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的意义
“十七年文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革命历史叙述。稍一回望，我们很容易发现王愿坚的独特性：抗日战争、敌后斗争、解放战争、合作化等题材领域的重要作家作品，通常可以并举多人多部，但一涉及“长征”题材，可以列举的独有王愿坚一人。对比“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王愿坚的33篇短篇小说无论从题材范围还是从体量来说，都不能称其大，——当然，“十七年文学”也产生了诸多凭借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成名的作家，除了王愿坚外，还有峻青、李凖、茹志鹃、马烽等，但是如果绕过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则几乎绕过了长征叙事，革命历史叙述便是残缺的。这一情形已受到一些研究者注意。（1）问题是，“十七年文学”本是革命历史叙述的高峰阶段，王愿坚的这种独特性何以形成？这种独特性是否指示了革命历史叙述的某些规则或者规律？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述备受新历史主义的冲击，王愿坚的这种独特性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一
冯牧在1959年评价王愿坚时，认为其小说之所以吸引新中国成立后的读者，主要是依靠“罕见而重大的题材”，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据冯牧观察，当时广大的读者“有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偏爱之情”，“多么热切地盼望着能够早日看到正面反映这一英勇卓绝的斗争时期的作品”，因为“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确实是太少了”。（2）
“十七年”时期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段，然而确实极少有作品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取材。没有人会轻视这一革命时期的重要性。作家们较少从中取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中共领导革命的探索期，存在诸多曲折和教训，写起来有实际困难。但是，长征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是举世皆知的革命奇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为重要的革命历史教育资源：文艺界领导和作家们理应视长征为重要题材。可是为什么直到1959年，冯牧还感叹这类作品“实在太少”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影响了长征文学作品的涌现？
这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长征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则有关，简而言之，亲历者写长征的传统使许多作家临长征而止笔。
《随军西行见闻录》被认为是最早反映长征的作品，于1936年春天连载于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署名作者为廉臣。随后，中共在巴黎所主办的《救国时报》连载了署名作者为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这三部作品不仅发表和传播方式完全相同，而且写法相似，都是以被俘国民党士兵作为第一人称来叙述跟随红军长征的见闻。这三部作品合在一起，构成了红一方面军较为完整的长征全图，是当时国内外读者了解红军长征基本事实的第一批作品，对宣传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出版社在1955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重新刊载这三部作品时，微妙地披露了作者信息。编者为《随军西行见闻录》加了一句附注：“本文作于一九三五年。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在文中装作一个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后来又因被俘在红军中工作的医生；在论述红军的长征时，作者用的也是第三者的语气。”（3）重新刊载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则直接隐去了署名作者身份信息的整段文字。（4）如此一来，这三部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特征显露了出来：不再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而是长征的亲历者，而且是重要亲历者。（5）
1936年8月5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与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联名向红军部队的各军团首长发了一封重要电报，同时向全体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一封信，号召他们拿起笔来“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组成一部宣传长征的集体创作。（6）红军将士们投稿踊跃，最终，这部作品在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的编辑之下成型，即收录44位作者共计100篇纪实散文、诗、歌曲的《红军长征记》。这44位作者，几乎全都是红一方面军的文职干部。（7）
碍于当时的统战环境，《红军长征记》没有马上出版，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整风资料内部发行。但中共所招徕的外国友人、政治同情者、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左翼作家，纷纷以《红军长征记》为蓝本，秘密地将红军长征故事改写改编。据笔者统计，1937—1949年间，以《红军长征记》为蓝本而流通的长征故事作品有百部左右。应该说，《红军长征记》编辑完成后虽然没有以本来面目出版传播，但大量的改编本、汇编本、节选本、（节）译本等，使《红军长征记》的情节几乎家喻户晓，达到了“一提红军必言长征”的效果，也使《红军长征记》成为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宣传长征和中共的重要资源。
