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瞬间”：阿Q的本能革命意义与中国世纪难题
一、表象之争：“向上超越”还是“向下超越”
2011年，汪晖在《现代中文学刊》第3期发表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以下简称《六个瞬间》），这是一篇具有学术转折意义但又很有争议的文章，从发表伊始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不到十年就成了汪晖在中国知网下载量最高的论文，充分反映出学界对此文的重视程度。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却不难发现大家的关注点基本都在“向上超越”还是“向下超越”、启蒙还是革命之争上。
最先做出系统回应的是谭桂林，他先后撰文批判汪晖关于“阿Q的革命动力隐伏在他的本能和潜意识里”的说法，认为“鲁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所谓的‘透露了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系’的生命直觉与本能，而是肉体性的生命存在应该怎样向上（自主意识、自由人格）超越与提升”，实际上，“在鲁迅的笔下，阿Q的所谓‘革命’本质上就是‘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劣根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危害更大的一部分”。[1]在谭桂林看来，“这种解读努力将鲁迅资源纳入到新左翼思潮对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化精神的总体研究中，表达了新左翼思潮对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化革命的理论立场”[2]。而陶东风则以更为激烈的态度，批评汪晖通过有意的“误解和误读”，“把精神胜利法和阿Q式革命虚假地对立起来”，实际上，“鲁迅具有启蒙主义的革命观和主体意识观的根本依据，又怎么可能为阿Q的本能革命辩护呢？”因而在陶东风看来，“这样一种阿Q式革命根本就不可能与精神胜利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因为它们不过是专制主义与奴性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中国革命只有超越动物性造反，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3]
与这些坚持启蒙批判和“向上超越”的看法相反，年轻一代学者更多表现出了认同接受的态度，譬如孙尧天认为“向下超越”成为了“革命的开端”，“汪晖专门借用精神分析法的术语，正是为了突出本能和直觉在建立现代性主体过程中的根本意义”，“他以此找到了鲁迅关于启蒙、文学与革命的坚实的思想地基，并将现代性的历史主体的诞生放在了具有根源性的‘内在视野’之中，这正是汪晖通过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再一次发掘所得到的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4]而慕维仁则认为“正如德里达利用马克思著作中鬼和幽灵的形象是为了从笼罩左派话语的黑暗中生出希望，汪晖突出鲁迅作品中鬼的作用则是为了替二十一世纪构建一种革命理论”，具体来说，“革命者以鬼的方式现身”，而“鬼代表了一个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自我的外部”，显然，“汪晖将鲁迅看作革命性的政治实践存在某种可能性的象征”。[5]也正因此，王瑶认为从“向上超越”到“向下超越”，“这种有意倒转的视野，是理解汪晖与其他研究者之间对话或者分歧的关键”[6]。
虽然双方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实际讨论的重心都在此文的正标题，无论否定者还是肯定者，在认为汪晖关于阿Q本能革命的讨论是一种新左派建构上，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对这种建构是否符合鲁迅本意，以及其现实意义的判断差异。也正因此，这些讨论仍是在1990年代左右之争的延长线上进行的，看起来谈的是阿Q应该“启蒙/向上超越”还是应该“革命/向下超越”，实际还是在回应汪晖1997年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问题。所以，谭桂林强调“鲁迅不是一个反现代性的思想家，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标志”[7]，而慕维仁则认为汪晖“运用鬼的比喻暗示出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同时隐约预示了一种不同的革命类型”[8]，这实际也就是后者早前提出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
也正因此，这些讨论虽然热烈，但还是一个九十年代问题意识，因而掩盖了更重要的问题，忽视了此文的副标题才是解读的重心所在，没有意识到在“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背后，有一个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世界历史建构诉求，而这篇文章的真正突破和困境，都与此有关。
二、核心诉求：作为“中国世纪”开端的辛亥革命
在《六个瞬间》一文的最后，汪晖交代了他写作此文的最终落脚点，在他看来，“《阿Q正传》是对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探索”，而这个开端更进一步看是“中国革命开端”，因而“《阿Q正传》是中国革命开端时代的寓言”。[9]这段话只在这篇文章里看有些莫名其妙，因此很容易就被讨论者忽略掉了，但如果联系他2012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论中国“短20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那么《六个瞬间》一文的副标题所显示的意图，即辛亥革命的世界历史开端意义，就看起来很清楚了。
