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先生的“文学”与“革命”
今年6月1日，是温籍作家林斤澜先生的百年诞辰。温州有关部门以举办第六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纪念林斤澜百年诞辰暨温州文学高质量发展恳谈会等活动，来纪念林斤澜先生。
林斤澜先生被文学界称之为“短篇圣手”，他的作家身份人尽皆知，他的文学作品有口皆碑。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
一
1923年6月1日，林斤澜出生在温州城区百里坊一个书香门第，六岁时进入小学读书。由于学习成绩好，他上完小学四年级上学期，就跳级到五年级下学期。他加入学校里的学生自治会，还当选为图书馆馆长。林斤澜经常一个人躲在图书馆里啃着大部头的书，特别喜欢外国文学名著，如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和小仲马的《茶花女》，他那幼小的心灵上，也落下了文学的种子。
1935年，12岁的林斤澜考入温州中学初中部，一批文化名流汇集在这里执教，大批学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学校里充溢着自由民主的学风，学生自治会还办有进步刊物《明天》。林斤澜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但入学不久就被作为初一段代表参加《明天》编辑。在编辑部里，他认识了莫洛、唐湜和赵瑞蕻。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关心政治，心系天下，很快便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他们一起阅读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很大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语丝》，也读德国作家施托姆的《茵梦湖》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民主、共和、正义、人道、公理等思想，在他们的脑子里萦绕，甚至发芽生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震撼着温州学生抗日救亡的心，他们抛下书本，携起手来，进行罢课罢考，举行大小集会，上街游行演说。林斤澜热情高涨，参与编印刊物和小册子，排演话剧，宣传抗战，抵制日货。赵瑞蕻牵头组织进步社团“厨房会”，吸引了许多学生，林斤澜年龄最小，却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选择课余时间，秘密地在学校的伙房里聚会，阅读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中流》等，这些书刊被国民党当局列入“禁书名单”，平时就暗藏在厨工的宿舍里。他们总是严肃地探讨抗日救亡之路该怎么走，尖锐批评学校里和社会上的陈腐论调与恶劣现象。不久，“厨房会”发展成正式的读书会，改名野火读书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莫洛、林斤澜、唐湜等人在胡景瑊（温州革命青年，后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的组织下，于8月21日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团员们出墙报、印传单、编书刊、办画展，还上街头演讲、歌咏、戏剧公演等。战青团还设立了读书室，林斤澜把自己订阅的进步刊物都捐了出来。战青团把抗日救亡宣传搞得震天响。
话剧公演是战青团宣传工作的主要形式，温州五马街中央大戏院是当年演出的重要阵地，几乎场场爆满。林斤澜在《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大多饰演进步青年，与他同台演出的女学生谷玉叶（后改名谷叶），也以真情实感的表演赢得观众好评。演出结束，他俩在月光下结伴回家，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却不敢对心爱的姑娘吐露隐秘的情愫。
二
1937年秋天，14岁的林斤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他告别了家人，与谷叶、唐湜等几十位男女同学，先坐小火轮航船，再爬山走夜路，在晨光熹微时到达平阳县山门镇凤岭山，成为第一批到达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简称抗日干校）的学员。学校开设四门课程：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任闽浙军区司令员的粟裕兼任校长，亲自讲授游击战术。
有一天，通信员突然来找林斤澜，说粟裕司令要与他谈话。林斤澜跟着通信员来到一个小庙里，见到住在庙里的粟裕。粟裕温和地对他说：“过两天我要带一支部队去皖南，打算带走三十来个男学员，你愿意跟我走吗？舍不舍得家？”林斤澜有些意外，心中却交织着兴奋和激动，郑重地说：“愿意跟着您走，舍得家的。”粟裕问：“身体好不好？”林斤澜连忙挺起胸，绷紧胳膊，说：“身体好的。”1938年3月，粟裕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山门街开赴皖南。部分学员跟随粟裕奔赴抗日前线，林斤澜却留了下来，坚持地下斗争。这是干校领导班子考虑到他文化水平较高，集写作、编报、表演等才能于一身而研究决定的。
林斤澜被安排在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抗日流动宣传队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平阳、泰顺、瑞安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巡回宣传。浙南一带群山逶迤，溪涧幽深，林斤澜背着行李，跋山涉水，把脚趾走烂了，腹股沟淋巴结发炎，导致大腿肿胀。他忍受病痛，意气风发，每到一个地方，与队员们一起忙着发放传单，刷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演出一些短小的文艺节目。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也遭受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和地主豪绅的刁难、破坏。
那年7月，林斤澜受组织安排，前往温州和台州交界的山区，在偏僻的山村办成人识字夜校，明里是扫盲，暗地里宣传抗日，做联络员，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山里人几乎与世隔绝，不晓得、也不关心茫茫大山外的事情，林斤澜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晓之以理，动员他们参加抗日。
