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罪”与“心折” ——爬梳唐弢与郁达夫的“交往”过程
关于郁达夫相关评价的几则史料
1985年10月15日，臧克家致信唐弢，信中写道：
“昨天，看到《文摘报》上刊出你的一段谈话：为主编《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同志评价不当，自认‘罪责’，我甚感动。编‘文学史’、评价人物，十分困难！叫人人说评得完全公允，几乎不可能。”
那么，唐弢究竟是怎么自认“罪责”的呢？笔者暂时没找到《文摘报》的这段话，但却注意到浙江省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富阳文史资料》第1辑刊有唐弢1985年9月在富阳“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摘要整理稿，题为《过去评价达夫 未达应有高度》，该文不见于唐弢的各类集子，照录如下：
我今天来参加会议，主要是向达夫先生请罪来的。达夫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在交往中，很尊敬他。对于达夫先生这样一位作家，以往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听说讨论会中，大家提出，中学教科书选他的作品太少；大学教材，例如现代文学史对他评价也不高。在由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对达夫先生没有颓废之类的话，但也有不够高的毛病。作为大学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编写时规定，要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要采取大家能够接受的、已被公认的看法。凡是个人独特见解尚未得到公认的、暂时不写进去。这个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有副作用，因为它摒绝了“一家言”。记得在编写时，出于客观原因，大家对郁达夫有争议。当然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来负，因为我是主编。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富阳有一个郁达夫，这是富阳的光荣；浙江有一个郁达夫，这是浙江的光荣；中国有一个郁达夫，这是中国的光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无论中外，都这样承认。
我第一次见到达夫先生，是一九三四年，和见到鲁迅先生同一天，就是一月六日，在黎烈文请客的宴会上。以后有些来往，最后一次见面在万国殡仪馆，他从福建赶到上海，参加鲁迅先生的丧仪。
一九四六年我看到报上传说达夫先生失踪的消息，因为有事来过富阳，曾访问了达夫的二哥郁养吾先生，向他打听达夫是否有消息。养吾先生反过来也问我们有什么消息。因大家对达夫先生的去向很关心。那时，只知道失踪，并无确讯，向他的家属询问，家属也向文艺界询问，都希望能得到一点确实的消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的第二节是“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其中这样写道：
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响。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点。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这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某些文人如刘伶等的影响）。从《茫茫夜》以后，作家有意识地去写性变态心理，这使《沉沦》中所出现的消极成分一度有了发展，以至后来写出了像《迷羊》（一九二七年） 那样绝少积极意义的作品……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郁达夫避居杭州，过着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这就有了《迟桂花》《迟暮》《瓢儿和尚》等短篇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人物形象比较清晰，文笔也能给人以舒徐清澈之感，但它们对那种远离斗争的隐士式的生活却表示赞美和肯定，用很多笔墨去渲染乡居生活的所谓安逸和恬静，在思想上正好代表了作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种种倾向……他始终仰慕光明，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失望，甚至颓唐。这正代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但他缺少投身于革命的激流，站到时代最前列的勇气，思想水平大体上停留在“五四”阶段，这又是他的短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杰出的价值，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从摘录的这些片段，就可以证明唐弢所言，“在由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然对达夫先生没有颓废之类的话，但也有不够高的毛病”，实则不虚。
关于和郁达夫第一次见面的细节，唐弢在《记郁达夫》中讲述得非常生动具体，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文中有一段谈了他早年对郁达夫作品的喜好，颇为有趣，值得一录：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
关于拜访郁达夫的二哥养吾先生一事，唐弢1946年6月10日写有《在富阳——访郁达夫故居》，详细地记录了细节。当时唐弢和柯灵、太平洋旅行社的社长张邦铎一行三人拜访了养吾先生。“他是一个矮矮的老人，蓄须，挂眼镜；清癯的面貌加上轻快的脚步，和达夫先生一模一样。他问起达夫先生的消息，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消息。一个月前从上海转到星嘉坡朋友的来信，依然毫无影踪，他叹息说：‘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的声音里蕴藏着手足的悲痛，一个感情的网落下来，我们大家都沉默了”，“我们希望郁先生没有成为‘古人’，早早归来，让朋友们卸下这一肩友情的重压”。可惜郁达夫早在1945年9月17日就已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唐弢的期待“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唐弢藏书中的郁达夫
