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藏身报国寺的一代大儒
今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诞辰410周年，在顾炎武“北漂”的日子里，报国寺是重要的一站。走进报国寺，只见西侧门呈月亮造型，两厢刻有金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顶部也有四个金字——顾亭林祠。顾亭林，即顾炎武，因其家乡的故居旁边有湖泊名曰“亭林”，人们尊称他为亭林先生。
从月亮门东侧，可以望见亭林先生的铜像以及铜像后面的竹林，这位乱世中的一代大儒仿佛站在月亮里，心事重重地思考着家国命运。客居报国寺的日子里，他完成了其大部分著作。
不忘故国潜心学问
与黄宗羲、王夫之、唐甄并称“四大启蒙思想家”的顾炎武，本名顾绛，字宁人，南直隶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顾炎武自幼博闻强记，并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为人生偶像。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陷南京后，亭林先生将自己的名字由顾绛改为顾炎武，因为他仰慕文天祥的门生王炎武。更名意在明志，他在昆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清活动，但明朝大势已去。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在自家门前悬挂一块红色蔓菁，里面塞上蒜青，后面的白布上写有“避青”二字，意思是不为清朝效力。他曾六次徒步从家中前往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寄托故国之思，累计行程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然后，他将昆山的家产悉数变卖，辞别故里，一去不归。在20多年的北游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旅途中，骡马驮书随行，随时将书中内容与所见所闻进行核对，实地考察后勘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顾炎武是不折不扣的践行者。
世事茫茫，顾炎武把对故国的怀念化作对学问的执着，而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使他著述颇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炎武全集》收录了他的存世作品34种，包括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约1200万字。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含《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韵补正》《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对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均有造诣。在音韵学方面，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将古韵分为十部，阐明音学源流，剖析古韵部目，可谓承前启后，堪称古音学的奠基者。在文学方面，以诗见长，存世各体诗412首，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收录的4首佚诗。他的诗歌忧世伤生，似有杜甫遗风。
带着对故国的思念，顾炎武曾两次到昌平的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思陵哭吊明思宗朱由检。他的足迹遍及昌平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昌平山水记》一书，对昌平的建制沿革、风景名胜、文物古迹、自然地理、民间习俗等进行了详尽介绍，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考据准确、脉络清晰的珍贵史料。
当年，顾炎武的才学遐迩闻名。他客居报国寺时，在朝廷做官的文学家王士祯曾去拜访，并心血来潮地请他背诵古乐府《蛱蝶行》。那首短诗虽然只有56个字，但生僻难记。使王士祯感到惊讶的是，顾炎武脱口而出，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
乱世中的顾炎武手不释卷，沉醉于诗书学问，终成一代大儒。
悲悯苍生心忧天下
在顾亭林祠游廊的墙壁上，镶嵌着一些书法作品石刻，均为顾炎武的经典名言，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作为一代大儒，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
他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朴实学风之先河，对清代学者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他认为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利国富民”、“善为国者，藏之于民”思想，具有早期民主启蒙色彩。
顾炎武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敏锐地关注到土地兼并及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以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情况。在他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郡县论》中，探索了造成社会积弊的根源，表达了实行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在于“其专在上”，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
在《日知录》中，他开宗明义:“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因而“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他希望百姓摆脱贫困，实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对于社会财富分配，他说:“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唯利是图，造成了“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因此，他主张“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突出体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警言。他所说的天下兴亡，指的是天下苍生的生存和中华民族的延续。为此，他一生奔波劳碌，上下求索，即使在病中，仍然呼吁“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他悲天悯人，以满腹经纶为天下苍生代言，受到世人景仰。
文人祭祀报国志士
位于西城区报国寺前街1号的报国寺，始建于辽代，明成化二年（1466年）及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1997年，报国寺开辟为收藏市场，并对公众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顾亭林祠位于报国寺西南面，原为禅房，因顾炎武曾在此居住，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改建为顾亭林祠。
历史上的报国寺香火旺盛，还曾是北京最大的旧书市场，文化氛围浓厚。在清代，有不少诗人、词人、诗词理论家、文学家、戏曲家、书法家、收藏家、学者、金石学家等文化名人经常光顾报国寺旧书市场，譬如孔尚任、王渔阳、朱彝尊、翁方纲等。由于报国寺地处皇城外知识分子聚居的核心区域，顺理成章地成为宣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第一次来到北京。此后，在他北游的25年中，多次往返京城，而在京期间，他的主要居住地是报国寺。在那里，他可以淘到心仪的古籍，还可以结交众多文化名人。另外，寺院清静，适合著书立说。据史料记载，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报国寺完成的。顾炎武寓居报国寺，也许还有更深的寓意。他从祖籍江苏昆山出发游学北方，行程三万余里，著作千余万字，意在传播他的天下观，探索百姓安居乐业之路。就是说，他一直在为“报国”奔走。而报国寺的寺院名称，刚好与他的抱负相契合。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北游途中的顾炎武在山西友人家去世，享年70岁。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编修何绍基、贡生张穆等发起修建顾亭林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春，顾亭林祠落成，共有南中北三座院落。当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顾炎武生辰），儒臣学士们在顾亭林祠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此后，每年举行春秋佳日祭和生辰祭，还有许多不定期的特祭。这种民众自发的祭祀活动延续了80多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
每次祭祀，参与者均签写“题名录（签名）”，并赋诗作文，还有现场作诗唱和及书法绘画等文化雅集活动，主办者将活动内容及题名、诗书画等归档保存。然后，汇编成《顾祠会祭题名卷子》，共汇编了4辑，卷首有顾炎武肖像。影印出版后，分发给参与祭祀者，使其得以传世。参与祭祀者中，有人编写《顾炎武年谱》，嘉庆到道光年间，问世的顾炎武年谱多达6种；有人点校、注释顾炎武著作，从顾祠建成到光绪年间，约有94位名家撰写了百余种解读顾炎武著作的书籍。
当时，京城文化界出现了顾炎武热，而顾亭林祠成为文人雅集场所，人们虔诚地怀念这位胸怀天下的报国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