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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舞台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以卓绝的艺术修养和坚忍不拔的创作意志，一生涉及美术、文学、音乐、书法、翻译等领域，并且都取得杰出成就，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人们从他的作品中领悟到艺术的精妙之处，并由衷赞叹他作为艺术家的真率，以及对世间万物丰富、细腻、温热的爱。他强调文艺之事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他在绘画中寻找文学的真谛，又在文学创作中营造画趣；他要求艺术追求“曲高和众”。这些都是今天文艺界应该汲取的宝贵经验。

丰子恺（1898—1975年） 资料图片

身为“儿童崇拜者”，以艺术目光打量世界

有汉学家说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是针对他的散文创作而言的。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艺术性。《青年与自然》是一篇美育随笔，他在文章的开头引用华兹华斯的一句话：“嫩草萌动的春天的田野所告我们的教训，比古今圣贤所说的法语指示我们更多的道理。”可以想见，丰子恺是要谈自然之美，文章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散文《山水间的生活》也很有特色。他写道，有人说：“山水间虽然清静，但物质的需要不便之外，住家不免寂寞，办学校不免闭门造车，有利亦有弊。”但生活告诉他，山水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大都市虽然热闹，但实是寂寞，山中虽然清静，实是热闹，让人不觉得寂寞。大都市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丰子恺将生活与艺术联系在一起。

随着丰子恺的散文艺术趋于成熟，风格特征也进一步显现。他具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向往“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理想世界。而一旦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中屡屡受挫，他又有了《渐》《秋》等感伤的作品。他的笔下还有众多描写儿童趣味的作品，如《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儿女》《忆儿时》等。他在《儿女》一文中写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他又在《漫画创作二十年》里说：“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这个人，已经进入一个“纯真”的儿童世界。

丰子恺的散文，内容充实，风格鲜明，讲求艺术的表现性。在《吃瓜子》一文里，他列举了瓜子的种种吃法，从似乎漫不经心的闲谈中点出文章的主旨：“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他写《杨柳》，说杨柳的美与别的花木不同，杨柳美在其下垂，花木大多是向上发展的，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但杨柳“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他感慨：“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几，何以专让柳条作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了春之力而拼命向上，一味求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

丰子恺散文成就的取得，跟他成熟的文艺思想有关。他在《版画与儿童画》一文里明确指出：“文艺之事，无论绘画，无论文学，无论音乐，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与最重要的思想感情。”这种文艺观不仅对他自己受用，也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即他希望艺术作品是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与思想感情完美的结合。

丰子恺漫画《茅店》 资料图片

绘画与文学“握手”，注重艺术的兴味

丰子恺又是一位漫画家。对他而言，漫画和散文犹如一对孪生姊妹。他的漫画创作与文学创作同时起步。他在《作画好比写文章》里说过：“综合起来，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因此，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

丰子恺的漫画，不少与古诗文有着密切的关联，或以画题点明，或有古诗文意韵，文学性强。他往往只是选取古诗文中的一句，甚至只是几个字来作画。他以为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而他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每遇不朽之句，讽咏之不足，辄译之为画。他重视文学与绘画的融通之关系，专门出版过一本叫《绘画与文学》的书。他认为：“各种艺术都有通似性。而绘画与文学的通似性尤为微妙。探究时颇多兴味。”丰子恺漫画题材常常取自文学，而其画也就有了更浓的文学味。俞平伯认为，欣赏丰子恺的漫画，应该是去“读”，而不是去看。

在《漫画创作二十年》里，丰子恺回顾自己的漫画创作，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描写古诗句、儿童相、社会相、自然相的时期，“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这种分期其实也是他散文的分期。他又在《漫画浅说》里写道：“漫画之道，是用省笔法来迅速地描写灵感，仿佛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捉住对象的要点，描出对象的大轮廓，或仅示对象底一部分而任读者自己悟得其他部分。这概略而迅速的省笔法，能使创作时的灵感直接地自然地表现，而产生‘神来’妙笔……凭观者的想象其未画的部分，故含蓄丰富，而画意更觉深邃。”丰子恺把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意到笔不到”美学思想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糅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属于他自己别具一格的漫画风格。他以为诗是最能体现“意到笔不到”的美学思想的，“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意深而长”。他用简洁的几笔，就能将诗句词句的主旨表现得别有韵味。