1939年9月的一天，林斤澜接到一个任务，到台州天台县把时任中共台州特委妇女部长的丁魁梅接送到温州。丁魁梅与林斤澜以姐弟相称、去温州经商为由上路，连续数天，他们尽量避开大路，选择偏僻的山道和深邃的溪湾行走，危险重重、历经艰辛。当时，丁魁梅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未婚妻。可这一路上，丁魁梅没有告诉林斤澜自己与刘英的关系，林斤澜也没有打听。
三
延安，是无数革命志士向往的圣地。林斤澜自从踏上革命的征程后，“到延安去”，就成了他最强烈的心灵呼唤。1940年春， 17岁的林斤澜得到党组织的允许前往延安，他按照组织安排的路线，经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到达重庆，找到接头点。接头点是一家书店，林斤澜向店员说了暗语，不料店员粗暴地拒绝介绍他去延安。
没能去成延安，又失去了组织联系，林斤澜一下子如跌深渊。在重庆街头晃荡了几天，饥寒交迫、万般无奈之下，他想起了在新疆学院任教的茅盾先生，就写信诉说自己的处境，还提了想去新疆读书的想法。当时，茅盾虽然在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和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却因身处险境难于脱身而焦虑万分，就回信给林斤澜，让他就近入读。
林斤澜听取了茅盾的建议，考上坐落在重庆北温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院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缙云山，步移景异，风光如画，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就读的电化教育专业，汇聚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大学者授课，林斤澜听他们的课，有一种置身于皓月之下的感觉。
在重庆读书的三年里，林斤澜对未来充满憧憬，对文学兴趣盎然。他的文学之梦，伴着月光、踏着露水而来，伴着战机的轰鸣、踏着生活的苦难而来。
1945年夏天，林斤澜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思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他来到了嘉陵江边，柔和的水流从他身边潺潺而过。人生就像一条江河，有源头，有堤岸，也有水流的方向，漂泊在外的游子，故乡和亲人就是他的方向，一股乡愁涌上了林斤澜的心头。他坐上嘉陵江的宽头帆船，回到了温州。可是，在百里坊的老家宅院里，却不见他思念的家人，一打听，原来自1942年7月温州第二次沦陷时，父亲就带着家小一直避难在乡下。他又去找那位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女同学谷叶，她在温州联合中学教务处工作。人生辗转，心有不舍，今又相见，一如既往，久别重逢的爱情，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呢？很快，他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两人同庚，都是22岁。
1949年7月，林斤澜进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校址在无锡西郊的惠山北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宣传部部长的汪海粟兼任校长，林斤澜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
一年后，林斤澜到了北京，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专业写作，写出了四幕剧《布谷》等，并与谷叶在北京结婚。随后，他调到北京市文联文学创作组，担任《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参与筹建北京作协，在创作上主攻小说，也写散文、文学评论等。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故乡在温州，根就在温州，林斤澜用手中的笔，写不尽温州的无限好。他揣摩温州市井呼吸和烟火意蕴，把真切的感受化为独特的文字，创造出一种另类之美，被读者称为“怪味小说” 。这是他文学作品的风格，也是他对家乡情感的延续。2009年4月，林斤澜先生因病辞世，享年86岁。
我与林斤澜先生交往不多，也就三五次光景。回想起来，我几次见到林斤澜先生，他仍然还在写作，还需要到故乡温州汲取更多养分，在每一部作品里踏实耕耘。第一次见到他是1991年秋天，林斤澜带着汪曾祺、唐达成、刘心武、邵燕祥等作家来永嘉楠溪江采风，寻山问水，我当时初学写作，凭着初生牛犊的勇气前往永嘉拜访他，他笑容可掬，与我聊了话，还给我题了字。第二次拜见林斤澜先生是由温州学者章方松带领，时间大约在2000年，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我接了他的几个话头，体会到他的睿智与豁达。最后一次与他相聚是在2004年夏天，林斤澜先生应邀参加由温州市龙湾区文联和旅游局联合举办的张璁文化探源游座谈会，他年已耄耋，但红光满面，步履稳健，神采飞扬。这一次，我们就张璁文化、龙湾旅游、温州文学等话题谈了许多话，可算是一次畅谈了。活动结束，我们在衔山抱水的灵昆农家乐用晚餐，继续宴饮欢谈，我向他询问了一些他年少时参加革命活动的往事，他解答了我的许多疑问，填补了我对他认知上的空缺。晚餐毕，我们话别，他用那厚实的大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路灯淡黄色的光晕透过夜幕，投射下来，映照着他银白的头发和宽舒的前额。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成永诀。
近十年来，由于工作原因，我总要参与筹办两年一届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他却成了我“接触”较多的老一辈温籍作家。为筹办“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也为自身文学写作上的学习，我陆续通读了十卷本的《林斤澜文集》，读到他的许多回忆文章和红色故事。是的，尽管一年又一年过去，但他的作品和他的峥嵘岁月，给予我们的深刻影响都是永远的。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文联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