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胡绳写下了这样一段评价胡适的话：

中国的历史过得太快了，五四运动到现在不过二十年，在当时激烈地打过一番“硬仗”的战士虽然大半都还健在，却已经在时代的背景前经过不止一次的蜕化，在今日的进步的青年的眼前都已经成了模糊的影子了。单以胡适而论，他的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报告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这些都使他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褪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①]

翻看当时报刊，这不是胡绳的个人感受，而是很多左翼年轻人的普遍认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之后，胡适逐渐成长为一位占据中国文化界枢纽地位的人物，收获无数赞誉，也遭致不少批评。进入1930年代之后，胡适的影响横跨学界、舆论界与政界，兼顾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各种资源，个人权势进一步扩张，是如日中天的“大人物”，“我的朋友胡适之”说法的流传正是对他地位的生动注解。但面对新近崛起的青年一代，胡适的声誉却呈下降趋势，号召力明显不如以往。[②]他经常生活在舆论旋涡之中，对其“落伍”的批评纷至沓来，甚至一些年资很轻的后辈公然“开炮”，完全不顾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历史身份。

余英时曾从思想史的视角分析“何以胡适所代表的新思潮竟抵挡不住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罗志田、章清对二十年代胡适的“落伍”形象进行了专门阐发，张仲民对此问题也有所讨论。[③]他们已对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年轻人心目中的“落伍”曲线进行了勾勒。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三十年代各方针对胡适“落伍”的评判及其本人回应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重点关注那些批评胡适“落伍”的相关言论从何而来？具体的历史语境是什么？映射出什么样的时代特征与思潮风向？希望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借此返观胡适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及其内在局限。

一、胡适与“革命论”阵营的交锋

1925年9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系列作为进行了“清算”，包括离开文学革命队伍以后，逃进“整理国故之宫”；随后又努力于“好人政府”的创造，主张“各省会议”，为军阀官僚张目，大唱“中国脱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论调；不久，去“废宫”拜见溥仪，参加段祺瑞主导的善后会议，为章士钊“张目”。该文表示：“曾作文学革命的先驱而为一般青年所敬仰景从的胡适之先生，现在已经为大家所鄙视唾弃了”，“适之先生可以休矣！”[④]此文明确做出了胡适“落伍”的论断，可以说是为之后一段时期内社会上的“批胡”阵营提供了标准“范本”，即使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之后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批评胡适的言论，也大体遵循这一叙述框架，针对的仍是上述“事实”，延续的仍是相似的论调与口吻。

四年之后，胡适因在《新月》上接连发表《人权与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等文批评国民党而与南京国民政府结怨。[⑤]不过，这种对抗姿态反而为他挣得了一些“分数”，尤其是受到国民党惩戒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胡适的“进步”，算是对“落伍”形象的纠正。老友汤尔和专门致信胡适，表示因多年未见，一度认为他已“论入老朽，非复当年”。直到读报得知胡适有被惩办或训饬的消息，才改变了自己先前的想法。[⑥]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也感叹：“到底胡适之还敢说几句话！”他虽因“直言”而受到官方打压，“同时却在他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尊敬”。[⑦]

就在与国民党的关系陷入僵局的同时，胡适与“革命论”阵营的对峙越来越尖锐了。1929年底，胡适发表《我们走那条路》，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其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即所谓“五鬼”闹中华。他进而表示，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胡适一直反对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主张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革命”。[⑧]

所谓“革命论”者，可以理解为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阵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共领导的政治革命转入低潮，但在思想革命的战场，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蛰伏地下，反而扶摇直上，呈现异常活跃的景象。[⑨]概而言之，“革命论”者认定中国革命的内部敌人是封建主义，外部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两个目标远未完成。因此，胡适的言论一出，引发“革命论”者激烈反击。一位自称是“无名小卒”者在读了该文后表示“不吐不快”，要与“名流学者”讨论。他自述，最初对胡适是有期待的，认为他指示的那条路一定是条“出路”，由此可以找到努力的方向，不至再徘徊歧途；但读完之后，反而更加迷惑了。[⑩]有文章从更深层面分析指出，胡适的方法论是观念论的方法论，他的意识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虚造一些革命对象”来掩饰中国真正的敌人。[11]批评者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胡适指出的改良主义是一条“死路”，如果用到这个办法，只能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恐怕手被汤烫掉，汤还要溢出锅外哩！”[12]

胡适与“革命论”阵营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是“革命论”者的立论基础，胡适则认为这两个概念过于简单与笼统，不足以准确概括事实，并且容易造成误导与混乱。在1928年发表的《名教》一文中，胡适讽刺革命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好似“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两者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心理上的过瘾”和让民众“无意义的盲从”。[13]他更倾向于从自身找原因，把中国的危机看作“自家的罪恶的结果”，更多注重“痛祖宗的罪恶，痛自己罪恶”。[14]