在《红军长征记》衍生的作品中，当属《西行漫记》影响至大。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采访陕北红军后，根据他的观感和红军提供的资料创作了一部纪实作品，1937年10月以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初版于英国，迅即被中共地下文化组织翻译，1938年1月以《西行漫记》之名在上海秘密出版。（8）《西行漫记》对中共革命的影响之剧，不必由笔者赘言，迄今为止，它仍是叙述中共革命的名著。该书第五章即为《长征》专章。斯诺当然没有参加过长征，他的《长征》一章所叙内容基本上来源于《红军长征记》所载稿件，这已成为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识。
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长征文学，就有“亲历者写长征”的特点。这一情形，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1949年后诞生的第一批有重大影响的长征作品是两部剧作：大型歌剧《长征》和话剧《万水千山》。歌剧《长征》的主要作者李伯钊是为数不多的长征女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聂荣臻、萧华等军事顾问的参与下，李伯钊结合亲历长征的感受创作了歌剧《长征》，（9）于1951年“八一”前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贺龙等人到场观看，两个多月内连演50余场。（10）《万水千山》的作者陈其通同样是长征亲历者。经过长期酝酿，1954年该剧由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在北京首演，连演195场，毛泽东、邓小平等到场观看并提出修改意见，成为较长一段时期内反映长征的话剧代表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最大的长征文艺作品，莫过于《星火燎原》。1956年7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当时的总政治部发起了广泛的征文活动。此次活动规模空前：毛泽东亲自为征文丛书题写“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作序，彭德怀、贺龙等将帅亲自组织征文，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亲自过审稿件，530余位将领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数万名官兵及转业干部撰稿共计3万余篇，最终结集后的《星火燎原》自1958年至1963年相继出版8卷，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36篇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本，发行710余万册。（11）其中读者“谈论最多的、引起最强烈震动的”是1959年出版的第三卷“长征”，该卷发行量也最大，约100万册。（12）
《星火燎原·长征》是继《红军长征记》后，中共组织的又一次大规模集体长征创作。《红军长征记》主要对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以及将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进行了全景性的展现，由于战时背景，具有朴素生动的特点。而《星火燎原·长征》的创作则更显审慎周详，它首次对长征中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进行了披露，特别是亲历者们对遵义会议、经典战役（四渡赤水）、草地分家进行了还原，使长征的历史史实趋于清晰完整，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长征的基本认识，引发了亲历者回忆长征的热潮，（13）其深远影响及于今日。
历时性地看，亲历者们亲自建构起了关于长征的宏大叙述。从陈云、邓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记》，到抗战期间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剧作《长征》《万水千山》以及大型回忆录《星火燎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长征文学史。——中共还没有如此规模地组织过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其他革命时期的叙述。如果再将次第面世的数首毛泽东长征诗词算在内，那么这一段长征文学史不可不谓壮观，不可不谓可靠——还有谁比这些亲历者更有资格去叙述长征？还有哪种叙述比亲历者的叙述更加可信？
20世纪30—60年代的长征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正是“亲历者写长征”的历史。一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叙述被排除在宏大叙述之外。1958年，人民出版社将《红军长征记》加以编辑重印，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内部发行，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它剔除了《红军长征记》中的非主流叙述。比如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它没有关于遵义会议的任何信息，多是对他和战友们在遵义城“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的描述。又比如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徐梦秋，他是《红军长征记》最重要的编辑，并写了7篇作品，但因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被俘叛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便不再收录其作品。冯雪峰是仅有的几位亲历长征的左翼作家之一，长征结束之后，他着手写作了数十万字的长征小说《卢代之死》，但书稿在他1941年被俘后散佚。新中国成立后，他准备重启长征小说的写作，但由于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接下来他便中止了对该题材的写作。（14）