丰子恺有不少散文犹如抒情画。《山中避雨》写得极有诗趣，一如他的抒情漫画，初读十分清浅，像清茶，然细细玩味，竟余味无穷，如米酒。作品开头就描绘了一幅烟雨朦胧的山村小景。为了避雨解闷，作者向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拉奏了各种西洋小曲。至此，苦雨荒山开始活跃起来，散文的意境也从古山水画般的氛围进入现实民间的世俗人情。作者写到两女孩和着西洋小曲歌唱时，作品的调子开始温暖起来，仿佛把游山遇雨的寂寥心情远远地抛到脑后。而当写到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并引得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合唱时，作品进入高潮，作者本人也情不自禁大动感兴，体会到了音乐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体会到民族音乐对中国普通百姓的陶冶效果。

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在任何民族或许都是相同的。日本学者谷崎润一郎在读了这篇散文后就表示他“不禁想到从前音乐师葛原氏乘船上京，在明石浦弹琴一夜，全浦的人皆大欢喜的故事来”。音乐的这种亲和力确实在年轻人当中引起共鸣，以致在他离开时，彼此竟在茫茫的雨中依依惜别。整篇作品仿佛就像一幅风格淡雅的写意画，将山色、茶肆、雨景、琴声、小曲、人情，统一融入画幅之中，很有余韵。

丰子恺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1931年开明书店版 资料图片

重视艺术的普及，主张艺术的大众化和现实化

鉴于现代中国的艺术教育状况，丰子恺重视艺术的普及。他以音乐为例，认为“在理论上，音乐是最易感动人的；但在实际上，艺术中要算音乐最不一般。……音乐是最易感动人的心灵艺术，照理应该普及，而现状恰好相反对，这是什么理由呢？”他以为原因在于音乐难于理解、乐器难于上手。

丰子恺对“曲高和众”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曲高和寡是古代的话，这种弥高的曲，是象牙塔里的艺术，已不适于现代的大众了。现代要曲高和众。”他论述了“曲高”与“和众”间的辩证关系，要求两者达到高度的统一：“我们必须把曲的高低，难易，与和者众寡的关系分别清楚：须知高的曲不一定难，低的曲也不一定易；反之难的曲不一定高，易的曲也不一定低。故高低与难易是不相关的两事。又须知和‘寡’不是为了曲‘高’之故，乃为了曲的‘难’之故；和‘众’不是为了曲‘低’之故，乃为了‘易’之故……我们不贵‘阳春白雪’及‘流水高山’，不排除‘孟姜女’及‘五更调’等，而要求兼有‘阳春白雪’与‘流水高山’之高，与‘孟姜女’和‘五更调’之易的音乐。”

“曲高”并非主张艺术的艰深，而是追求其浅易而优美。这和低劣的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他认为某些流行于民间的音乐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这类的乐曲，性质极优秀，而构造极简易……大众艺术所要求的音乐，非这一种不可”。他甚至还认为：“今后世界的艺术，显然是趋向着‘大众艺术’之路。”

丰子恺“曲高和众”的艺术主张，与他要求艺术的大众化与现实化是一致的。只有做到“曲高和众”，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艺术的大众化与现实化。因为只有“和众”才是真正的大众化、现实化。而作为陶冶情操、提高修养、振奋精神手段的文学艺术，也只有“曲高”才能真正具有艺术的感染作用。所以，“曲高”与“和众”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曲高”便起不了艺术的作用，缺乏艺术性，而没有“和众”同样也谈不上美，道理很简单：它丧失了大众，没有时代感，缺乏时代精神。

（作者：陈星，系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