胡适的这种理念是一贯的，他反对滥用名词，反对用一个抽象的名词代替具体事实，因此提出了意义更加明确的“五鬼”，用以对抗“革命论”者提出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并指责他们“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15]而在“革命论”者看来，胡适罗列的“五鬼”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结果，不是原因。郭沫若就提出，所谓“五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他称胡适为“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16]由曹聚仁创办、政治倾向偏左翼的《涛声》杂志组织了对胡适的集体批判，指责他以“五鬼”“炫惑百姓，献媚列强”，主要原因在于背后有个人私利在驱使，“将来先生之计划，见赏于当时，则不特免帝国主义者屠杀之忧，国民政府某部之长，日本天皇一等男爵之封，有如探囊取物，牺牲一时之声誉，而收无穷之利益，亦计之得也。”[17]

“革命论”阵营认为，由于胡适根本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存在，因此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必然是“浮浅的、片断的”，他所指示的道路也只是“枝节的、治标的”，甚至可能是一条走向死亡之路。[18]他们纷纷从胡适的资产阶级属性这一角度出发，指出只拿胡适本人做批评对象是不够的，而应以他为标本，解剖“一个次殖民地的士大夫阶级”。[19]周谷城认为，胡适从一个启蒙运动的领袖、一个“万人崇拜的偶像”一变而为“拥护帝国主义的买办”。他批评胡适“努力启蒙，而不肯反帝”，“反帝而不启蒙，是义和团的旧路，启蒙而不反帝，则是买办的新路”。[20]胡绳后来也提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在反旧礼教、反文言文、反“精神文明”的时候，显出了战斗的光芒，但他终究是中国布尔乔亚的代表性人物，正是这种身份，决定了胡适思想的本质“已经保含着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了，这些就注定了他在思想和实践上表现出来的落后”。[21]

《我们走那条路？》引发的争论是广泛而深刻的，老朋友梁漱溟也专门向胡适“请教”。他虽然完全赞同胡适致力于推翻“革命论”的态度，但希望胡能够真正指出“革命论”的症结所在，而不能闭着眼睛自说自话，“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22]胡适进行了简短回应：“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他“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23]

不过，这番回应并未能打消梁氏的疑问，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人加入争论之中。一位叫胡实声的读者就表示更认可梁的主张，而称胡的话是“倒果为因”。针对胡适的“责己论”，他认为，指明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的“症结”所在，绝不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而是要指明大众革命的对象，看清向前努力的途径。”[24]

不仅左翼群体大力抨击胡适，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上海党声》也刊文批驳胡适的论断“不科学”。颇有意味的是，文章最后忠告：“胡先生所要打倒的敌人，实际上早已经国民党指出来认为敌人了；胡先生所用以打倒敌人的方法，实际还只是国民党所用的方法的一种。如果真心要打倒这些敌人的话，就该完全受国民党的领导，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挥来前进，又何必来故意‘鸣高立异’来唱高调呼口号呢？”[25]

面对这些外来的“进攻”，胡适显然不准备退让，反而“战意”越来越浓。1930年11月27日，胡适写成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明确批评共产主义者“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他还表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迁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26]此番言论也被认为是“向辩证法宣战”，[27]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短兵相接了。

几年之后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胡适承认《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为此被一些人骂了好几年，并点名提到了叶青。[28]后者在1933年与1934年出版了上下两册《胡适批判》，把胡适的著作分成哲学、科学、思想、政治、文学、历史（或国故）六个方面进行解剖，最后下了一个“坚硬的定论”：“我现在的批判等于盖棺论定，他以后不再有新的东西了……他已经是思想上的死人了，现在不过行尸走肉而已。”[29]

胡适在这里没有提及郭沫若，其实郭氏也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嘲讽：“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法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30]此处虽未明言，但针对的对象显然包括胡适在内。对此，胡适不会看不到，也不可能毫无芥蒂。或许与这一“过节”有关，两三年之后，当北京大学学生郭湛波写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时，将郭沫若、李达二人单独列出，并与冯友兰、张申府、陶希圣等人并列，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胡适看到初稿后，建议对此二人“勿须单写”，但未被作者采纳。[31]

胡适明确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对当时思想界如火如荼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也一直没有表态。梁漱溟为此质疑：“先生……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正如梁氏所指出的，他们之所以要反对“革命论”，是因为“革命论”者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误认”，如果要“祛革命家之惑”，就必须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怎样一种结构，必须提出对中国社会的明确论断，而胡适恰恰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或者在回避这样的问题。[32]对此，陶希圣也有所观察，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三十年代，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的名家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学生群众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33]胡适就属于陶氏笔下的“京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