众所周知，关于20世纪的定位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个是阿瑞吉提出的“漫长的20世纪”，即这个世纪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延续，一个是霍布斯鲍姆提出的“短暂的20世纪”，也就是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一个革命的世纪。在这两个提法中，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世纪”，还是“苏联社会主义世纪”，都没有中国的主导位置，汪晖基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强势崛起和道路自信，试图通过自己的建构来重写世界史，因而提出了“作为‘漫长的革命’的中国短20世纪”的新判断，它起于1911年终于1976年，而“辛亥革命正是这个‘漫长的革命’的伟大开端”，具体来说：
20世纪是以亚洲的民族革命和宪政民主为开端的，我们可以将1905年俄国革命、1905年-1907年伊朗革命、1908年-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国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的开端性事件。1911年中国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使得这场革命具有真正的开端意义。[10]
虽然“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改变了19世纪以降由单向的资本主义扩张所创造的世界图景”，但因为辛亥革命早于俄苏革命，因而“不是1905年俄国革命，而是1911年中国革命，才是这个革命的（而不仅仅是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的真正开端”。[11]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们再来看《六个瞬间》，就明白汪晖为何要讨论阿Q的革命潜能性和革命主体意义了。
由于设定了“辛亥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中国世纪”的开端，所以汪晖必然要颠覆既往关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革命，以及阿Q是国民劣根性代表的看法，进而将它们塑造为代表“漫长的革命”起点的正面力量。为此汪晖引入了“双重性”这个概念，来重新解释这些对象：
（关于国民性）《阿Q正传》的叙述中包含着两个国民性的对话：一个是鲁迅的叙述本身体现出的国民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性的或能动地再现国民性的国民性，另一个是作为反思和再现对象的国民性。
（关于辛亥革命）在鲁迅的心目中存在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
（关于阿Q）阿Q人格上是两个——一个是好玩、可怜、可恨的人，另一个是革命党。
（关于阿Q革命）阿Q的革命也是两个革命：一个是历史内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阿Q遵循着旧的行动方式，通过对革命的想象，恢复了一切旧时的秩序；他最终死于作为这个旧秩序的复辟的革命。另一个是隐而未发的革命，它至多只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模糊的本能和直觉之中。就如同那个被旧秩序的复辟而压抑了革命一样，它是“非历史的”。[12]
正是基于“双重性”的判断，汪晖将国民性从“劣根性”转换成了“革命性”，从“国民性改造”转向了“国民自我改造”，从而重新解释了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国民自我改造的伟大事件，因而也是国民性的这一能动性的历史性展开”，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也正是力图将阿Q的本能的瞬间上升为意志的表达”，所以“《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关于革命的寓言——不单是民族的寓言,也是关于革命的寓言——但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革命的寓言也就是国民性自我改造的寓言”。[13]
三、解决办法：民间之“鬼”与“本能革命”
在重新解释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之后，汪晖需要进一步指出这场革命的实质，因为按照他的定位，辛亥革命既不同于之前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之后的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以阶级论和先锋党为中心，前者以自由理性和议会路线标榜，而辛亥革命之前遭遇的最大批评，就是说它仅仅是一个上层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汪晖将视野一是投向了底层民众，认为“在‘短20世纪’的‘漫长的革命’中，新的斗争是围绕谁是‘人民’、如何界定‘人民’、谁代表‘人民’这一现代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展开”[14]，二是认为“中国和世界的改造并不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外在的革命和变革，而取决于一种内在的革命”[15]。也正因此，汪晖放弃了既往讨论辛亥革命的常规做法，选择探究阿Q这些底层民众的“内在革命”。
在汪晖看来，作为辛亥革命寓言的阿Q革命的本质，需要从“鬼”的角度去接近，因为在鲁迅眼中，“鬼”与“伪士”相对，所以汪晖试图“将这种‘鬼’的视野当作重新理解20世纪的历史遗产的契机。这个视野不是从未来展开的，而是从‘鬼’、从‘迷信’、从‘黑暗’中展开的”，具体来说，“‘革命者’以‘鬼’的方式现身”，“在这个意义上，‘鬼’就具有了一种从‘最低处’展开的超越性的视角，一种与鲁迅的‘生命主义’密切相关的‘终末论’的表现”。[16]这个来自鲁迅早年感受和认可的“鬼”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用公众和君子们的眼光过滤过的世界”，“一个疯狂的、怪诞的、颠覆了等级秩序的世界”，因而“‘鬼’世界的激进性表现为它所固有的民间性、非正统性、非官方性”。[17]