显然，亲历者并且是政治可靠的亲历者是叙述长征的身份标识，这确保了长征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和鲜活性，也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场域。如果我们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亲历者本来不多，而其中具有文学才能者更为稀少的情况，那么冯牧在1959年感慨长征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则事实上预示了一种危机：十年二十年后，当这些长征亲历者大部分故去，是否就意味着长征文学的终结？
二
紧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的重版发行和《星火燎原·长征》的征集，非亲历者王愿坚的《三人行》《七根火柴》等长征小说发表了。
毫无疑问，王愿坚的非亲历者的身份，在无形中冲击着“亲历者写长征”的传统，这使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关注。这种关注，首先并不投向他的作品，而是投向他的身份。王愿坚曾把《启示》《草》两篇短篇小说投往《北京文艺》，小说表现的是周恩来在长征过程中的侧影。编辑部把稿子送给文化部门负责领导审查，“这位同志说：作者没有参加过长征，怎么能写长征？”（15）于是把稿子压了下来。
可见“亲历者写长征”虽不是规则，却体现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主流文学视野中更是如此。王愿坚的写作先不论其艺术价值，其写作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冒犯——冒犯了长征叙述的历史纯洁性。妻子翁亚尼在王愿坚去世后曾坦言，王愿坚常被人提醒“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王愿坚为此承受了心理压力。（16）
王愿坚的心理压力来自他作为“非长征亲历者”的身份焦虑。王愿坚1929年生于山东诸城，长征开始时他仅有5岁。他没有参加长征。1945年入伍后，王愿坚主要在山东省军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直到1952年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这一段不算短暂的革命体验，也给予了王愿坚创作资源，他在此期间开始创作。（17）1953年秋，他访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一带的老根据地，了解到很多长征故事，深受感染，自此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其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党费》为代表的以长征为背景的福建根据地游击斗争小说（1953—1956），二是以《三人行》《七根火柴》为代表的长征小说（1956—1964），三是以《足迹》《标准》为代表的反映长征途中革命领袖风采的系列小说（1977—1978）。
至少表面上看，“长征”贯穿了王愿坚的创作生涯，打破了“亲历者写长征”的传统。但是正如妻子翁亚尼所坦言，对“非亲历者”的身份焦虑也几乎贯穿了王愿坚的创作生涯。他所焦虑的不是这个身份本身，而是这个身份给读者带来的不信任感。他无数次流露没有亲历长征的遗憾，于是在文本内外，王愿坚进行了一系列设计，小心翼翼地为他的长征小说增添叙述上的可靠性。
这首先体现在王愿坚对题材的剪辑技术上。“长征”在王愿坚笔下经历了一个从背景到场景的递进过程。最初的《党费》《老妈妈》《小游击队员》等小说写的是长征主力出发后留守在根据地的游击队，长征仅仅是背景。这应该是王愿坚的试探阶段，他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储备来直面写长征。真正以长征为场景开始于1956年的《赶队》，写了一个长征途中的负伤战士和一位女红军看护一起过草地的革命友谊。小说情节比较紧张，而男女战士的温情对话又缓和了故事节奏，写得比较成功。接下来的数篇小说，包括《三人行》《七根火柴》《村野的火星》等较为知名的作品延续了这种写法，也延续了这种场景设置。
这些小说形成了王愿坚早期的叙事模式，即掉队红军追赶部队：《赶队》《七根火柴》是两个人追赶部队，《三人行》是三个人，《征途上》是一小队人。王愿坚越写越顺，他似乎找到了进入长征题材的切口。作为一个非亲历者，王愿坚不熟悉大部队行军，也没有参加过战斗，更无从了解重要将领的长征情形，于是他避免写大部队行军，也从不写重要战役甚至不写战斗，他笔下也找不到重要将领，他把笔触都集中于掉队战士身上，把一片片无垠的草地、一座座连绵的雪山铺在他们面前，在广袤的征途和孤单的掉队者之间蓄满张力，全力凸显掉队战士的精神强度。
这种稳固的叙事形态，保证了王愿坚叙事的可靠性。尽力避免宏大叙述，把无名的掉队战士作为虚构对象，将广袤无人的草地雪山作为封闭性的虚构空间，如此一来，读者就不易挑剔故事的真实性。
其次，对第一叙述人称的偏爱，为王愿坚的长征故事增添了真实性和感染力。王愿坚在“文革”前的大部分创作都是第一人称叙述。早期的作品，王愿坚将第一人称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党费》中，“我”不仅是作为讲述者的游击队员，而且是女英雄黄新从孩子手里夺回那根著名的腌豆角的见证者；《赶队》中，被那位机灵可爱的女战士精心照料的负伤战士，就是“我”；《支队政委》里，那名独自阻击一众敌人的游击支队政委，就是“我”的战友。在当时的普通读者看来，这类小说和《星火燎原》上的回忆录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作者（“我”）正是一个亲历者。
当越来越多的读者了解作者身份之后，这种第一人称全知叙述会越来越受质疑。很快，王愿坚就觉察“再写下去不得劲了”。（18）于是他接下来对第一人称进行调整，使“我”由叙述者变为转述者。在《粮食的故事》《三张纸条》《后代》《妈妈》《理财》等小说中，“我”不再是故事的亲历者，而是一个转述者。基本模式是“我”去采访故事的亲历者，亲历者向“我”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解除读者对作者身份的质疑，“我”与读者一起成为故事之外的倾听者。作者可以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故事的虚构上，因而这类小说呈现出复调结构的报告文学形态。
当然，王愿坚也有数篇小说并未使用第一人称，但是细细读来，读者总会感觉到一种现场感：小说中虽然没有“我”，但王愿坚却指定故事中的一个人作为叙述者。无疑，这个在场的叙述者起到的实际是第一人称的作用。茅盾在读到《七根火柴》时就非常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点，他说：“表面上看，这不是‘第一人称’的作品，然而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的卢进勇，实在是起了第一人称的‘我’的作用；也许作者不是有意识地要把那个无名的将要断气的战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读者的眼中，无名战士的形象却比卢进勇的要大得多，而且鲜明得多；正是这个无名战士的形象使得这篇作品发生感人的力量。”（19）茅盾指明了这种人称上的设计在调动读者感受上的影响。