胡适自称终身是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一方法强调必须从具体事实入手，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假设”，然后用实验来验证。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这类问题，这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验证，因此应该展缓下结论。1933年12月，一篇投向《独立评论》的稿件再次引发了胡适的感慨，他特意给这位叫孙长元的作者回信，指出其文章“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并称这已经成为“时代病”。[34]1935年，胡适仍强调，中国思想界仍然存在“文字障”“名词障”，是“不可忽视的毛病”，“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35]他在与陶希圣的讨论中再次重申，实验主义的哲学并不反对人用一个抽象的观念来连贯一些现象，但它的主要方法是要先把那个抽象名词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如果连“中国的封建主义”这个名词都“尚须研究”，那么在研究明白之前，不得滥用。[36]可以说，胡适一直秉持的实验主义立场不允许他对类似中国社会性质这类宏大问题下一定性论断，这是他必须遵守的“学术纪律”。[37]而在“革命论”者看来，“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的答案不止关乎历史，更涉及现实，与采取何种革命路径息息相关。可以说，双方在方法论层面的深刻分歧决定了二者矛盾的不可调和。

其实，对于中国的出路，胡适早已给出了他的回答：“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最终“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8]这也是他作为实验主义者能够开出的标准答案。但在民族危机集中爆发的1930年代，年轻人更倾向于寻求一种带有“根本解决”性质的主义与“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方案。胡适的答案即使在学理上可以说通，但在异常急迫的状态中，没有“一点一滴”与“一步一步”的时间与空间。激进的年轻人对点滴式、渐进式的方案普遍缺乏兴趣，反对在原有的框架中进行局部微调，认为所谓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只是“一点一滴的失败”！他们更注重从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变革与秩序重建的角度思考问题。胡适的方法过于高远，不能迎合他们急于改变现状、急于找到终极答案的焦灼心情，这正是胡适的尴尬与无奈之处，也是造成他在年轻人心目中“落伍”的主要原因。

二、“低调”与“高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及随后“伪满洲国”的建立，形成了一个“事实链条”，揭示中日双方的冲突只会愈演愈烈。相对于上海、南京等地而言，北平是处在国防第一线上的故都，地理位置与政治身份都很特殊，受到的威胁更为直接，对“国破山河在”的痛感也更强烈。1932年1月，在清华读书的吴晗给胡适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懑与不解，“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自述：“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主张的人”，只能盼望胡适能指示一条“应走的路”。[39]

胡适似乎并未回复此信，但他在对日问题上态度与立场是一贯的，就是坚持“低调”，主张目光向内，先练内功。1933年春热河沦陷，日军几乎兵临北平城下，居住在城中的胡适仍然强调“冷静”，“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他甚至表示，宁愿亡国，“也不愿主张对日作战。”[40]这一系列表态被认为是“为日本高等民族暂时收管东北热河的宣言”。[41]因此招致了“汉奸”的称呼，曹聚仁就将胡适比为秦桧。[42]几年之后，郭沫若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在华北事变吃紧的时候，有一名大博士提出了把北平作为无军备的文化都城的建议。这好象是在爱护文化，爱护北平，而其实是投降主义，秦桧主义!试问执行了秦桧主义的南宋，结果是怎样？”[43]

九一八事变对胡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与国民政府关系的逐渐修复。面对日方不断进逼，南京国民政府数度“垂询”，胡适俨然已成官方的“座上宾”。虽然他的政治思想与国民党意识形态仍有距离，但双方关系明显缓和。尤其是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之后，胡适与国民党以及蒋介石之间逐渐结束了上海时期的旧怨，进入了“一个在互异中合作的关系”。[44]胡适甚至一度成为教育部部长的候选人，但被他婉拒。[45]

此时，胡适的个人权势稳步增长，他在庚款分配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与一帮朋友主办《独立评论》，社会关系十分广泛。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学院派知识精英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改善为胡适赢得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胡适挟其在知识界、舆论界的影响，半只脚已经跨入政界，文化人已经不能准确涵盖他的身份。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越来越不局限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管是出自他本身的意愿，还是时势所驱，他越来越介入实际政治。

不过，这一做法并未得到身边很多朋友的支持，他们并不希望胡适去趟政治这摊“浑水。但胡并未听从劝告，这一方面与其秉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源于自我认知。他在写给陶希圣的信中吐露：“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即此一端，至少使我个人抬不起头来看世界。”[46]胡适自认有资格做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自己有责任站出来。在对日问题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政见，主张采取“委曲求全”之态度，通过与日方交涉，以“有代价的让步”，努力避免双方直接作战，为国人争取一个“喘气的时间”，并将希望寄托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列强的干涉与援助，谋求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47]在面对青年学生时，在关于“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方面，他仍然重复先前的观点，一直没有新的内容。正是这些表态发言，使他卷入政治与舆论旋涡，对他最尖刻的谩骂与攻击也多是针对于此。陈望道就评论说，胡适“抛却考据不干，历史不编，专谈国家社会问题的时候，正是他的毒质放散得最强烈，又是每一毒质都足以危害我们社会的健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幸福的时候。这时候他的鬼话最多。”[48]

1935年11月，日本不断制造各种事端，分裂华北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北平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胡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仍然强调“一个‘守’字”，明确反对抵抗，“没有自守自卫的能力，妄想打倒什么，抵抗什么，都是纸上的空谈，甚至于连屈伏求和都不配”。[49]此时，燕京大学教师吴世昌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其中传递出来的情绪和先前吴晗致胡适的那封信很类似：“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先生，就在当前，横亘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今日的黄河流域，便是明日长江流域的镜子。”[50]胡适给他回了信，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高调”以及所谓的“勇气”仍持保留态度：

