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唐弢以其深厚稳重的学识素养奠定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史撰述的重要范式。这种学识素养绝不仅仅等同于丰富的知识积累或理论视野，同时还意味着贯穿在字里行间的感受力。一方面，唐弢在上世纪30年代以作家身份闯入文坛，置身于风沙扑面的文学现场。无论是追摹鲁迅而灵活多变的杂文写作，还是信手拈来又不失深意的书话随笔，都是唐弢参与文坛现场和思考现实的直接见证。但另一方面，亲历文学现场并非不言自明地意味着拥有对于文学的感受力，而在特定语境中开展现代文学研究，让这种感受力在相对受限的著述中力透纸背，成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更是至难的作为。当唐弢呼吁“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时，如何以灵活的姿态在文学与政治间闪转腾挪，既不让文学史被政治史宰治压服，又不失文学与文学史的政治性？汪晖在追忆唐弢时特别提及：“文学与政治不能等同，两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但间距不等同于隔离，即文学和文学史的政治性是通过文学与政治、文学史与政治史的间距得以实现的。”这种间距感其实就是对文学的感受力，研究者要充分尊重并激活文学的能动性，又能自觉体认到文学的疆界及其限度。唐弢在从事文学研究时，念兹在兹的也许正是这种无法被精准界说又不可或缺的感受力，而面向文学的感受力之所以能够生成，并贯穿日后的文学研究，离不开唐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杂文和散文创作中对于言说与沉默、文学与生活的深入思考。

杂文：在言说中观照自我、突破自我

20世纪30年代初，唐弢凭借神似鲁迅的杂文创作登上时代舞台，引发文坛关注。此后，唐弢陆续出版了十余本杂文集，“数量几乎相当于论文、散文和其他作品的总和”。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发表数量，唐弢似乎都和杂文有着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杂文家也成为唐弢重要的身份标识。对于唐弢而言，难以跻身“文艺之林”的杂文在与现实的赤身肉搏中诞生并发展，躁动不安的杂文当然包含了介入社会现实的政治热情，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杂文的艺术技巧。相反，唐弢高度重视杂文的艺术技巧。这并不是狭隘地聚焦具体的写作策略，因为“任何片面的公式或固定的所谓笔法，是都不足以用来说明战斗的杂文的”。杂文之所以为杂文，恰恰在于它不是一种固化的文体形式，它缺乏也不愿意接受约定俗成的写作规范。在唐弢那里，杂文的艺术技巧是一种颇具野心却又无比谨慎的表现形式。称其有野心，是因为唐弢希望这种表现形式要适应杂文的思想内容，“通过广泛的社会、历史知识以完成其灵活和多彩”；谨慎则是指唐弢对习焉不察的写作程式的高度警惕，“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风格，但风格并不等于某种公式、某种笔法；一个作者的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铸定的模型，他必须时时努力，从已定的模型里跳出来，去追上时代，在时代的精神里完成他自己。”换言之，唐弢并不指望能够借助杂文一劳永逸地把握自己侧身其间的时代，杂文所能做的不过是提供一个追赶时代的契机。但是，通过杂文追赶时代不是让写作者成为紧贴时代的弄潮儿，而是要“完成他自己”，是要让流动不居且随物赋形的杂文写作成为写作者观照自身的镜子，“促我内省，鞭策我向前，使我不自量力地企图走向我所蕲求的深邃和博大”。如果借助唐弢最早出版的两本杂文集的名称——《推背集》和《海天集》——来描述杂文作为一种写作实践对于写作者本身的影响，那么“推背”指向的是写作过程本身的艰难，“我现在只写一点杂文，并未管到后世，然而却也时时觉得有人在推着我的背脊阻止我”。“海天”则蕴藉着写作者在短小的杂文中寄寓的远大理想，“我又在文字里找安慰，但我还是企望着海，企望着天”。这种经由杂文出发而通向广袤海天的期许势必意味着杂文不能被一时一地的书写对象局限，也不会被化约为边界清晰的文体形式，而是要有不断言说时代，并且在言说中观照自我、突破自我的动力。

唐弢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杂文散文化倾向以及他在40年代着力经营的散文写作，有助于人们追踪他如何经由写作“在时代的精神里完成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末，唐弢的杂文有了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本就不拘一格的杂文走向散文化无可厚非。值得关注的是唐弢的回应，他主要从鲁迅的杂文风格和自身的生活经验两方面出发进行阐释和辩护。鲁迅杂文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内容选材，更在于其表现形式，“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为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以说是诗的和散文的形式”。“在高度的战斗精神中，别有一种使人颠倒的魔力。这是一首首的诗，一篇篇的散文。然而果真是诗和散文么？却又似乎并不是——这末一着，就决定了杂文的独特的形式。”这里所谓的杂文、散文和诗都不是指具体的文体，而是一种元素、一种倾向、一种感受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因此，散文化或抒情倾向并不构成杂文的危机，杂文之为文艺，恰恰需要用语言的诗性来为现实赋形。站在鲁迅的延长线上，唐弢感悟的不仅是杂文的形式问题，更关乎文艺的本体意义：包括杂文在内的文艺并非直接和驳杂的现实短兵相接，而是以语言和诗为中介，展开充满韧性的缠斗。如果离弃文艺的隽永，混沌多变的现实只会让人感到“生命的贫乏”，所谓的“深邃与博大”也就无从谈起。