2010年8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唐弢藏书·图书总录》公布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所藏24293册图书（期刊除外）的目录。翻检多达602页的藏书目录，从中检索得出关于郁达夫的书近70种，具体统计如下：
《沉沦》（泰东图书局1921年10月初版、1926年10月第8版）
《茑萝集》（泰东书局1923年1月初版、1926年7月第3版、1929年1月第5版、1930年6月第6版）
《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6年6月初版）
《小说论》（光华书局1926年1月初版）
毛边本《奇零集》（开明书店1928年3月初版、北新书局1933年3月第6版）
毛边本《敝帚集》（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1928年10月再版）
毛边本《达夫代表作》（春野书店1928年1月第2版、1928年3月初版）
毛边本《寒灰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初版）
毛边本《鸡肋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0月版初版、1928年4月2版、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7版）
毛边本《日记九种》（北新书局1927年9月初版、1928年4月第3版）
毛边本《迷羊》（北新书局1928年1月初版、1928年9月第3版）
毛边本《恋爱之花》（开明书店1928年初版）
《在寒风里》（世界文艺书社1929年6月初版）
《过去集》（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2月第4版）
毛边本《过去集》（北新书店1931年7月第7版）
《她是一个弱女子》（湖风书局1932年4月初版、现代书局1932年12月初版）
《创作经验谈》（郁达夫等著，光华书局1933年8月初版）
《达夫自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9月第2版）
《几个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中华书局1934年3月初版）
《屐痕处处》（现代书局1934年6月初版）
《迟暮》（生活书店1934年9月初版）
《达夫所译短篇集》（生活书店1935年5月初版）
《迷羊》（北新书局1935年8月第10版）
《达夫游记》（文学创造社1936年3月初版）
《达夫散文集》（北新书局1936年4月初版）
《闲书》（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5月初版精装本）
《郁达夫文集》（梁季千编，国风书店1941年初版）
《达夫日记集》（北新书局1947年6月第2版）
《郁达夫游记》（上海杂志公司1948年11月初版）
《达夫诗词集》（郑子瑜编，宇宙风社1948年6月初版）
《郁达夫诗词抄》（1946年，上下两册，线装影印）
《南洋散文集》（郁达夫等著，求实出版社1951年6月第2版）
《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初版）
《郁达夫研究综论》（张恩和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
《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郁达夫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
《郁达夫外传》（孙百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郁达夫游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郁达夫抗战文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郁达夫小说欣赏》（张恩和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郁达夫评传》（曾华鹏、范伯群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郁达夫研究资料》下（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8月版）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初版）
《郁达夫译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版）
《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版）
《郁达夫传》（郁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郁达夫传记两种》（小田岳夫，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版）
《郁达夫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1月至1984年5月出版）
《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唐弢的这些藏书中，既有郁达夫的创作，又有郁达夫的翻译，还有关于郁达夫的传记、研究专著、研究资料等，琳琅满目。同一种书，不止一个版本。光边本有，毛边本也有。最难得的是，有不少书并非常见，版本非常珍贵。可谓郁达夫文献的集大成。试问，有哪个收藏家或者郁达夫研究专家，能比唐弢的这些藏书还丰富？笔者期待有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能将唐弢所藏的有关郁达夫的这些书，汇集在一起，做一个郁达夫的专题展览。参观的读者，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郁达夫文献的多样，又可以领略唐弢藏书的丰富。
唐弢不但藏书多，并且对郁达夫的作品非常熟悉。所以他看到赵景深1949年编的《达夫全集》校样后，“曾经细心地替我补了不少篇目，都是散见在《北斗》《文学》《太白》《宇宙风》等刊上的作品。计有《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忏语独白》《新年试笔》《怀鲁迅》《两浙漫游后记》《雪夜》《徒然草选译》《闽游滴沥》《北平的四季》《日本的文化生活》《从鹿囿传来的消息》《福州的西湖》《小品文杂感》《回忆鲁迅》等篇。”此外，关于郁达夫，唐弢1947年还在《时与文》周刊“艺文志”栏写过书话。由此，大概可以勾勒出作为文学史家和藏书家的唐弢与作为作家的郁达夫之间的“交往”过程。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