“文革”甫一结束，王愿坚创作了10篇以革命领袖为主人公的长征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王愿坚才完全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
再次，为了增强小叙述的可靠性，王愿坚在大量的创作谈中，为他的非长征亲历者身份进行了解释说明。对比一下王愿坚为数不多的创作，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的创作谈特别丰富，他仿佛向一个并不存在却十分严肃的质疑者在勤恳解释着每一篇小说的来龙去脉，他似乎认为这些创作谈能够对他和他的长征小说起到某种保护作用。
在创作谈中，王愿坚强调最多的就是“真实”。他通过创作谈告诉读者，他虽然没有经历过长征，但他的所有故事皆有原型。王愿坚自述采访了太多长征的亲历者：单是十大元帅他采访了8个，十大开国大将他采访了6个，其他将军一二百人，至于一般亲历者就难以计数了。最集中的是1953年他到福建老革命根据地的采访，“这些故事个个都是含血带泪、激动人心的”，“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用耳朵听，而是在用整个心去接受”。正是这些长征故事启蒙了王愿坚的长征创作，“慢慢地心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吗？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转述出来，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吗？”（20）于是王愿坚在创作谈中不厌其详地交代了每一个小说的故事来源。
仅以《党费》为例。这篇小说写了群众党员黄新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自己腌的全部咸菜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为了掩护下山来取咸菜的游击队员（“我”）而英勇牺牲。故事原型来自革命妇女卢春兰，她就是为给游击队腌咸菜而牺牲的。（21）在构思时，王愿坚加入了他所亲历的一个感人故事，即一位战士交党费的遗嘱。（22）这两个故事交叠起来，就形成了《党费》的基本故事。小说中最使读者难忘的是黄新狠心地拿回了她饥饿的孩子已放在嘴边的一根腌豆角这个细节，王愿坚说这也有真实的故事来源，而且就是他在山东根据地的亲身经历。（23）王愿坚把三个故事拼贴起来，稍一加工便形成了《党费》。如此一来，如果读者质疑小说《党费》的真实性，那么当他读到了王愿坚的这些创作谈时，这种质疑即使不会被完全打消，也会缓解不少：王愿坚并非虚构了一部小说，而是组合并转述了几个真实的故事。
为了使读者确信小说场景的真实，王愿坚自述他在十年之中追寻长征的足迹，前后两次亲自走了长征的某些段落，特别是他着力描写的草地雪山。（24）同时他也一直表露其心路历程，比如有的小说他是为何以及如何“从头到尾流着泪写下来的”。（25）显然这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通过大量的创作谈，王愿坚也亲自向读者解剖了他的长征小说。围绕着小说的“真实性”，这些创作谈发挥着说服话语的功能，说服读者们去相信：虽然作者没有亲历长征，但他的故事原型是真实的，人物是真实的，场景是真实的，情感是真实的，他作为一个作者更多的是把这些真实整合为一个个完整的故事，那么，这故事就是真实的。
除此之外，王愿坚十分注意以长征小说维护主流文学的规则。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意识形态合唱，减弱了其创作方式可能具有的异质性。这突出表现在王愿坚“配合政策”的创作上。《粮食的故事》是王愿坚早期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一篇。小说中，“我”去采访某县负责统购统销的老革命郝吉标，郝吉标向“我”回忆了一段往事：在1934年长征主力走后，郝吉标为了把粮食送到山上的长征留守游击队，不惜让儿子引开了敌人。最终他完成任务，儿子却被敌人杀害。这个“献子送粮”的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小说的写作背景是1956年的“统购统销”期间，小说写到郝吉标所在的县完成任务特别出色，正是因为郝吉标在长征期间的“献子送粮”精神的鼓舞作用。《休息》写了长征途中一个小部队已经极其疲惫，但是指导员却坚决不让大家休息以保持行军的故事。王愿坚自述这是为了配合“大跃进”而创作的。（26）反右派期间，王愿坚为了反击右派攻击中共“六亲不认”的言论，写了小说《亲人》，小说中一个功成名就的将军主动认一个未曾谋面的老农民为父亲，——这个老农的儿子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中牺牲了。王愿坚这些“配合政策”的小说受到了当时的批评家的注意，认为它们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27）
王愿坚毫不讳言这种主题先行的写作，他往往是主动配合，甚至某些细节未被读者察觉，他还要现身说法。比如批判“四人帮”期间他写了小说《草》，写到长征中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尝毒草。发表后，读者们领悟了革命领袖的牺牲精神，但都没有注意到“毒草”的深意。王愿坚亲自告诉粗心的读者，“长在背阴背水的地方”，“一层暗红色的薄皮包着白色的根根，上面挑着四片互生的叶子”（28）的毒草是他精心设计的意象，“四片互生的叶子”正象征着“四人帮”。（29）
王愿坚付出了比其他题材领域作家更多的辛苦以及纠结。他的“重走长征路”，对数以百计的亲历者的采访，在叙述人称上的反复推敲，在大量创作谈中对作品的繁复辩解，以及不恤以20世纪30年代的长征来呼应50—70年代意识形态的心意，建构起了他的长征小说的可靠性。与其说这些设计对读者形成了一种说服，毋宁说是王愿坚面对长征题材的一种努力与证明：非亲历者也是可以参与长征叙述的。
三
王愿坚的长征小说之所以被认可，最关键原因在于王愿坚的创作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现实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虽然王愿坚苦心经营，但历史地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现实保障了王愿坚长征创作的真实性。