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

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51]

在此之前，胡适曾将一位来自上海沪江大学学生给自己的来信刊登在《独立评论》上，其中提及：“中国人与人相处，责难质问的多，鼓励欣赏的少；你作了一件事，对不对是另一问题，写信为文骂你的总一定较多，向你表示同情和欣赏的总是绝无仅有……我写这封信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表示我对于先生毅然发表这种不易讨好的论调的勇气和识见的钦佩。”[52]胡适是在用一个学生之口传递自身立场。此前他也表示过：“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53]在回复给吴世昌的这封信中，胡适不过是再次嘲讽“勇气”与“高调”。但是，他的这种决绝态度使他与很多年轻人的期待渐行渐远。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上“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他首先承认，这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但他仍然重复自己先前的观点：“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54]随后，胡适再次“诚恳”提出劝告：“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智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55]他希望同学们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

此虽属老调重弹，也确是胡适一贯的主张，引发各界更强力的反弹，胡适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学生对政府的不满转嫁到他的身上。有言论指责胡适“昧着良心袒护卖国的政府，间接的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卖好”，将胡适的“真面目”定义为“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走狗，欺骗民众的罪犯！”“任何有脑筋的，爱国的同学，读了这篇文章，都气愤的骂‘唉！中国真没希望了，这样一个大学者，还丧心病狂的做帝国主义的走狗，阻止，破坏青年的爱国运动！’亲爱的同学们，千万不要再盲信这些卑鄙的学者了，他们早已被丢在反动的毛坑里！”[56]左派学者艾思奇称胡适为“拿笔杆的压迫者”，“公开地替压迫者说教了”，并将其与“拿枪杆的压迫者”相比，指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却不要因为胡适是教授、是学者就以为他的言论没有社会的背景。”[57]有人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他已经是时代的落伍者，哪里配得上摆起臭架子来妄谈国家大计。”[58]

面对这些指责，胡适虽然一再强调报国之事任重而道远，青年人不可为一时冲动而忽略了将来的准备，但这种辩解力度实在有限，无法抵挡那些批评者陈列的种种事实，如九一八之后不抵抗状态下东北沦陷，华北逐渐遭到蚕食，“读书救国，救国读书，培养知识，训练能力。事实告诉我们，等不到我们有充分的知识、能力，我们早变成暴日铁蹄下的奴隶了！”[59]因此，胡适苦口婆心的“忠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使在北大校园内也没有得到遵从，他自己的课堂都流失了很多学生。1935年12月31日下午，蒋梦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胡适上台准备讲话，即遭到几位同学的“嘘”声，但他仍坚持讲完。[60]

对于自己在青年人心目中的位置变化，胡适其实心知肚明。因此，当周作人在给胡适的通信中提出“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时，他反驳说：“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他还表示，自己并不会把青年的不理解放在心上，“丝毫不怪他们”，更使他感觉“不应该抛弃他们”，“我只觉得我们教学二十年，实在不曾尽力，实在对不起青年人，他们的错误都应该我们负责”。[61]在另一封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胡适将自己的行为比作“鹦鹉濡翼，救山之焚”，并未期望能够做成“救焚之事业”，只求可以稍减“良心之谴责”。[62]

胡适一直自认对青年负有“指导之责”，不过，很多青年似乎很不“领情”，因为时代风向已然发生变化。反而是1937年《北平晨报》刊登的一篇社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该文指出，与五四时代相比，“若就青年来说，与其说是教授指导青年，毋宁说是青年在暗中指导教授。诚然，教授中有为青年所拥戴的，但那不是教授能左右青年，乃是因为能投合青年的胃口。所以我认为北平文化界在近十年来，已早失了在全国思潮上的发动与领导的地位”。[63]这则观察可以比较充分地解释胡适“落伍”的主要缘由，胡适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成就他“暴得大名”的那个时代了。

三、胡适真的“落伍”了吗？

1930年11月28日，就在写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第二天，胡适离开生活了四年多的上海，举家迁回北平。最初，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国文化基金董事会新成立的编译委员会，不久之后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北返”对当时颇感沉寂的北方学术界而言，不啻刮起了一股学术旋风。在此前后，胡适应邀在北平进行了多次演讲，他本就是一位具有偶像气质的“明星教授”，所到之处，听者众多。不过，很多青年都是抱着“追星”心态，因为自1926年夏胡适离开北京之后，很多北方青年很少有机会亲眼得见，大多只是慕名而来。至于是否能够接受胡适的思想与观点，则另当别论。[64]对于听众的这种心态，胡适内心也是清楚的。当学生们的新鲜感逐渐褪去之后，他在北平的演讲现场也逐渐回归常态。[65]

即使在北京大学内部，胡适的课堂也逐渐恢复了平静。据他的学生邓广铭记述：“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66]如果单从数量判断，胡适能够影响的年轻人是逐渐减少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当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钱穆也说，北平衡量一位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从课堂的容量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67]