正是基于民间之“鬼”的视野，汪晖在文章开头重新探究了《阿Q正传》小序中的“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句话，认为捉国民劣根性的，恰恰来自国民性的积极力量——“鬼”，“这个‘鬼’就是那个能呈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能动的‘国民性’”，因而这个能动的“鬼”的形象，“提出了批判的出发点和能量的问题——能够提出国民性批判的国民性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鲁迅“为阿Q写正传是一个将‘无’召唤为‘有’的革命行动”，其小说写作最终将一个无名无姓的民间之“鬼”，书写建构为一个“革命主体”。[18]
但是，汪晖这个关于“非西方世界需求革命主体的努力”，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主体，后者希望从阿Q的身上发现“从自在到自为、从本能到意识”的过程，“然而,《阿Q正传》没有提示这一过程，它只是在阿Q的貌似重复的行动中发现了未经整理过的革命的契机——在这里，‘未经整理过的’这一修饰语的意思就是革命的本能。鲁迅并没有看低这个本能，相反，他揭示了这个本能被‘意识’不断压抑和转化的命运”，具体来说，就是“本能的抵抗也蕴含了革命的可能性，而革命的可能性也因此与破坏性、重复性、盲目性共存”。[19]
正是基于这种“革命伴随着污秽”的认识，汪晖探究了阿Q生命中六个被既往研究忽略的“瞬间”，“这些瞬间是阿Q丧失自我控制的片刻，也是精神胜利法失效的一霎那”，它们分别涉及失败、性、饥饿、革命、无聊、死亡等等。在汪晖看来，“《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参与到革命中来也可能死于革命，但革命创造的变动却是阿Q生命中的那些瞬间发生质变的客观契机”，也正因此，这些代表着“革命潜能”和“革命基因”的瞬间，“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这是曾经存活的生命的痕迹”。[20]
最终，汪晖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概括为鲁迅的“生命主义”，认为它虽然从“身体政治”和“内在革命”出发，但这种身体和感觉的政治变化，最终“意味着整个‘道德秩序’必须发生变革”，因而这是“一个能够让外部条件与内在动力同时共振的能量”，在此基础上的“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一场“道德革命”，它兼有外部革命和内在启蒙的意义，最终成了一个“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所以汪晖的最后结论是：
因此，不是向上超越，即摆脱本能、直觉，进入历史的谱系，而是向下超越，潜入鬼的世界，深化和穿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的谱系的把握，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在“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世界里，如果说《阿Q正传》是对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开端也就存在于向下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中——这是生命的完成，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诞生。
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是中国革命开端时代的寓言。[21]
四、“鬼”的由来：“民间世界”与“向下超越”
汪晖通过自己的建构，不但确立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世纪”的开端，也确立了民间“鬼世界”和“本能革命”来作为这个开端的基点和原动力，但是，他这些基于二十一世纪世界和中国新形势而进行的新建构，却没有被评论者充分意识到。
在最激烈的否定者看来，这些解读“纯属汪晖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似乎新意迭出，但接着往下看小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被汪晖推崇备至的身体直觉和本能，无非就是一些动物性的食色性”，“它实际上是一种前政治现象”。[22]相对温和的批评者，也认为“只是汪晖自己的哲学沉思的结果，而与鲁迅无关”，而且“说农民的本能与直觉中具有‘革命’的潜能，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发现”，“其深广程度并没有超越当年陈涌的论述”。[23]即便是那些肯定者，也往往是在汪晖九十年代的反现代性和主体抵抗的问题视域里理解的，譬如慕维仁虽然认为汪晖“运用鬼的比喻暗示出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同时隐约预示了一种不同的革命类型”，但他的落脚点还是“否定资本的逻辑”和否定“去政治化的政治”，没有摆脱“另类现代性”的抵抗逻辑及其背后的后殖民批判思维。
实际上，这些评论者都注意到了汪晖的新建构和过去思想资源的关系，但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谈的虽然是“如何理解中国的20世纪”，着眼点却是中国21世纪的世界史新诉求。我们来看一下汪晖是如何以复古为新变，通过挖掘传统来建构未来的。
首先来看“鬼”的由来。基于辛亥革命是“中国世纪”开端的定位，汪晖自然就需要寻找其中国本土动力，因而他就将目光投向了鲁迅早年对以目连戏为代表的中国民间“鬼”传统的接受，进而挖掘出“一个民间想象的、原始的、具有再生能力的世界”[24]。实际上，汪晖也在其他文章里谈了自己关于“‘鬼’的问题”的来源，他指出在自己之前夏济安、丸尾常喜都曾将“鬼”放置在“人”的对立面，想“从‘鬼’的影像这一视点出发来考察被鲁迅自身称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但是二人都是“将‘鬼’阐释为一种源自病态社会的‘黑暗力量’”，而汪晖“力图将‘鬼’的问题从‘黑暗主题’中解放出来”，他认为“‘鬼’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包含着巨人潜能的存在，没有它的存在，黑暗世界之黑暗就无以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鬼’黑暗而又明亮”。[25]
然后，汪晖又进一步将鲁迅的中国民间之“鬼”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相关联，由此建构起“‘革命者’以‘鬼’的方式现身”的形象，进而认为“鲁迅的文学方式有一种宣布末日降临的‘革命’意味”[26]，如此一来，汪晖就成功地将中国民间传统和西方革命传统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不过，汪晖的最终立论是想超越这两者，因为前者是以底层民众为主体，无法避免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后者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实际仍是一个西方理论，因而汪晖借鉴了伊藤虎丸提出的“向下超越”思想。