事实上，关于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对王愿坚的这类写作存在着巨大需求。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星火燎原·长征》等纪实作品的广泛存在，长征史实趋于完整清晰，按照常理，宏大叙述应该在这样一个稳固基础上迅速建构起来。正如冯牧的观察，这个宏大叙述在当时却有困难。虽然大量的长征亲历者形成了长征叙述，但这种叙述更多是以纪实的形式在不断地展现其个体经验，这些个体经验所形成的长征叙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复性。——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这是不足够的。卢卡契在论述文学建构“人民性”和“历史精神”时，曾预言了这种创作的危机，他说：“那些虽然在人类心理学方面表现得很生动的私人命运跟人民生活的历史的问题、跟该时期社会历史基本内容却不是有机结合的，它们仍然是私人遭遇，历史降低为纯粹背景、装潢布景的作用。”卢卡契认为应该整合“私人遭遇”为人民性和历史精神的功能，将历史及其人物“散布在生活本身中间的、以纯粹个人的形式、纯粹私人命运的形态出现的问题，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否则历史会被“私人遭遇”所消解。在这个基础上，他肯定了在社会主义语境中“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功能。（30）如果我们联系到恩格斯在批评歌德时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作品所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评价标准，以及他在12年后批评拉萨尔戏剧时所重申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的论断，（31）那么，我们不难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征叙述在“历史”十分丰富的情境下也显现了“美学”的不足，尤其是匮乏卢卡契所说的把长征“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的历史抽象。
或许长征对于亲历者来说太过具体而使他们失去了历史抽象的激情，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文学才能上的不足。除了冯雪峰外，亲历者马忆湘曾写作并在196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向阳花》。但这部小说是在作者回忆录《在长征的道路上》基础上扩写而成，由于作者马忆湘文字水平不高，小说是在数人帮助下集体创作而成，故而有的研究者更愿意视之为马忆湘的个人自传。（32）在其他的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已产生了《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在“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非常成功，江姐、朱老忠、杨子荣等已经成了标记某段革命历史的意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小说受到了主流文学的重视，有的甚至就是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有关部门直接关怀下成型。然而在长征题材方面，长篇小说基本是空白，党和国家的宣传有关部门也没有组织过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拒绝这样的作品出现。我们看到，当王愿坚一旦寻求到长征小说的路径时，主流方面马上组织起可观的力量推动这些作品的经典化：他的33篇短篇小说在“十七年”时期出了7部短篇小说集；1956年，在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党费》出版之后，他被吸收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被选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33）最为明显的，《三人行》《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发表不久，作为革命历史教育作品被选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而王愿坚本人被吸收入《星火燎原》编辑部，参与包括长征在内的革命历史回忆录的编辑整理工作。
应该说，王愿坚的成功，在于他对长征小说的路径探索契合了主流文学需求。但必须注意，这种契合是一种暗合，“十七年文学”并未对长征小说发出呼唤。这也正是王愿坚的创作十分独特的一面。从而可以说，王愿坚的长征小说，是被证明了的可以被主流文学所接受的“非亲历者”叙述长征的方式。主流文学也通过接纳王愿坚，指示了叙述长征的方式。
在文本之外，这种长征叙述方式要求作者必须建构叙事的不容置疑的真实性。王愿坚是通过处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实现的。首先，叙述者必须尽可能地完善对长征的直接认识。这种直接认识，不仅需要阅读前人创作和翻看史料，更需要叙述者像王愿坚那样去“感受与相信”，也即像王愿坚所强调的采访亲历者、重走长征路等感知方式，建立对长征的直接体验，由此才能获得对长征的直接体认，也才能获得对长征的间接经验。用王愿坚的话来说，才能“见得真，知得深”，才能“写出感受的与相信的”。其次，叙述者的私人经验，完全可以移情于其对于长征的间接经验。对此，王愿坚总结道：“那些直接感受和体验，在我看来，它有两种职能：一是它可以直接进入创作，成为塑造形象、创造意境的艺术材料；另一种职能是，它可能成为了解和理解间接生活的依托和条件。”（34）如其所说，王愿坚非常敏锐的地方正在于此，他能够将自己的革命生活经历与长征紧紧地联系起来，《党费》《粮食的故事》《三人行》等小说中写到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拥护、行军的细节和战斗的场面，正是来源于他早年在山东地区的革命斗争经验，“把自己的体验、感情流进长征里面去”。
王愿坚对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关系的探索，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叙述者对长征认识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其深度，不仅包括叙述者对长征史实掌握的准确性——这是最基本的，更包括叙述者对长征所应该建立的体认感和归属感。缺少前者，这种叙述就形成了对长征史实的侵犯；缺少后者，这种叙述则很难产生真实感。所以，王愿坚说面对长征，小说作者应该“是一个非常诚实的撒谎者”，诚哉斯言。
在文本之内，这种叙述方式要求作者必须建构对“长征”的本质精神的探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然而，对长征这样一个具有革命史诗质地的题材而言，单纯的叙事很难被接受。这也是王愿坚一直在强调必须“感受和相信”长征的深层考虑。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则是对小说的抒情性的强化，包括对抒情场景和抒情意象的渲染，以及以第一人称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剖白。