散文：在沉默中探寻生命的道路

自我的生命经验也是唐弢格外强调的维度，“我的家庭生活的颠簸，多少总影响到行文的风格，使散文的倾向渐趋于浓厚”。但唐弢也承认，“颠簸生活对于文字的影响，主要不在杂文，也不是所谓杂文散文化，而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抒情色彩的散文。”唐弢在20世纪40年代的杂文数量有了明显的下降，这当然有身处“孤岛”的现实因素，“这一年，因为缺少一个可以作为中心的副刊或杂志，杂文的流行是比较冷落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杂文已经无法有效承担唐弢对于现实的感受和思考，杂文意味着源源不断地言说，意味着持之以恒地与现实紧密缠斗，可如果现实本身已经太过沉重，写作者又怎么可能以灵动的姿态和现实斡旋？20世纪30年代末是唐弢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的四位亲人在八个月内相继病逝，民族也危在旦夕，他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我在微醺中时而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一两年来颠簸不定的境遇，但我仍然没有悲哀。我只是缅怀古人，悬揣他们在各自的不幸中可能有过的心情，以散文的形式，借事抒情，将想象一一记录下来。”杂文应当向现实发起正面强攻，可如果黯淡的现实无法为唐弢提供坚实有力的支点，如果自我在现实面前已经支离破碎，杂文写作在现实面前必然显得孱弱无力，唐弢必须通过杂文以外的形式来清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唐弢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散文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要说短中取长，多少用过一点心力的，恐怕还是那些涂上了诗意的带有抒情色彩的散文。”《落帆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集合了唐弢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创作的一系列诗性散文。这些散文多带有不断诘问自我和世界意义的苦闷。唐弢在《落帆集》的首篇中引用安特莱夫的话作为楔子：“我是在蕲求人生的真，我是在蕲求存在的意义，我是在蕲求围绕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落帆集》的重要主题是“寻梦”或“寻路”，唐弢的探寻有其核心的出发点，是对于沉默的自觉，要在沉默中探寻生命的道路。唐弢反复言及沉默，如“你就以沉默和冷静作为回答了？”“我只有沉默，躲入于冷冷的沉默里”。表面上，散文的沉默与杂文的言说相对，言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失却战斗的效力，以至于写作者不得不向远古神话或异域风土借力，将其在“故事新编”中幻化为捉摸不定的散文诗。但对于唐弢而言，沉默与言说并不构成本质的对立，“偏激仿佛是沉静的对词，然而却不必就是相反的性格。你不看见隐藏在这原野下面的一片大地吗？它是那么平静、朴厚、结实，默默地运转着运转着，然而包含在这地面底下，紧裹住地心的却是一团融融的火，一种亘古不变的热力。”沉默并不意味着消沉，而是爆发的前兆，蕴含一种随时喷薄的热力，这也是为什么看似彷徨的安特莱夫“别具一种动人的深意”，唐弢借用韦素园的话来描绘这种深意：“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还不断地遇到勇猛的、闯入生活的底里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力的飞腾。”从沉默苦闷到飞腾的生命力的翻转，离不开安特莱夫对于生活的理解，“他诅咒生活，却并不希图逃避”。对于唐弢而言，生活是一个上位概念，是一切的起点和归宿，纵使生活沉疴遍地，唐弢也不愿离弃生活，因为自我和世界的意义诞生于生活的土壤。

在此基础上，文学是唐弢面对生活，在生活中激发飞腾的生命力的密钥，“我很希望对我的散文表示偏爱的先生，能读一读我的杂文，而一向只读我的杂文的朋友，同样能读一读我的散文。这些散文，不管它们和杂文的距离多么远，多么不同，而且也绝不能说这就是我的思想，就是我个人仅有的苦闷……不过我得承认一点，至少它反映了一个时期内我的思想深处对于生活的探求和思索。”散文与杂文，以及流淌其间的诗，共同承担起了唐弢对于生活的理解，这是一个大写的生活，囊括了自我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生命与时代。文体的探索、形式的创造无法脱离唐弢的生命史而自存，文学和唐弢对于自我、生命、社会和世界的理解血肉相连，而这一切又和生活紧紧纠缠在一起。在沉默和言说之间理解生活，是散文和杂文在这一时期同轨并行的深层逻辑，经由逻辑中生成的则是以大写的生活为基础的感受力，它贯穿在唐弢日后的创作与研究中。以生活为基底，以文学为中介，唐弢在生活赋予的感受力中面向无远弗届的现实勇毅前行。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