伊藤虎丸在学术生涯的最后，意识到自己早年所谈的“个的思想”，“本属于异质性的欧洲产物”，“如果不是去重新唤醒固有的传统，则只能始终于过激的自我批判”，因而他晚年在研究《故事新编》时，认为“鲁迅把从欧洲学来的普遍性的人的观念，使之‘受肉’于作为主体的古代中国人”。[27]在晚年伊藤虎丸看来，“使民族再生，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靠‘鬼’、‘迷信’（其实，这些‘迷信’跟古民的‘神思’（幻想力）和农民的‘白心’分不开）” ，因而他认为“对鲁迅而言，剥夺一切高论，正论以及公论的权威，揭露虚伪的终末论式的观点，并非来自跟西欧式的至高无上的超越者相遇，恰恰相反，而应该说是通过跟构成亚洲历史社会最底下的‘深暗地层’的民众的死以及还活着的彷徨着的孤魂幽鬼‘对坐’而获得的”。[28]
而汪晖则接受了伊藤虎丸的这个看法，即“鲁迅的世界里的确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但与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即向‘鬼’的方向——超越”[29]，所以他在《六个瞬间》的最后强调：“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向下超越’——即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越。”[30]由此作为新的“中国世纪”开端的辛亥革命，就具有了一个依托鲁迅而建立的新传统和新主体。
五、“本能”的谱系：“生命主义”与“身体政治”
晚年的伊藤虎丸在探究鲁迅的“鬼”与民族传统和底层民众的关系之时，并没有失掉他早年在探究鲁迅“个的自觉”时的西方动力源，他认为在鲁迅的终末论和生命论、“鬼”和“生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伊藤虎丸从李长之、竹内好、王得后等人的论述出发，探究了鲁迅思想的基点来自“人要生存”，并且进一步概括提炼为“生命主义”，认为“不能否认，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有着尼采的影响，但在鲁迅身上，进化论和生命主义乃是引出深沉的民族的焦躁和耻辱的契机。这是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最大特征”，然后他又进一步将鲁迅早年的“生命”和后来的“幽鬼”结合起来：
年轻的时候，从在一般人看作是“科学”的对立面的“乡曲小民”们的“迷信”中看到了其可能性的鲁迅，正是从生命的对立面、排摒“人”事的幽鬼死了还想切近人的那种复仇的怨念和火红的衣色中，找到了那种“内部生命”再生的根据。我认为，这种态度，在研究以“西欧冲击”为契机而产生的日中共同的近代亚洲的自我发现这一课题方面，给予了我们一个启示。[31]
而汪晖在《六个瞬间》的第三部分讨论“鲁迅的生命主义与阿Q的革命”时，显然借用了伊藤虎丸的“生命主义”概念，不过又有所不同。汪晖同样也分析了李长之和竹内好的思路，但不同于伊藤虎丸的认同看法，他觉得李长之的讨论偏于“进化论”，竹内好则将鲁迅的生命主义引向了神秘主义的宗教解释。而在汪晖看来，“这些瞬间展示的，是从最为世俗的需求出发的、关于革命的可能性的探索”，具体来说，“革命是要人活的”，因而阿Q临死前萌发而没有喊出口的“救命”，就成了一种“意识到死亡而产生的能动力量”。汪晖的这种新的解释，就将生命主义的“死的意识”和革命主义的“生的诉求”结合了起来，进而认为“《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探索表明他试图将这种生命主义转化为一种政治的思考”，这是一种“能够让外部条件与内在动力同时共振的能量”，汪晖因此称之为“生命主义的政治化”。[32]
在建构起生命主义的内外共振之后，汪晖进一步逸出伊藤虎丸的思路，引入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身体政治”思维，他批评既往研究关于“精神”和“身体”的分类法，导致“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精神胜利法’上的时候，几乎忘却了鲁迅对于身体的关注”，与此相反，“生命首先是与身体连带的”，因而“救治心灵与救治身体并非相互隔绝，救治身体的契机是让生命的本能获得解放，而这个解放需要整个秩序的转变,从而灵魂的问题诞生了”。如此一来，汪晖就重新解释了鲁迅的“弃医从文”，认为“‘弃医从文’，从身体到精神的转折，是以身体及其感觉的政治化为前提的——尊重这种身体的感觉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它意味着整个‘道德秩序’必须发生变革”，由此，“身体”感觉的变化就指向了政治、道德、精神的全方位革命，而“革命问题因此与启蒙问题发生了历史性的关联”。所以汪晖认为“‘内在革命’因此不只是‘内在的’”，“它不但延伸到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期，而且也贯穿于鲁迅对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明的思考”。[33]
也正是基于《阿Q正传》中关于生命与身体、启蒙与革命的统一性探索，汪晖提出了“什么是革命”的新定义，他认为“就其最为经典的意义而言，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这是一场‘道德革命’”，它不是道德领域内部的革命，而是“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说，辛亥革命颠覆了皇权，建立了共和政体，却没有完成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如此一来，鲁迅的“辛亥情结”及其悖论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起源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在鲁迅的心目中存在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建立在“道德革命”基础上的中华民国，而另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的、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34]