《七根火柴》《三人行》均两千字左右，其成功在于对“火”“三人行”等意象和场景的象征内涵的营造。草地泥泞中那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无疑地在召唤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而在《三人行》的结尾，王愿坚把情感寄托在主人公王吉文身上：“他仰起脸，望着天空轻轻地吁了口气。天无边无垠的。好像为了衬托那令人目眩的蓝色，几朵像绒毛似的白云轻轻地掠过去。在那白云下面，一长串大雁正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娄——嘎！’地叫着，轻盈地向南飞去。它们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整齐。”（35）这“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整齐”的“人”字形雁阵颇具画面感，映照着革命领袖率领的长征队伍。至于《肩膀》中的“肩膀”、《足迹》中的“足迹”、《草》中的“草”、《路标》中的“路标”，无不包含巨大的象征意义。在那些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王愿坚则把抒情的任务完全交给了“我”。《党费》之所以具有感染力，除了王愿坚对典型情节的描写外，还在于小说第一人称对主人公面对黄新的“党费”的直接抒情：“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36）对读者而言，这类在激烈情节之后的直接抒情，具有极强的代入感，这也是有的批评家所说的“重在勾画人的灵魂，写典型性格的灵魂美”，应该说，塑造长征红军的灵魂构成了王愿坚长征小说的主题，这也被当时的批评家视为“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表现，（37）侯金镜则把《三人行》等作品称为“表现壮美的抒情散文”。（38）
王愿坚把这种叙述方式称作“史中有诗”。在长征这座革命的矿床上行走，王愿坚自述：“我找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里蕴蓄着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叫作诗。”为了在“史中寻诗”，需要“爬上历史的高度，从时代的高度去分析认识历史”。（39）显然，王愿坚将长征的“历史高度”和“时代高度”作为其创作的顶层价值追求，这是其创作的出发点，也是终点。
当时的批评家对王愿坚关注和谈论最多的，就是王愿坚对“长征精神”的崇高表现。如有的评论者指出了王愿坚“情节服从主题”的创作方式，但由于他对主题表现之崇高确保了情节之真实，“既不脱离现实又更高地表现了现实的真实”。（40）有的评论者则直言王愿坚对长征精神的崇高感表现得“单纯而明朗”，很好地弥补了他“只掌握了大量二手材料”的经验不足。（41）更多的评论者则一致地认可王愿坚由于表现了长征精神的崇高感，使长征这一革命历史资源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42）
“真实而崇高”构成了王愿坚叙述长征的美学特征，也是被主流文学接受的叙述长征的美学范式。在主流文学的视野中，真实性是叙述长征的基础，崇高感则是叙述长征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真实必须是以崇高为进向的真实，否则这种真实便失去灵魂；崇高必须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崇高，否则就是历史虚无。因为有了对崇高感的追求，长征叙述的真实也具有了崇高感；因为有对真实感的追求，长征叙述的崇高感也具有了真实感。
历时性地看，在王愿坚之后，长征叙事的作品才持续出现。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语境的宽松，留给这类革命历史叙述的空间越来越开阔，大量作品在选材、体量、艺术表现等方面，均大大超越了王愿坚的小说。
表面上看，新时期以来的长征小说在题材表现上呈现出新历史主义的特点。这也是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大趋向。比如乔良的《灵旗》对长征逃兵与村民的紧张关系的披露，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对战场惨状的悲剧性描写，程东《残阳如血——长征实录》对“彝海结盟”的史实发掘，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对“草地分家”的还原，都因对先前长征叙述所未曾触及的段落进行大胆展现而显示了反思深度和异质性，使这一时期的长征小说别开生面。
但是，新时期的长征小说并非彻底的新历史主义书写。与莫言、刘震云等人的创作相比，长征小说并未呈现出新历史主义所特有的“取消中心主义”和解构历史本质的激情。杰姆逊认为，新历史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作者对历史时间的无序性的揭示，“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之外，什么也没有”。（43）然而这种状况并未发生在新时期的长征题材创作上。总体上看，新时期的长征叙述并未与叙述传统形成断裂，而是接续了王愿坚所开创的“真实而崇高”的美学形态。
首先，《灵旗》《湘江之战》等小说对所谓“禁区”的集中表现显示了某种解构主义的激情，但只是表象。所谓长征“禁区”并非出于作家们的虚构，而是来自他们真实经验。与王愿坚相似，乔良、黎汝清、魏巍、程东等作者都是长征的非亲历者，他们之所以能够描写这些题材，是基于他们“重走长征路”的亲身体验。而他们的“重走长征路”也是由主流文学部门组织的，他们的创作和发表也受到了关注和表彰。（44）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其长征叙述的安全性。故而可以说，这种对所谓“禁区”的表现并非冒犯，而是对先前叙述所未曾涉及的领域的补齐，显示了长征题材创作的真实性不断增生的过程，在解构主义表象之下浮现着更高程度的真实性建构。