胡适的这些经历也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行相关。林同济曾概括九一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情形说，那是“辩证革命”时代，前期所高唱的那套“实事求是”“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派科学谈”，此时被斥为一种“布尔乔亚免避现实麻醉人生的丑技”。[68]不管是“自由派科学谈”，还是“布尔乔亚”，胡适都是被涵括在内的。在这种思潮风向下，胡适仍坚持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敌视态度，他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对峙越来越尖锐，在左翼青年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跌落。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何兹全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69]张岱年当时在思想上也经历了这种转变。他最初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感兴趣，但读到《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后，感觉这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于是“颇有一些反感”，因为张当时已经自认是“一位辩证唯物论的信持者”，“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的时代，胡适之却教人远离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表明，胡适之已经由一个时代的先驱蜕化成为一个时代的落后者了。”[70]

如果说上述这些评论属于时过境迁多年之后的主观回忆，且需考虑发言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其实当时类似的记录已有不少。郭湛波在1933年完成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称：“杜威的实验论理学，和罗素的数学逻辑虽曾盛行一时，到现在却失掉了权威。继之而起的新思想方法，就算辩证法了”。他评价胡适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等方面虽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中国瞬息万变，思想随时代而急转直下，而胡先生的思想，成熟于‘五四’，至今如故；故失掉今日思想界领导的地位。”[71]上海的媒体也观察到：“北平的思想界的威权者，本来是胡适等一流人，但现在北平的思想界人，简直大部分，都不受他们的支配，胡适等一流人在北平已不很受人欢迎。而北平的学生所欢迎的，据说却是那些满口‘士大夫阶级’‘买办阶级’的陶希圣等。”[72]另一份报纸评论说：“一个学识肤浅的教授，只要是马克斯唯物史观的信徒，就可以大得学生的欢迎。如果你不相信唯物史观，尽管你有天大的学问，也难免不遭青年的白眼。”[73]

这些描述或有武断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北平教育界的某种氛围，胡适自己也亲身体验过。1932年夏天，北平协和会曾请胡适、丁文江、许仕廉、张东荪等，公开演讲，据报道说有一些共产分子参加，并在会场上高呼“打倒资本主义”等口号，“直是市警前来弹压，方悄然散”。[74]一位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胡适演讲“读书方法”，有听众提问“读书方法是不是唯物辩证法”？胡答复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学问，不是革命”，于是全场大哗，会场秩序陷入混乱，大家乱扔“铜元”，群众纷纷退出，演讲被迫结束。[75]胡适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冲突已经非常直接了。[76]其实，他在1933年发表的《建国问题引论》中已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潮流曲线有一个勾画，即一大部分青年群体的思想倾向已经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向苏俄“社会主义”的潮流转移，“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这是一场“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77]

也是在1933年，一位自称“后进”者发表《致胡适之先生书》，陈述了对胡适态度的前后变化，在十五六岁以前，几为“胡圣人”迷，对胡适的一言一动，“靡不真挚地倾其狂热”，认为胡适可以“隆崇朝野，挽斯文运，拯民水火”。“乃曾几何时，对先生之狂热真挚，忽一变而为怀疑恐懼，甚且见署名“胡适”之一切文章著述，辄掉首不顾，望望然去之”。[78]可以说，这位作者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奉胡适为偶像的“胡迷”的思想经历。正是因为曾经极力拥护过，所谓期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他们之前对胡有多“崇拜”，后来就对胡的“堕落”有多“痛心”，两者呈现的强烈对比，又进一步强化了胡适的“落伍”形象。

1931年，中共党员彭康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其中明确把“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做了区分：

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不是胡适等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要接受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我们要接受现在震撼全世界的与一切资产阶级文明敌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胡适只是“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倾向。他“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我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把广大的劳苦群众从一切反动的思想解放出来。总之，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也是反动的。[79]

在这里，“我们”与“你们”的区分不仅是不同思想主张的分野，更是“新”对“老”的代际更替，集中展示出更年轻的一代对五四“前辈”的不满以及挑战的雄心。他们正在努力构建一套与自身的阶级属性相匹配的文化体系，简言之，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左翼阵营看来，胡适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大力倡导的实验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其“资产阶级属性”是他走向“落伍”的内在原因，打倒了实验主义方法，就会使他受到致命伤。彭述之批评实验主义正是“美国资产阶级精神的反映”，是美国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抽象化。[80]

另一位左翼人士李季批评实验主义是一种“商业哲学”或“市侩哲学”，“唯利是视”,“是浅薄的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现存统治的工具”。[81]他一方面承认胡适是梁启超之后“侏儒式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学术上一个唯一有权威的代表”，因此，“打倒他是我们的权利，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82]显然，对于致力于创建自己阶级文化的年轻人而言，胡适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不是“领袖”，而是一个“对手”了。跨越、战胜这个对手，更能体现这种新文化的价值份量。因此，将矛头指向胡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最终意图是对五四一辈的“取而代之”。