六、“非历史”难题：“中国主体”与“欲望主体”
经由副标题“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重新梳理了《六个瞬间》的谱系和逻辑之后，汪晖此文真正的意义和限度也就变得明晰了。
显然，《六个瞬间》一文的最重要的突破，是将我们的问题视野从1990年代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转向了二十一世纪关于“中国世纪”的世界史建构，他后来将此概括为“世纪的诞生”命题[35]。在汪晖看来，作为世界历史新主体的中国，需要发扬鲁迅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创造“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而“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36]为此就要进行“内在于二十世纪政治实践的异物及其可能性的探究”，因为“作为被压抑的现实，异物很可能会以新的形态、在不同以往的关系中，作为未来再度出现于我们的时代”[37]。
正是从此诉求出发，汪晖在《六个瞬间》中不但探究了“被压抑”的革命潜能，还提出了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和中国民众主体的“向下超越”路径，它来自鲁迅对“传统土俗世界最底层民众”的现世关怀，“这个土俗世界的深层，既是鲁迅反思批判的对象，同时更是其批判力量的最终源泉。换言之，鲁迅的存在及其终极立场就深深扎根于历史累积下来的20世纪中国本土”。[38]如此一来，《六个瞬间》实际也打开了重新解读鲁迅及其文学的新思路，正如评论者指出的，向下超越“关涉鲁迅思想文学整体的认识新高度乃至全新视角，它必将影响到我们21世纪的鲁迅认识和未来研究走向”[39]。在汪晖看来，鲁迅是“用这个鬼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的世界”，因而“保留一种植根于大地的革命性”[40]，因而他在《六个瞬间》中就将“鬼”和“革命”、“本能”和“本根”结合了起来，既可以建构鲁迅与古今中西的关系，也可以打通内外（精神与社会）上下（精英与民众），尤其是走出既往研究的现代性视野，重建鲁迅与中国传统、民间传统、非理性传统的关系。
而《六个瞬间》中关于“革命主体”和“中国主体”的探究，还带来了新的方法论。汪晖的做法实际是沟通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将“本能”和“革命”、“欲望”和“生产”、精神分析和阶级分析结合了起来。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受到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和德勒兹、加塔利的欲望政治学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精神分裂分析”就具有“唯物论精神病学”的特征，在此视野中的本能欲望，就不仅仅是家庭性、破坏性和非理性的，而具有社会性、建设性和革命性。众所周知，学界此前一直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关注“经济生产”，随着西马的出现和“葛兰西转向”，又开始重视“文化生产”，而《六个瞬间》的突破，就是为我们引入了“欲望生产”。
但是，从西方主体转向“中国主体”、从理性主体转向“欲望主体”的做法，虽然带来了新的问题视野和方法路径，然而目前看也只是一种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愿景和构想，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成为现实，不具有真正的“历史性”。更关键的是，这种“非历史性”是汪晖的有意诉求：一方面，他认为“本能革命”被旧秩序的复辟所压抑，因而“它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越”。[41]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悖论，汪晖一方面想召唤出“非历史”的本能革命，将其变成历史现实实践，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现实，让其成为“非历史”。
这个“非历史”难题的实质和根源，其实是当前中西关系的隐喻折射，即“中国主体”长期被西方霸权所压抑，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主体想“超越”西方主体，走向尚未成为现实的新历史。显然，汪晖的核心看法既否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建构中国模式，也否定了理性主体和阶级主体，试图以欲望主体为原动力，然而如此一来，就抽空了“历史”经验，毕竟理论的自洽不等于现实的可行，我们必然要追问：“突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创造一种基于全新的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的新社会前景”[42]，听上去很好，如何实现？本能革命、欲望主体、中国主体能够承担起新世纪的世界使命吗？
七、结语：“连续性”与“通三统”
显然，汪晖的“中国世纪”构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明于批判，短于建构，尤其是明于西方批判，短于自我批判。而这恰恰是批评者们质疑最多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坚持启蒙、国民劣根性批判和“向上超越”，既是因为本能欲望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和破坏性，也是因为中国内部还存在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从最近四十年的历史现实来看，我们显然是反思过去、改革开放、汇入现代化全球化大潮才崛起的，本能欲望的释放带来了个体的解放、社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如何把欲望和权力关进笼子里方面，虽然旧的文明解决得并不好，但新的文明建构也必须直面和加以探索。