其次，虽然这些作品体现了悲剧美学追求，但并未对“长征精神”形成任何冲击，反而深描了“长征精神”的崇高感。如果说王愿坚表现的是长征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群像，那么新时期长征小说则将笔致集中于表现长征中的悲壮个体，在宏大背景下充分表现其人性的历史复杂性。1985年，当时的解放军总部文化部与《解放军文艺》举办了著名的“长征笔会”，通过“重走长征路”，三位军旅作家创作了三部长征小说，即中篇小说《灵旗》（乔良）、《马蹄声碎》（江奇涛）、《夕阳红》（程东）。这三部作品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甚至徐怀中等老一辈革命作家感慨长征小说的观念在这几篇小说中得到了更新，这就是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将长征中的“悲剧”和“个人”置于表现的首位。《灵旗》通过青果老爹的回忆所还原的掉队士兵“那汉子”的私人遭遇，《马蹄声碎》对草地困境中女性意识的追摹，《夕阳红》中对红军战士命运体验的复调呈现，都把悲剧个体的灵魂搏斗与宏大精神勾连起来。这种联系显然不是消解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使读者意识到更为丰富的长征精神内涵，强化了长征的崇高感。当时的批评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作者把普通人的灵魂的卑微引向了崇高的升华，对人性的深层意识和人的本质作了深刻而广泛的揭示，使革命战争历史文学关于人的‘崇高’的概念获得了有价值的转换和扩展。”（45）
故而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长征叙述，与王愿坚的创作生成了“反常合道”式的文学史关系：它们在题材领域和艺术表现上超越了王愿坚的创作，但是由王愿坚所开创的“真实而崇高”的美学范式，仍被新时期长征小说所继承。如果我们注意到很多革命历史宏大作品在新时期以来已然面临的种种解构性压力，（46）那么，我们也不难发现，长征叙述处于这种压力之外，反而生机勃勃。在越来越年轻的非亲历者的叙述中，长征的真实性反而越描越细，长征的崇高感也越刻越深，长征叙述在“真实而崇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愿景下，长征作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话语有机性再次历史性地勃发：王朝柱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被改编为电视剧《长征》，打破了收视纪录；（47）王树增被邀请上《百家讲坛》讲述他的全景性作品《长征》；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广受欢迎，改编为纪录片之后打破收视纪录，（48）各种形式的“重走长征路”及主题征文活动层出不穷……我们悄然发现，亲历者叙述长征的历史终结了，王愿坚所苦心经营的“真实而崇高”的美学追求垂范于今。这再一次显示出福柯等人所描述的那种宏大历史建构的规则和价值，（49）我们也因之可以预料，王愿坚的范式意义还将会持续下去。
注释：
（1）关于这个问题，蒋光忠《论“长征文学”的发展流变》的第二、三章以及范胜田为《王愿坚代表作》所作的长篇前言，均有论及。见蒋光忠：《论“长征文学”的发展流变》，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范胜田：《王愿坚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
（2）冯牧：《有声有色的共产党员形象——略谈王愿坚短篇小说的若干艺术特色》，《文艺报》1959年第1期。
（3）（4）《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两位真实的作者分别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
（6）征稿电报与征稿信见《为出版〈长征记〉征稿》，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234页，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7）见《二万五千里》（珍藏本）后所附的作者介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关于具体翻译初版情况，见《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读书》1979年第1期。
（9）见李伯钊：《我怎样写〈长征〉》，《李伯钊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10）朱安平：《李伯钊与歌剧〈长征〉》，《党史博览》2017年第11期。
（11）《〈星火燎原全集〉“出版说明”》，第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12）黄涛口述、胡安整理：《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诞生记》，《百年潮》2007年第7期。
（13）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张显扬与李树槐《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
（14）详见冯雪峰之子冯夏熊的回忆。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第1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5）（26）（34）（39）王愿坚：《军人·历史·诗情——在解放军文艺社军事题材短篇小说读书班的发言》，《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47、40、48、35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16）翁亚尼：《后记》，王愿坚：《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27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17）《王愿坚小传》，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集——王愿坚专集》（资料），1979。