当时在很多左翼青年的认知中，“胡适派”成为一个颇具负面意义的概念。据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陆万美回忆说，很多成员不大认真分析文艺界的发展情况，“动不动就给人扣以胡适派或新月派的帽子，反正都是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或走狗，一律加以蔑视或敌对。”[83]对于胡适的批判已经呈现组织化、规模化特征，左翼倾向明显的《读书杂志》《涛声》等都专门组织过对胡适的集体批判。《涛声》就公开征文，邀请全国学界同仁参加廓清胡适思想的运动，声称要将“五四运动时代的批判精神复兴起来”！[84]

如果说，上述很多文章还是在与胡适进行商榷、讨论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则是讽刺、奚落、挖苦、调侃了，仅从篇名即可判断，如《辟胡适狂论》《胡适适从何来？》《论独裁并质胡适之》《诫胡适之博士》《胡适之自比孔子》《胡适之是尖先生》《胡适之千金疗盲肠》《胡适之碰壁归来》《胡适碰钉详记》《胡适之艳史》《胡适之攻击林语堂》《胡适在平大做其寿》《胡适先生的幻想》《胡适之风流浪漫史》《胡适博士的嘴脸》《胡适是中国人么？》《胡适否认被狙击》《胡适南行没趣》《胡适与鸭》《胡适之那里去》《胡适之者流》《孙行者和胡适》《胡适之演讲受窘》《章太炎怒骂胡适之》《惯打自己嘴巴的胡适》《胡适之吃醋》等。这些批判文章虽然并不全部出自左翼青年之手，但足以说明胡适遭遇的舆论风暴，以致胡适在与周作人的通信中形容自己当时的境遇是“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85]

来自新一代的批评越来越刻薄，有些言论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层面，有文章提及“胡”姓“并不是原来的汉族血统，而是刚毅善武胡人传入的异种”。[86]有人称胡适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奴才典型”，中国思想界的“败类”。[87]极端者则直接咒骂。1925年《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称胡适“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我今天总没有想到要‘骂’胡适之，而且很早就没有这个念头了，因为胡适之之不待骂，犹如路旁的一条死狗之不待叱咤一样；只是，这条死狗今天发出了一股妨害公共卫生的臭气，我们却不能不理会了。”[88]

十年之后，胡适因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表态刺激了很多激进青年，一位北京大学学生给他写信，称其“丧心病狂”，是一个“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这位同学质问：“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们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通〖痛〗快吗？即使你能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他发出警告：“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最后还以“将来杀你的人”落笔。[89]胡适收到此信后，将其附在了自己的日记中。

即便是一些专心读书者，对胡适也开始不以为然。1932年，清华学生夏鼐曾在与同学王栻谈到胡适已是时代的“落伍者”，“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1934年清华毕业礼，胡适为讲演嘉宾，开给毕业生的还是三张老药方 ：（一）多找出几个问题，以作研究 ；（二）多弄点业余的玩意儿，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 ；（三）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夏鼐听完讲演感慨：“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90]

需要说明的是，三十年代，胡适对于青年的影响力与引导力虽较以往呈不断下降趋势，但仍不乏追随者。他的观点与态度在学生中并非完全没有市场，只是此时已经成了少数派。实际上，对于胡适的境遇，作为“外人”且与胡有一定私交的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有更为公允的看法：

自他主张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现在差不多近二十年了。这其间，他始终立在中国思想界的第一线。在中国青年当中，他的声名，虽已不如昔日，但还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是一方的领袖……我们若不提到胡适，如中国的学界、思想界、评论界以及今日的中国与人物，将都无从谈起呢。[91]

余论

胡适是一个典型的“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人物。[9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胡适的“誉”基本是一致的，但对他的“谤”则因对手不同而指向各异，且与时局密切相关。五四时代，胡适遭致的非议主要来自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这一方面不排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而带来的“人红是非多”，另一方面也确实给对手留下诸多口实。进入二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加入批判胡适的阵营，针对的焦点主要落在他参加善后会议、过于与旧势力周旋等方面。

进入1930年代，胡适承受的舆论“炮火”显然更加猛烈，受到的攻击也直接而尖锐。如果说，之前胡适主要是因为“新”而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此时更多针对胡适的批评就聚焦在他的“落伍”上了。用一个体育战术术语形容，之前对胡适的攻击还属“防守反击”，后来则已经带有明显的“主动进攻”意味。正如一位署名“屏群”的作者在对胡适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指出：“对于胡适博士的批判，在过去和现在虽是继续不断所常见的事。但在民国十一二年以前，大都是基于保守的观念的攻击，具体的说，也就是代表封建意识对于新兴意识的反抗。而最近几年来，则是代表更新兴的意识。”[93]《涛声》表达的也是类似的看法：“现时的批判胡适，和前期的批判胡适实有其截然差异之点，前者的性质是封建思想的挣扎，后者的性质则在廓清次殖民地的思想，前者采取反抗的方式，后者的方式则显然为进攻的，这正是时代的意义的所在。”[94]

