚无感和“想抓住什么”的刹那追求
第五节 重庆—延安：艾青——根深植在“土地”上的诗人，面对“太阳”歌唱的“吹号者”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式的忧郁，“自由诗体”的倡导，灰黄与金红的基本色调
第六节 山西：赵树理——“农民中的圣人”，“农民书写”的独创与丰厚
《李有才板话》（节选）——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和“评书体现代小说”
第六章 战争文学的多元探索
第一节 民族与阶级本位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战争文学
丘东平：“作家—士兵”的合一
《第七连》（节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战争文学叙述的内在张力
邵子南：“英雄的成长”
《地雷阵》（节选）——“新儿女英雄传”
第二节 流亡者文学：个体本位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又反思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战争文学
路翎：永远的“流亡者”
《财主底儿女们》（节选）——揭示“精神奴役创伤”，反抗“语言奴役创伤”：路翎式的“现代心理历史小说”
师陀：跋涉者的漂泊之旅
《果园城》——写“不是小说的小说”，创“小城文学”新体式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美学发现与展示：凡人的反（非）英雄主义、反（非）浪漫主义的战争文学
文载道：“欲说还休的无言之恸”
《关于风土人情》——“忧患时的闲适，寂寞的不寂寞之感”
南星：“径直到诗境中去生活”
《来客》——从容、安宁、亲近背后的悲凉
第七章 现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向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走向边远地区和底层民间社会
李季：将民间爱情叙事纳入革命叙事
《王贵与李香香》（节选）——民间抒情诗体向现代叙事诗的转化，“现代新诗的民歌化”
第二节 雅、俗对立趋于消解与相互融合
张恨水：将个体生命融入国家、民族、社会、民众之中
《八十一梦》（节选）——荒唐中的真实，虚构梦里的真梦
第三节 作家与文学的皈依，“新小说”的诞生
丁玲：“怎么也离不开这块土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节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模式互渗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第八章 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第一节 张天翼：坚守文学的批判功能，创造集现实性、超越性于一身的典型形象
《华威先生》——“笑”是怎样产生的？
第二节 沙汀：四川文化中深沉的喜剧感与诗意
《在其香居茶馆里》——四川茶馆文化，乡绅社会，人情世故，方言妙语
第三节 钱锺书：西化知识分子的自嘲、自省，悖论式的机智与反讽
《围城》（存目）——“傻话”与“痴话”：“以喜剧方式‘讲述’，以悲剧方式‘思考’”
第四节 孙犁：战争中的女人是足以对抗丑的极致的“美的极致”
《嘱咐》（节选）——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语言的美
第五节 端木蕻良：粗犷与温馨两种对立美学因素的对衬与交织
《初吻》——“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第六节 骆宾基：从战场到大山的还乡之路
《乡亲——康天刚》——“女人—儿童—马和狗—深谷”：战乱中追寻生命之根
第七节 无名氏：通俗、先锋两栖作家
《塔里的女人》（节选）——将生命意识吹进爱情故事躯壳，人性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第八节 李拓之：自觉追求繁复、华丽、堆砌、雕琢与妖艳、怪异的美
《文身》——生命力的诞生与女性的命运
第九节 废名：现代堂吉诃德的归来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议论体的小说新模式，古典化的语言试验
第十节 穆旦：战争废墟上的中国现代哈姆雷特
《诗八首》——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现实、象征、玄学的结合，抽象化抒情
第十一节 汪曾祺：穿越时空，从40年代走到80年代
《异秉》——“一种思索方式，情感方式”：对小人物的可笑的悲悯，写实与象征的圆融
◆ 权当“结束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思考
◆ 后记
◆ 附录一 延伸阅读书目
◆ 附录二 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举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