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与茅盾往事钩沉
1981年4月14日唐弢连续写就《侧面——纪念茅盾先生》《一件小事》《“待”“旦”解》回顾了自己与茅盾1936年以来的交往情景，作为对茅盾逝世的纪念。两位大家有着半个世纪的交往。笔者查询了《茅盾全集·书信集》，发现收录的一千多封书信中竟没有一份写给唐弢的，而查阅《唐弢文集·书信卷》，收录有一封唐弢写给茅盾的信，时间落款为1975年1月2日，大致内容为接到了茅盾推荐的宋某的关于旧诗的解释的回应。书信往往是双向交流的，当时很多书信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两人的交往似乎在此中断，相应的历史细节也被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为此，笔者翻阅了茅盾日记，发现在日记中记录了诸多与唐弢的交往往事，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再现两位大家交往的故事。
关于《影梅庵忆语》一书的借阅往来
从1963年2月开始，茅盾日记中开始频繁出现有关唐弢的记录。
2月16日：阅报，写信给唐弢请代借有关《红楼梦》考证诸书。这些书大部分从前看过，但今天一些印象也没有了；
2月19日：九时半，唐弢来（托他借有关《红楼梦》的书籍，他把自己所藏亲自送了来）。十时许辞去；
3月4日：今日又从唐弢处借来《影梅庵忆语》及景梅九之《红楼梦真谛》。二书一为文学研究所藏，一为北京图书馆藏。晚阅书至九时，服药二枚如例，然而直至十二时许始有睡意，约半小时后入睡；
3月17日：十一时半，全家到四川饭店午餐，同时并约请罗髫渔夫妇及唐弢夫妇。盖本月六日为小钢十岁（整十岁）生日，而该时我适生病，故于今日补请她也；
5月26日：前借唐弢之书，已经用完，包装后拟于明日亲自送去；
5月28日：八时送书还唐弢，并谈了一小时辞出。
由此可见，在三个月内，两位大家以包括《影梅庵忆语》在内的红楼梦主题书籍借阅为契机写了一封信，见了两次面，还在四川饭店补办小钢10岁生日宴，邀请了罗髫渔夫妇及唐弢夫妇，可见双方关系之情近。
从1954年10月开始，广大的红学研究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1963年，为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相关活动，作为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先生接受了发言任务，为此从2月开始借阅《红楼梦》有关图书，而他最先想到的借书对象就是大藏书家唐弢。
借到相关图书后，茅盾先生仔细地进行了阅读与研究，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作札记。中午小睡一小时。下午处理杂公事，作札记，晚续作札记完（按此项札记系自一八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有关《红楼梦》之评注解释、索隐等书之简明提要）。”
茅盾先生阅读了大量《红楼梦》的资料、研究著述及有关史料，抄、写了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并完成了论文《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发表在了1963年12月的《文艺报》上。唐弢的藏书成为了这一段红学研究历史的重要见证。
关于朱南铣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么？》的书信交流
1963年6月之后，茅盾日记中记录了关于红学家朱南铣一篇文章的事情。茅盾在6月5日完成了关于曹雪芹报告草稿的修改及补加附注两条，他致信张僖，请其即付打印，并提到只有四位专家提了意见，四位专家是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朱南铣，请张僖帮忙催一催未提意见者尽快提出来。现将7月19日到8月17日之间的日记摘录如下。
7月19日：上午阅报、《参资》，处理杂公事，中午小睡一小时，下午处理杂公事，阅朱南铣送来《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么？》一文，此为驳聂石樵者；聂于六二年六月十七日《光明》副刊《文学遗产》《林四娘的艺术处理》一文中曾谓林四娘抗清而死，曹雪芹于《红楼梦》中写老学士闲徵姽婳词半回中肯定林，足征曹有民族思想云云。朱稿于同年八月写成，投给“文遗”编辑部，但“文遗”编辑旋以文长（其实不过五、六千字）为辞，谓拟刊于《文学遗产增刊》云云。半年后（六三年二月十九日）“文遗”编辑部又书面通知已将此文编进将要付排之《增刊》第十四辑，并请朱核对其文中之引文，朱当即如命办理。但今年五月又接信谓改编入第十五辑，并已付排，三个月内可出书。但七月中又接信则谓《增刊》决停，原稿退还云云。此事前后经过一年，在此期间，《文学遗产》出过四十多期，文长在五、六千字者甚多，何以朱稿推三挨四，终于退还？朱因此甚为不满，将稿寄我，要求公平对待百家争鸣云云。查“文遗”登刊聂文，确是冒失，而后又护短，不肯在“文遗”上刊出驳聂之朱稿，终于退稿，无怪朱愤愤不平也。拟将此稿转交唐弢，看《文学评论》上能发表否？晚阅书至九时，服药二枚如例，于十时半入睡。
8月1日：复唐弢信（唐信盖为朱南铣稿子而复我上月十九日之信也）。唐信谓《文学评论》非文史性质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拟介绍于其它刊物，然亦不能必其刊登，拟请我先询朱意，并请其谅解云云。又给朱南铣信，并附唐信供其参考。
8月3日：复朱南铣昨日来信，又给唐弢一信，仍然为朱稿刊登问题。
8月17日：八时半唐弢来谈半小时。
由此可见，茅盾收到了朱南铣的文章《林四娘是抗清战死的么？》与书信，在信中朱南铣向茅盾先生说明了文章在发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表达了不满，“朱因此甚为不满，将稿寄我，要求公平对待百家争鸣云云”。
为此，茅盾第一时间想到了在《文学评论》担任编辑的唐弢，并致信唐弢附上了朱南铣的文章，很快唐弢回信表达了“《文学评论》非文史性质之刊物，不能刊用朱稿”的意见，为此茅盾就此文章的问题分别致信朱南铣与唐弢，后来“唐弢来谈半小时”，想必也是为了此事。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收藏
1964年底，茅盾卸任文化部长，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于年岁渐长与眼疾的加重，文章几乎搁笔，日记也越来越少，唯有1967年的两处提及了唐弢：
7月12日：他们仍在搜集关于左联的材料，我将过去（解放后，据说是文学研究所唐弢所搜集整理）收到的一份油印材料给了他们。
8月18日：十时许，有文化部联络站之杨家声、刘庆福两同志来访，找唐弢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稿，及周扬内部讲话打印稿。关于唐稿，我记得两个月前清理积存文件时看过，但误记为小开本铅印者，故当时只从此方面找，却找不到。
从记录中可以看到，茅盾两次提及唐弢编纂的作品，一本是关于左联的材料，另一本是唐弢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稿，可见后者一直为茅盾所收藏。
本文从茅盾与唐弢交往情景的发掘，试图发现一种作为现象的友情轨迹，它折射着作家的文化心态，也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与学术的诸多症候。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