一个人声望的抬升与下降，都属正常现象，很少有人能够一直涌立时代潮头。对于这一点，胡适自己其实看的很清楚。1919年他在石家庄参观了吴禄贞墓之后与朋友通信有感而发：“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胡适当时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锋芒已露，但已经认识到“只有早死的人既能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95]这也是对他之后人生命运的一个预言。

所谓“落伍”者，即不能适应时代之需求。新文化运动造就了胡适的历史地位，很多青年期待他能一直站在时代的火车头位置，引导追随者一路向前，“犹忆胡适之最先提倡文学革命，极为一般青年学子所崇仰。盖当时彼之思想，是在时代的前面，且日有进步。”[96]胡适亦有相当高的自我定位与期许，但当他借助这一“地位”试图去教育更新一代的青年时却处处碰壁，“过云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他的地位，作了官，成了学者，现在，他坐在用青年的肉与骨筑成的宝座上，企图指挥新的青年，怕新的青年把他的宝座打翻。然而时代不同，人亦不同，新时代青年，已与新兴阶层联成一片，他没有力量来指挥了。”[97]

从新文化运动到三十年代，中间不过十几年的时间，社会阶段、文化环境以及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代命题发生重大变化，胡适终身服膺的实验主义无法有效回应中国的众多现实问题，开出的药方更是与广大青年人们的期望南辕北辙，这正是他的尴尬与无奈。他提出的方法过于高远，追随者越来越少，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确实“落伍”了。[98]

批判胡适“落伍”的言论主要来自左翼阵营的青年学生，应该说，这一群体当时主要处于地下状态，数量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不过，他们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争取、带动了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左翼力量不断蔓延，其声势更类似一个传声筒或麦克风一样，在这种作用机制之下，具有明显的放大与散播效应，批判胡适“落伍”的声音此起彼伏，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胡适的遭遇展示了1930年代中国政治情势与思潮变动的一个横截面，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在近代中国的困境。他们面临的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局面，但仍然在固守先前的态度主张，刻舟求剑，也必然要被更新的思想与主义取代。正如1933年《涛声》上一篇文章的认定：“现在批评胡适的已有数起之多，但在我看来，不过也是打死老虎，并无时代的意义。胡适固还健在，而他在我们进步的青年的脑中，久已不复占有重要地位了，他久已不是思想领袖，久已不是权威了（固然正在是大学阀），本用不着再打，再打也无意义。”该文承认，胡适在历史上确有过大贡献，“不过也已是过去的了”，他的“下行”只是因“不前进而已”。[99]因此，“与其说是胡博士落伍，毋宁说是时代进步”。[100]

批判胡适“落伍”者大多为左翼青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重要构建者与倡导者。如果从这条线索考察，1950年代的胡适批判运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较强的“群众基础”。不同历史时期的胡适批判虽然具有时代背景上的重大差异，但是构成了一个前后纵贯的精神谱系，在很多方面分享共同的思想资源。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注释：

[1]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

[2]胡适去世后，徐复观在悼念他的文章中感叹：“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收入氏著《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唐德刚也称，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十年代则是“臭名昭彰”。（唐德刚：《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足岁冥诞而作》，引自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03页。）

[3]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氏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7-138页；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张仲民：《胡适何以“暴得大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张仲民：《新文化偶像的塑造：胡适及其受众》，《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

[4]求实：《评胡适之的“新花样”》《中国青年》第4卷第98期，1925年9月28日。

[5]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1987年版）对此都有长篇专文论述。还可参见杨天石《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中国文化》第4辑，1991年。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6]《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3页。

[7]连柱：《胡适底受人尊敬》，《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8]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10日。

[9]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7期。

[10]《我们走那条路？请教胡适之先生》，《现代中学生》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

[11]郑景：《一条改良主义者的死路——关于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新思想月刊》第7期，1930年7月1日。

[12]屏群：《没落的胡适博士》，《对抗》第8期，1933年1月1日。

[13]胡适：《名教》，《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7月10日。

[14]鲁人：《胡适之“反省”了什么？》，《时事公论》第1卷第3期，1934年7月1日。

[15]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10日。

[16]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147页。

[17]石不烂：《致胡适之先生书》，《涛声》第2卷第21期，1933年6月3日。

[18]屏群：《没落的胡适博士》，《对抗》第8期，1933年1月1日。

[19]周木斋：《关于批判胡适》，《涛声》第2卷第16期，1933年4月29日。

[20]周谷城：《思想批判——买办学者胡适博士》，《正理报》第2期，1933年4月28日。

[21]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

[22]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23]胡适：《答梁漱溟先生》，《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24]胡实声：《梁漱溟与胡适之》，《生活》第8卷第12期，1933年3月25日。

[25]秋魂：《评胡适<我们走那条路？>》，《上海党声》第5期，1930年5月11日。

[26]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新月》第3卷第4期，1930年。

[27]胡萩原：《贫困的哲学——胡适的方法论之批评》，《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1931年6月1日。