究其根源，在于汪晖基于西方主体和理性主体的问题，在《六个瞬间》里采用了“断裂”的思维，在他看来，“革命与历史观的断裂有着绝大的干系”[43]，虽然他也写过《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创造了连续性的革命”[44]，但他实际所谈的是中国内部的“主权连续性”，试图为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寻找历史合法性。也正因此，构建基于“连续性”而非断裂性的人类新文明，沟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传统主义的“通三统”任务，就成了“中国世纪”建构的核心命题。
注释：
[1]谭桂林：《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
[2]谭桂林：《评汪晖近期的鲁迅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3]陶东风：《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
[4]孙尧天：《现代性主体的建立与展开——评汪晖近期鲁迅思想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5期。
[5]慕维仁：《章太炎、鲁迅、汪晖：想象一个更好未来的政治》，《东吴学术》，2015年第3期。
[6]王瑶：《从“反抗绝望”到“向下超越”——汪晖鲁迅研究述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7]谭桂林：《评汪晖近期的鲁迅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8]慕维仁：《章太炎、鲁迅、汪晖：想象一个更好未来的政治》，《东吴学术》，2015年第3期。
[9]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10]汪晖：《“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论中国“短20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
[11]汪晖：《“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论中国“短20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
[12]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13]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14]汪晖：《“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论中国“短20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
[15]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16]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17]汪晖：《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420页。
[18]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19]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0]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1]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2]陶东风：《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
[23]谭桂林：《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
[24]汪晖：《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420页。
[25]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26]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27]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28]伊藤虎丸：《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29]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30]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31]伊藤虎丸：《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2]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33]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34]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35]参看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36]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37]汪晖：《自序》，《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38]赵京华：《活在日本的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33页。
[39]赵京华：《活在日本的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35页。
[40]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41]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2]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43]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4]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下篇）》，《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