（18）（20）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29、21-22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19）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21）“大致的情节是这样的：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盐吃，在村里坚持斗争的青年妇女卢春兰，便组织各家腌了些咸菜，凑到一起交山上的来人带去。不幸，半路上遇到巡逻的敌人，咸菜落到了敌人的手里。敌人把全村群众逮捕起来，用枪杀威胁群众，要查处这事的组织人。当然谁也不肯供出实情。就在敌人要疯狂地进行屠杀的时候，卢春兰领着自己才五六岁的男孩子，从容地迎着敌人的枪口站出来，说：‘是我！’”见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22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22）“1946年一次战斗中，我在占地收殓烈士的遗体时，见到过这样一位烈士：他那僵屈的手指上，密密地缠着手榴弹弦。为了记下他的名字，我翻遍了他那空荡荡的衣袋，只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两毛钱的北海币，钱下面写着：‘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的一笔党费。’在另一个口袋里还找到了核桃般大的一块窝窝头。……”见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23-2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23）“1944年秋天我刚参加革命个把月，便碰到日寇的扫荡，当时因为年龄小，上级把我送到一个老乡家里去打‘埋伏’，作了一个大娘的‘大儿子’。记得又一次上山‘跑反’回来，大娘家里仅有的一点高粱被鬼子喂了洋马了。没有东西吃。当时大娘揭开篮盖，把仅剩的两个地瓜面窝窝递给我，自己抱着才两岁的小妹妹到里屋去了。在我快吃完窝窝头的时候，忽然听到小妹妹哭得很厉害，进屋一看，只见大娘正从篓子里抓出花生壳子，嚼烂了，抹到小妹妹嘴里去。”见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2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24）见王愿坚：《积累·探索·发现》，《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136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25）王愿坚：《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净化》，《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第95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27）见王燎荧：《从情节说起——漫谈王愿坚的小说》，《人民文学》1959年第5期。
（28）王愿坚：《草》，《王愿坚文集》第2卷，第2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
（29）王愿坚：《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第1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30）〔匈牙利〕卢卡契：《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第1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1）〔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对马忆湘的小说与回忆录的关系论证，见蒋光忠：《论“长征文学”的发展流变》的第二章《“一体”话语的提纯与迷失》，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3）《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名单》，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47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35）王愿坚：《三人行》，《王愿坚文集》第1卷，第18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
（36）王愿坚：《党费》，《王愿坚文集》第1卷，第2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
（37）见周围：《〈七根火柴〉的环境描写与人物》，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集——王愿坚专集》（资料），1979。
（38）（41）侯金镜：《王愿坚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序》，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集——王愿坚专集》（资料），第45、49页，1979。
（40）王燎荧：《从情节说起——漫谈王愿坚的小说》，《人民文学》1959年第5期。
（42）见古远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颂歌》，《解放军报》1978年5月8日；胡经之：《〈三根火柴〉简析》，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集——王愿坚专集》（资料），1979。
（43）〔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第20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4）见黄国柱：《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史诗性追求——评〈地球的红飘带〉》，《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3期；魏华莹：《“长征笔会”与〈灵旗〉——访〈灵旗〉责任编辑刘方炜》，《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4期。
（45）西南：《走向开放的革命战争历史文学——从〈灵旗〉、〈马蹄声碎〉、〈夕阳红〉说起》，《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
（46）近十年的一个典型，见王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以及由该文所引起的争鸣。
（47）向兵：《〈长征〉缘何吸引人？》，《人民日报》2001年7月13日。
（48）冷冶夫：《〈苦难辉煌〉的“网来”辉煌》，《当代电视》2013年第9期。
（49）“真实的话语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东西，对它进行‘虚构’。我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这种现实使它真实，我们也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见〔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第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