[28]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9页。

[29]叶青著：《胡适批判》（上、下册），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版。

[3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第8页。

[3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再版自序”，第2页。

[32]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33]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25页。

[34]胡适：《致孙长元》（1933年12月13日），《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

[35]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

[36]胡适：《略答陶希圣先生》，《独立评论》第154号，1935年6月9日。

[37]关于胡适“实验主义”思想内涵及其方法论的分析，可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178页。

[38]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10日。

[39]《吴晗致胡适》（1932年1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 473页。

[40]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41]曾乃登：《与曹聚仁先生论胡适之博士——“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检讨》，《涛声》第2卷第16期，1933年4月29日。

[42]聚仁：《胡适与秦桧》，《涛声》第2卷第18期，1933年5月13日。

[43]郭沫若：《斗牛国的牛》，《沫若文集》第11卷，第85页。

[44]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31页。

[45]《汪精卫致胡适》（1933年3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04页。

[46]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2日），《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643页。

[47]胡适：《致王世杰》（1935年6月27日），《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646-649页。

[48]雪帆（陈道望）：《关于胡适批判》，《中学生》第36期，1933年6月。

[49]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

[50]《吴世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96—598页。

[51]胡适：《致吴世昌》（1935年11月22日），《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660页。

[52]《海外寄来的一个花球（通信）》，《独立评论》第33号，1933年1月1日。

[53]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54]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期，1935年12月20日。

[55]胡适：《再论学生运动》，《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

[56]漠宁：《读了胡适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十二九特刊》1935年12月20日。

[57]艾思奇：《胡适也来挑拨离间》，《改造》创刊号，1936年1月1日。

[58]山人：《胡适也配谈国事吗？》，《民间旬报》第26期，1936年6月30日。

[59]漠宁：《读了胡适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十二九特刊》1935年12月20日。

[60]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后胡适在北京大学的遭遇，参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35-245页。

[61]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680—683页。

[62]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708—710页。

[63]《北平文化界的责任》，《北平晨报》1937年4月20日，第2版。

[64]对于胡适的学术明星效应的研究，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三部）为学论政（1927-1932）》，第三章“天字号学阀，明星级教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版。

[65]余英时对此指出，胡适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一颗“明星”，这些青年都是“追星族”，但“胡适崇拜”和“胡适的影响”之间不能划等号。受他思想影响的青年人也是有的，不过远远没有“听众”那样多罢了。参见《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35页。

[66]邓广铭：《我与胡适》，《邓广铭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6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72页。

[68]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2月1日。

[69]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期。

[70]张岱年：《论胡适之——关于胡适之的一些感想》，《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页。

[7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01页。

[72]《北平思想界之左倾》，《小日报》1932年8月16日，第3版。

[73]芝：《落伍的北平思想界》，《世界旬刊》第15期，1932年9月1日。

[74]《北平思想界之左倾》，《小日报》1932年8月16日，第3版。

[75]智良俊：《北平大学法学院“社联”支部活动情况》，《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37期，1986年4月。

[76]蒋廷黻曾评价说：“真是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比共产主义距离胡先生的思想更远的了。”参见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77]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

[78]石不烂：《致胡适之先生书》，《涛声》第2卷第21期，1933年6月3日。

[79]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0年2月28日。

[80]彭述之：《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81]李季：《我的生平》第２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509页。

[82]李季：《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序言》，《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83]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

[84]《胡适批判专号征文启事》，《涛声》第47期，1933年3月25日。

[85]胡适：《和周岂明贺年诗》（1935年12月25日），见《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673页。

[86]许白雁：《胡适博士》，《涛声》第2卷第12期，1933年4月1日。

[87]《胡适批判专号征文启事》，《涛声》第2卷第11期，1933年3月25日

[88]求实：《评胡适之的“新花样”》《中国青年》第4卷第98期，1925年9月28日。

[8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278页。

[90]夏鼐：《夏鼐日记》，卷一（1930—193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245页。

[91]《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在北平与胡适陶希圣等之会见论》，《时代日报》1935年8月7日，第1版。

[92]周策纵在一篇追悼文章更倾向于认为，“谤满天下，誉亦随之”应是更正确的描述。周策纵：《胡适风格（特论态度与方法）》，原载《传记文学》第50卷第3期，1987年3月号。引自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第238页。

[93]屏群：《没落的胡适博士》，《对抗》第8期，1933年1月1日。

[94]周木斋：《关于批判胡适》，《涛声》第2卷第16期，1933年4月29日。

[95]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2页。

[96]玄：《胡适之越来越荒谬》，《革命新声》第17期，1929年9月10日。

[97]狄克：《老鸦与胡适》，《知识》第1卷第5号，1936年2月1日。

[98]余英时也提到，“1932年以后，在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比一天高涨的情况下，连北大的学生也和他越来越疏离了。”参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35页。

[99]周木斋：《关于批判胡适》，《涛声》第2卷第16期，1933年4月29日。

[100]江肇基：《胡适生活纪实》，《实报半月刊》第13期，1936年4月16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